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对中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及两国学者在图书馆学习研究中习惯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美国学者较多地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并且具有实用主义传统；而中国学者更多地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并且偏好理论研究。如果两国学者能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则能更快地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
关键词：图书馆学 研究方法 方法论 比较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等不同，加之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因此中美两国的图书馆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存有较大的差异，构筑了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与图书馆学理论框架。对比中美两国图书馆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
1 美国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而中国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则有明显的理论倾向。
麦维尔·杜威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基础。他的“三R原则”是图书馆学的基本原则。谢拉在其《图书馆哲学》一文中曾指出：“回顾以最少的花费让大多数人得到最好的图书，简直就不能称作图书馆哲学。然而，多少年来，或明或暗地，图书馆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图书馆学家无疑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传统，而且，或明或暗地，或多或少地，美国图书馆学就是以实用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布沙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可以说是美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体现，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相比之下，中国的图书馆学家在构筑方法论体系时则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完整性。不论是乔好勤先生的“三层次说”、王崇德先生的“倒三层次说”，还是黄宗忠先生的“四方面说”，都是在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具体方法的同时，力图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中美两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各有优势与不足。美国图书馆学家布沙的体系的优点在于它摆脱了繁琐的理论论证，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简便实用的研究技巧与技术。但是，由于过多地偏向于实用的技术性研究，就使人感到它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并且产生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相对模糊的不足。美国人所构筑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不足正好被中国人建立的体系所弥补。然而，后者却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一些探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对实际的研究工作并无多少指导意义。因此，中美两国的方法论体系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2 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实用主义传统，不仅表现在其方法论体系之中，而且表现在对待从其它学科借鉴移植过来的新方法的态度上。虽然，中美两国的图书馆学家都擅长于吸收、消化、运用从其它学科移植过来的新方法，但是美国人更注重运用新方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中国人却更热衷于将新方法用于构筑新理论。
这样的例子不少，例如：系统分析方法是80年代中期兴起并被美国图书馆学家迅速吸收、广为使用的一种有效方法。一些美国图书馆学家认为，图书馆界如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一样，也可以视为一个“系统世界”，图书馆的各种现象都同样符合系统的含义与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图书馆在收集、加工、整理、存储、传播知识与信息的过程中，各个工作环节之间联系密切、层次清楚。同时，与周围的环境无时无刻不产生相互作用，作为其服务对象的读者也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层次所构成的群体，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系统与层次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发展规律。美国图书馆界的研究人员对图书馆系统的调查考察、设计系统及实施方案的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图书馆的整个活动的论文、论著不断问世。美国图书馆学家通过系统分析方法来评价新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图书馆过程的有效性、工作计划和实行决策的准确性，为提高图书馆工作的效益，为制定工作计划与重大决策提供了充分可靠的论证。而中国的图书馆学者也将系统论、系统分析等新理论、新方法移植到图书馆学研究之中，然而这些引进与移植大都用来构建新理论，对图书馆工作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甚少。甚至有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只不过是一种强行嵌入，把名词和术语罗列一番，既不涉及实质和内涵，也不能在图书馆学中找到它们本来的生长点和内在运行机制，更无法指导实际工作，从而造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虚假繁荣。
如果中国的图书馆学家在发扬自己的理论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那么将大大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3 美国的图书馆学家比较多地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中国的同行则更偏爱定性研究方法。
美国的图书馆学家在研究中比较喜欢采用定量方法。定量方法的运用使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描述统计法被运用于确定图书的借阅率，分析某一部分藏书的增长，确定图书馆各类人员的编制数额等；分析统计法被用于确定某类图书的单本借阅率，按读者类型分析读者的兴趣，评价图书馆员对图书收藏的意见等。同时，一些图书馆还运用图示分析、相关法等数学方法对数据材料进行分类与组分、测定工作质量等。
相比之下，中国的图书馆学者在运用定量方法的数量上、深入程度上远比美国同行们逊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①中美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中国人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觉性与模糊性的特点，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个体性、重分析与精确性的特点。定量分析方法是追求精确性研究成果的手段，而进行定性研究离不开直觉，其结论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②许多美国的图书馆学家获有双学位，拥有较丰富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知识；而中国的图书馆学家往往知识面较窄，往往局限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从而妨碍了对定量方法的吸收与运用。③美国的计算机普及率远远高于中国，为美国图书馆学家运用定量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然而，只凭借定量方法并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全部问题。定量方法不是包罗万象的，它缺乏一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只可能局部地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与数量关系，但对于象图书馆学这样的以人和社会大系统为背景的学科规定性和其间的偶发性因素往往一筹莫展。在算式中只能以忽略或无干扰的条件进行演绎，而这种“干扰”又恰恰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必须考虑的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即使在美国，将定量方法普遍地应用于图书馆学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一些文章认为，对图书馆学采取绝对数学化的态度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实质和它作为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学科之核心的歪曲。因此，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才是图书馆学健康良性发展之道。
以上我们对比了中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不同之处。然而，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与图书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中美图书馆学者必然采用许多共同的研究方法。事实也正是如此。中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相异之处也只是各有侧重而已。相信中美两国的图书馆学家能够相互学习与借鉴，共同发展图书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