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领导力的起源、内涵和理论模型
◎蒋 雪
[摘 要] 随着领导学理论不断发展，“道德”作为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被单独提出。本文对道德领导力的理论来源、定义内涵、划分维度、理论模型、作用效果等做了梳理，并探讨了道德型领导力在中国的运用问题。
[关键词] 道德领导力；定义内涵；划分维度；理论模型；作用效果
以西方的传统观点来看，“道德”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公元前384—前322），通常指那些为大众认同的或恰当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后来领导学理论不断发展，从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演化到新型领导理论。近几年新型领导理论在经历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精神型领导等的发展后，道德作为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被单独提出。
一、理论来源
道德领导力理论产生有以下三大因素[1]：第一，社会道德压力。随着近些年道德丑闻的曝光，在这些道德事件中，声誉受损可能会给组织带来严重的损失，一个组织在公众中的声誉变化会对其公众认知、甚至对组织生存有着严重影响。第二，惩罚的风险和代价。不道德行为和非法事件往往引起严重的惩罚和高额的代价。第三，道德行为的内在利益。阿加瓦尔和马洛伊指出，公司采取道德行为可以增加收益，包括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感知到的收益。
道德领导力理论建立在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之上，突出领导者宣示与强化价值观行为的重要性。理论界一般认为，道德属于非权力性间接影响力。该理论提示领导者通过树立角色榜样，在领导活动中依靠自己的高尚品行和修养、奖励与惩罚等方式强化价值观念，从而获得下属心理上的认同、情感上的接受，进而影响下属对工作、组织和同事的态度和行为。目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道德领导力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着重对此做梳理，并探讨道德领导力在中国的运用。
二、定义内涵
学者对道德领导有很多讨论，如表1所示。其中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经过多年对道德领导力研究，做出了较为清晰的定义。
布朗（Brown）等人对道德领导力不仅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还充分阐述了其内涵[2]。“规范性的行为”是指领导者的实践被其追随者认为是示范的行为，如诚实、可信赖、公平、关心他人等，从而成为合理可信的榜样。“适当的行为”是指该行为符合其所在的背景环境。“通过双向沟通的方式在其追随者中促进这种行为”，指道德型领导者不仅仅只关注自身的道德规范，而且还通过与其追随者进行明确的沟通，使道德规范在下属中突显出来。因此领导者还应该给予追随者公正、合理的话语权。“通过巩固的方式在其追随者中促进这种行为”，指道德型领导者通过建立道德标准 ，奖励道德行为、惩罚不道德行为[3]，促进追随者习得道德行为 。“通过决策的方式在其追随者中促进这种行为”，反映了道德型领导者会考虑其决策所产生的道德性结果，并选择那些可以被其他人观察和模仿的、符合原则的、公平的决策行为 。概括地说，布朗（Brown）等认为[4]，道德领导力的内涵包括：诚实、体谅追随者、决策的公平性、利用奖惩促进道德行为、基于道德价值观做出决策。
表1 道德型领导的定义表述
三、道德领导力的划分维度
凯南格和门多卡（Kanungo & Mendonca）在1998年对道德领导力划分为三个维度[5]：“领导者动机/意图、领导者的影响策略、领导者特质”。特莱维诺（Trevino）等对美国多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20位高管和道德专员等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被测试者均认为道德型领导应有坚持以人为本，采取道德行动，设置道德标准，开拓道德意识，执行道德决策这几个方面的内容。[6] 2004年康蒂亚和萨尔（Khuntia & Suar）根据凯南格和门多卡（Kanungo & Mendonca）对道德领导力的维度划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此修正为“动机和特质、授权”两个维度。
（四）家长配合。家长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让家长观看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一是观看自己孩子写字的姿势，二是让写字姿势正确的学生成为家长提醒自己孩子书写姿势的一扇窗户，每周家长反馈学生在家书写姿势正确率的情况。这样老师、家长齐抓共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雷斯克、迪克森和米特鲁森（Resick,Dickson & Mitheluson）通过实证研究及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不同文化下道德型领导的维度划分进行了比较分析。2006年将划分维度修正为“品行正直诚实、利他、集体动机、鼓励”四个维度，且这四个维度有着很好的跨文化适用性。2008年，德霍和邓哈托格（De Hoogh & Den Hartog）将道德领导力划分为角色澄清、道德和正直、权力分享三个维度。马丁（Martin）等对455位美国和398位德国中层管理者的道德型领导行为进行分析比较，再次验证了雷斯克（Resick）等人在2006年提出的道德领导力四个维度划分。[7]如表2所示。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在汽车类专业特别是汽车电子技术专业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在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由于强调学科的系统化，教学内容多而难，严重脱离实际，不适应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教改的精神，以教育部发布的汽车专业教学改革新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为依据，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从而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
四、道德领导力理论模型
（一）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人道德型领导理论模型
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入生产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可表现为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道德资本会因为经济活动主体高尚的品德及其价值取向，而改变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投资方式和方向，进而获取效益。
该理论框架反映了一些主要的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道德领导的影响作用，以及道德领导所带来的效应。主要理论假设如下：
1.情境因素及其中间变量对道德领导的影响作用。道德型领导者会从榜样中学习，通过观察道德型角色模型的行为及结果，能够深受其影响，认同、内化这个模型的价值观和态度，并效仿其行为。在组织中，组织的道德环境包括组织的道德气氛或道德文化，支持和鼓励道德行为的环境会强化道德领导的开发和维持。道德情境和道德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到道德领导，道德情境的强度（后果的严重性和社会舆论性）有可能增强道德环境和道德领导的关系。自我监控会调节道德环境与道德领导的关系。
表2 道德领导力的维度划分
图1 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人道德领导力的理论模型
2.个体特征及其中间变量对道德领导的作用。道德领导也可能与领导者的个体特征有关，如宜人性、责任心与道德领导正向联系，神经质与道德领导负向联系。马基雅维利主义会激发领导者操纵他人完成自己的目标，因此它与道德领导呈负向联系。而控制点的领导者则会展现更多的道德型领导。领导者的道德推断判断水平也将会显著影响道德领导。权力的控制使用（权力抑制）将会增强对权力的需要和道德领导的关系。道德利用将会增加道德推理判断与道德领导的关系。
（二）德霍和邓哈托格（De Hoogh & Den Hartog）道德型领导理论模型
对于道德领导力的作用效果，学者们进行了探讨和实证性研究，大致从三个不同角度得出了道德型领导力的不同作用效果。
图2 德霍和邓哈托格道德型领导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以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感为切入点，阐释了高层道德型领导者的形成机制与效能机制，同时说明了道德型领导者对员工与组织关系的明显正向影响。[10]通过该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身在组织环境中的领导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促使领导者形成道德公平感和正确的角色定位。
农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经济支撑，其重点就是要把城市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引入到农业农村，用交叉共融的产业体系改造和提升农业，促进经济融通[5]。
（三）迈耶和库恩利（Mayer & Kuenzli）等人的多层面道德型领导模型
他们通过对中高层道德型领导级员工的研究发现，员工对不同层级的道德型领导有着明显不同的感知，但其实他们之间又相互关联，即中层道德型领导作为中介，对高层道德型领导和员工效能起作用。他们认为道德型领导是一个多层面的架构，对组织成员的影响是从组织中高层领导者逐层向下传递的，即在组织中不仅要提升高层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此同时也要强化与基层员工互动最直接的中层管理者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实现道德型领导效能的传递。从员工的角度出发，他们主要通过对直接领导（即中层领导者）行为的判断，得到对组织道德的认知，而对高层领导者道德认知则主要来源于组织元素，如组织行为准则、组织文化等。因此，中层道德领导者是高层道德领导者效能有效传递到基层员工的关键。由此，他们提出一个自上而下的多层面道德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4] Brown M E，Trevino L Harrison D A．Ethical leadership：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5，97 ：117-134.
五、道德型领导力的作用效果
基于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人对道德领导力理论模型的研究，德霍和邓哈托格（De Hoogh & Den Hartog）（2008年）研究发现[9]，道德型领导有利于提高高层管理队伍的团队合作水准和决策效能，还可以让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积极态度。如图2所示。
古人所倡导的各项德行规范，几千年来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德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我们党不仅是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者，更是气节美德的践行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书写了共产党人壮丽的人生诗篇。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特别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治伦理要求。加强道德修养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成为领导干部行为的价值标尺。
（一）道德领导影响下属的积极态度和行为
图3 迈耶和库恩利（Mayer & Kuenzli）等人的多层面道德理论模型[11]
2004年，洛普雷哈和达莫德（Rooplekha &Damodard）等人对印度企业道德领导调查研究表明[12]，有道德的领导提高了下属的工资绩效、工作参与度和感情承诺，降低了下属的机会承诺。朱W和梅D.R（Zhu W. & May D. R） 等研究指出[13]，心理授权是道德领导与员工承诺、对领导信任的一个中介变量，被授权的员工可能更信任他们的领导者，更能提高他们的工资绩效和工作承诺。
2005年，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Trevino）等人发现，道德领导的公平、原则性强、诚实、可信、关爱他人和社会，能够预测下属对领导的满意度、感知到的领导者效能、角色外行为、汇报问题的意愿等，如图4所示。
组织道德气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领导者的道德领导作用[18]，因为员工会模仿组织领导者的行为，如果领导者的行为是非道德的，员工可能会认为这种非道德行为是被许可的。领导者在进行决策和实施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政策、程序，并通过各种实践和惯例来倡导和培育组织的道德氛围和价值观念。沙因（Schein）提出[19]如关注利益问题、对危机做出反应、如何分配报酬、对新员工的甄选晋升以及解雇采用一定的标准等等这些领导者影响、强化和改变组织道德观念的方法，可以改变和营造特定的组织氛围。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对道德领导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道德型领导正向影响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和人际指向公民行为。[15]道德型领导会使下属积极模仿，成为下属学习的典范，同时也是对道德型领导的回报，下属会努力减少自己的反生产性行为。[16]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包括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和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7]
（二）道德领导影响组织道德气氛和组织道德价值观，以及追随者的道德行为
迈耶和库恩利（Mayer & Kuenzli）等人探讨并验证了道德领导力在高级管理层和中层主管级两者之间关系及其作用结果[14]，并在2009年提出：高级管理层的道德领导力正向影响中层主管级的道德领导力。高级管理层的道德领导力与主管团队越权行为、员工团队越权行为呈现直接的负向关系；与主管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呈现直接正向关系。中层主管级的道德领导力与主管越权行为、员工越权行为也呈现直接的负向关系；与主管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也呈现直接的正向关系。同时，中层主管的道德领导力分别在高级管理层的道德领导力与中层主管的越权行为和中层主管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在高级管理层的道德领导力与员工的越权行为和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
教师在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学时，需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而，教师在设置实训课程时，需将实训内容包含在每个实训任务当中。教师需指导学生自主发现、思考、解决问题，学生在完成实训任务之后，教师需及时进行总结，并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在设置实训任务时，需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思维能力，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重视对学习方法的讲解。教师在设置车工实训任务时，需重视实训任务的层次性。由于每个学生的理解能力、综合素质水平不同，因此教师在设置实训任务时，需重视任务的有效性，做到因材施教，以保证教学效果。教师需指导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
（三）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所表现的优质品格和美德就是领导者的道德资本
根据已有的道德和领导的研究，以及前期对道德领导力的研究成果，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布朗和特莱维诺（Brown & Trevino）等人（2005年）提出了一些规范的理论命题[8]，初步构建了道德领导力理论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六、道德领导力在中国的运用
图4 道德领导与领导效果的关系
道德领导力理论对学术界来说还是一个兴起不久的主题，但在中国，道德型领导的哲学探讨可追溯至殷末时期的史料《尚书·多士》。春秋时代的孔子便提出了“为政以德”的管理思想。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道德，道德思想、道德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建设精神文明的相关机制就是将精神文明中无形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等通过一种载体具象化，在学生接受高校教育过程中，学校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将精神文明中无形的思想观念给实质化〔8〕。
认知弹性理论的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概念与案例构成的多维、非线性的十字交叉形状。这句话表明，当一个知识点比较复杂时，可以通过多个有意义的实际案例加以解释说明，使得该概念便于理解与掌握。初中阶段的学生虽然认知水平相对于小学生有很大的提高，但相比较于成人来说，逻辑思维水平还未成熟，对于一些复杂概念常常难以理解，久而久之，自信心下降，对学习自暴自弃。因此，多样化简易化的知识表征形式对于初中生英语教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表征形式在英语教学中主要是以多样化实例与概念相结合而得，学生通过实例能够更好理解概念知识，进而学习自信得到提高，学习会更加有动力。
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和“圣贤”，提出了包括官员道德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伦理要求。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领导者，领导者要通过“自省”“自戒”“自责”“克己”“修己”等来正身。以行为的楷模来影响、感化和带动民众。在治理国家社会方面，主张“为政以德”“以德行仁”，施以“仁政”。宋明理学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崇尚“气节”更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道德定力的必要元素，涉及如何对待富贵贫穷，如何对待生死福祸，如何对待荣辱功名，如何对待权位爵禄，以及如何待人待己等方面，包括“立志”“弘毅”“德操”“大行”“大节”“节全”等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处世必以仁德，守身必从大义，为人重在大节，成仁取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惟才德皆备皆贤士也”，“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他看来，德是灵魂，统帅才能，决定着才能发挥的程度和方向；才从属于德，受德制约，领导者只有先具备了德，才能保证才的正确发挥，收到积极效果。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均强调德为先，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重“德”传统和价值取向。
2.1.1 暴力行为 患者常患有被害妄想、夸大妄想、幻视、幻听、兴奋、行为冲动等精神异常症状。部分表现为抑郁，此类患者常在幻觉、妄想等精神障碍的支配下发生突然的冲动行为，导致意外的发生。
全面覆盖。从纵向覆盖的角度来看，从军委机关、战区、军兵种到团级单位，都应建立军队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各级行政权力清单、权力运行流程和相应责任。从横向覆盖的角度来看，权力事项的各个领域均应建立军队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使该权力事项涉及的机关部门明确本级所拥有的权限、与其他部门的权力切分。
[注 释]
[1] 孙利平：德行领导及其影响研究，2010，27-28
[2] Brown M E，Trevino L Harrison D A．Ethical leadership：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5，97 ：117-134.
[3] Trevino L K，Brown M，Hartman L P．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perceived executive ethical leadership：perception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xecutive suite．Human Relations，2003，56(1)：5—37.
纳入标准：两组患者经临床诊断及MRI检查后确诊为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却存在急性期各类临床症状；经知晓研究内容后，自愿参与。排除标准：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
普查机构对普查过程中形成的应归档文件材料，要指定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收集、整理与归档，并在普查工作完成时，向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档案部门移交。
[5] Kanungo R N，Mendonca M．Ethical Leadership in Three Dimensions. Journal of Human Values，1998，4(2)：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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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半椎体畸形在临床中较为罕见，手术治疗可矫正畸形，并防止代偿弯进展。本例患者的治疗结果证实了前后联合入路半椎体切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相似病例的诊治提供一定借鉴。
[10] De Hoogh , A H B, and Den Hartog , D N .Ethical and despotic leaders hip ,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social responsibilit y , top management team effectiveness and subordinates' optimism : A multimethod study [ J] . Leadership Quarterly , 2008,19(3):29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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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高通量测序的数据分析过程目前并无统一标准，所有的分析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数据的质控、比对拼接、过滤和变异的注释。前一阶段的分析和后一阶段的前期工作几乎都有特定的程序和计算机系统完成；而生成的带有注释信息的变异列表以后的筛选工作则最好由熟悉病情的临床医师和生物信息学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因为筛选过程涉及到表型关键词的挑选和患儿实际情况是否吻合的判断，对于最后选定的疾病相关/可能相关突变的致病性评估仍然需要熟悉具体病情的医师给出意见，参与最终诊断结论的拟定。仅仅依靠生物信息学技术人员分析并完成检测报告拟定的数据分析流程是脱离临床的，不适合于诊断性测序。
[15]王震，孙健敏，张瑞娟． 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道德式领导和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J］． 心理学报，2012，44( 9) :1231-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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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4—0057—07
[作者简介] 蒋 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工作处教师。
（责任编辑：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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