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养老金论文,债务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与其人口老龄化危机密切相关。一方面，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人口持续老化，在职劳动者与退休者的比例不断下降，导致养老金缴费收入增长有限，甚至还时有萎缩；另一方面，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不断增长，而养老保障制度的刚性又使得养老金替代率高居不下，进而使养老金财政支出持续增长。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致欧洲国家养老金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养老金财政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持续上升，使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不可避免。本文拟从社会养老金替代率的视角，分析欧洲债务危机成因和对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欧洲债务危机根源分析：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失衡
2007年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陆续陷入债务危机，这种债务危机实质上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国家信用和国家财政危机。① 2009年，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引发全球市场的恐慌。接着，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大量抛售希腊国债，希腊政府借债成本迅速上升，债务风险猛增。② 与此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国债利率也大幅攀升，欧洲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到2011年，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使得欧洲债务危机再度升级。时至今日，欧元区国家普遍面临债务问题，多数国家的债务比例严重超标，其中以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与爱尔兰等五个国家最为严重。③ 希腊、意大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其他几个国家的债务比重也超过80％。
欧债危机与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④ 和经济衰退直接相关联，但从根源上讲，实质是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财政危机。过去几十年中，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多数国家老年人口的比重（法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在1900年左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不高。随着人口生育率降低和预期寿命延长，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1950年左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⑤ 到21世纪，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见表1）。除少数几个国家（美国、英国）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在1980－2008年间的老龄化速度都非常快，意大利和德国老龄化率达到20％，希腊、葡萄牙、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超过16％。与此对应，各国老年人赡养率不断降低。1980年，意大利、德国每4.2个和3.7个劳动者供养一个老年人，而到了2008年，两国下降到每3个劳动者供养1个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加速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使得欧洲国家养老金财政支出持续扩张，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改革又带来了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社会养老保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进而导致了债务危机。发生债务危机的几个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都表现出老龄化率高、赡养率低的共同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增长，西方福利国家兴起。为了维持高标准的福利水平，福利国家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公共福利支出系统，1970－1989年间，欧共体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7.3％上升到24.7％。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趋于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加速增长。1960－1992年间，OECD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4％－5％上升到10－12％，一些北欧福利国家甚至接近20％，养老保障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30％－40％。
在经历了20年的黄金增长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从1970年代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基础遭到重创，其经济开始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涨状态。从表2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950－1973年，各国经济增长普遍较快，其中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年均经济增长均超过5％。但从1970年代开始，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1－2010年间，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跌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许多国家，如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年均经济增长甚至不到1％。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在1970年代欧洲经济陷入滞涨之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由于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财政开支难以下降，各国政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有限，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持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遂不断扩大，政府只得依靠举债度日，进而出现了债务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国家社会保障财政危机的延伸和深化。
二、欧洲社会养老保障财政支出与养老金替代率
1970年代后期以来，欧洲不断改革养老金制度，力图控制社会养老财政支出规模，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欧洲社会保障养老财政开支不仅绝对数量快速增长，且相对比重也呈上升趋势。1980年以来，OECD国家用于老年及其遗孀的社会保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6.1％上升到2007年的7.5％，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从8.9％上升到14.1％，希腊从5.4％上升到12％，西班牙6.3％上升到8.4％，葡萄牙从6.7％上升到9.2％。⑥ 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占总社会保障开支的比重也普遍较高（见表3），2000－2007年间，OECD国家的平均值在33％左右上下轻微波动，也就是说，OECD国家平均三分之一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用于社会养老保障项目。而且，有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有接近一半的公共社会福利开支用于社会养老保障项目。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财政支出高居不下，与养老金替代率的刚性直接关联。要防止养老金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从而降低公共养老金财政开支，但在欧洲，要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困难重重。二战之前，西方国家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较低，如美国养老金替代率在20％－30％之间，德国、法国等国也不足40％。二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福利国家模式不断扩张，养老金替代率普遍上升，如美国从1950年的28％上升到1980年的50％，其他发达国家养老金替代率也普遍超过50％。在1980年代，欧洲陷入社会养老保障财政危机之后，普遍进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一个重要改革方向就是调整退休金的计算方式，从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英国把国家养老金的最高津贴水平从平均水平的25％降低到20％，并把与收入相关联的养老金从个人20年最好收入的平均水平降到其一生的平均水平上；法国把待遇给付标准从最好10年的平均工资改为25年的平均工资；意大利新加入者养老金待遇标准从最后5年平均工资改为一生的平均工资。
但一个严重的问题是，19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的退休金改革方案未能明显降低其养老金替代率，甚至部分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还有所上升。1979－1997年间，就最低养老金净替代率而言，只有冰岛和瑞士两国轻微下降，英国不变，西欧和北欧国家则普遍上升；就标准养老金替代率而言，也仅有冰岛和意大利轻微下降，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国家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⑦ 这说明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缓慢阶段，任何降低退休金水平和养老金替代率的措施更多显现出存量改革的特征，都将面对着大量国民，特别是中老年国民的激烈反对，养老金制度改革往往难以达到政府预期目标。
目前，欧洲国家普遍保持着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但各国退休金支柱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见表4）。从欧洲国家的退休金结构来看，主要有公共养老金支柱、强制性的个人养老支柱以及自愿性个人养老金支柱。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公共养老金支柱，但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差异极大，从冰岛的15.7％到希腊的111.2％，两者相差超过7倍。北欧国家（北欧模式）公共养老金替代率较低，集中在30％－50％之间，德国、法国等国（大陆模式）集中在50％－60％，而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平均超过80％。一些国家，如北欧国家普遍建立了强制性的个人养老金支柱，但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强制性个人退休金支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如德国、挪威建立了自愿性的个人退休金支柱。这些情况说明养老金替代率与福利模式存在一定关联。
从发展趋势来看，多数欧洲国家难以明显降低其未来的退休金总替代率，但将改革退休金的支出结构，主要是公共养老金支柱偏低的国家将提高其公共养老金替代率，而公共养老金支柱较高的国家将降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同时，提高强制性或者自愿性养老金支柱替代率，从而保障退休金总替代率的稳定性。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和韩国未来养老金的替代率将逐渐下降。日本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老龄化率与预期寿命都居全球首位，而韩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到2050年将为OECD国家中仅次于日本的老年国。为了保障养老金财政长期平衡，两国都计算在未来10－20年降低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如日本2004年养老金改革计划在2023年之前将替代率逐渐下调到40％，韩国2007年养老金改革则计划将养老金替代率也逐渐从2007年的50％下降到2028年的40％。
三、养老金替代率与缴费率的中外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开了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养老金替代率问题逐渐进入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视野。我们可以根据国务院有关养老金缴费与退休金发放方式来计算中国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并根据实际养老金待遇来计算养老金替代率。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中外社会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及其结构，我们将能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养老金替代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国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与实际替代率
我们可以根据国务院相关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规定来计算中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目标替代率。⑧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城镇职工的养老金缴费与待遇做了详细规定，据此计算，对缴费年满35年的城镇职工而言，其中基本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目标替代率将达到58.5％，其中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为20％，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为38.5％。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缴费与待遇做出新的规定，据此计算，对缴费满35年的城镇职工而言，其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为35％，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为24.2％。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的规定，我国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如果企业和个人分别缴纳工资的4％作为企业年金，则一个工作满35年的职工的企业年金目标替代率约为20％。如果把各种来源的退休金加总，我国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将接近80％。
但事实上，就总体而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养老金替代率持续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不足50％（见表5），远远低于80％的目标替代率。2002年之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较高，超过70％，但自2002年之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从当年的72.5％下降到2009年的49.2％。⑨ 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较快，2005－2010年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1倍，年均增长超过14％，而近年来我国每年按照增长10％的标准来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因而养老金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二是通货膨胀加速了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进而推动养老金替代率下降。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上升明显，特别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迅速，年均超过3％，导致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而推动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同时降低了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
2.国际视野下中国养老金替代率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国养老金替代率偏低。2009年，中国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9.3％，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的养老金替代率。在养老金替代率偏低的同时，中国养老金替代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从过去5年来看，我国平均基础养老金年均增长10％，但是从职工工资来看，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每年都超过了10％。而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来看，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仍将超过10％，因而，即便未来几年我国平均基础养老金仍以10％的年增长率增长，养老金替代率还是会继续下降。
其次，中国缺乏强制性和自愿性的个人退休金支柱。西方国家，要么建立强制性的个人退休金账户，如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典，要么建立起自愿性的个人退休累账户，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通过个人支柱来弥补公共支柱退休金支柱的不足，保障国民退休金的充足性。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未能实现个人强制性和自愿性的个人养老金支柱。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试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模式，1995年国务院正式要求建立城镇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但是近20年过去了，我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规模仍然很小，个人账户养老金在老年人的退休金中可以忽略不计。另外，我国虽然提出要建立自愿性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但时至今日，城镇职工仍然未能建立类似账户。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自愿性的个人退休金支柱，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完全靠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支柱，这一方面导致中国养老金替代率偏低，另一方面容易出现公共养老金的财政赤字。
再次，中国出现了替代率偏低，缴费率偏高的失衡状态。一方面，中国的退休金替代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养老金缴费率较高。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缴费率较高的国家，公共支柱养老金替代率往往也较高，高缴费率与高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正相关关系，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金缴费率超过多数发达国家，与缴费率最高的几个发达国家大致相当（葡萄牙缴费率为33.8％，意大利为29.6％，西班牙为28.3％），但中国公共养老金替代率明显低于这些国家（中国公共养老金替代率比葡萄牙低40％，比意大利低46％，比西班牙低92％）。
四、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瞻：讨论与建议
日益庞大的养老金支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养老金财政问题又与经济增长缓慢背景下刚性的养老金替代率高居不下有关。如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养老金财务危机或者相对轻微，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但这种假设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随着经济逐渐发展，总有到经济增长逐渐缓慢，甚至出现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时刻。具体到中国而言，经过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经济增长的前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世界经济不景气、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源环境瓶颈等等，这些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借鉴欧洲债务危机的经验，当前中国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必须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不仅要考虑到当前经济快速增长时养老金财政平衡，更要未雨绸缪，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可能遇到的养老金财政（包括隐性债务⑩）赤字。
一些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和社会保障制度危机的教训说明，在以公共养老金支柱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如发生债务危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中，较高的替代率实际反映了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情况下，代与代之间的公平问题更加凸显，进而导致养老金制度改革刚性非常强，改革之路困难重重。因而，合理而合适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养老金替代率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偏低，而在于退休金支柱过于单一，基础养老金支柱独自承担了社会养老保障的功能。这就要求我国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具有生产主义模式特征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多支柱的退休金体系，制定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政策和战略，采用养老金给付与待遇的自动调整机制，从而保障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平衡。
1.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来发展中国生产主义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模式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也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持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范围和标准，养老金待遇水平及其替代率由此逐渐上升，带来了1950－1970年代福利国家制度的繁荣。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普遍陷入经济停滞，养老金收入增长缓慢，但养老金制度刚性导致其替代率往往难以相应下降，加上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金收支不平衡日益加剧，欧洲国家养老金财政困境在所难免。与欧美国家不同，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和韩国走出了不同的社会养老福利发展道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和韩国实行了生产主义社会福利模式，社会福利的扩张滞后于经济发展，养老金替代率要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财政开支占政府总财政支出和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11) 虽然近年来，日本和韩国生产主义福利模式逐渐式微，但制度惯性使得日本和韩国当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仍然要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过去20多年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有生产主义福利模式的特征，即将经济社会资源更多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力图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推动国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相互促进。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加快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但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倾向，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及其结构特征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过度关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需求带来的影响，而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及赡养率的不利影响，对未来10年、20年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所可能遇到的巨大挑战认识不足，进而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一些过高的，可能导致社会养老金财政长期失衡的改革要求。
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带有生产主义福利特征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之路，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国民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12) 否则，未富先老的中国很可能陷入社会养老保障财政危机的陷阱，进而落入类似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境地。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和民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应该以损害经济增长，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养老财政赤字为前提。就养老金替代率而言，当前中国应该在保证退休金有适当增长（与物价水平持平）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无须要求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的增长率与中国经济或城镇职工工人工资的增长率保持相同水平。这样，通过经济增长来推动养老金待遇与国民老年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保持基础养老金替代率逐渐向目标替代率过渡。
2.加快构建多支柱、多结构的退休金制度
人口老龄化时代，发生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多数是社会保障开支，特别是公共养老金开支偏高的国家，而公共养老金开支偏高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偏高，这值得我们深思。导致中国退休金替代率低于发达国家的真正原因并非中国的基础（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偏低，而是中国目前仅有一个退休金支柱——公共退休金支柱；如果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肆意提高中国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的话，未富先老的中国便很有可能步入债务危机国家的后尘。因而，当务之急不是提高基础养老金替代率，而是要加快多支柱的退休金制度体系建设，在保持退休金绝对值持续增长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并通过提高其他支柱养老金替代率的方法来弥补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带来的退休金损失。
当前我国需要落实相关政策，加强个人账户积累，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并制定详细的自愿性养老金储蓄激励政策。从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来看，中国目前存在几种可能的退休金支柱：社会统筹的公共退休金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积累养老金支柱、自愿性企业年金支柱以及自愿性个人养老金支柱。所有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都必须交纳社会统筹养老金和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企业年金则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缴费比率。从各个养老金支出的替代率来看，根据我国政府设定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结合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国外养老金替代率的经验，本文认为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应该设计为30％－35％，从而保障老年人基本的老年生活，个人强制性账户的替代率应该设计在25％－30％，从而使得我国强制性养老金替代率达到55％以上的水平，保障老年居民有一个较为体面的生活，企业年金的替代率设计在15％－20％的水平，从而使得一个在正规部门工作的劳动者退休金能够达到70％－80％，基本能够使得其老年生活水平与退休前持平。
中国当前必须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建设，加强落实个人账户的行政执法与惩处力度。就中国城镇职工（包括农民工）而言，必须坚持所有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确实积累养老金，对于企业和个人逃费行为加强惩处，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而言，逐渐将自愿性质的个人账户缴费转变为强制性的个人缴费账户。利用个人身份证号码建立城乡劳动者个人积累账户号码，并将其与个人其他储蓄账户连接起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将个人储蓄账户资金强制性转为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来实现个人账户的积累。同时，加快研究出台有关养老金基金投资的相关规定，并争取早日实现个人账户退休金的支付。另一方面，要强化落实自愿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储蓄支柱的激励机制，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如给予一定的缴费利率补贴等，从而确实保障个人自愿性养老金账户支柱的积累。
3.必须建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长期政策和长期战略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较强刚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养老金制度改革刚性越强。从国外养老金制度改革来看，在降低养老金待遇和替代率水平方面面临着巨大政治压力，在职者往往不愿意提高养老金的缴费率，退休者往往不愿意降低退休金水平，国民难以就养老金制度改革达成共识。从民众个体来说，个人会采取相应行动来应对国家的养老金改革措施，他们除了可以投票抵制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外，也可以选择是否退出公共养老金系统。也就是说，如果个体预期养老金制度难以保证其再年老时获得相应的退休金待遇，便可能对养老金制度失去信心，从而退出养老金体系。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缴费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低，养老金逃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国民年金空洞化越来越严重。因而，中国需要就长期的养老金缴费率和替代率做出承诺和规划，从而提高民众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信心。
当前我国需要尽快着手研究并制定有关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率和替代率调整的长期政策和战略规划，并通过法律或者国家行政法规途径来保障长期政策和战略的确实权威性。首先，需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增长率和预期寿命以及经济增长率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对我国未来20、30年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缴费水平做出明确规定，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尽量保持当前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缴费率，未来总的缴费率不应该超过30％。其次，需要就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做出长期规划。由于养老金缴费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为了保持老龄化时代的公共养老金财政平衡，逐步下降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便成为主要途径之一，应该规划在15－20年逐渐将我国公共养老金支柱的替代率降低到35％的目标替代率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基础养老金支柱替代率水平的下降必须与强制性和自愿性个人养老金支柱替代率的上升相互配合，以保障总替代率水平超过50％。再次，制定未来30年左右相关享受退休金的年龄、缴费等条件的政策。从我国劳动力市场情况来看，近一段时间不适宜推出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但考虑到我国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应该就未来20－30年的退休年龄规定。基本思路是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前（老龄人口比重为14％），女性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57－58岁，男性提高到62－63岁，在进入深度老龄化之前，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男性提高到65岁。
4.建立养老金替代率调整的自动调整机制
为应对养老金待遇及其替代率的下降刚性，欧洲国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瑞典在引入名义账户制之后建立了养老金替代率的自动调整机制。(13) 在引入自动调整机制前，瑞典退休金是根据人均工资增长率和通胀指数来调整的，在这种调整机制下，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延长很可能导致养老金财政长期失衡。如人口老龄化导致在职者（缴费者）数量下降，工资增长率可能明显高于养老金缴费增长率；欧洲国家在计算预期寿命时，往往采用历史经验而非预期寿命的预测值，预期寿命数据调整滞后于即时变化，由此可能导致公共养老金财政支出偏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瑞典引入了“自动调整机制”（Automatic Balancing Mechanism），通过建立一个养老金资产与负债“平衡率”指标，来实现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平衡。平衡率大于1表明养老金财政有盈余，养老金替代率便按照原有的人均工资指数调整；平衡率小于1表明养老金财政出现赤字，自动调整机制发挥作用，在职劳动者的记账名义利率和养老金给付调整率都将根据养老金财政的赤字情况做相应下降，从而实现养老金财政的平衡。2004年，日本也采用了养老金替代率的自动调整机制。在引入自动调整机制之前，日本老年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按照工资增长率，以后则按物价增长率来调整待遇，在引入自动平衡机制之后，养老金待遇则根据经济中全体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增长率（从业者人均工资*从业人员总数）来调整。由于赡养率不断下降，从业人员规模可能逐渐降低，因而，即便平均工资提高，退休金支出总水平也可能因从业人员规模缩小而下降，从而保障养老金财政收支的平衡。
我国也可以采用养老金缴费与待遇的自动调整机制。由于我国目前养老金的缴费率已经偏高，难以有效通过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来解决养老金财政压力。同时，从我国近几次人口普查情况来看，在准确预测生育率、人口增长率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困难，另外，我国人口政策也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变动，因而，当前难以准确预测我国未来20－30年的生育率、老龄人口比重。当前我国养老金调整主要是根据当期的工资增长率、物价水平以及养老金财政状况来进行调整的，但欧洲国家的经验表明这种调整方式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往往可能导致养老金财政失衡。因而，鉴于我国当前养老金待遇偏低，在短期内可以适当提高退休金待遇，但从长期来看，为了保障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平衡，我国可以建立养老金替代率的自动调整机制。即根据我国养老金收入和支出状况建立一个“平衡率”指标，在平衡率指标显示养老金财政盈余时，可以采用原有的集合物价水平、工资增长率等调整养老金水平的调整机制，当平衡率指标显示养老金财政出现亏损时，需要结合养老金的亏损情况来调整养老金替代率，从而保证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平衡。
注释：
① 黄梅波、熊爱宗：《迪拜债务危机：原因、走向与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57－60页。
② M.Nelson,Paul Belkin,Derek Mix,“CRS:Greece's Debt Crisis:Overview,Policy Responses,and Implication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y 14,2010)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2175/crs.html.
③ OECD.Economic Survey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9:Policies to overcome the crisis,http://www.oecd.org/documentprint/93455,en_2649_33733_43711047_1_1
④ Lazaro Sandoval,Erika Beltran,Sodgerel Ulziikhutag,Temuun Zorigt.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Volume V school of Public policy,Mason university,Spring 2011 ISSN:1947-2633。
⑤ M.M.波斯坦、D.C.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551页。
⑥ OECD.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Countries,www.oecd.org/els/social/pensions/PAG Social Protection。
⑦ 郑秉文：《“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学术界》2005年第3期，第31－46页．
⑧ 邱东、李东阳、张向达：《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及其影响的研究》，《财经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2页．
⑨ 郝勇、周敏、郭丽娜：《适度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基于弹性的养老金替代率的确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第74～87页。
⑩ 张芙蓉、许存兴：《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7～109页。
(11) 张士斌、王桥：《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比较》，《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4期，第58～64页。
(12) 杨聪敏：《论经济增长与省域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和理论推演》，《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第211～217页。
(13) Edward Palmer.The New Swedish Pension System,http://www.ier.hit-u.ac.jp/pie/Japanese/discussion paper/dp2001/dp36/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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