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史学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资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2-0214(2002)01-0005-08
一 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色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早在3000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1]即希望从夏商二代国破家亡，江山易人之残酷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避免重蹈前朝覆辙，表现了自觉而深刻的“经世”意识。此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亦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家对“经世”的宗旨和参照系的认识愈加明确和自觉。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难看出，司马光撰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通过纵向考察前朝往代的治乱兴衰和是非得失，以为宋神宗“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表述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关注，但目的只有一个，即“经世”是为了“资治”。这不仅因为它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本质的目的和古代史家所执著追求的其事业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观和构筑其上的价值取向在史学上的反映与实践。而且更是由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重大、最剧烈的历史变动，莫过于改朝换代，江山易人，这使得如何使王朝或皇朝的统治政通人和、长治久安，成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必须认真思索和亟待回答的首要问题。由此也就决定了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宗旨是为了“资治”，其参照系是历代王朝或皇朝的兴衰治乱和成败存亡。亦即使经世资治的赤诚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因此，宋神宗亲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对该书在“经世资治”方面的价值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于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这将《资治通鉴》的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亦使它的“资治”之宗旨更加凸显。王夫之则深化和丰富了这个认识。他认为读史“非知治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3]。因此，他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在王夫之看来，史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就在于它通过纵向历史考察、研究及其撰述总结以往历代统治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后人治国安邦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使后人可以从其中窥见“得失之枢机”，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作为人们政治实践的重要参照。否则史学也即失去其应有的魅力与价值。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史家关于经世致用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但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却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就是说史学虽然可以通过“借鉴”、“蓄德”、“垂训”和“通变”等形式，从不同的视角与通过对往代前朝之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纵向考察和认真总结，以便为其后历代王朝或皇朝正确制定治国安邦之大政方针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依据，并切实达到改进政治和巩固统治的目的。这也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被传承到19世纪前期。
19世纪前期是清皇朝由盛转衰、由治变乱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实际上这种转折从乾隆盛世的后期即已开始，至嘉庆朝则更是江河日下。主要表现为吏治腐败、军备弛废、财政困窘，土地兼并加剧，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化，川陕白莲教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一切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统治的基础。与此同时，外患日逼，边疆海防亦频频告急。19世纪伊始，英国就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和骚扰，并加紧鸦片走私活动，此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旨在分裂中国的武装叛乱，整个社会已陷入内忧外患之深重危机之中。这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此时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除了继承和弘扬了其前的优良传统外，又打上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谓当时的历史研究无一不是将视角投向事关清皇朝治乱兴衰的国计民瘼、世道人心、典章经制、政教习俗、边政海防等各种紧迫问题上面，目的在于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启示乃至方略和对策。但是在探索具体的方略和对策之时，其参照系仍是纵向考察，也就是仍然通过对前朝往代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致密研究和总结，来为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即可看出。周济(1781-1839)的《晋略》66篇便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周济撰《晋略》就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启发和激励，即有感于国家衰乱日甚一日，以至“人畜悲痛，鬼神思变”之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着眼于乱世历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乱世”历史的反思与研究，总结出有益于维护和巩固清皇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即寻求所谓“至治之理”，以有补于现实，达到“经世资治”的目的。对此，周济明确指出：“依于涑水（此指司马光），庶几无悖资治之意。”[4]（序目）“志存综核，欲使一代成败之由，昭然可睹。”[4]（表二序）因此，他选择了两晋（包含五胡十六国）的“乱世”历史作为其为清皇朝取法借鉴的参照系。在探讨西晋何以成为短命王朝时，他认为导致西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盘剥。他说：“鱼肉（其民）以虚其内，假借以骄其外，呢袤以摧直干，慕雅远以亏实用，方欲驱策疲氓，力征营天下，岂所谓明分数识成败者乎？”[4]又言：“民老靡诉，自然崩溃，故知锁钥之寄匪轻，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气和乐，而桀黠得恣其冯陵者也。”[4]（列传31）乃至将农民逼至“水火煎逼，痛深骨髓”[4]（国传3）之濒临死亡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他看来，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非但激化了阶级矛盾，直接诱发了西晋末年风起云涌、接连不断的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而且也动摇和破坏了其统治基础，因为这些起义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周济这是鉴于嘉庆朝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之严峻残酷之社会现实，而用心良苦地希望通过对西晋国破家亡之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及时调整其统治政策，以避免重蹈覆辙。继之，周济又从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盛衰兴亡之关系的视角，对两晋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推动周济作这种探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世毕氏（沅）、洪氏（亮吉）于两晋疆域颇勤搜辑，然仅掇拾残缺，既不究其时事，又不稽诸图牒，是以牴牾脱谬，靡所甄明。”[4]（表二序）他认为毕沅、洪亮吉等人对两晋疆域的研究没有起到为后人提供应有的历史启示与借鉴的重要作用。所以周济对两晋攻防取守地势均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希冀时人能从地理形势与政权兴亡之密切关系中获取有益的启迪。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探讨了两晋灭亡的原因。他认为西晋先统一江南是一大失误，因为西晋平吴后，虽然“展地辟境方数千里，塞下叛虏次第降获，此诚志意盈盈，侈情涂饰之会”，“建武太兴之际，无复北问中原之志，惟务安集江汉之闲，以宁南纪”[4]（表二序）；但是作为屏障的军事重镇平阳、河东一带，却没有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致使无险可守，即出现“肩背缺而心腹披”，、“俯度地势则无秦汉金汤之固”的门户洞开之不利局面。因此，即使在西晋皇朝的鼎盛时期，忧伏肩背已露端倪，故“内衅迭起，外虞坐大，平阳孟津，东西并亟，手足之折不及头目，而枝叶披矣”[4]（表二序）。周济认为这是致使西晋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谈到东晋灭亡原因时，他认为：“建康新造，忧在腹心，荆江馈运，殚于疆事，连城百数，上供道绝，局成分割，加以跋扈，商贩一端，饥穷莫告，而本根拔矣。”[4]（表二序）周济之所以重视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兴亡之关系的探讨，就是因为当时英俄等列强开始侵扰中国西北边陲，西北边疆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故周济渴望通过这种探讨能使清朝统治者真正认识到地理形势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力度，以便为安边固防，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提供对策与方略。鉴于上述，不难看出周济欲以史学经世资治的意识是鲜明而自觉的，其着眼点无一不是与清皇朝治乱兴衰乃至成败存亡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包世臣在《与周保绪〈晋略〉书》中说，该书既以略名，“是无取矜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名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扼要地评价了该书作者经世资治的撰述主旨和关注前朝治乱兴衰的着眼点。周济的学生鲍源深在为其师《晋略》一书所作的跋中亦指出：其书“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亦认为其书主旨在于“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即藉此经世资治。
可以说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是这一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最大特点，这在其他史家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中都有反映。如李兆洛于其所撰的《怀远县志序》中，郑重地指出编修方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戒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5]（卷2）。明确地道出了这一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鲜明特点所在。继而他又进一步阐释说：“若稽古而不核，非陋即冗；诹今而不审，非棼即缪，徒以迷误后来，不如无书矣。”[5]（卷6）即谓治史者，应以探讨古今成败兴衰为指归；究时务者，以明辨现实利弊得失为首要。汤鹏在谈其作《邱浮子》91篇时说：“其指务在剖析天人王霸，发抒体用本末，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国家天下，施于无穷。其心务在琢磨主术臣道，护势民风。”[6]鲜明自觉的史学经世致用意识充溢于纸里行间。而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则直接以“经世”命名。全书凡120卷，收清代各家（702人）奏议、文集、方志、文献中“存乎实用”的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共65个子目，可谓集清初至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这从该书的选文标准中亦可看出其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意识。他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向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又由于“时务莫切于当代”，因此“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凡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律之属，可略焉勿详也”；“其他纪述之作，虽工勿登也”。[7]即谓一切以经世实用、有补于当代时务为指归。这种将思考历史同解决当时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鲜明、自觉和强烈，反映了这个时期史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感、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毋庸讳言，尽管这个时期的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尤其注意将其研究及其撰述同应对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因此使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凸显出更为强烈、鲜明的时代精神；然而在他们为解决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所开具的“药方”中，大多是了无新意、陈旧过时的所谓先王之“良法美意”。如魏源认为其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即是为解决当时社会危机而把脉开方。所以他一再重申：“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但是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略”[7]之藩篱。就是说虽然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已反映出“通今致用”之可喜的迹象，但就总的倾向而言，仍是以纵向参照为主，因此他所开具的“匡世济时”的“药方”也只能是以“师古”和“法先王”为内涵的“古时丹”了。这一点在龚自珍的思想中最为突出。他说：“言天人性命之奥，则取法于《易》；帝王政事之大，则取法于《书》；美善劝惩之义，是非褒贬之条，则取法于《诗》与《春秋》；验国家之兴亡，知人物之臧否，则必征诸三《传》；考典章之明备，审制度之精详，则必征三《礼》；以及遗闻轶事，故书雅训，则又杂采于周秦传记之书。”[8]（曹序）此处龚自珍不仅明确指出史学经世致用应着眼于纵向考察，而且强调以取法借鉴前贤先哲之圣经贤传为主。从这个认识出发，他论述道：“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宋臣苏轼不云乎，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8]（对策）在他看来，以往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对于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来说，不啻“救世良方”。同时又主张这种“救世良方”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因为“方多传于古人”。在此基础上，龚自珍不止一次地表达其欲“略彷古法而行之”[8]（明良论四），亦即他想从历史中寻找“救世良方”来拯救社会危机的强烈愿望。而他的“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犹贩古时丹”一诗，则是龚自珍对他自己这种认识之最好诠释。何谓“古时丹”？龚自珍于这首诗的自注中注明：“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他的殿试对策是以王安石的言事书为榜样，即效法王安石进行变法。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这个时期在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雄壮乐章中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符”，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即谓在当时以“天朝大国”自居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及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亦无法做到在纵向“师古”和“法先王”的同时，还能横向兼顾到“看世界”和“师万国”。再者，如果从学习历史，获取有益的历史智慧、启示和借鉴的角度而言，“师古”和“法先王”并没有错误，关键在于要“通达时变”，绝不可简单地依样葫芦，照抄照搬；否则则是“逆时而动”，于事无补。因此当时一些有见识有血性的史家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不仅忧心如焚、焦灼不安，而且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史家都更加关注现实并具有强烈的变法改革的愿望。即将他们对历史的思考、研究及其撰述同拯救现实社会的严重危机和改革变法紧密地结合起来，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同时又苦于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模式可供借鉴和启示，以冲破传统的束缚与桎梏，所以最后也只能退回到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和模式——“古法”和“古时丹”。我们有必要指出这种局限，但不可厚非或苛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尽管这个时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仍以“资治”为宗旨，以纵向考察王朝兴衰治乱为参照系，甚至出现了“复古”的迹象，但是从总的趋势和走向上看，史学经世致用思想还是以不断深化和丰富之势头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这个时期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显示出了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正是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直接推动和加速了19世纪后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纵向参照到横向参照的深刻变化。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最紧迫的现实和最重大的时务就是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借法自强。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深刻的变化，正是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的延伸、丰富和深化。
二 19世纪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及其走向，使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矛盾发生了空前的巨变，自此伊始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则成为其后百余年间一以贯之的时代主题。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原来古代史学以“资治”为宗旨，以“王朝兴衰治乱”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不能承担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之历史使命。即谓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之深创剧痛，使古代史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率先从孤陋寡闻、封闭隔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并由衷地感到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无法应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安坐井中，无视天下之大了，不约而同地将从前对皇朝兴衰治乱的关注和思索转向对外部世界的如饥似渴式的探求，欲藉此了解世界大势，从其中觅得“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侮，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的最具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以林则徐《四洲志》面世为契机，一批放眼世界的仁人志士开始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成果。如魏源《英吉利小记》与《海国图志》、陈逢衡《英吉利纪略》、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李兆洛《西洋奇器述》、姚莹《英吉利国志》、王蕴香《海外藩夷录》、梁廷枬《海国四说》、徐继畬《瀛环志略》和夏燮《中西纪事》等。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最为重要。上述诸书并未以简单介绍外国史地及其现状为满足，而是将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与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谓在这些著述中既表述了他们对当时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之忧虑和焦灼之情，又从不同的视角回答了如何洞悉夷情、御侮雪耻等重大现实问题。如魏源于《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魏源不仅明确地表达了该书著述的深层动因就是回应“抗敌御夷”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而且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以“御侮”为主旨亦即带有鲜明反侵略色彩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同时，又指出了向西方学习，也就是“知夷”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人破天荒地开始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中国的事情，意义与影响深远而巨大。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等“新学”、“新知”的同时，对西方民主政治亦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向往。如他介绍欧美民主制度时说：“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力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9]（卷10）又称赞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9]（卷10）这不仅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同时又寄寓了希望中国能从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并有所改作之良苦用心。还有徐继畬在该书中非但对英、法、美等国富民强之故作了较多的介绍，而且对非洲、美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如何沦亡亦作了详细的记叙。他说：“欧罗巴之居印度，始于前明中叶，倡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朗西、英吉利，皆以重赀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芽。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戍兵，养锐蓄谋，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摧枯拉朽，于是五印度诸部，夷灭者十之八九，哀哉！”[9]（卷3）意在提醒国人：印度的沦亡则是中国的前车之鉴，而今灭亡了印度的英国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如果对此再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灭顶之灾、亡国之祸亦即将临头。此外，徐继畬对世界上一些国家面对强敌入侵敢于奋起反抗，最终得以图存保全给予高度评价。诸如他评价苏禄人民反抗欧洲殖民者入侵斗争时说：苏禄虽然是个南洋小国，但是，“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9]（卷2）意在激励国人以苏禄为榜样，自强自立，振奋民族精神，共谋御侮雪耻之策。
可见，上述都表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无论从经世致用的宗旨来说，还是就经世致用的参照系而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打上了鲜明而浓重的时代烙印。即由原来主要为皇朝统治提供借鉴“资治”之经世致用宗旨一变而为以洞悉夷情、唤醒国人和御侮雪耻为手段来实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目的。随着经世致用宗旨之转变，经世致用的参照系或谓价值取向，亦从原来主要关注于中国历史上之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的更迭递嬗之轨迹中探求“资治”的启示和方略，转变为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而从世界发展大势及其走向，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中，来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作出正确的估量和理智的抉择。固然这其中亦不乏对兴衰存亡的探讨和思考，但是这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总结世界各国兴衰存亡之历史经验教训，旨在为多灾多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之御侮图存、自强自立提供有益的启示、智慧、力量和信念支持。
虽然在上述诸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有所评价，乃至个别作者于字里行间都涌动着由衷的赞赏和向往之情；但对绝大多数的作者而言，其执着的目光仍聚焦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其相关的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层面，并坚信这就是西方列强得以恃强凌弱、穷兵黩武的“长技”，值得中国虚心学习和仿效，以期达到富国强兵和御侮雪耻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如此，“师长”之说则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之纲领性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上述诸书对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备受歧视和冷遇，乃至被斥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的科学技术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并不惜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予以介绍，希望能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并认真付诸行动。如魏源通过对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成功之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充满希望地谈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10]这里他以彼得大帝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最后促使俄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成功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亦能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实际上这其中已隐寓了科技可以兴国、可以强国之深层含义。将科学技术之价值与作用提高到如此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认识。而魏源真正的用意在于：希望中国人能从其中获取启示，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因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即“因其所长而用之”，“东海之民”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最终必将会赶上“西海之民”，并实现富国强兵、御侮雪耻之梦想。这种看法几乎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之了解和认识的水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史学经世致用参照系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停留在学习和实践制造“坚船利炮”的技艺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声光化电”等“器物”的层面上。
然而，随着人们对西方之了解和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之屈辱签订，无情地宣告了以单纯实践“师夷长技”思想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被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由此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虽然“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本身并没有错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最高水平；但是对于长期处在腐败落后、残暴黑暗的封建专制皇朝统治下的中国而言，如果仅是满足于单纯学习和模仿西方科学技术，其结果既不能富国强兵，有效地抗敌御侮，也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深重危机。甲午战争的结局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西方“长技”之内涵和核心，非但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有先进的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远比西方落后，而且就政治制度同西方相比更是有云泥之殊。正是这种腐败、落后、黑暗的政治制度导致了科学技术之严重落伍。于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从以前单一地关注西方科学技术转向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探究上，以摸索真正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希望之路。这前后出现的外国史地研究的新高潮，则代表了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像王韬《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黄遵宪《日本国志》和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以侧重探讨欧美政治制度及其变法改革（当然亦包括日本）为特色的外国史地研究的名篇佳作。《法国志略》是王韬诸多外国史地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该书初为14卷，后重订增补为24卷。它以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相结合，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法国的历史、地理与现状，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此乃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国家的国别史专著。他撰写该书的主旨在于从政治制度上“探本求源”，以“俾便为中国之殷鉴”[11]。从这个基点出发，他非但将欧洲各国政体进行了横向比较，而且比较出“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优劣长短。继之，他又将中国政治制度同欧洲各国政治制度作了对比。就总的政治倾向而言，王韬对君民共主亦即君主立宪政体情有独钟，并认为只有“归立法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才能使“上下权限划一，得以人尽其分”[12]（卷1）。同时又能保障：“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12]（原序）意在说明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对民主共和政体，王韬亦实事求是地给予高度评价。如他盛赞法国的国会制度时说：“国会之设，唯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无不如是。……如是则上下相安……用克垂之久远而不至苛暴殃民，贪暴失公。盖上下两议院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12]（卷16）由此甚至认为“有公而无私”的民主共和制对国家和人民之功不在君主立宪制之下。在比较中国政教同欧洲政教之差异时，他认为欧洲是“保民以辅君”，“其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所以能“雄视宇内”。相反中国则是“尊君以临民”，“君尊民卑则必然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12]（卷3）。相形之下，不仅比较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之本质差异和利弊得失，又明确地指出了欧洲诸国之所以能国富兵强，且显示出勃勃生机，就在于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而中国的腐败落后，积贫积弱，且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就在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缘故。这既反映了王韬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又寄寓了他欲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亦即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改革模式和经验教训之良苦用心和炽热的爱国情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凡40卷，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内含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12个子目。他于该书《凡例》中明确地指出其撰述宗旨为：“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以及“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者以丰富翔实且颇具历史启示的内容，记述了对日本近代社会历史进程及其走向产生巨大而深远之影响的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其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诸如怎样改革官制、实行三权分立和建立议院的情况，以及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等等问题，同时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空前巨变也予以详细评价。目的就是殷切希望中国人通过这本书能获取应有的启示，借鉴和学习日本变法改革之成功经验，进而自觉地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千秋鉴借吾妻镜（《吾妻镜》是日本的史书），四壁图悬人境庐”，则道出了黄遵宪欲以日本明治维新当境子，为中国维新变法作借鉴的赤子心声。实际上，《日本国志》不仅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工作，又为改革设计了蓝图和方案，这为在其不久之后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所雄辩地证明了。
可见，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之不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日益迫切的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之现实需要，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回应时代与社会变化和需求的同时，亦使自身得以不断丰富和深化。这主要表现为史学经世致用参照系从单一关注西方科学技术之“器物”层面，逐步深入到全面考察和探讨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及其改革之成功经验，以便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之“制度”层面，亦即从“师夷长技”转向“借法自强”。这不仅反映了进步的史家用世界的眼光思考和抉择中国前途命运的意识更加自觉和深化，同时又说明史学的发展进步总是在自觉地回应时代与社会变化与需求之过程中实现的。
三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变化与史学的新发展
19世纪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非但标志着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终结，近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开端，而且对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进程乃至走向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揭开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序幕。
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进程，首先是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变化开始的。因为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回答向西方（后来亦包含日本）学习，以探求御侮雪耻、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救国方略和真理之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从“资治”到“救国”之经世宗旨，以及从纵向取鉴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到横向“求知识于世界，采万国之良法”之经世参照系或谓价值取向的变化，而且在变化的过程中又为史学注入了反对外来侵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以及探索富国强兵之路的新内涵，并使其开始具有世界眼光和近代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撰述宗旨、研究对象、发展方向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且于变化中传递出时代的新的信息，由此揭开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之历史进程的序幕。如鸦片战争后兴起的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为宗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及以向西方学习，探求御侮雪耻、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之救国真理为目的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变革之初最具时代精神的反映。
第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加速了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进程。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对于打破古代史学以“述兴亡之由，明成败得失”之封闭狭隘、单一贫乏的学术格局，开辟历史研究及其撰述的新领域和新途径起到了直接而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相继出现的诸如以洞悉“各国事机”和“国势盛衰”为宗旨的外交史著述，以探求“御侮雪耻”和“富国强兵”之谋略为特色的科技史和军事史撰述，以及以“通今致用”为内涵的当代史撰述等，不仅是历史研究及其撰述之新领域和新途径开辟的产物，同时又带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的鲜明特色。
还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不仅使史学具有浓重而清晰的“因时而变”之时代精神，同时又使史学变革更能回应和满足19世纪中国社会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之变化和需求。仅以当代史研究及其撰述为例，便可从其中略窥一斑。如以鉴戒为特征的清史研究，以反侵略为宗旨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以反思为内涵的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和中法、中日战争史研究等各具特色的当代史撰述，无一不是反映了“因时而变”之时代精神和不断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由此加速了史学变革的进程。
第三，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对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这是因为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不仅为进步的史家提供了向西方学习，以探求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新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和实践准则，而且对历史撰述旨趣从“资治”到“救国”，研究内容从“考古”到“究今”和“通今”，研究对象从对王朝或皇朝兴衰治乱的情有独钟到对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方方面面的重视，研究重心从内向性到外向性，研究领域和范围从封闭狭窄和单一贫乏到恢廓宏大与丰富多彩，研究风气从埋首于故纸陈编的“雕琢虫鱼”到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等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内容和走向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导引和规范的作用。而上述之种种变化，亦正是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与反映。
【收稿日期】200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