浅析产业集群下的“苏州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4-0023-04
一、引言
2000年以来，苏州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2005年其GDP继续超过深圳位列中国第四位，“苏州模式”作为一个新名词渐渐被诸多官员和学者在发言和著作中引用。一般认为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以外资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经济的模式(张晔，2005)。所谓苏州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国际IT产业转移的良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构筑设施完善、服务到位的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逐步形成配套产业链，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①。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苏州模式”是苏州农村以乡镇企业发展著称的“苏南模式”进入尾期后形成的以外向型为特点的一种发展模式(李玉梅等，2004)。由此可见，关于“苏州模式”的学术概念或是没有指出苏州模式的实质性特点或是直接等同于对外产业政策。笔者从产业集群角度出发，试图给出一个关于“苏州模式”较为基本的认识。
二、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
(一)集群的产生和演化
从集群的产生和演化上来看，理论上一般认为有两种演化模式，一是由政府推动的类似于“嵌入型”(异地孵化)集群，即由政府建立开发区以吸引外资或是外来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二是地方企业自发生成或称为“原发型”集群，即由于地区优势或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利用其特定的社会关系，建立并加强企业间的联系所形成的集群。
苏州模式显然属于前者，同其他奉行赶超战略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政府在苏州经济发展和集群形成上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苏州地区特殊经济区的建设上。按照孵化理论，这种空间是一种为新生企业而设计的受控制的环境(Lalkaka,1994)，它可以位于产业链的任何位置，所以这类集群能被操作来符合自身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苏州政府完全运用该理论建设特殊经济区，统筹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便利，突发形成强大的区位优势，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园区管理局拥有上不封顶的自行审批特权，外事管理权，中国唯一的区域性公积金制度，全年365天×24小时快速物流通关，使苏州开发区成为国内外资本的重要集聚地。2005年全市11个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全年共新增注册外资1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6亿美元，分别占全市的70.8％和76.7％，完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30亿元。这种“自上而下”规划干预形成的竞争优势使园区经济各主要指标一直保持着年均50％的增幅。可见人工设计的产业集群空间使得地区经济有了很大的操作性，由此政府愈显出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温州的情况则完全异与苏州，属于“原发型”集群，其特点是集群的自组织性和极强的本地性及社会网络，呈现自我产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演化的特点，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自发、稳定的经济空间，是人们因生存压力、致富欲望、创新冲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默许而发展起来的，政府在这里的作用极其有限。温州集群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较强的地方根植性特点被诸多学者作为中国新产业区② 的代表而广为称道(周维颖，2004；丁洪建等，2003；王缉慈，2001)。
为什么集群能够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产生方式？马歇尔在长期竞争性供给理论中指出，在多重均衡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最终会出现哪一种均衡取决于初始条件，即历史的中心作用。最明显的证明即同Krugman所提到的美国地毯之都——道尔顿是由1895年Catherine Evans的一份结婚礼物引起的一样，温州打火机集群是在1985年左右，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回家探亲时带回的小礼物之一——日本打火机引起的。上溯更长的历史，则温州久因自然条件约束(七山两水一分田)而长期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养成了人们自我管理的习惯。而苏州自古就因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成为中央重要的财税和物资来源地，一直以来受到中央集权的严厉控制，形成了人们讲究秩序、等级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以及政府家长制的传统作风。历史上苏南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或是集体企业都是在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文化环境中由政府主导创立的。所以新时期产业集群的建立同样由政府企业家主导。
(二)集群企业主体
笔者关注集群企业主体，意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集群的资本来源；二是企业行业属性。
1.从集群企业的资金来源来看，苏州突出表现为外资占优的格局而温州则是民间资本汇流的天下，形成了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聚的不同主体。表1显示了5年来不同资本对苏州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可知苏州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值份额是稳定交互替代的，即外资占比日渐上升而内资逐渐减少，直至低于外资占比，显示了苏州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由区域内部转向外部。而温州的情况是内资企业一直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从未低于87％，并仍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表2显示在全部企业绝对数上苏州多于温州，但从内资企业占比来看，苏州为64.48％，温州则高达91.53％，显示了两个地区不同资本的吸纳能力和集聚主体。
2.从主导产业来看，由表3可知苏州仅在2002～2006年4年间集群产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锐意上升取代了纺织业的排头兵地位以外，原有主导产业产值比率均出现巨幅下降，甚至一半退出了该行列，以至现在IT产业以其近1/3的产值比率形成了其他行业难望项背的强势集群。由于它的带动，使得前6位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从原有的57.97％上升到71.66％，使苏州市集聚水平有了个跳跃式的“大推进”。
温州不同于苏州，其是显著以轻工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其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包括鞋、服装、眼镜、阀门、民用灯具、汽摩配件、纽扣、精细化工、打火机和低压电器等“国”字号生产行业(徐维祥，2001)。温州前6位的产业集中度为64％，如果算上温州为数众多的规模以下企业，则支柱产业中的皮革及制品和服装等产业的份额还会高(见表4)。
从表3、表4来看，两地的产业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由于投资来源不同。温州选择沉没成本较小、启动资金和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而苏州强于高级制造恰是源于双方本土资金和海外资金的区别，外资注入苏州从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直接提升了“苏州制造”的平台。而外资在温州的缺失和当地人依靠自主创业和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传统方式，限制了启动能力而使产业呈现“小而轻”的特点。所以苏州的产业集聚主导形式是外资跨国公司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而温州则是以内资轻工制造业为主。
(三)集群生产方式
关于生产方式，从集群理论上来看，最基本的可分为刚性生产和弹性生产。识别这两种不同方式可以从地方专业化水平和企业协作关系来判断。
1.从专业化程度来看，苏州远不及温州，表5显示了苏、温所在两省的地方专业化指数，两省的两位数优势产业的地方专业化指数江苏除了有3项高于后者外，其余均低于浙江。从两省的情况可以粗略推出两市的专业化水平，苏州是低于温州的。
苏州由于主体是MNC电子产业集聚，直接接轨国际平台，承担着全球制造或装配基地的角色，生产要求及时、严格和大批量。同时，电子产业的高度模块化特点也要求以重复式生产进行，生产任务按流水线上的每个工位进行了明细的划分，每工位只负责很小一部分工作，重复程度高，生产效率高。这样的生产方式为典型的福特制刚性生产。虽然由于管理升级和科技进步(如BPR、ERP、EAM、SCM、CRM等信息化解决方案)有望使刚性企业趋向于弱刚性，但实际上只是使模块组装更多样化，并不会使单位零部件的生产更具有弹性。事实上电子信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弹性生产的，如日本的计算机企业坚持丰田主义生产模式(即弹性生产)，坚持自创品牌和行业标准，结果丧失了制定技术标准的制高点，未能主动融入信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2.从企业间协作来看，由于电子信息产业高度模块化的特点，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模块化设计和制造使得信息产业的各个价值节点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产业部门，所以苏州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相对较弱。而温州小企业的生产是环环相扣的，如温州苍南金乡镇的铝制标牌和徽章生产，可分解为溶铝、轧铝、写字、刻模、晒板、打锤、钻孔、镀黄、点漆、穿别针、打号码等10多道工序，而每道都需要在前次加工基础上再加工。生产要在这些工序间顺利传递，企业间的紧密联系是不可缺少的。
(四)集群网络模式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集群网络具有三方面的不同特点。
1.从集群主体间信任的表现形式来看网络运作逻辑。Powell认为信任是网络区别于市场模式下价格规范机制和科层制下合法性权威运作机制而取得高效率的重要因素。正是通过信任基础上的协力合作和有来有往的回报行为才使得网络模式表现出经济性。所以信任关系是经济交易和企业网络的基础，但至于苏州和温州，则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苏州表现为完全形式上的契约方式。由于苏州企业的交易对象来自于全球，距离的客观存在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虽然空间距离可以被技术进步缩短，但是关系距离则不然，人们在交易中有就近原则和面对面取得信任的习惯。所以为降低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第一个措施是合作方之间的契约安排。但契约还只是增加信任的一小部分，为进一步控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交易过程还包括一系列事前、事后对供应商的评价：质量保证、资格认证、ISO9000认证、标准、商标等一切能够提供一定信任标准的制度化文本信息。这种信息的搜寻和契约订立过程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但是依靠并不断完善这种信任框架成为规避风险的仅有选择。而温州的情况是较依赖非文本契约或是道德契约，即潜规则对当地经济秩序特别是企业间信任关系的重要作用。这种潜规则首先来源于温州企业之间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经济关系，信息在企业间是高度对称的。人们倾向于自我管理，待引入市场机制之后，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就直接转化了为利润要素——社会资本。此外，小企业由于规模小所造成的不经济性即建立信息系统和程序的成本高，搜寻、估价及契约设计实施的监督等交易成本大，缺乏风险分担机制，违约风险高，使得交易参与方默认选择最经济的办法，即试图更多地依靠声誉机制，而不是详细的契约。所以信任在温州变成了一种社会资源。相对于评估和谈判所花费的成本，双方都能实现实质性的节约。较之于苏州模式受限于契约的刚性，温州模式还有灵活反应的好处，任何约定的变动只需另一次简便沟通即可。而维持这种信任机制又要依靠网络关系自身。由于小企业不能承担事后惩罚和毁誉的后果，机会主义将大大减少，这就是网络中被“开除”的风险，Soda(1997)称之为“网络负债”。所以温州企业之间这种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搅浑水晶般清澈的市场之水的东西”能够持久的运作下去。
2.从生产要素来看“外部网络”和“内部网络”。首先分析技术因素。产业的技术特征是决定网络采取何种形式的重要决定因素(Hendry et al.,1997)。苏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高技术的代表，知识和技术是其核心竞争力。从技术保护角度来看，MNC母公司往往在R&D上投入巨额资金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而其研发成果往往又是极易传播的编码知识，如公式、图纸、光盘、手册等，所以为避免技术被人模仿，MNC倾向于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以控制技术溢出。因为一体化是技术保护的有效手段(Nooteboom,1996)。如Intel始终维持在美国本土的完整生产线。但是MNC为了在创新收益和成本支出的差额间取得最大值，往往会采取一种企业联盟的形式，即MNC的生产链尽量向全球扩散使成本最小化，同时维持供应商之间的网络联系尽量避免技术溢出。虽然苏州IT业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接受的是先锋技术转向成熟技术的产品制造，但是其制造业被纳入了MNC的全球联盟中，所以这种联盟使得苏州制造企业地方联系较少。而温州轻工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是低成本优势，而不是高技术。所以水平企业之间不会因不愿意泄露的操作过程和战略内容而封闭自身的交流网络。
从工人在技术更新中的作用来看，由于温州的技术更新主要来源于模仿，所以工人的经验性创新和合作网络起着重要作用，成为内部网络连接的又一载体。比如温州人李坚招来两个朋友“研究”，发现了日本新型打火机的技术奥秘，创造了一次成型的锌合金压铸技术，成就了温州第三代打火机。而苏州主要承接的是MNC的技术转移，创新研发是技术人员的专有工作。工人在苏州只要完成“契约工作”，对于创造这种“附加工作量”(Brusco,1996)没有要求；而且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使生产线上工人的创造力变得极其有限。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工人仅仅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做一些简单、重复性和容易掌握的工作。所以工人在这里也失去为创造而连接的人际联系，进一步淡化了地方网络的作用。其次，从原材料的可得性来看，苏州电子信息产业不仅核心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需要进口，原材料本地也无法满足(见表6)。比如说中国在集成电路生产所需要的铝、钛、铜、钴和镍，以及其他金属上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这些金属材料在集成电路生产应用时必须具备极高的纯度。目前在国内市场上不可得。至于产品市场，外部国际市场对于两地都十分重要，温州打火机80％以上出口，眼镜行业的年出口额为年产值的90％。温州2005年出口额61.8亿美元，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31％，但是相比于苏州700亿美元的出口额和高达148％的出口依存度，则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外部市场对于苏州来说比温州要重要得多。所以从以上技术来源、技术更新、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等四要素来看，苏州企业集聚体间的联系主要是在区外，本地网络主要体现在共享基础设施和资源上，如专业化劳动力市场、运输系统和生存环境。所以苏州的现实是集聚企业地理邻近，但却不存在密切联系或缺乏相互交流。
3.从集聚体内力量分配来看“核”状网络和“环”状网络。根据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网络中的关系，有两种典型方式：一种为“核”状，也有学者称“纯原子式”(王缉慈，2001)，在日本则形象地称为“王国式”企业网络，其特征是一家或几家大公司可以决定别的企业的存在；另一种为“环”状，也就是“共和式”企业网络，表示企业间力量不因规模差异而产生不同。很多情况都介于两者之间。
从苏州模式来看，其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关系明显偏向于前者。苏州中小企业形式上完全独立，但事实上其经营对象却带有确定性，主要是因为不易变更的技术标准和巨额的沉没成本。中小企业一般没有能力自创平台，只能在大企业制定的标准下作出选择。如音视频产业内编解码标准：H.264、MPEG-4和AVS，电信3G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企业一旦选择了技术平台，建立起来的生产系统就不能轻易更改。苏州企业又主要以OEM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少数国际巨头控制了中国以外全球市场的主要份额，生产对象只能是采用同一标准的下游企业，所以服务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Lock-in)了。同时大企业一旦确定了供应商，会保持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③，这种“亲密的协作”又削弱了供货商的营销能力。另外高技术巨额原始固定资产的投入造成了巨额沉没成本，企业存在退出障碍。然而，大企业为进一步压缩成本，采用竞争性采购策略，加上苏州本地的内部竞争机制，使得中小企业在议价上的劣势更趋恶化。再从生产管理模式来看，大企业在正式权力机制下为尽量实现风险转嫁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如供货商质量管理、买放零库存和JIT等。由此产生的权力外溢造就了“买放驱动”的交易事实。该模式中大企业成为大买主和零售商，掌握了品牌利润，实现了权力溢出最大化。所以对苏州集群中的单个企业来说，它们根据能力、规模和经济活动地理范围要么居于核心要么处于边缘，即如原子结构般的“核”状。而温州的情况是小企业没有严格的产品标准，而且只有极小的沉没成本，进入和退出障碍都很小。大企业在这里并不决定中小企业的命运。相反，它们是一种共生合作的关系。如温州正泰集团仅自产零部件的10％，其余向800家当地厂商公开招标，成本只有国有企业的1/3，而且温州以信任为基础的区域内网络协作模式和灵活生产方式已尽可能使双方实现了成本风险最小化。大企业利用转嫁机制挤掉成本的可能性已降到最低，一定程度上没有权力“相向”的必要性。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倾向于“共和式”的“环”状网络。
三、结论
笔者从以上四个方面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探讨了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不同，基本描画出了“苏州模式”的定义要点。苏州模式可理解为由政府推动的产业嵌入为发端，外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为主体，企业网络契约连接和外部导向及实行刚性生产方式的区域经济模式。笔者的分析间接反映出了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虽然苏州模式这种网罗外资企业形成集聚的方式给苏州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弱点集中体现在苏州集聚经济体缺乏根植性，近期诸多学者的研究发起了对这种模式的重新考量。而温州模式尽管在生产方式和根植性方面占优势，却也反映了产业结构亟待技术、品牌建设来实现升级的迫切性。鉴于苏州模式依赖于政府企业家创新，而温州模式依赖于市场企业家创新的特点，有学者提出，这两种模式最终将走向融合，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条道路④。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杭州科技》2002年6月，第40页。
②值得注意的是，新产业区的概念在中国还有待规范，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新产业区，学界还存在着广泛争论。
③任胜刚(2005)指出苏州84％的MNC与本地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是长期稳定的。
④赵晓《21世纪经济报道》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2005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