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惕说”及其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惕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4-0025-04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建宁府推官。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时，季本拜为弟子。阳明平宸濠叛乱，季本守分水关，阻遏其进入福建。阳明晚年在南宁建敷文书院，他做过教习。仕途上历任御史、苏州同知、南京礼部郎中、长沙知府等职。任长沙知府期间，极力抑制打击豪强势力，为民除害，但因此得罪权贵被罢免。其后二十多年专心讲学著书，同时注重实用，“穷九边”，“考黄河故道”……做了许多实际的调查活动。他的著作较多，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说理会编》等。关于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晚年而成的《说理会编》，《明儒学案》即全以此书为之立案。
阳明殁后，其门人宗旨异趣，各有主张，王畿和王艮的影响较大，两位都尚“自然”，故当时以“自然”为宗的风气颇盛。但季本不同意这种主张，以为其有悖师门宗旨。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在这种忧患意识中，他提出了“龙惕说”。主张以龙言心，而不以镜言心。以龙言心则主宰常在，时时警惕，以镜言心却无所裁制，一任自然。其说旨在强调主宰的作用，反对离主宰而言自然。此说法与当时尚自然的风气颇不同，引起了争议和讨论。对此，黄宗羲评价道：“弟其时同门诸君子单以流行为本体，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归于画一者无所事，此则先生主宰一言，其关系学术非轻也。”[1](P271-272)肯定了季本在当时特殊的理论背景下的学术贡献。
一、“龙惕说”的义蕴及意义
何谓“龙惕说”？季本自己有如下阐述：
夫心之为龙也，言乎其惕也。龙起则惊，惊则惕，惕则天理初萌，未杂于欲之象。盖即《中庸》戒惧不睹，恐惧不闻之几也，是谓良知。此非主健何以能之？故《易》曰：“乾以易知。”乾之知自能知，无待于外，何难之有，所谓自然也。自然以乾知为主，岂复有流于欲者哉？此龙惕书之本旨也。[2](卷一《送杨君序》)
圣人以龙言心而不言镜。盖心如明镜之说本于释氏，照自外来，无所裁制者也。而龙则乾乾不息之诚，理自内出，变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说，而同辈尚多未然。然此理发于孔子居敬而行简是也。敬则惕然有警，乾道也；简则自然无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为主，则志不帅气而随气自动，虽无所为，不亦太简乎？至孟子又分别甚明，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此即言镜之义也。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此即言龙之意也。告子仁内义外之说，正由不知此耳。[3](卷之二，六)
自然者，顺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顺？舍惕若而言顺则随气所动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为德，则主乎坤者乾也。圣人之言如此类者亦多矣。如命，自然者也，然命曰天命，则天为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则性为道主矣。……正恐一入自然则惕流于欲耳。故圣人言学不贵自然而贵谨独。乾因时而惕，非谨独乎？[3](卷之一，十)
自然者，流行之势也。流行之势属于气者也。势以渐而重，重则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语自然者必以理为主宰可也。[3](卷之一，十)
盖心体之贞，本自收敛，收敛则自能照管。在圣人则兢兢戒谨于独知之地，惟恐其或有失耳。……人以圣人不思而得为全无所思，则若圣人心体常存，未尝放失，无所事求者。而不知圣人有圣人之求，贤人有贤人之求，学者有学者之求。圣人之求，顾
天明，常防其失而自不有失者也。贤人之求，不待有失，常存戒心，而还失即能收之者也。学者之求，随时致察，已失而后知收之者也，及其求而既得，则同一本体矣，而本体之兢兢亦何时而可忽于求乎？[3](卷之三，十二)
把上面的五则材料放在一起看，就能比较准确地了解“龙惕说”的含义，发现“龙惕说”的特别之处了。“龙惕说”的表面意思很简单，即以龙言心，以突出心之健或主宰。但此“心”在何意义上说必须确定，因“心”既可指超越的本心，亦可指后天的经验的心或修养的心。所指不同，则“龙惕说”的意义也有重大不同。
单从直接与“龙惕说”相关的前三条材料看，“龙惕说”是在论工夫。以龙言心即以健、惕言心，主张平时要居敬，以保持心之常惕常警，如此则能使理主气，或志帅气。而气顺理或志而动，则所谓自然。季本在此特别强调“龙惕说”而反对以镜言心，盖以为前者能表明理、志或本心为主，而气顺之。而后者仅强调自然，却流于“随气所动”，理或本心不能主宰。这些主张是在工夫上强调戒慎恐惧，或惕，并无特别，儒家一直有此传统。
但“龙惕说”也有直接就本体(本心)上论“惕”的意思。第五段说“盖心体之贞，本自收敛，收敛则自能照管”，即直就本体(本心)言“惕”。因为收敛而能照管实即“惕”也。故合而观之，我们不能把“龙惕说”之“惕”仅理解为工夫层的。而认“惕”为本体或本心之德，才是此说与传统儒家本心论不同的独特之处。传统儒家的本心论，虽因象山阳明而得到了空前的彰显，但其理论之实未过孟子学的范围。故象山阳明之学究其实乃孟子学。他们的核心思想和概念，如本心、良心及良知、良能皆源自孟子。要言之，自本体上说，或就本心而言，良知与良能是本心之德。先天超越的本心能独立于经验而知善知恶，此谓良知。然本心亦不仅能知，亦必然能行(生发善行)，此谓良能。(所谓舜在深山之中与野人无异，及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则沛然莫之能御，即本心与良能先天性的最佳说明。)但“龙惕说”除了承认传统儒家对心体具良知良能的体认外，又特别增加一“惕”的体认。这是其新的内容。
儒家的传统并非不言“惕”，但皆直接在工夫上说。最早者如季本所引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又如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及任重道远之叹所流露的警惕意识，再如《大学》《中庸》所言“慎独”等。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皆在工夫上说。故季本直从心体说就显得较独特。但传统儒家未直接就心体上说，实有其义理与理想上的考虑。传统儒家认为有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圣人，如尧、舜、文王、周公、孔子。借夫子自状的话说，他们皆“从心所欲不逾矩”，或孟子所谓“尧舜性之”。既如此，即使承认心体有“惕”，也须说“惕”于圣人丝毫不曾显发，或始终潜藏着。不把“惕”落实在心体上，大概为了突出圣人德性之神化，是从最高层上立论。与此相应，儒家传统的工夫论也认为工夫是有层次的。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可谓与天地同流，也无所谓工夫。但学者则须强恕而行，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人百之己千之，戒慎乎常日而不离道。工夫大体分自然与勉强两个层次，其中细节又有不同。
“龙惕说”直从本心言“惕”，揭明了儒家义理中未直接表明的蕴涵之意，是一贡献。但若按儒家义理之传统，应该进而指出，“惕”虽为本心所具，但对圣人而言，可谓丝毫不曾显发，或始终潜藏。否则，圣人若也显惕心，则说明也有工夫，就无所谓神化的境界了。这样，圣人其实成了儒家传统所谓的学者。然而季本在此却贯彻了自己的理论，尤显得独特。他认为，传统上因《中庸》圣人不思而得的说法而以为圣人“全无所思”，好像圣人“无所事求”，这是误解。其实，圣人能“不思而得”，只因“在圣人则兢兢戒谨于独知之地，惟恐其或有失耳”，圣人如同贤人、学者，也有工夫：“圣人之求，顾天明，常防其失而自不有失者也。”这等于完全颠覆了儒家传统的圣人观，实际上否认了传统的神化圣人的存在，而把传统的学而知之的人定义成了圣人。这也意味着否定了传统儒家工夫论上有与无的层次区分，而认为人人皆须作工夫，圣人也不例外。季本真可谓别具一格！
二、与“龙惕说”相关的争论
季本为纠偏提出“龙惕说”(但也确是他自己的体悟)，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曾有一封回季本的信专门说明自己对“龙惕说”的意见。
关于季本的应以龙言心，而不能以镜言心的主张，王畿说：
丈云：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与物无对，无方体，无穷极，难于名状。圣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论也。水镜之喻未为尽非。无情之照因物显象，应而皆实，过而不留，自妍自丑，自去自来，水镜无与焉。盖自然之所为未尝有欲。圣人无欲应世，经纶裁制之道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机括不过如此而已。着虚之见，本非是学，在佛老亦谓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圣人未尝有此也。[4](P211-212)
龙溪的回答甚合理。既指出凡泥于比论皆有误，又指出了季本对以镜言心的误解。以镜喻心主要是为了说明应物须无私情、无私欲，这样才能“应而皆实”。用镜子比喻此无私而真实应物之心最为恰当。归根到底，是讲人须去己私。其实，即孔子所谓“勿必，勿意，勿固，勿我”之意。所以，以镜言心背后的考虑是儒家的传统义理。明道先生的《定性书》论之详矣。以镜言心非即“照自外来，无所裁制者也”(见前引季本材料第二段)，季本误解了。
关于“龙惕说”的中心看法，警惕以主宰自然，不贵自然而贵谨独，王畿说：
又云：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尝以此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贵自然。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此是堕落两边见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也。
夫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力，有所恐惧则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终始互根，竭力而不以为劳，省力而不以为息，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自古体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乃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纯亦不已，是岂可以先后而论哉？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义皆类此。
龙溪的这番答复，进一步澄清了季本对其“自然”的误解，使得二人在一些方面更加接近。龙溪所谓“自然”不是季本所谓的流行之气的自然，而是本体(本心、本性)的工夫论角度的指代，或者我们直接理解为本体亦可。是故，“夫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力，有所恐惧则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当以自然为宗”即当以本体(本心)为宗。警惕者，龙溪也认为是本心之发用。“戒谨恐惧”即警惕，因是本心之发用，故“未尝致纤毫力”。“有所恐惧则便不得其正”取意于《大学》。此所谓“恐惧”非前面发自本体(本心)的“警惕”或“戒谨恐惧”，而是私情私欲，能遮蔽本心。本心被遮蔽，则现实之人心便不得其正。龙溪认为，修学当直由本心(良心、良知、良能)而发，警惕也只是本心之发用。直由本心，而不使其因恐惧等私情私欲遮蔽本心，“此正是入门下手工夫”。(此段后面几句都是表述相同的意思，不再疏解。)这种工夫论显然与其师一样，归根到底是孟子学。
龙溪又认为：“或者以为圣人本体自然无欲，学者工夫岂能径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诚见道之本一，而学之不容以异也。圣人学者本无二学，本体工夫亦非二事。”此意即本体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体。盖因本体所发即工夫，故工夫即本体，本体即工夫。人人本体皆一，故圣人、学者工夫不异。换言之，所谓工夫者，乃本体所发，否则非也。据此认识，龙溪反对分裂本体与工夫。“(圣人)故虽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尝废困勉。(学者)虽困知勉行，所性之体未尝不生而安也”。
在上面的“自然”观和本体工夫观的基础上，龙溪认为若季本“龙惕说”的意思是“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则为堕落两边见解。但根据他所引的季本的话，及龙惕说的意蕴，只可说前半句，而不能说后半句。而且他对季本的批评也有误解。季本固然主张“警惕时未可自然”，但此所谓“自然”非龙溪那里指代本体(本心)的“自然”。此“自然”指“流行之势也，流行之势属于气者也”，既如此，当然“警惕时未可自然”了，因为志须帅气或理须主气。若一任自然就是随气化，即是放失。所以，龙溪的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他是以自己的“自然”概念去理解季本的言论。而后半句恰是季本反对的，因为季本认为“自然者，主宰之无滞也”。
总而言之，龙溪与季本的争论实由误解而生，其实两者关于本体工夫的关系的看法倒本质上相同。龙溪主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本体与工夫的关系虽不是“龙惕说”所主要关注的，但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其实“龙惕说”也主张本体工夫为一。
除王畿外，邹守益也对“龙惕说”发表了意见。他作《心龙说赠彭山季侯》说：
东廓子曰：兹天德也。不显亦临，无射亦保，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与，于穆同运。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语此义之变化矣。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奋发也。向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蓄众，非以兼爱也。俭德避难，非以为我也。明罚勅法，非以立威也。议狱缓死，非以售恩也。夫是之谓龙德。[5](P457)
此段话之前是对季本“龙惕说”的主要观点的引述。“兹天德也”之“兹”指季本所谓“龙德”，即警惕、主宰之德。东廓也认为龙德为天德，故在根本上与季本意见相同。但他认为，对德性而言，自然与警惕皆为必要，不能舍其一端，并举文王为例。最重要的是“义之与比”，以义为最终的标准，当自然则自然，当警惕则警惕。若取一而舍一，则是“有适有莫”，此皆有所偏，而非“义之与比”了。按：此处原文有误。“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语此义之变化矣”中的“此”当为“比”。此句用《论语》典，“此”显然应为“比”。另外，东廓《再简季彭山》云：“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与语比义之变化也。”[5](P519)可见，前面所引有误。
但其后东廓语意似有转向。因“义之与比”，故无事不由义而行。既由义而行，则处处天理流行，莫非自然也，其实己无与焉。“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奋发也……”诸句皆指此意。此“自然”是从“己无与焉”说，非前所说的德性修养上的“自然”了。此种意思的“自然”来源也甚早。二程子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只有一个义理，义之与比。”[6](P30)东廓之意盖源于此。
最后东廓云“夫是之谓龙德”，意即“义之与比”为龙德。其实，与季本的观点无本质区别。因季本之以龙言心也是强调理的主宰。总之，邹守益的观点与季本根本上是相同的。只是他认为圣人警惕与自然皆有，唯义所适。但显而易见的是，东廓所谓的“自然”，无论是德性上的，还是“己无与焉”意义上的，都非季本所说的气的自然。
三、结语
“龙惕说”的中心是自然与主宰或警惕的关系。但通过对上面的诸先生关于此问题的讨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自然”概念在各人那里含义可能不同，因此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基础上的无谓的争论，而其实他们的关于某些根本问题的见解未必不同。
“自然”一词，或作名词，可指气化，此即季本所谓自然的一个根本意思。也可指代本体(本心)，这是王畿的用法。或作形容词，用以描述修养上“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境界。也可以用来说明天理的“人无与焉”，此为邹守益之意。还可以用来说明自本体出发而莫不中节的工夫，即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个意思邹守益也有，而且与王畿自本体说自然的用法实质相同。三人站在不同的概念用法上产生了一些误解和争论，实际上分歧并不大。季本真正反对的是任气之自然，这也是儒家传统所反对的。至于他本人因当时的学术风气，且根据自己的体悟把“惕”直接归诸本心(本体)而提出的“龙惕说”，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对儒家义理确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但也有相当的不足，这里便不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