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文学史论文,正宗论文,黄宗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145-09 围绕“明文正宗”，清代初期的古文家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黄宗羲之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明文案序》言说虽详，但也留下不少有待深入发覆的问题：列归有光与震川后派入正宗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因何不赞同“震川为明文第一”之论?震川一派属吴中文统，黄宗羲鼓吹浙东文统，为何于嘉靖以后文章舍浙东而盛赞吴中?“明文正宗”争讼纷然，黄宗羲所论与之有着怎样的关系，今当作何认识?下面以黄宗羲论归有光与震川后派为例，尝试剖析其“明文正宗”说的历史生成与批评内涵及文学史意义。 一、黄宗羲论归有光 《明文案序》以归有光为“明文正宗”与明文“再盛”表率。作为浙东学术、文章的集大成者，黄宗羲推尊宋濂、方孝孺、王阳明为正宗，以明儒罗玘配前贤，皆在情理之中；其以归有光为正宗，值得详作剖析。 黄宗羲熟读归集，文中屡道及之。如《答万充宗质疑书》：“即如《古文尚书》，人多疑其伪，吴草庐、归震川驳之，不遗余力，然终鹘突”，“此二证恨不使草庐、震川见之。”①《天一阁藏书记》：“归震川曰：‘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余独以为不然”，“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则震川覆护之言，又未必不然也”②。《陆周明墓志铭》：“昔震川叙唐钦尧争同舍生之狱，以为生两汉时即此可以显名当世。”③《刘太夫人传》：“余尝观归震川《朱母顾孺人志》”，“余过新安，实庵属之为传，不知能与震川之文并行否也”④。黄宗羲对熙甫文章也颇多赞美之词。《喜万贞一至自南浔以近文求正》：“规摹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色泽。此道今人知者希，为子狂言罄胸膈。”⑤《次叶讱庵太史韵》：“一传为震川，月胁开九阍。文章以载道，不与江河奔。”⑥ 从《明文海》《明文授读》选文可窥黄宗羲对归文的认识评价。浙江省图书馆藏清稿本《明文海》选归文22篇，数量虽未及宋濂、方孝孺半数，但相比复古四子、公安三袁、竟陵锺谭，可谓多矣。《明文授读》之编更在取其可法，择录归文11篇，《沈贞甫墓志铭》《怀庆府推官刘君墓表》《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左副都御史廉甫李公行状》等4篇不见于《明文海》，盖前编意犹未尽，复增补之。《书斋铭》一文附评语云： 先夫子曰：“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南京太仆寺丞。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转折无穷，一味奡兀雄健之气，都无所用也。其言为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欧、曾为波澜。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今之耳食者，便欲以震川为根本，愈求而愈不似矣。”⑦ 《明文授读》由黄宗羲门人张锡琨、子黄百家校读，“先夫子”为尊称。《思子亭记》亦附评云：“无聊之极，结为怪想。余于迎儿之殇，坐卧恍忽，作此言辞，岂意震川先已描出。”⑧ 《明文授读》选李梦阳文3篇：《诗集自序》《旴江书院碑》《凌溪先生墓志》；未收何景明古文，仅录其赋2篇：《渡泸赋》《东门赋》；收王世贞文2篇：《战国策谈棷序》《宗子相集序》；只录李攀龙文1篇：《送宗子相序》。李、何、王、李四家古文，选录不过6篇。全黜何氏古文，褒贬之意立见。王世贞文后无评，李梦阳《诗集自序》附评云： 自明初以来，文之正统未尝乏绝。然或过于质直，则边幅自狭；或过于繁缛，则靡弱难收，故有不得不变者。变之之道，则本之太史以求其洁，本之“六经”以求其精微而已。其时王文成可谓善变者也。空同乃摹仿太史之起止，《左》《国》之板实，初与文成同。讲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廓，反谓文成学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时，岂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万世乎!⑨ 李攀龙《送宗子相序》附评云： 沧溟之文，集句而成，一时视之，亦如孙樵、刘蜕，但孙、刘意思隽永，沧溟则索然而已。楚楚自成尚不能，况欲以之易天下乎!⑩ 对比《明文授读》选归有光与复古四子文数量及截然不同的评语，黄宗羲所判分的明文“正宗”与“末流”显而易见。 但是，黄宗羲又认为世尊归氏“明文第一”实非公论。《明文案序上》云： 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11) 这里指出明代场屋之业为害，归有光不能免。《郑禹梅刻稿序》复述云： 近时文章家，共推归震川为第一，已非定论，不过以其当王、李之波决澜倒，为中流之一壸耳。然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纡絗曲折次之。(12) 谓归文第一之说未妥，归氏功绩在当七子盛行之际，不为时风所动，所作得《史记》之神。“一往情深”也正是黄宗羲持重的今人文章不逊古人的为文之道。 二、黄宗羲论震川后派 《明文案序》以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张大复为熙甫“正脉”与明文“三盛”表率。黄宗羲于明季文章正宗，舍浙东而述吴中，同样值得关注。 震川后派著者有娄坚、唐时升、归子慕、钱谦益、艾南英、归庄等人。娄、唐乃震川嫡传，开启嘉定文派；归子慕承其家学，艾南英私淑熙甫；钱谦益得嘉定文派之传，归庄师事钱氏。《明文案序》述“昆山之遗泽未泯”，列举娄、唐、钱、顾、张五人，又谓江右艾南英、徐世溥、闽中曾异、李世熊、黄道周不失正轨。徐、曾、李能否称名家，学界存有争议，姑置不论。这里应指出，娄坚、唐时升、李流芳、程嘉燧明末已并称“嘉定四先生”，黄宗羲历数熙甫传人，只言娄、唐，非为文字简省或一时疏漏，主要原因还在李、程不以文见长，异于娄、唐“通经学古”。李流芳长于诗、书、画三绝，程嘉燧诗、画兼擅，钱谦益尊为“松圆诗老”。李、程不以文见长也是清初士人普遍的看法。归庄《简堂集序》云： 当时执经问字者嘉定尤多，其后府君之文章昆山遂无传。嘉定则有唐叔达、娄子柔两先生。(13) 称娄、唐最得熙甫之传，未提及李、程。汪琬私淑熙甫，康熙十九年(1680)在明史馆撰《归有光传》，历数震川后学云： 有光既卒，吴人能传述其学者，推诸生唐时升、娄坚。时升，字叔达；坚，字子柔，皆嘉定人。有光幼子子慕，字季思，万历中举于乡，亦有学行，崇祯时追赠翰林院待诏。(14) 《明史》卷288《文苑四》未尽采之，专为唐时升立传，娄、李、程附焉。传云： 唐时升，字叔达，嘉定人。父钦训，与归有光善，故时升早登有光之门。年未三十，谢举子业，专意古学……文得有光之传……娄坚，字子柔，幼好学，其师友皆出有光门。坚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工书法，诗亦清新。四明谢三宾知县事，合时升、坚、嘉燧及李流芳诗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流芳，字长蘅，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工诗善书，尤精绘事……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15) 娄坚文章不下唐时升，甚而出其上。《明史》合论之，不复单独立传。《文苑传》并论四先生诗文，亦无不妥。黄宗羲、归庄交笃，与汪琬发生古文论争，《明文案序》不提李、程，并非受归、汪影响，实际上体现了当时流行的看法。 《南雷文定》诸集鲜再提及娄、唐。黄宗羲对四先生及钱、顾、张、艾等人的看法，亦见于《明文海》《明文授读》选文及评语。 《明文海》于四先生文选娄坚最多，共29篇，数量超过归文，选唐时升文也多达14篇，李流芳、程嘉燧文入选寥寥，李文仅录诗序3篇，程文录诗序4篇。《明文海》多选娄、唐之文，以其学优文长也。李、程工诗画，文非专擅，故各录诗序数篇。这一认识在《明文授读》中也有所体现。《明文授读》选娄文2篇，评云：“传震川之规矩，而才不能逮。”(16)选唐文3篇，评云：“先夫子评叔达文亦子柔之亚。”(17)选李文1篇，评云：“长蘅无他大文，其题画册，萧洒数言，便使读之者如身出其间，真是文中有画也。”(18)选程文1篇，评云：“极似苏公小品”，“无大文字，毕竟山人手段。”(19)由此我们可较清晰地了解黄宗羲对四先生的评价：娄文成就最可观，唐稍次之，皆得熙甫之传，而才情未逮；李、程不以古文名家，“无他大文”，诗序略可观，有小品之致。 昆山张大复、常熟顾大韶拾熙甫“坠绪”，归庄能踵先人遗风。《明文授读》选顾文5篇、赋1篇，评云：“其文建爽，取法于卓吾之辩才，而汰其游戏之调，惜世无知之者。”(20)选张大复文3篇、归庄文2篇，皆无评语。张大复不愧晚明文章名家。顾大韶以诸生老，通经史百家，尝校李贽《李氏文集》20卷。其文确如黄宗羲所评，取法卓吾辩才，文风健爽，惜世少有知者。 《明文授读》选钱谦益、艾南英文数量远超过以上诸家，钱文多至25篇。《答李叔则书》文后全录《思旧录·钱谦益》以代评语，有云： 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几与弇洲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贵乎铺序，而贱夫凋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矣。然有数病：阔大过于震川，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经”之语，而不能穷经，二也；喜谈鬼神方外，而非事实，三也；所用词华每每重出，不能谢华启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陨亡，判不相涉，以为由己之出处，五也。至使人以为口实，掇拾为《正钱录》，亦有以取之也。(21) 钱谦益长黄宗羲三十岁，明末领袖东林，降清失节。黄宗羲数至常熟访之，邓之诚谓其“初师谦益，颇得其笔”(22)。黄宗羲《八哀诗》其五《钱牧斋宗伯》虽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23)，但毕竟人生、问学各异，《思旧录》指摘钱文五弊，皆非空言。《明文授读》选艾文11篇，与归文相当。《论宋褅袷》附评语云： 其传者当在论文诸书，他文摹仿欧阳，其生吞活剥，亦犹之摹仿《史》《汉》之习气也。其于理学，未尝有深湛之思，而墨守时文见解，批驳先儒，引后生小子不学而狂妄，其罪大矣。(24) 黄宗羲认为艾氏为时文名家，理学未精，文法震川，摹仿欧阳修，“生吞活剥”，可观者当在论文诸书。故《明文授读》仅选其论、疏、书、序，其中论文书即有4篇。 这样看来，黄宗羲视娄、唐、钱、艾为熙甫正传，“明文正宗”之绪赖以不坠，评价却不甚高。所指摘震川后派流弊大者有三：知“通经学古”，而学力不达，娄、唐尚可称说，钱谦益失于博杂，阑入佛老，艾南英所得甚浅；究心归文“平淡”，轻于“一往情深”，得其表而虚其里；既仿于唐宋八家，复斤斤于摹归有光，斯又下之矣。黄宗羲对震川后派的看法，总之曰能承归氏之绪，然才或不足，情或不至，学问或不充、不醇，摹拟太过，不能无弊。 三、吴中与浙东文统的交融 中国文学地域分野最著者是南北之分，其次为中州、山左、关中、吴中、浙东、江右、荆楚、巴蜀、岭南、闽中、滇黔之别。综观之，汴宋南渡后，吴中、浙东之异构成江南文学分野的主流。浙东、吴中、中州、江右、闽中各有文统，无论南北文学之离合，还是各区域文学间的对立、交流，在明文演变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形成与之关联密切，有关震川一派的评价正生成于明中叶以后吴中、浙东文统交流融合的历史语境中。 南宋以后，浙东与吴中文章源流颇异。吕祖谦、陈亮、叶适开启浙东之学，大抵经史并重，主于用实、事功。朱、陆之学也播传浙东，浙东士人或融朱、吕，或合吕、陆，文章代不乏人，王柏、金履祥、王应麟皆一代名家。元中叶后，浙东之学“多流而为文人”(25)。黄溍、吴莱、吴师道、柳贯既传金华之学，又长于文章，宋濂、王袆、胡翰、苏伯衡、方孝孺继之。靖难之变，浙东文统几至中绝。王阳明崛起，倡导心学，与宋濂、方孝孺有所不同，然讲究学有正统，文有端绪，仍不离于用实、事功。万历间，东林之学兴于吴中，浙东之学式微。刘宗周起而振之，反思空谈心性之弊，融合朱、陆。明清易代，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双峰并峙。阳明与其高弟子王畿等人以及刘宗周，不仅以学问著，亦是明文重要作者。浙东明文虽有屠隆等人习于王世贞复古之说，但主流不染七子之习。此为南宋迄明末浙东文章之大概。总观其势，文统与学统趋于合流，终于合学术与文章为一。 与浙东尚学不同，吴中士人好才情风流，文章亦盛。就吴中明文演变而言，值得注意的有四：一者，明初高启、张羽、王行、王彝以诗著闻，亦能文章，明朝三百年吴中文章尚才情实肇端于此。二者，吴中文人非“不学”，士人好经学，不甚尚史，且学术与文章往往各有源流，嘉靖而后，在归有光、唐顺之推毂下，学术与文章分立态势有所改变。归、唐既重经术，又重史学，提倡唐宋八家，造成吴中文风一变。东林之学崛兴，吴中文章与学术合流之势愈明。三者，嘉隆后，在王世贞倡导下，吴中成为复古重镇。四者，明中叶以后吴中之文可细分四支：吴宽、王鏊、王锡爵为代表的馆阁文章；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才子之文；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为代表的复古之文；归有光、唐顺之为代表的尚宋尚学之文。至于公安、竟陵的吴中余响，可忽略不论。吴中明文四支中，大者实为两支，即王世贞复古一脉，归、唐一脉。此为吴中明文之大较，与浙东文统显然有异。 作为蕺山门人首座，黄宗羲承浙东文统，远追先贤吕祖谦、金履祥、黄溍、吴莱、宋濂、王袆、方孝孺、王阳明，开启清代浙东文派。《明文案序》论“明文正宗”，吴中吴宽、王鏊、归有光、唐顺之、王锡爵、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张大复列入，计十人之多。吴宽、王鏊、王锡爵之所以入正宗，以庙堂之上“质有其文”；归、唐入正宗，以“讲究不遗余力”；娄、唐诸子入正宗，以能拾昆山“坠绪”。浙东、吴中文统不相合由来已久，黄宗羲如此肯定吴中明文，有其复杂的原因。吴宽等人馆阁文章可毋论，吴中、浙东明文自归、唐后交融日密，构成黄宗羲认同吴中明文的一大动因。以下试详述之。 唐顺之、王慎中传阳明心学，论文因之而变。归有光不满足于阳明之学，但对浙东学统多有认同。《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云： 而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朴敛约，不喜论说，而中有自得者……浙东道学之盛，盖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斋之传，其后有王会之、金吉甫、许益之，世称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为黄晋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晋卿之门。高皇帝初定建康……浙东儒者皆在。盖国家兴礼乐，定制度，建学养士、科举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渊源之所自如此。(26) 《周孺亨墓志铭》云： 是时天下尤尊阳明，虽荆溪唐应德始事先生，后复向王氏学，惟孺亨称其师说终不变。余少为先生家婿，获闻绪言，顾迷谬无所得。而先生晚年，属望之意特惓惓焉。(27) 很显然，归有光清楚浙东学术的源流，肯定宋濂等人得宋儒正传，开明学正统。王世贞倡导复古，吴中文风大变。归有光倡文本“六经”、取法《史记》、唐宋八家，以对抗七子法必秦汉之说。这自是如其《戴楚望集序》所说“有志于求道”“必期于自得”(28)的结果，也与关注浙东学术有一定的关联。 归有光未明言标举宋濂、方孝孺为明文正轨，而文学创作则体现出这一倾向。震川后派沿之，于此有明确的表述。娄坚《答姚孟长太史》云： 某老矣，少时获闻长者之教，略知古文词。窃论宋文宪该博详赡，自南宋至今，实无其俪。顾追寻渊源所自，似犹为正叔、元晦所缚，未能无滞碍于理学而直追西汉，洎唐贞元、元和、宋庆历、嘉祐之超卓也。黄、柳之集，尝一寓目焉。仆向之所闻，于经学推金仁山、吴临川两先生，特为谛当者，归太仆之绪论也。(29) 论“古文之脉”，称宋濂为南宋至明末第一文章家，推尊备矣。钱谦益少习李梦阳、王世贞之文，从嘉定李流芳诸子游，知其外“尚有文章”，《答山阴徐伯调书》载汤显祖寄语“本朝勿漫视宋景濂”(30)，《复徐巨源书》自述始知“古学之源流”“文章之体制”(31)。归庄从学钱氏，赞宋濂、王袆开明文正轨。 《简堂集序》云： 吾朝文章，自金华两公开一代风气，上与唐宋诸大家匹。读两公《文原》《文训》，知文之不可苟为也。而后之学者，趋向不同，顾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几无复知有两公者矣。府君独起而振之。(32) 所谓宋、王“开一代风气”，与黄宗羲之论如出一辙；“几无复知有两公者矣”，“府君独起而振之”，即是赞称曾祖归有光接续宋、王正传。 归有光对浙东学术的肯定，娄坚、归庄对浙东文统的沿波溯源，深契黄宗羲之意。而黄宗羲论文则受到钱谦益影响。钱氏排斥八股时文、七子复古之“俗学”，昌言“经经纬史”，讲求实学。与归有光相较，黄宗羲更重史学，《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以为史乃“文章之苑圃”(33)，《再答苍略书》谓“‘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34)。黄宗羲亦讲求实学，“穷经读史”，切于为用，力斥场屋之文与七子习气，学术渊源与钱氏不尽同，受其沾熏却不言而喻。 艾南英非吴中文人，且经术未深，然因私淑熙甫，为黄宗羲所关注。艾氏文论详见《答夏彝仲论文书》《再答夏彝仲论文书》《答陈人中论文书》《再与周介生论文书》诸尺牍，俱选入《明文授读》，前3篇又见于《明文海》。《答陈人中论文书》云： 见足下谈古文，辄诋毁欧、曾诸大家，而独株株守一李于鳞、王元美之文……此犹蛆之含粪，以为香美耳。故张口骂欧、曾，骂宋景濂，骂震川、荆川……足下又痛诋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间，坏乱极矣……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至于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当时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应首推其文……景濂虽未足尽我明之长，然自今论之，未见有胜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诋之，何也……计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35) 崇祯间，陈子龙偕夏允彝领袖几社，与复社张溥、张采相齐名。如前所述，嘉隆而后吴中明文派分两大支流，各有承传。王氏一支传于娄东、松江，二张、陈、夏为著；归氏一支传于昆山、嘉定、常熟，娄、唐、钱、顾为著。明末清初，批判复古声潮高涨，王氏一支由显而晦，归氏一支由晦臻显。艾南英厌弃七子，盛推归、唐、王及宋濂，与夏、陈激烈论争，陈子龙痛批其颊，遂结深怨。黄宗羲与陈、夏交厚，对这场论争的态度是倾向于支持陈子龙。《答陈人中论文书》附《思旧录》文字以代评语：“卧子少年之文，恃才纵横。艾千子与之论文，极口鄙薄，以为少年不学，不宜与老学论辩，自取败缺。海内文章家无不右千子。以余观之，千子徒有其议论，其摹仿欧、曾，与摹仿王、李者亦唯之与阿。卧子晚年亦趋于平淡，未尝屑屑于摹仿之间，未必为千子之所及也。”(36)其意不在肯定复古，故别出新论，提出“陈子龙晚年定论”说。然尚不能自信，陈、夏与娄东二张终因接迹七子被摒于“明文正宗”之外，艾南英以接绪熙甫列名正脉。 四、黄宗羲“明文正宗”评价之标准 基于以上考察，再来看黄宗羲与归震川一派论文异同，从而审视其“明文正宗”说的理论依据、评价标准。其相合者可归纳为以下五条： 一是本于“六经”。文章本原于何?王弘诲《重刻文章正宗序》云： 学者必始之“六经”，以求其端；参之《语》《孟》，以尽其变；考之百家诸子，以博其旨趣。俾大宗、小宗灿如指掌，则深于正宗者矣。不然，弹雀之喻，买椟之讥，识者嗤之，而何正宗之足云。(37) 这一说法是古文正宗论主流观点之一。黄宗羲与震川一派也持论根柢“六经”，学有本原。归有光倡“通经学古”，合道统、文统为一。《雍里先生文集序》云：“以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唐时升《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说其时天下相率为浮靡之词，归氏深探古人微言奥旨，“发为义理之文”，大指“必取衷‘六经’，而好太史公书”，铭曰：“先生之文，‘六经’为质。非似其貌，神理斯述。”(38)娄坚、唐时升、钱谦益以“通经学古”为尚，探原“六经”。谢三宾《娄子柔先生集序》述娄坚文原：“其学本原欧阳氏、韩氏，由史迁以溯‘六经’”，“信乎真能学古者也!匪学其词，学其道焉者也。”(39)黄宗羲谓“穷经”乃为文第一要义。《论文管见》云：“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40)意思是融贯经旨，无所谓引不引经语、沿不沿古人之词。 二是取法于史。浙东之学经史并重，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41)黄宗羲邃于史，文章主于参之以史。《论文管见》云：“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42)《沈昭子耿岩草序》云：“是时先生不及文章而谈理学。又数年再见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谈史学。余于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画于篇章字句之间，求其形似而已。”(43)朱熹“荣经陋史”，后人多卷入“经精史粗”之争。浙东学者不鄙薄史，不足为奇。震川一派远于“荣经陋史”，值得拈提。谢三宾《娄子柔先生集序》中言“太史公《史记》学‘六经’而为之者也”(44)，揭示了震川一派合经史为一的思想。钱谦益绍熙甫标榜“经经纬史”。《嘉定四先生集序》云：“不必尽规模熙甫，然其师承议论，以经经纬史为根柢。”(45)在合经史、文章为一上，震川一派与浙东文统交融显著。 三是非假古董。七子复古务于修辞，曰“宁失诸理”，“理学兴而文艺绝”，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还提出“古文之法亡于韩”(46)。这引起震川一派强烈不满。归有光《与沈敬甫》斥曰“剽窃齐、梁之余”，“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47)，《项思尧文集序》讥王世贞“妄庸巨子”(48)。世贞晚年自悔，《归太仆赞》：“千载有公，文运斯昌”，“余岂异趋，久而始伤。”(49)这段文坛公案流传甚广，震川后派尤喜称引，并将批评矛头更多指向李、何，特别是“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说。黄氏《明文案序》尽黜复古派，还援用“妄庸巨子”故事。钱谦益批驳复古，借用苏轼讥王安石“黄茅白苇”之语。黄氏《明文案序》亦用此四字批评七子派疏远学统，主于修辞，舍本逐末。《沈昭子耿岩草序》三申其意：“则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词为务，则宁失诸理，而曰理学兴而文艺绝。呜呼!亦冤矣。”(50)浙东文人偶染七子之习，如宁波余寅、屠隆。黄宗羲评云“君房之学成，其文遂无一首可观；纬真自歉无深湛之思，学之不成，而纬真之文泛滥中尚有可裁”。《高元发三稿存序》又说：“甬上古文词，自余君房、屠长卿，而学者之论亡矣。”(51)简言之，震川一派由排斥七子而成文章一脉，黄宗羲则由此立“明文正宗”之说。 四是非时文样式。明代八股取士利弊兼生，科举日盛，其弊益甚。归有光、娄坚、唐时升思欲变之，以经术救八股之害；李流芳、程嘉燧曲避之，逃于诗艺；钱谦益、黄宗羲于痛定思痛后，将尽黜之。对于八股时文，归有光知不可废，力求变化。娄坚《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载：“吾为举子业，信笔纵横。”(52)又，《易经程墨文选序》：“往时归熙甫先生锐意经学，工力甚苦。至为应试之文，伸纸疾书，初未尝经意也。然今之言经义者，必推归，卒未有能逮也。”(53)娄坚以为学术久坏，士大夫留意经术，或能起文章时疴痼疾。虽曰有此金针，他还是自谓非八股行家里手，《贻邑学二师书》云：“今科场文字与经术渐不相关，某虽颇好古书，而绝非时文当行。舍竽挟瑟，既以自误，美芹献曝，或复误人，此所不安一也。”(54)李流芳不喜举业之文，时有遯入书画之思。《邹方回清晖阁草序》云：“余性不喜举业之文，而时时代以书画。”(55)归、娄对八股的态度尚缓和。相比之下，钱、黄批评态度激烈。钱谦益《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斥制科之习乃“古学之蠹”，俚俗不堪。黄宗羲反复声讨举业之害，《恽仲升文集序》说“举业盛而圣学亡”(56)，《广师说》说“自科举之学兴，而师道亡矣”(57)，《陈夔献墓志铭》说“制科盛而人才绌”(58)，《补历代史表序》谓“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59)，《明文案序》感叹明人缘此终无大家可与韩、欧相匹敌。 五是“一往情深”。震川文章，有质有文。唐时升《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称其抒写怀抱之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泆之，自不能已已”(60)。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叹赏归文“一往情深”(61)，《明文案序》指出后世文章不逊前代，“良由不名一辙，唯视其一往深情”。《论文管见》强调“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文章要有“情至”(62)。 以上相合五条，体现了黄宗羲与震川一派相近的文章正宗评价标准。其不相合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关于学问深浅。震川一派以文名家，经史研讨之功终有所疏，难比宋濂诸子。归有光通《易》学，熟于《史记》，因科举时风所限，未能肆力于学。娄、唐问学各有所长，相比熙甫更下一筹。艾南英学非所擅，钱谦益积学厚于归、娄，而博杂不淳。诸如此类，皆为黄宗羲所不满。《明文案序》称熙甫“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郑禹梅刻稿序》谓艾氏“乃举子之经术，非学者之经术也”(63)。他既责艾氏不学，又批评钱氏庞杂。《喜万贞一至自南浔以近文求正》云：“四十年来归虞山，所得一半只气魄。晚来随波文字禅，质以义理终迫窄。”(64)黄宗羲论文重经史之功，“要以学力为浅深”，故得出以上结论。李祖陶《南雷文约文录引》“盖其论文，薄震川而宗景濂”(65)，亦道得实情之一端。 二是关于阳明学术文章。黄宗羲推重朱、陆及阳明、蕺山之学，《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以为非阳明，学统几于中绝(66)。世人往往关注阳明心学与事功，疏于谈说文章，即使论之，亦多归于道学家末技。黄宗羲不然，并推阳明之学与阳明之文。康熙十七年(1678)《李杲堂文钞序》云： 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见其脱略门面，与欧、曾、《史》《汉》不相似，便谓之不文，此正不可与于斯文者也。濂溪、洛下、紫阳、象山、江门、姚江诸君子之文，方可与欧、曾、《史》《汉》并垂天壤耳。盖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焉。当何、李为词章之学，姚江与之更唱迭和，既而弃去。何、李而下，叹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谓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岂知姚江之深于为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学，充其所至，不过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岂何、李之所敢望耶?(67) 此说自具道理。震川一派看法不同，归有光每表彰独立于阳明心学之外者，震川后学沿袭之。清人王鸣盛对此已有清晰的认识，《钝翁类稿序》指出归氏于“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68)。黄宗羲以学力作为衡量明文的一大标尺，得出“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炼，掩绝前作”的结论，颇异于震川一派。 三是关于唐宋八家与浙东文统。黄宗羲与震川一派奉唐宋八家正脉，具体而言又有区别。黄宗羲首推韩愈，其次欧、苏；归、娄最尊欧阳修，韩愈次之。南宋以后文章，黄宗羲历推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黄幹、王柏、何基、金履祥、姚燧、虞集、黄溍、柳贯、吴师道、宋濂、王袆、方孝孺、王阳明，其“学统”一望即知，盖论文不离于浙东学统。震川一派认同浙东学统，但论文多有不合。如归有光未将阳明归入文章正统。娄坚指出宋濂文章尚滞于理学，《尊经阁夜话述》云：“胜国推虞，昭代称宋，皆号博综，尤谨程度，惜理学碍之，于超乘未能也。”(69) 四是关于沿袭熙甫文法。震川后派好摹仿熙甫，黄宗羲《庚戌集自序》提出“善变”说(70)，以为不求本原，不自出深湛之思，而诉诸摹仿，等同木梗土偶，阘茸无生气，重蹈七子前辙。至此又用“黄茅白苇”形容时文之士学震川。《郑禹梅刻稿序》云： 顾今之学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于枯淡。夫春光之被于草木也，在其风烟缥缈之中，翠艳欲流，无迹可寻，而乃执陈根枯干，以觅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种臭腐阘茸，厌厌不振者，非此之谓欤……今日时文之士，主于先入，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竞为摹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古文之道，不又绝哉!(71) 究其深意，在于痛恶舍本逐末，事于剿袭，故痛下针砭，警醒世人。汪琬法乳归文，黄宗羲对其模仿熙甫也进行了嘲讽。 以上不合四条，可见黄宗羲独特的“明文正宗”评价标准。综观九条，无论合否，皆为黄宗羲审度“明文正宗”的理论依据，体现了其明文观与古文思想。相较而言，前五条多属根本原则，后四条为重要补充。 五、关于“明文正宗”的几点思考 何为“明文正宗”，数百年来论说不一。就清初而言，形成三大批评潮流：一是钱谦益、归庄等人代表的震川后派，以宋濂、方孝孺、归有光、唐顺之、娄坚、唐时升为正宗，显有标举吴中文统之意。二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代表的浙东文派，亦推许宋、方、归、唐，又提倡阳明之文，显有标举浙东文统之意。三是汪琬、刘体仁、王士禛等人代表的新朝士大夫，肯定宋、方、归、唐，力排七子、公安、竟陵，意不在接绪“明文正宗”，而在倡立一代“清文”。 文学地域分野无疑是影响“明文正宗”判评的重要因素。清初浙东士人多受黄宗羲之说沾熏，吴中文人则多沿震川一派之说。明遗民顾有孝辑《明文英华》10卷，潘耒《明文英华序》云： 窃谓明代名家，如宋金华之浑厚，方逊志之英爽，吴匏庵之淳深，王文成之明达，唐荆川之纾徐，归震川之简洁，钱牧斋之雄博，黄陶庵之坚凝，是皆天地元气。(72) 汪琬门人薛熙编选《明文在》100卷，《凡例》有云： 是编以韩、柳、欧、二苏、曾、王七家文为宗，盖前明大家如宋潜溪、方正学、苏平仲、杨东里、王阳明、唐荆川、归震川诸公，心法相传，以明洁为主，真得《左》《国》《史》《汉》之神理，所以为正派。不则，即为异趋。(73) 其说仿于震川后派，并汲取黄宗羲之论。江右、荆楚、中州、山左文人或持不同之见。如衡州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不推许归文，以为“熙甫但能摆落纤弱，以亢爽居胜地耳。其实外腴中枯，静扣之，无一语出自赤心”，嘉定黄淳耀异于归氏之派，“非熙甫所可匹敌”。论“经义正宗”，嵇世臣、黄道周、凌义渠、罗万藻可当之，“为经传传神，抑恶用鹿门、震川铺排局阵为也”(74)。虽是论经义，亦可见其“明文正宗”观。胶州张谦益最推重方孝孺，稍轻于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而厌于徐渭、袁宏道、艾南英、钱谦益。《絸斋论文》卷五以为“方正学全是苏家气魄，却是程朱骨髓。自宋末至明初，未易见此等人”。又，“方先生文与道理一滚出来，震川则是极力做好文，理路特附见其中，未能与之合一，时有驳处，不自觉。当以此分优劣。”又，“徐文长文奇崛瘦劲，似规摹柳州。然学文邪杂，不成大器”；“袁中郎为禅所迷，忿口放诞，不可为训”，“艾千子自号正学……其序文多为时艺而发，理足而局面颇狭”，“钱牧斋古文，其俗在骨。诗文序及赠送贺寿之词，皆油滑腐烂，无一近古者”。(75) 黄宗羲“明文正宗”说体大思精，李祖陶盛赞《明文案序》上、下篇“议论精确”，“无一语不可为先贤之判断，后学之津梁，真大眼孔，真大手笔”(76)。黄氏之说有何价值意义，今应如何认识“明文正宗”问题?笔者论嘉定文派曾指出两点：黄、钱等人之说对明文起着“定论”作用，“奠立了清代古文批评史上的一种基调”；“明文正宗”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观念，是古文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并对古文传统的继承具有引导意义，其局限性也不可否认。论者肯定嘉定文派为正宗，是以排斥七子、公安、竟陵派为代价的。诗歌有正变，古文亦类之，各具价值，是有一代明文(77)。兹论黄宗羲“明文正宗”说，重作审视，补充数点如下。 其一，文学地域性是影响“明文正宗”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黄宗羲之说具有鲜明的“浙东”地域性，一方面表现在受约于浙东学统，以学力作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表现在合文统与学统为一，以浙东文统作为衡量依据。这种尺度，既是黄宗羲论明文的优势，也构成其认识的局限。 其二，清初“经经纬史”古文思潮是另一决定性因素。缘此，批评家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地域意识。黄宗羲、钱谦益等人以“经经纬史”为明文评价的核心标准，即体现了清初古文思潮的动向。 其三，清初士人反思明学与明文之弊，多卓立之见。黄宗羲批判八股害文，以此综观明三百年文章之弊，非耳食钱谦益，亦非抄贩一时成说。其肯定归文“一往情深”，质疑“明文第一”之说，批评震川后派不知善变，皆立论甚高，眼界阔大，不失公允。 其四，黄宗羲之说可概观一代明文大端，然亦有得有失。不当者如尽黜七子派，株及张溥、张采、陈子龙、夏允彝；肯定馆阁之文，列王锡爵入正宗；因公安、竟陵远于“经经纬史”，虽有才情，仍不入正宗之列。诸如此类，皆可商榷。 其五，明人好争讼，论文每夹杂斗讼之习。论者针锋相对，不为模糊两可之语，览者各有所得，其利于此为大；其弊亦彰显，或入褊急，或入是非之较，失商兑之义。今观黄宗羲及钱谦益、归庄、王夫之所评，皆不尽脱明人争讼之习。 总体以观，黄宗羲“明文正宗”说对近四百年来明文批评影响深远，对一代清文演变亦深具意义。清初“明文正宗”之争促进了明文的历史检汰与传播，同时也推毂了清文的代兴。 ①②③④(12)(40)(42)(43)(50)(51)(56)(57)(58)(59)(61)(62)(63)(66)(67)(70)(7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平慧善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7—188、112—114、297、606、63、649、649—651、55—56、55—56、1、4、645、439—440、76、63、649—651、63、213、26—27、8—9、63页。 ⑤⑥(23)(6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1册，吴光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4、285、261、264页。 ⑦⑧(20)(24)(35)(36)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99—500、794、423、386、669—673、673页。 ⑨⑩(16)(17)(18)(19)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0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85—186、274、124、188、245、370页。 (11)顾有孝辑：《明文英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73页。按：“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南雷文定前集》作“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参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3)(32)归庄：《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7、217—218页。 (14)汪琬：《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937页。 (15)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1—7392页。 (21)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第662—663页。按：吴光等校点《思旧录》，以乾隆间郑性订、郑大节校抄本为底本，与此有数字之异。参《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4—375页。 (2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 (25)黄宗羲等著：《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附黄百家按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2801页。 (26)(27)(28)(47)(48)(49)(6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9—210、466、28、869、21、975、4页。 (29)(52)(53)(54)(69)娄坚：《学古绪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3、8、13、212、191页。 (30)(31)(33)(34)钱谦益：《有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47、1323—1326、681、1310页。 (37)王弘诲：《天池草重编》卷七，《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3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52页。 (38)(45)(60)唐时升：《三易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13—216、7—9、213—216页。 (39)(44)娄坚：《吴歙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41)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523页。 (46)何景明：《何大复集》，李淑毅等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6页。 (55)李流芳：《檀园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页。 (65)(76)李祖陶编：《国朝文录》之《南雷文录》，清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刻本。 (72)顾有孝辑：《明文英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03—104页。 (73)薛熙辑：《明文在》，《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37页。 (74)(75)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3、3930—3934页。 (77)李圣华：《嘉定文派古文观及其创作述论》，《求是学刊》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