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马史与建构神话&对唐代麻征起源传说的考证_神话论文

书写马史与建构神话——唐马政起源传说的史实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起源论文,神话论文,马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2-0074-12

       千古闻名的唐代马政，其起源存在一个著名传说，即贞观初年从赤岸泽将三千匹马迁往陇右，在张万岁经营下发展成蔚为大观的马政盛事，又在张氏离职后一度中衰。关于这一传说，唐长孺在其《唐书兵志笺正》中曾援引相关传世文献予以扼要辨正。①马俊民与王世平将其理解为优质种马的引进，②乜小红则认为这一马政盛局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外战争所俘获的大量马匹。③虽然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一起源传说有专门考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唐马政的起源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存在一个标志性的原点，而是自隋代以来一个缓慢发展的历史过程。④近年来，学界倾向于将唐代马政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马政不再是僻立一隅的研究对象，而与唐代宫廷斗争、制度变革联系起来。⑤同时有关粟特人在唐初马政中的作用，也随着出土墓志的增加而得到重视。⑥大量研究逐渐揭开了唐马政的神秘面纱，也已间接触及其起源传说的史实问题。不过究竟这一传说文本依据何在，又是在怎样的历史事实中产生演变，则至今未见专门研究。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就唐马政起源传说背后的史实进行考辨，以期还原其真实历史过程。

       一 文本演变与“贞观徙马”的史实还原

       要解决唐马政起源传说，首先需对相关文本进行考察。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时，宰相张说撰写的《陇右监牧颂德碑》(以下简称《监牧颂》)记载道：“大唐接周隋乱罹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大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疋。”⑦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唐马政起源的最早文本，其中提到了马政初创、三千匹马、赤岸泽、太(大)仆张万岁等关键要素。开元二十年(732)撰成的《韦衡墓志》记载：“初是贞观中，海内平定，偃革休兵，归马于汧陇之西，其数仅三千余匹，而太仆张万岁实修其职焉。”⑧刻成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岐邠泾宁八马坊碑颂》(以下简称《八马坊颂》)则记载：“我有唐之新造国也，于赤岸泽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仆张万岁傍陇右驯字之。四十年间，孳娩成七十万六千匹。”⑨这两个文本与《监牧颂》撰成仅相差几年，因此具有很高的参照价值。可以看到，无论是《韦衡墓志》的“海内平定”等语，还是《八马坊颂》“有唐之初造国也”之说，其实都是张说“承天下征战之弊”、“海内平定，偃革休兵”的翻版。至于“太仆张万岁实修其职”、“自后又有特进王毛仲”等谱系记载，更与张说颂文如出一辙。两相比勘可知，《韦衡墓志》《八马坊颂》中关于唐马政起源的叙述系以《监牧颂》为底本。

       这一记载在贞元十七年(801)成书的《通典》中发生了若干关键变化，成为“贞观初，仅有牝牡三千匹，从赤岸泽徙之陇右”，⑩与此前相比，擅加了“贞观初”的时间点。这很可能是《通典》编者由《监牧颂》“四十年间”的说法，从麟德年间(664-666)想当然地倒推上去而得到的结论。此外，杜佑将此前“太仆张万岁”的说法误为“太仆卿”。张万岁贞观十五年由尚乘奉御拔擢为太仆少卿，接手陇右马政。(11)在张说、赵骅、郄昂诸人笔下，“太仆”只是对张万岁的尊称，(12)但却被杜佑误解为官职的实指，从而在《通典》中变为“太仆卿”。成书于10-11世纪的《唐会要》《册府元龟》虽号称引用《监牧颂》，但实为《通典》说法之转述，沿袭了杜佑“贞观初”的时间点、称张万岁为“太仆卿”等错误说法。(13)同一时期编成的《资治通鉴》与《新唐书》虽然对张万岁的职衔有了正确表述，(14)但依然沿用了《通典》“贞观初”徙马的说法(代之以“唐初”、“唐之初起”)。

       但是，《通典》所谓“贞观初”的说法并非全无来源。紧随其后于元和二年(807)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15)这段文字并未如《通典》那样将迁马时间定在贞观初年，但却同样出现了“贞观中”的时间要素。它没有记载马数，并且表述与《监牧颂》存在较大差别，完全看不出两者之间存在任何明显的因袭痕迹，而更像是从另一则官方记录中抄录而来。同样在元和十二年(817)，时任“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16)并援引了“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的先例，(17)可见贞观徙马在当时已成为掌故。

       据此可见在唐人记忆中，确实存有贞观年间曾徙马三千于陇右的传说。《册府元龟》保留了“(贞观)二十三年，以厩马糜费，留三千匹，余并送陇右”的记载，(18)其表述与上引诸文本均有较大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地指向了贞观年间、三千匹马、徙往陇右这一系列唐马政起源传说所共同具有的关键要素。这一记载独见于《册府》，因此有必要对其来源进行定性。日本学者林美希曾对唐前期的厩马及国马增减做过细致研究，笔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史料，重新列表如下：(19)

      

       由于《册府元龟》与《唐会要》记载多有共同史源，(26)我们将《唐会要》卷66《群牧使》、卷72《马》两部分与《册府元龟》卷621《监牧》部分所载唐前期马政史料相比勘，发现《册府》独载者有四条，其中三条为诏书，另一条正是贞观二十三年减厩马之事。唐代文献多有以“贞观”指涉高宗即位当年之例。(27)结合其他三条属性，以及本条语气、行文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其源于贞观二十三年的某道诏旨，(28)而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是新即位的高宗李治。这应该是张说文章说法的事件原型，也更符合情理。尤为明显的是，在这则材料下同时保存了张说的《监牧颂》。

       迁马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一方面，贞观末年征高丽导致军费支出巨大，(29)所谓“厩马糜费”只是一种说法，实际上正如唐代历次减损御马，这一行为更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经历政变即位的高宗对于禁军的一种调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下的翠微宫，太子李治一派“秘不发丧”，并“遣旧将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发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于道及安化门，翼从乃入”。(30)这次险象环生的即位行动由《程知节墓志》得以印证，志载知节于贞观“廿三年，自翠微宫奉敕统飞骑从今上先还，即于左延明门外宿卫，经乎百日”，由于此次大功，高宗即位后“俄加镇军大将军”，并获“兴斯中垒”的盛誉。(31)程知节心腹斛斯政则的墓志也对此有所证实。(32)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所谓贞观年间从赤岸泽迁三千匹马于陇右的传说，其史实原型是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以后，在后半年进行马政改革，只保留三千匹御马，其余尽数迁往陇右。本年太宗去世，此前忙于准备政权交接，不会有过大的马政举动。正是身历继位之险、目睹禁军威力的高宗，才在即位后做出精减厩马的决定。虽称节省开支，实则有力扼制了禁军发动政变的可能，并建立起陇右牧与御马间的合理关系，使宫廷厩马有了更为强大和稳定的马源。从《程知节墓志》“于左延明门外宿卫，经乎百日”的记载以及马匹习性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具体迁马时间在当年九、十月间。此时高宗已稳坐皇位，天气复转寒凉，是迁马的理想时间。更晚则恐气候严酷，于马性不宜。

       二 赤岸泽与骅骝牧

       《监牧颂》提到“赤岸泽”及唐初于此徙马事，后世史料遂将其视为唐马政开端。然而赤岸泽具体位于何处，其在初唐马政中真实地位如何？则至今未见专门探讨。本部分拟回答这两个问题。

       先考赤岸泽地理。笔者认为，赤岸泽的大致方位并非长期以来认为的在同州沙苑，而是在长安东往同州的途中。由于沙苑在北朝战争及隋唐马政中的显赫地位，学界提及赤岸泽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它就在沙苑一带。(33)将两者混为一谈，一则于学术上有粗疏之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混淆直接影响到对赤岸泽徙马这则关键历史信息的解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传世文献的记载上，按图索骥。据《周书·宣帝纪》载：

       (大象二年三月)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武贲持钑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34)《资治通鉴》所载略同而稍简，其中“赤岸泽”一句胡三省注曰：“在长安北，同州南，道里盖适中。”(35)上引《周书·宣帝纪》相关文字是目前所见史籍中最早出现“赤岸泽”这一完整名称者，而《通鉴》此处胡注亦是已知最早对赤岸泽地理所作的考证。《大清一统志》载：“在大荔县西南……《旧州志》：‘在长安东北、冯翊西南，道里适中。’……地今堙。”(36)同州即后世之大荔县。《一统志》中所谓赤岸泽“在大荔县西南”的说法，很显然是照抄了它所引据的《旧州志》；对比上引《通鉴》，《旧州志》编著时很可能其地理即已散失不详，而直接袭用了胡三省的说法。事实上，胡三省同样是依据《周书·宣帝纪》上下文义及大致道里而粗略推测，但赤岸泽位于由长安至同州的主干路线上，却是可以肯定的。从“道里盖适中”来看，它距离沙苑尚有路途，显然很难牵强说是处于沙苑一带或其边缘。(37)

       据严耕望研究，唐代从长安到同州主要有两条路径：或北出长安渡渭水后沿其北岸前行；或东出长安沿渭水南岸行至中途某处后北渡渭水，进而沿北岸东行到达。(38)上文所引《周书》中，宣帝乃出应门而至赤岸泽。所谓应门，胡三省引郑玄注云：“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依据《礼记》的设计，应门内为天子治朝。史念海认为北周没有皋、库、雉三门，宫城实际由路、应、崇阳、肃章、玄武五门构成。他依据上引《周书·宣帝纪》记载，认为“应门应为皇城的南门”，“出了应门就已经是出了皇城”。(39)据此，宣帝车驾当是南出应门后东行，沿渭水南岸行至赤岸泽，这与“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的情形也是相符的。相反，出南门而绕城北行渡河且仪仗相连，于常情礼制均不符合，应无此种可能。故可进而确定赤岸泽在长安以东、渭水南岸。

       中国古代自南山北流之水颇有以“赤”、“红”为名者，中古关中亦不例外。(40)按“赤岸”者，本古人传说中之地理概念，江南、洛阳数处均有相应记载，(41)其共同特点为都在主河道南岸之水洼地。结合河流命名习惯和“赤岸”本身特点，我们推测关中的赤岸泽应在渭河南岸某处水洼地，且靠近以“赤”为名的渭河支流。据《水经注》：

       (竹水)南出竹山，北径媚加谷，历广乡原东，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

       (今峦城)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脆石之山，北径萧加谷于孤柏原西，东北流与禺水谷……乱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42)为使我们的探讨有更强的空间感，兹将清人所制《水经注》相关地区复原图附于下。(43)

      

       图1 赤岸泽及其周边地理示意图

       结合上引文字和复原图，知大、小赤水一西一东，自南山北流注于渭水。应当注意者，大赤水是俗名，此河正式的名称为竹水；而小赤水就是它的正式名称，只不过对应于《山海经》中的灌水而已，当时此名已不用，只是因为《水经》称灌水，郦氏才予以保留。他特别指出世人将此小赤水称“赤水”是不正确的(“非也”)。依照常理应先有“赤水”之称，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将另一水冠以同样名称，为求区别加以“小”字，成为“小赤水”。当“小赤水”的名称出现后，人们又不自觉给原来的赤水加上“大”字，从而成为“大赤水”。所以说，“大赤水”是真正的赤水，亦即竹水。“竹”在《广韵》中为知母屋韵，“赤”则昌母昔韵，两者均为三等韵。声部上，竹为知纽，赤之昌纽属照三，与知纽相近。韵部上，竹为屋部字，赤为锡部字，同为入声字，(44)韵部极近，不过一音之转。因此“赤水”很可能是“竹水”的音讹。以此，赤岸泽在竹水(大赤水)入渭处附近。

       在上述考证基础上，《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三年四月的一条记载帮助我们最终确定出赤岸泽的位置：“丙申，车驾北巡狩。……己亥，次赤岸泽，以太牢祭故太师李穆墓。”(45)据此知李穆之墓在赤岸泽附近。李穆葬地缺乏直接材料，但可间接推求确定。由《水经注》所述及杨守敬等人绘图可知，竹水沿广乡原东侧北流入渭，其西另有东阳、西阳两水自原上北流入渭。竹水之东为峦都废址，灌水自南侧萧加谷北流入渭，灌水东侧另有一孤柏原。从风水、葬俗、出土墓志来看，中古长安一带葬地一般选在高平广阔的原面上，达官显贵尤其如此。两条赤水所流之处，下游水道纵横，中间亦多有谷地，均非理想葬所。唯一可选者，为上述广乡、孤柏两处原面。但孤柏原面积较小，其东又有禺水、招水切割，原面相对破碎，“孤柏”之名亦不吉利，且目前所见墓志中尚无葬于此原者。与之相对，广乡原面积广阔，原面平整，“广乡”之名颇佳，且北魏孝武帝、盛唐名将王忠嗣均葬于此。(46)因此李穆之墓很可能在广乡原。综上，可知赤岸泽在西阳水至竹水下游之间，北连渭水，南倚广乡原，西临步寿宫，内有东阳驿。约当今渭南市区东南一二十里处，赤水镇西侧。

       我们已经考出赤岸泽具体位置，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片被众多文献沿袭提及的水洼地与唐马政的起源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赤岸泽就是隋代的骅骝牧所在地。首先，“牧”是隋唐马政的独立放养机构，地处郊野，作为隋代放养御马的骅骝牧不可能在长安城中，而应在京师附近。隋代陇右牧记载见于《隋书·百官志下》：“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其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每牧置仪同及尉、大都督、帅都督等员。驴骡牧，置帅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驼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又盐州牧监，置监及副监，置丞，统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帅都督二人。沙范羊牧，置尉二人。”(47)以上引文中，带“监”之设置者为流内视品官，即其虽属流内官，但本身品级随职而定；带“牧”之设者则为流外品官。从级别统属来看，很明显骅骝牧与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等属同一级别，归陇右牧管辖。《长安志》记载唐代皇城中有“骅骝马坊”，(48)这应该是后来的残存形态。

       其次，自北周以来御马管理长期控制在禁军及殿中省等中央机构手中，具有明显的独立性。骅骝作为马政机构名称起源于曹魏，(49)此后两晋南朝废置不定。(50)对隋唐马政有直接影响者为北齐之骅骝署。《唐六典》载：“北齐太仆骅骝署有奉乘十人，管十二闲马。隋炀帝取之，置尚乘局。”(51)同书卷17《太仆寺·典厩署》载：“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等署。”(52)说明北齐主要马政机构至隋代只保留了骅骝署，其他废置不用。但上述记载由北齐到隋，忽略了其间北周后期的制度转承。(53)新出《阴云墓志》为隋代骅骝牧的形成提供了珍贵史料：“晋荡公宇文护……引公为亲信，俄授都督。……寻转大都督、内外府骑兵曹。既领马政，亦禁蚕书，故以骅

繁滋，垧移充溢。”(54)志主阴云，韩升已指出即为《隋书》卷39之阴寿，此段早年经历本传不载。“禁蚕书”谓从事马匹牧养。蚕与马星相上同属大火，物性相克不容，故养马则必禁蚕。(55)内外府即中外府，全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府，为南北朝非常设的最高军事机构，隋代讳“忠”而称“内外”。由于北周同样有太仆卿设置以主畜牧，所以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的内外府骑兵曹具体管辖应为禁军御马。宇文护执政时北周尚未灭齐，骅骝署之制当然没有从北齐引入。宇文护死后都督中外诸军事府被废除，(56)相应的禁军御马管理可能曾一度暂归别一机构管辖，直至平齐后引入骅骝署之制。阴云(寿)卒于隋时，墓志所谓“骅

繁滋”者是以后来情形比附旧制，恰可证明阴云在宇文护执政时期所管理者为禁军御马。综上可知，北周灭齐后将北齐的骅骝署机构引入，与北周本来的中外府诸骑曹对接，形成新的御马管理机构。经此整合，北周宇文护执政时期隶属于禁军的马政机构转入太仆寺下，并为隋初沿用。隋代骅骝牧与二十四军马牧并列陇右诸牧之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独立性，从中不难看出北朝御马制度的残留影响，也使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御马及禁军马之所从出。(57)而作为御马牧养基地，势必与长安接近。从前文提及的炀帝北巡及唐初徙马来看，笔者认为隋时的骅骝牧正位于赤岸泽。(58)

       上述考证结果可以得到唐人相关记载的印证。王维所作《京兆尹张公德政碑》曾提及“先是，王公或专南山之利，司农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泽，将为田以便官，(张耀卿)至是悉奏罢之”一事。(59)“专南山之利”、“涸昆明之池”是对文，实就赤岸泽之地理予以铺演。“南山”谓终南山，赤岸泽当其脚下。“昆明之池”借指京师附近之池沼，未可以昆明池之地理牵强。“将为田以便官”说明赤岸泽当系水网沼地，并非整片水域。长安以东水网密布，灌溉渠系向来发达。唐时达官复多于京东置备房产，(60)赤岸泽为达官觊觎自在情理之中。

       贞观二十三年的御马迁徙之所以烙入唐人记忆中，固然与张说颂文的巨大影响有关，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它标志着“沙苑—赤岸泽”御马牧养区的弱化，殿中省不再保有数量巨大的御马，代之而起的是一套更为完善、合理的进马制度，中央的马源得以保障。然而这种制度并非长遵不替，随着禁军规模的持续扩大，需马增多，则又须重建专用御马场。及至开元之初，朝廷一度面临“厩中马阙”的窘境，被迫携“空名告身”前往“六胡州市马”。(61)为确保御马来源，唐王室最终又在长安以西设置了七马坊(后演化为八马坊)，这其实是当年京东马场的翻版。只不过由于陇右牧的东缘已与岐邠诸州相接，因此在这里设立七马坊以供御马，较唐初在京东更为合理。

       三 “张氏中废”真相

       《监牧颂》界定了贞观至麟德这一唐马政的鼎盛阶段，将之与张万岁的贡献紧密相连，并提出“张氏中废，马官乱职”的说法。此后的“垂拱以后二十年间，潜耗大半”，马政大业一度低迷。这种近于神话的历史追忆对于一篇颂德骈文来讲无可厚非，但历史研究者却需要高度警惕。这种说法的荒诞之处早有学者注意，《唐会要》载：“张氏三代典群牧，恩信行于陇右。人以马岁为四齿两齿，亦谓之背二向三者，为张氏家讳‘岁’字者也。”(62)《通鉴考异》即已引用春秋晋献公与荀息间“马齿徒增”的典故指出其说之谬。(63)然而对于整个传说则至今未见批判辨正。究竟张万岁与唐马政的创业存在怎样的真实联系？所谓“张氏中废”的真相又是如何？这是本部分尝试解决的问题。

       首先笔者希望指出，张万岁在贞观十五年执掌陇右牧一事，并不是唐马政的起点，而只是唐马政人选历次变动中的一次而已。此举在于为太宗次年东封做准备，张万岁得膺其选，在于他是玄宗的心腹旧臣。史籍记载张万岁与刘武周为马邑“同郡”，(64)出土《张仲晖墓志》则进一步证实张氏代居马邑，且不排除有胡人的血统。(65)刘武周起兵后，张万岁成为其麾下重要将领，(66)武德三年与尉迟敬德等人归降于当时东征的秦王李世民，并成为秦府干将。(67)史载“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68)这是史籍中最早出现的全权负责陇右群牧的记载。如果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这正是太宗准备东封泰山的时间。当年四月太宗下诏，准备“来年二月有事泰山”，(69)并“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六月车驾已至洛阳宫先期预备，结果“会有彗星之变，乃下诏罢其事”。(70)贞观一朝屡起封禅之议却终未果，其原因在此不论，(71)但我们将其与张万岁勾当群牧事联系起来，却很容易看出这一任命正在于整顿良马，为次年二月的东封大典做准备，这与开元十三年东封时玄宗宠臣王毛仲经营群牧实质相同。(72)它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不是唐马政的开端。(73)

       张万岁对于群牧的掌控并非一直持续到麟德元年，他的马政权力早在卸任前数年已被削减大半，这段尘封的史实幸赖《斛斯政则墓志》的出土得以重现：

       显庆二年，又转右监门将军，寻奉敕别检校腾骥厩，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阊阖洞开，即绾千门之禁；骅骝骋步，仍统十闲之重。属仙闾望幸，诏跸言巡。朝万国于云亭，合百神于岱屺。告成既毕，大赍有加。乾封元年，拜清河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右监门将军属南衙诸卫，所谓“阊阖洞开，即绾千门之禁”，是就右监门将军本职所言。《唐六典》卷25《左右监门卫》载：“左右监门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诸门禁卫门籍之法。”(74)即负责相关机构人员及财物器用从宫城的出入。按照“左入右出”的原则，右监门将军具体负责对出宫人员物品的核查。值得注意的是，《唐六典》关于左右监门将军职任的规定文字中，最后一句不容忽视：“其监门官司检校者，听从便门出入。”即监门将军如果有其他检校职任在身，则可以自由出入宫城。这是一种自由度很大的权力，墓志“绾千门之禁”的说法并非溢美，高宗对其信任于此可见。“骅骝骋步，仍统十闲之重”，是就检校腾骥厩而言。根据《唐六典》记载，御马分为飞黄、吉良、龙媒、

、

、天苑共六闲，闲分左右，共十二闲，分属祥麟、凤苑二厩。(75)马俊民和王世平据此指出“武后之前，皇家马匹的饲养单位共十二闲，分属二厩，那时是以厩统闲”，并且当时“所有的厩闲均属仗外”。(76)本段志文中提到的“腾骥厩”，传世史料不见记载。从马、王两人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唐前期御马管理变化频繁，笔者怀疑所谓二厩统左右十二闲的说法，可能只是武周之前某一时期的形态，不足以概括整个唐初状况。志文所谓“仍统十闲之重”有两种可能，一是显庆二年时确实只有五闲，闲分左右而成十闲；也可能此处是为照应上文“即绾千门之禁”，以“十闲”对“千门”。史料不足未便臆断，但可肯定显庆二年时总辖仗内诸闲者只有腾骥一厩。结合上文对于隋及唐初骅骝牧的分析，笔者颇疑此“腾骥厩”实系自骅骝牧发展而来。

       接下来的“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究竟是陇右左监中第十四监，还是当时陇右牧所辖全部十四个左监呢？笔者认为应是后一种解释。首先，右监门将军位从三品，而即使牧监之上监亦仅从五品下，(77)两者级别悬殊。其次，从目前出土墓志来看，作为地方马政机构长官的牧监，其任内工作无法离开当地。(78)斛斯政则职任中无论监门卫还是腾骥厩均在中央，而目前已知西使左八监已远在陇右洮河流域，(79)故其没有可能具体管辖陇右第十四牧监。最后，按照唐人习惯，“左十四监”后加“等”字，正指陇右十四处左监。志文中“属仙闾望幸，诏跸言巡。朝万国于云亭，合百神于岱屺。告成既毕，大赍有加。乾封元年，拜清河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这段颇长的文字，正指其在“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一职上的重要政绩，所谓“仙闾望幸”等语，指麟德三年(666)正月高宗东封泰山，并改元乾封。志文随后并载斛斯政则约在乾封二年或稍后“虽怀数马之慎”却“以薄领见诬”，既以其引申义暗示斛斯政则慎行避祸，更用其本义直指政则当时的马政职任。(80)说明在显庆二年(657)至乾封二年(667)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斛斯政则一直以右监门将军之职检校腾骥厩并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不但分割了张万岁的马政权力，而且从其总持御马并管理更为优等的陇右诸左监来看，其马政权力当时已超过张万岁。张说《监牧颂》及众多受其影响的文本所谓的张万岁执掌唐初马政“肇自贞观，成于麟德”的说法，恐怕需要重新审视。

       张万岁之卸任，当与其晚年所持的反对武后的政治立场有关。从郁贤皓考证的初唐诸太仆卿来看，张万岁之为太仆卿时间不会过长。(81)按照《监牧颂》的说法，麟德之后“张氏中废，马官乱职”，初唐马政盛况告终。然而参照《唐会要》记载，可知“张氏中废”的真正原因在于张万岁于“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82)这个时间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资治通鉴》记载当年“十二月，丙戌，(上官)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燕王)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83)这是高宗与武后矛盾的一次全面激化，以武后固位、高宗妥协而告终。这场摄人心魄的政治风波既有由来已久的历史矛盾，也不乏东窗事发所导致的无辜株连。(84)张万岁恰在当月去职，不得不使我们怀疑两件事之间存在联系。如果说此事尚有巧合之虞的话，那么上文所引述发生在此前显庆二年马政变动背后的政治事件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一推测：

       (显庆二年)八月丁卯，侍中、颍川县公韩瑗左授振州刺史，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侯来济左授台州刺史，皆坐谏立武昭仪为皇后，救褚遂良之贬也。礼部尚书、高阳郡公许敬宗为侍中，以立武后之功也。(85)通过这次斗争，以许敬宗为代表的亲武后派势力大盛，也为麟德元年十二月的风波埋下种子。如前所考，正是在显庆二年，斛斯政则以右监门将军检校全部御马及陇右诸左监事宜，张万岁的马政职任被削减大半。两相联系，我们可以相对可靠地认为张万岁晚年站在反武后一方，其政治生涯先是在显庆二年八月褚遂良案中大受其挫，进而在麟德元年十二月上官仪案中折戟沉沙。从《通鉴》关于当时“朝士流贬者甚众”说法来看，这次事件虽波及广阔但多数官员是被流放或贬谪，然而《唐会要》明言张万岁是被直接“免官”，其处罚程度远在一般官员之上，这似乎暗示他很可能处于反武后政治集团的核心。考虑到这一点，则我们会对张说《监牧颂》“张氏中废”的隐讳说法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监牧颂》所叙述的唐马政起源于史实固然有所依凭，但它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如实记载历史，而是试图通过用典、比附等修辞方法，确立唐马政起源及发展的法统。名曰马史，实为人政。“牝牡三千”典出《诗·墉风·定之方中》，原文为：“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集传》称此诗缘由为：“卫为狄所灭，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即歌颂卫文公迁都楚丘后的中兴功业。孔颖达即指出“三千，言其总数”，实言“国马供用，牝牡俱有”。清人方玉润将此诗要旨总结为：“(卫文公)规模宏远，经营具备，而尤不敢自暇自逸……不数年而戎马寝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虽曰天道福善祸淫，本自无常，亦足见人君拨乱反正，尤宜有要。”(86)可谓公允之论。《旧唐书·王毛仲传》明言“敕张说为《监牧颂》以美其事”，(87)正说明了该文撰写的政治意图远大于史料目的。《监牧颂》不仅借用《定之方中》“騋牝三千”的典故，而颂文中“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的说法，更是直接套用了《左传·闵公二年》关于卫文公徙都楚丘后“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的句式与修辞。这篇颂文真正的歌颂对象既非筚路蓝缕的马政元勋张万岁，亦非如日中天的当朝新贵王毛仲，而是开元十三年东封的主角——玄宗皇帝。张说将玄宗比为卫文公那样的中兴之主，通过书写唐马政的发展史，建立起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马政谱系。所谓“垂拱以后二十年间，潜耗大半”，实就武周而言。所以选取张万岁作为马政开端，原因有三。其一，从制度上讲，张万岁勾当群牧，为专人经营陇右牧之滥觞；其二，从背景来看，贞观十五年的任命意在东封，与开元十三年遥相呼应，更能突出玄宗伟业；其三，具体到人事，张万岁是开元前期实际负责牧监事宜的群牧都副使张景顺之祖，其家三代均主马政。事实上，张景顺之父任陇右诸牧监使的时间恰恰是在武周初期，(88)《监牧颂》仅以“奕世载德，纂修其绪”等语含混带过，也是一种叙述的策略。

       注释：

       ①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126页。

       ②王世平、马俊民认为：“唐于贞观初正式将京东赤岸泽一带的3000牝牡迁到陇右牧扬作为马种，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养马业。”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③乜小红认为：“依凭着这五千匹马作基础，唐朝很快重建了自己的监牧，由此就掀开了唐国营畜牧业的发展序幕。”但她同时对这一说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疑问，并给出如下解释：“初唐以来，何以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将马五千余匹发展到七十万六千？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对一些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唐获得了大量的牲畜。”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6-117页。乜氏对唐前期诸次战争俘获牲畜做了粗略统计，认为这些俘获的牲畜“自然都会充实到监牧中去”。事实上唐代牧监有严格的管理程序，不会对作为战利品的杂畜一概收揽，这样简单的相加恐欠周详。关于唐代宫马管理制度的研究，参罗丰：《规矩或率意而为——唐帝国的马印》，《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林美希：《唐前半期の厩馬と馬印——馬の中央上納システム》，《東方學》第127辑。

       ④李锦绣裒集各类史料，指出早在武德年间就已有一定数量的牧监。李锦绣：《“以数纪为名”与“以土地为名”——唐代前期诸牧监名号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42页。日本学者齋藤勝也指出唐前期马政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齋藤勝：《唐代の馬政と牧地》，《日中文化研究》第14辑。

       ⑤马俊民、王世平已注意到唐马政与内政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北衙禁军演进、宦官专权、安史之乱的爆发等历史事件入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113-129页。此后中日学者对此又有进一步阐发，参见李锦绣：《唐前期马政》，《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38页；林美希：《唐前半期の閑厩体制と北衙禁军》，《東洋學報》第94卷第4虢；林美希：《唐代前期におけゐ北衙禁军の展開と宫廷政変》，《史學雜誌》第121編第7號；林美希：《唐前期的北衙禁军研究——从宫廷政变、闲厩与其角度的关系》，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北京，2013年11月。

       ⑥固原史氏家族墓葬的相继发掘，以及相关墓志的释读，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较大进展。中国方面的成果，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国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號；山下將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圑》，《東方學》第100輯；中田裕子：《六胡州におけゐソグド系突厥》，《東洋史苑》第72號；中田裕子：《唐代西州におけゐ群牧と馬の賣買》，《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4號。

       ⑦目前存在四个版本，它们分别是《唐文粹》本、《张燕公集》本、《文苑英华》本、《全唐文》本。前两者时间上更早，是今本《文苑英华》所收《监牧颂》的主要参照。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今本《张燕公集》为四库本，并非其原初面貌。仅以《监牧颂》选文为例，其中“仅得牝牡三千”一句，今本《文苑英华》无“仅”字，并注曰“《文粹》有‘仅’字”，据此知《张燕公集》本无此字，而现存四库本《张燕公集》有“仅”字，《文苑英华》可能参考了更早的一个本子。与之相对，明嘉靖刻本《唐文粹》该段文字与从《文苑英华》注中复原的文字则完全相同，版本价值更高。其二，关于麟德年间唐马最盛时的“七十万六千匹”，《文苑英华》注中特别指出当时的《唐文粹》《张燕公集》两本作“七十万匹(疋)”，无后面的“六千”，而今天所见明刻本《唐文粹》、四库本《张燕公集》以及《资治通鉴》也均作“七十万匹”，可知历史上确曾存在这样一个版本。如果从《监牧颂》的骈文体来考虑，上述两处分别作“仅得”、“马至七十万匹”更妥。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颂并序》，《唐文粹》卷22，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4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嘉靖八年晋藩养德书院本，第191页；《张燕公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44-745页；《文苑英华》卷869，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584页；《全唐文》卷226，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2283页。

       ⑧赵骅：《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原州诸军事检校原州都督群牧都副使赐紫金鱼袋赠太仆卿上柱国修武县开国男京兆韦府君墓志铭并序》。按，韦衡墓志于2000年10月在洛阳市孟津县白鹿庄出土，共两方，分别由左领军卫仓曹参军赵骅、中书舍人张渐撰写，前者为改葬时所作，后者系衡与夫人合葬时作，前者较详，此处所谓韦衡墓志即指前一方志。录文详见赵振华：《韦衡墓志与盛唐马政》，《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2页。

       ⑨《唐文粹》卷2《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并序》，第192页。并见《全唐文》卷361，惟“孳娩”作“孳息”。第3670页。

       ⑩《通典》卷25《职官七·太仆卿》，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06-707页。

       (11)《唐会要》卷66《群牧使》：“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3页。

       (12)称“太仆张万岁”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以太仆尊称当时尚为副职的张万岁，杜甫诗中所谓“伊昔太仆张景顺”亦为此例，张景顺为太仆少卿，以正职称之以尊崇；另一种可能是以最终之职呼之，张万岁麟德元年在太仆卿任上免职，亦有可能。无论哪种，都可以肯定张说等人文中的“太仆张万岁”本为虚指尊称。《杜诗详注》卷4《天育骠图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4页。

       (13)此外，这两种文本所载颂文题目为《陇右群牧使颂》，与今存几种版本的全文《监牧颂》标题不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它们实际是一种转述而非引用。

       (14)《资治通鉴》作“太仆张万岁”，《新唐书》作“太仆少卿张万岁”。见《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67页；《新唐书》卷50《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37页。

       (15)《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原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16)《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9页。

       (17)《旧唐书》卷141《张孝忠附子茂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61页。

       (18)《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78页。

       (19)林美希：《唐前半期の閑厩体制と北衙禁军》。按，林氏所列原为唐前期厩马的增减，共有五条，因第五条与本文无关，兹不引。而《玉海》所载咸亨元年减御马事，林氏未列入，本表予以补充。

       (20)《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7478页。

       (21)《资治通鉴》卷201乾封二年四月条，第6352页。

       (22)《玉海》卷149《唐中御诸厩》：“《高宗纪》：咸亨元年九月甲戌，以旱减中御诸厩马。仪凤元年八月庚子，损食粟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第830页。如此表下行所列，仪凤元年损马一条又见于《新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减御马条于此仅见，今本两《唐书》及其他传世史料均不载，但据《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二》：“咸亨元年九月辛未，诏赞善大夫崔承福、通事舍人韦太真、司卫承钳耳知正等使往江西南运粮以济贫乏。”同样记载见于《旧唐书·高宗纪》，知当年九月确实存在大旱并采取运粮等一系列措施，减御马应亦在其中。《玉海》将两条均系于《高宗纪》下，应该依据了更为原始的唐国史或类似史料。

       (23)如上注所示，本条并见于《玉海》卷149《唐中御诸厩》。“食粟马”典出《左传·襄公五年》，鲁国重臣季文子卒后“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极言其俭。这里具体指御马，由公粮供应，其中又有部分仪仗性马待遇尤佳。《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二月条载李林甫谓朝中谏官曰：“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第6825-6826页。《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开天年间立仗马食当三品官俸料，知其耗费之巨。其他御马虽不及此，其优待程度亦可想见。事实上，唐时无“食粟马”之正式称谓或相应制度，颇疑本条“食粟马”之语系摘引原诏书修辞所保留。至于是泛指御马还是专指立仗马，单凭本条难以断定。从本条所记背景来看，直接原因似在于彗星出现，但仔细分析则发现当年吐蕃边患极重。结合下文“减少府杂匠”之举，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里所谓“损食粟马”是泛指裁减御马。

       (24)《唐大诏令集》卷2《中宗即位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并载《全唐文》卷17，其中“日费滋广”作“日费滋深”，第208页。

       (25)《新唐书》卷121《崔日用附日知传》，第4331页。

       (26)参马维斌：《〈册府元龟〉研究——以唐史史源学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48-152页。

       (27)如《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第2170页。

       (28)《会要》独载麟德元年张万岁免官一事。此外应注意，《会要》中贞观二十一年、天宝六载两次献马事，虽然《册府》亦载，但后者将其收入与马政无关的章节。从内容上看，虽然与马有关，但属于蕃邦朝贡，与马政则关系不大。究竟是《会要》《册府》从某一共同的完整史源中各取所需分列各章，还是这两条本来就是《会要》为与马相关而从他处硬行凑入，史料不足我们不便臆测。

       (29)此点承林美希女史向笔者指出，特此致谢。

       (30)《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62页。

       (31)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麟德019《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32)志载斛斯政则贞观“廿三年，又从幸翠微宫。……俄而宫舆晚出，钟鼓辍音。……皇上纂膺凤历，光启鸿基。乃睠勋贤，式超名级。除云麾将军、行右监门中郎将，累迁左监门将军”。按，斛斯政则于贞观十八年统领百骑，隶属程知节麾下，并在贞观二十三年四月随行至翠微宫，知其参与了高宗继位的护驾工作。《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亨005《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铭》，第186页。

       (33)汪篯认为“赤岸泽之官牧，即知名之沙宛监”，谓赤岸泽在沙苑。汪篯：《唐初之骑兵》，《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王元林认为“其位置在冯翊(治今大荔)之南，即今沙苑之地”。王元林：《沙苑的历史变迁》，《人文杂志》2001年第4期。

       (34)《周书》卷7《宣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3页。

       (35)《资治通鉴》卷174太建十二年三月条，第5405页。

       (36)《大清一统志》卷18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8册，第315页。

       (37)庾信诗《同州还》道：“赤岸绕新村，青城临绮门。”其注引《三辅黄图》相关记载道：“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又引《庙记》曰：“霸城门亦曰青绮门。”可印证赤岸泽确在同州至长安途中。《庾子山集注》卷3《同州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页。

       (38)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4-88页，图二。

       (39)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40)从河名命名特点来看，源于南方之水多有以红色为名者。有学者在集中考察关中河流名称基础上指出：“华县位于秦岭北麓洪积冲积扇上，在扇形地覆盖物下和河流发源的山区都有多层红土。这里许多地方的红土层因河床下切而显露出来，所以，水流就不能不因冲刷红土而变成红色。”费省：《从〈水经注〉所载河名探讨北魏时期渭河水系的水文状况》，《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41)郦道元注、杨守敬疏《水经注疏》卷2(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记载“大河又东，径赤岸北”，杨守敬引《方舆纪要》注“赤岸戍在河州西北”，是在陇右。第148页。卷5记载“河水又东北，径赤岸固北而东北注”，注曰“赤岸固当在今原武县北”，是在河内。第406-407页。卷15载新安县涧水近旁有“水曰赤岸水”，是在洛阳。熊会贞在疏中并引《吴越春秋》“禹周行寓内，南逾赤岸”的记载，并指出“其地远在南方”，知江南亦有赤岸。第1356页。

       (42)《水经注疏》卷19《渭水》，第1643-1644、1648页。

       (43)汪士铎：《水经注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65页。

       (44)周祖谟：《广韵校本》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9、520页。

       (45)《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页。

       (46)《长安志》卷17《渭南》：“后魏孝武帝孝陵，在县东南二十二里广乡原，陵崇六丈，周一百二步，石人虎尚存。”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陕西通志》卷70《陵墓一·渭南县》：“唐王太师忠嗣墓，在县东南广乡原，北麓有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5册，第243页。

       (47)《隋书》卷28《百官志下》，第784页。

       (48)《长安志》卷7《唐皇城》，第253页。

       (49)《宋书》卷40《百官志下》：“骅骝厩丞，一人。汉西京为龙马长，汉东京为未央厩令，魏为骅骝令。”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44页。曹魏之骅骝令系自两汉演变而来，其间过程另当别论，但骅骝之为马政机构名称自曹魏始。

       (50)《晋书》卷24《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后或省或置。太仆省，故骅骝为门下之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6-737页。

       (51)《唐六典》卷11《殿中省尚乘》，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0页。

       (52)《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署》，第483页。

       (53)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与前两者相较，魏周一源影响最弱，“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页。此就宏观承袭而言，若细辨机构整合则魏周一源不可忽视，因为周灭齐后需以其旧有内容来迎合新制。

       (54)韩昇：《从〈阴云墓志〉论周隋之际的政局》，《碑林集刊》(15)，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55)《宋史》卷431《儒林·孔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载维“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援引《周礼·夏官·司马》提出“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故禁再蚕以益马”的解释。此论招致直史馆乐史的激烈反对，认为唐人史籍中并“无禁蚕之文”。第12811页。虽然孔维的提议最终未获通过，但这场争论却反映出养马禁蚕在古人心中的根深蒂固。

       (56)《周书》卷5《武帝纪上》：“丙辰，诛大冢宰晋国公护……。大赦，改元。罢中外府。”第80页。

       (57)隋炀帝对骅骝署进行了第二次改革。据《隋书》卷23《百官志下》载：“(大业三年)分门下、太仆二司，取殿内监名，以为殿内省。”第793页。《唐六典》卷17《太仆寺太仆卿》注进而记载：“隋太仆寺统骅骝……署。炀帝……减骅骝署入殿内省尚乘局。”第479页。大业三年殿中省之立。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以前属于太仆的骅骝署移置于殿中省，设置了尚乘局，由尚乘奉御专门管理。禁军御马管理权从太仆寺下脱离，转由殿中管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力量。这既继承了北周武帝、隋文帝防止禁军控制马权的方针，又使太仆寺的职权范围更为合理。经炀帝改革后的这一马政体制为唐初继承。

       (58)姜伯勤根据《隋书·百官志》陇右牧一段记载，指出：“(隋时)平凉及其以西的金城、陇西诸郡，设有‘陇右牧’，其中包括‘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和‘驴骡牧’。”认为骅骝牧在陇右。如前所论，此段文字记载是隋文帝时期情形，且仅表明机构隶属关系。姜伯勤：《隋末奴军起义试探》，《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59)《王右丞集笺注》卷21《京兆尹张公德政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60)《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发冯翊、华阴民夫筑会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亩直千金。”第6883页。据此可见当时权贵于京东购地置产是一种普遍趋势。

       (61)《唐会要》卷72《马》，第1543页。

       (62)《唐会要》卷72《马》，第1543页。

       (63)《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条《考异》：“《统纪》云：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陇右，故陇右人谓马岁为齿，为张氏讳也。按《公羊传》：晋献公谓荀息曰：‘吾马之齿则已长矣。’然则谓马岁为齿，有自来矣。”第6767页。按，此典亦见于《左传》。所以引《公羊》者，盖其时宋学正兴，《公羊》之说盛耳。

       (64)《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武德元年，刘武周)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马邑太守王)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仁恭于郡厅，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第2253页。

       (65)早在上世纪50年代，汪篯即依据仅有的传世史料，颇为敏锐地指出“汉人中多有张姓，然张姓之居晋北者，实多胡人”，张万岁既为马邑人，颇疑其本“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部族”，且与主马政者为同一人。汪篯：《唐初之骑兵》，《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40页。后来姜伯勤则将张万岁置于隋末奴军起义的历史背景下，似乎倾向于其为屠各种胡人。姜伯勤：《隋末奴军起义试探》。按，《大唐故朝议郎行河南府士曹参军燉煌张公墓志铭并序》：“公讳□□字仲晖，燉煌人也，其先黄帝之后……有后于此。曾祖□岁，皇金紫光禄大夫、行太仆卿。祖思廉，皇太中大夫、行太仆卿，赠太子詹事。父景顺，皇太中大夫、守太仆卿。”墓志对于志主曾祖万岁以前的家世含混带过，仅望称燉煌。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朔州条有“郡望地名：马邑”的记载，另一《天下郡望名族录》则明确记载马邑著姓为“薄田”等六姓，知马邑望姓并无张氏。从前引《旧唐书·刘武周传》知张万岁为马邑“豪杰”，即当地身强胆大者，家世既卑微，复不曾在隋朝为官。其预身刘武周之经历并不光彩，起事之前更无足道，加之墓志是百余年后由其曾孙撰写，故万岁归唐之前的家世一并隐去。墓志虽称“燉煌人也”，却又谓“黄帝之后”、“有后于此”，表明其实世居马邑。以“黄帝之后”而居于代北某地，更是唐代墓志对具有胡人血统者的常用修辞。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89《大唐故朝议郎行河南府士曹参军燉煌张公墓志铭并序》，第646页。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66)《册府元龟》卷357《将帅部·立功十》：“李仲文为行军总管，武德三年，刘武周遣将军张万岁侵涪州，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第4236页。

       (67)《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武德三年)其骁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收其精兵，举介州及永安来降。”第2253-2254页。《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太宗大悦……引为右一府统军。”同卷又载：“既而寻相与武周下降将皆叛，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太宗)遽命释之。”第2495-2496页。据此可知刘武周部将实际归降的正是当时东征的秦王李世民。虽然寻相等人曾一度叛变，但从张万岁后来的经历来看，他并未参与此次反叛行动，可能选择了与尉迟敬德相同的立场，追随于秦王，获得信任。

       (68)《唐会要》卷66《群牧使》，第1353页。

       (69)《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52-53页。

       (70)《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第884页。

       (71)关于太宗屡罢封禅的原因，参刘季富：《初探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殷都学刊》1993年第2期；燕永成：《唐太宗屡辞封禅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72)张万岁此前任尚乘奉御。据黄正建研究，唐前期“六尚”中多有皇帝心腹亲信。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结合上文对其出身的探讨，知其是以太宗亲信经营陇右牧。

       (73)不过以一人总领群牧，这一举措却明显促进了唐马政的发展。《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八月条：“丙戌，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第6239页。可见陇右马政在此后几年发展迅速。

       (74)《唐六典》卷25《左右监门卫》，第640页。

       (75)《唐六典》卷11《尚乘奉御》，第330页。关于唐前期闲厩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具体可参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25-29页；李锦绣：《唐前期马政》，《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332-335页；林美希：《唐前半期の闲厩体制と北衙禁军》，第3-9页。

       (76)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54页。

       (77)《唐六典》卷25《左右监门卫》、卷17《太仆寺上牧》，第640、485页。

       (78)如《唐法律禅师塔铭》，禅师之父姚恭为“陇右南使飞驎监”，而《大唐法律禅师墓志》则称恭为“成州刺史”。可见牧监使一般需驻守当地。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4页。再如固原南郊发现唐初史氏家族墓志，其人多有任监牧使者，地在固原附近。

       (79)《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011《大唐守陇右西使左八监张文绪墓志》：“终□右西使左八监，倾因秩满，寄居临州狄道县。”其地远在洮河流域。第699-700页。

       (80)“数马”之说典出《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是说万石建阅读皇上批复的奏简，发现自己以篆书书写的“马”字下面五笔缺一，担心皇上责备问罪；他的儿子石庆做了太仆后驾车，皇上问“车中几马”，虽然很明显但他仍举策细数，然后举手回答“六马”。因万石父子之事均与数马有关，故后人以此比喻为官谨慎。《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66-2767页。

       (81)郁贤皓：《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82)《唐会要》卷66《群牧使》，第1353-1354页。

       (83)《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十二月条，第6342-6343页。《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亦载武后一派于麟德元年诬告李忠“与西台侍郎上官仪、宦者王伏胜谋反，赐死于流所”，可参。第2825页。

       (84)即如右相刘祥道年事已高且与武后并无明显对立，史称其“性谨慎，既居宰相，深怀忧惧，数自陈老疾，请退就闲职”，他在麟德元年十二月的案件中很可能确如《通鉴》所称，系“坐与仪交通”。参《旧唐书》卷81《刘祥道传》，第2753页。

       (85)《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第77页。按，许敬宗之为侍中，《资治通鉴》系于当月辛未。参《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二年八月条，第6305页。

       (86)方玉润：《诗经原始》卷4《定之方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165页。

       (87)《旧唐书》卷106《王毛仲传》，第3254页。

       (88)《唐会要》卷66《群牧使》所载群牧使名单依次为李思文、苏干、夏侯亮、阳道昕、张仁德、张思廉(下略)诸人，李思文为太仆少卿在678-685年间，张思廉又在其后，知其实在武周初期主马政。第1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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