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优化研究——从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视角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生性论文,动机论文,视角论文,环境治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徐现祥和李书娟(2015)指出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而政治资源会加剧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特征导致了污染主体的收益成本不对称，致使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环境政策的干预。从西方国家已有经验来看，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以及Pearce(1991)等认为环境税的征收能同时改善环境问题和提升社会福利，实现双重红利。而Takeda(2007)基于多部门CGE模型研究发现当环境税替代劳动税和消费税时，双重红利不存在；但当环境税替代资本税时，双重红利存在。为此，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尚未得到确认。Gradus和Smulders(1993)最先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中考虑了环境要素，发现污染治理需要通过环保研发来实现，但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环境税。Bovenberg和Mooij(1994)在增长框架中研究了最优环境税率，并质疑了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Bovenberg和Mooij(1997)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环境税问题，认为如果污染与其他生产要素间替代容易，则最优环境税水平低于庇古税水平；反之，最优环境税水平高于庇古税水平。Fullerton和Kim(2006)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角度分析了环境税的影响机理，发现经济增长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环境税是不等价的。李齐云等(2007)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当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时，最优环境税的税率低于庇古税税率。刘凤良和吕志华(2009)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最优环境税，结果表明在开展环境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环境偏好度或环境再生能力的配套政策能起到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 然而上述研究忽略了企业的内生性环境治理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政府的环境政策只是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手段，政府的最优环境税收政策应以最大化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为目的。可是，政府以最大化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为目标时的最优环境税率可能会带来资源扭曲，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即政府的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和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目标间可能会相互冲突。那么，现实经济中，排污收费率如此低是否源自政策目标间的相互冲突？多重目标相互掣肘下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优化政府的环境税收抉择机制？如果将政府的环境税赋以环保基金的形式对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进行专项补贴能否改善环境政策的抉择困境？ 基于这些思考，本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政府的环境政策抉择机制。由于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变量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Matlab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求解。基于该数值解，我们做了以下4方面研究：(1)基于中国经济现实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并模拟中国经济的基准模型，进行参数稳健性检验，以确保该理论模型可以稳健地模拟中国经济；(2)基于数值解，模拟了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环境税收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当环境税赋占GDP比重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污染排放水平持续下降；(3)考虑到环境税收政策对不同经济变量影响的差异性，本文模拟了3个政策目标，即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税赋占比，并得出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企业环境污染治污效率的方式具有动态无效率性的结论；(4)考虑到政府环境政策抉择难度，本文模拟了环境税赋全部用于环境技术研发补贴，且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发现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拓宽了环境政策的决策空间，弱化了环境政策的决策难度。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第2部分为模型求解；第3部分为参数校准；第4部分为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研究；第5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理论模型构建 Fullerton和Kim(2006)研究政府对社会资本收益征收所得税机制时发现，基于美国历史数据，无论模型中各参数如何取值，资本收益率为0，那么资本收益所得税就没有意义。与美国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体制相比，我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占比很低，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抽象了资本所得税等其他税制形式。考虑到本文研究主题为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环境政策抉择机制，本文假设经济体系中政府仅征收环境税，以便直接研究环境税、污染排放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现实经济中，企业的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总是被环境政策被动激发出来，因此，本文假设企业会根据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变化来改变其环境研发投入。 同时，本文认为，环境资源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生产要素，作为一种能源资本投入参与生产过程，环境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互配合下生产出最终产品，因此，将环境资源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引入生产函数。本文所指的环境资源包括化石能源、土地、水、空气等，这些资源也是需要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来，为此引入了一个能源企业。从环境资源的自身属性来看，环境资源的使用会增加污染排放，损害环境质量，而环境质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生产场所、生产条件、人力资本的劳动生产率等，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降低生产效率，即对生产活动产生负的外部性。基于以上考虑，借鉴Lucas(1988)，本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环境质量恶化带来的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 1.1 企业部门 在经济学中分析一个企业的生产行为一般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以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在环境经济学的分析中，为了刻画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污染情况，往往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资源投入要素(Fischer and Springborn，2011)。企业通过资本、劳动和环境资源来生产最终产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环境资源的同时产生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排放量不仅取决于环境资源消耗量，还取决于环境技术水平。环境资源消耗量越多，企业的污染排放量越大；环境技术水平越高，企业的污染排放量越低。 本文将企业的生产行为函数表示如下：
其中，
表示企业的研发费用。
，表明企业排污技术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就需要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因为，对于重视环境技术研发的企业而言，企业环境技术的提升，有助于减少企业产品的污染含量；或者，企业在环境技术研发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得以提高，具备良好的物质研发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实施研发战略。因此，本文假设企业较高的环境技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函数形式表示如下：
其中，
表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除环境技术以外的所有其他因素。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出的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尽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将其作为生产决策变量，但是其生产的负外部性会给企业带来负的影响。从宏观来看，众多企业污染行为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会造成极端气候的出现，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人力资本的下降，政府更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等；从微观来看，个体企业的污染行为，给其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以至于遭到居民或者环境社会组织的谈判、起诉等。当然，环境污染是一个累计的存量效果，有“时空错位”的特征。本文将企业污染排放造成的生态破坏的行为方程表示如下：
式(5)为生态环境恶化的一阶自回归过程，η表示环境本身有一定的自降解能力。然而，如果每期的污染排放过大，超出了环境自我降解能力，则会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企业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下，通过要素数量的选择，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由于企业生产产生污染，带来了环境的负外部性，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改善其外部性。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自身治污技术或者减排技术的提高，减少政府施加的税收负担。企业目标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相机抉择行为的均衡是：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即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技术减排或是被动接受政府的税费的动机是一致的，实现生产总成本最低。 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在本文的模型中有两种途径：一是环境技术对于污染排放量下降所带来的税收减少的收益；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生产收益。企业通过接受税收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指企业接受税收惩罚所增加的环境资源使用所带来的增产收益。当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税收缴纳所带来的增产收益时，企业就会更有动力进行环境技术的研发。 然而，在实际经济中，由于政府征收的税率过低，使得企业通过被动接受税收惩罚所带来的增产收益更大，促使其更倾向于被动接受政府的税收惩罚，企业没有激励通过技术研发进行污染治理。 1.2 能源企业 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环境资源是在市场机制下购买的。能源企业通过资本和劳动生产环境资源，例如化石原料、水资源等。能源企业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1.3 公众 在公共治理模式下，公众可以减少预防性健康储蓄、增加消费等方式刺激企业的内生化治理行为。 从公众角度来看，公众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费会给公众带来正效用，具体表达式如下：
1.4 政府 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并将其补贴给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具体来看，政府部门可以一方面适度地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扶持企业新技术生产线的购买或者环境技术研发的投入。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政府需要选择最恰当的税赋比重来引导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行为。现实经济中，政府可能知道自身征收的税赋过轻，无法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但是政府很难加大企业税赋。一是税赋加大会影响经济增长，损害社会福利；二是如果税赋加重，政府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监督和检查，政府行政支出可能超过税收收入的总额，以至于税收的财权和事权的匹配不能发挥效果；三是税赋提高会加大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寻租行为，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税费加重，使得企业更有激励与地方政府达成寻租契约，地方政府人员的“经济人”特征、政绩考核目标、跨区域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使得地方政府也有动机降低环境政策的执法标准；四是即使加大税赋，很多中小企业也根本无法通过技术研发或者新技术购买来减少污染。因此，政府就需要知道税赋增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的最大承载能力。 1.5 市场出清条件
总的来说，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税赋提高的比重可以低于权威武治理模式。政府通过适度的税费提高，并且对企业生产环境技术进行补贴的同时实现环境治理，降低了公众的预防性健康支出，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降低企业接受税收惩罚带来的边际收益。另外，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技术创新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寻租动机；就地方政府而言，在环境社会组织的参与下，社会监督机制得以完善，约束了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监督行为，减少了寻租空间。从公众角度来看，通过环境社会组织或者其他媒体渠道的宣传，公众了解了企业采用了环境技术的生产行为，降低其预防性健康储蓄，增加消费和投资，额外的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在公众和企业之间分配。 2 模型求解 本模型要解决的最优化问题就是使得有限资源在K、L和E之间合理地配置，以最大化企业利润和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终生效用，等价于求解如下几个最优化系统。 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由最优性条件可求得式(17)～(20)这4个一阶条件：
由最优性条件可求得式(25)～(26)这两个一阶条件：
结合式(27)资本形成方程，式(28)政府预算平衡条件和式(29)市场出清条件，可求得模型的均衡解。 资本形成方程：
同时，我们发现均衡变量
间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无法求出这4个变量均衡值的显示解，式(34)～(37)代表这4个均衡值及其他相关参数之间的隐函数关系，是本文模型均衡解的“稳态方程组”。
在上述稳态方程组中，模型稳态下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为本文理论框架下的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因为此时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同时实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代表性家庭终身效应最大化，也就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如果一项行为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通常认为这是满足效率原则的，也即该行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最小。而从稳态方程组(34)～(37)来看，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参数同时决定的，也就是说，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应根据经济体系的自身特征来设定。同时，该最优环境治污研发投入是环境税收政策的函数，这表明企业的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决定于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显然，我们无法从稳态方程组中知道各参数对最优环境治污研发投入的具体影响。因为在稳态方程组中，不仅存在十几个外生参数，而且各参数与变量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所以，需要借助Matlab软件通过模拟运算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接下来，我们希望解决以下问题。如何使用中国数据来校准经济体系特征的各种参数？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对最优环境治污研发投入有何影响？在征收环境税的过程中，环境税赋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政府在权衡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环境治理后该选择什么力度的环境税收政策来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如何优化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 3 参数校准 3.1 数据来源 考虑到行业划分标准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2-2012年。其中，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合计以及年均从业人员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分行业的能源消耗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工业废气排放的分省份和分行业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报》；行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分行业的PPI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统计网；其余环境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3.2 参数校准 3.2.1 生产函数估计
本文使用2002-201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样本(考虑到西藏数据的缺失，剔除了西藏)来估计各产业的生产函数。考虑到能源产业数据较难获取，本文用煤炭开采产业来替代能源产业。通过估计，可得以下结果。 企业生产函数：
3.2.2 污染排放函数估算 考虑到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中废水和固废数据存在缺失，本文使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污染排放量的代理变量，将工业能源消耗量对污染排放量做回归可得如下结果： 污染排放函数：
3.2.3 其他参数估计
4 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研究 如前所述，本文所建的理论模型无法求出各变量均衡值间关系的显示解，因此当模型中某个参数变化时，无法直观地知道这一变化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均衡环境污染排放量以及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等重要变量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使用模拟运算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上面建立的理论模型，基于前面参数校准所得数据，可以得到一个“基准模型”，进而可以对该基准模型进行参数稳健性检验和模拟预测能力检验，以判断其能否较为准确地模拟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静态方法来研究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上述重要变量的影响，研究环境税收政策对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政府设立环境税政策来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提供参考依据。 4.1 模拟中国经济的基准模型及参数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面的参数校准，我们可以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模拟中国经济的“基准模型”。考虑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并没有环境税，仅存在排污费，而排污费比重相对较小，因此在基准模型中，本文假定环境税τ=0.1，且全部用于环境技术研发补贴，补贴率为θ=0.03415，由此可得出基准模型中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均衡解。 当然，根据校准参数所确定的基准模型是否具备稳健性，还需进一步检验。稳健性检验设计的基本参数包括4个：效用的时间偏好程度β、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资本折旧率δ和环境税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1)检验Ⅰ是对基准模型中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时间偏好率β变化对均衡状态下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所做的模拟检验。通过将β下降至0.95后，稳态下的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技术研发投入都下降，而污染排放上升，这表明当代表性家庭不再重视未来消费后，理性家庭会减少资本投入，增加消费，总产出由9.9662下降到6.2167，此时可用于生产和环保研发的资源减少，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由1.2365下降到0.7480，此时污染排放量将会上升，经济产出下降，均衡状态下环境质量更加恶化。 (2)检验Ⅱ是对基准模型中代表性家庭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变化对均衡状态下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所做的模拟检验。通过将参数
分别上浮和下降20％来考察稳态下模型中各变量的变化。当
由基准模型中的3上升到3.6后，即代表性家庭未来消费对当期消费的替代效应下降，由于未来消费对家庭终身效用的影响下降，当前消费就会增加，社会福利就会上升；当
下降时，情况相反。 (3)检验Ⅲ是对基准模型中资本折旧率δ变化对均衡状态下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所做的模拟检验。通过将资本折旧率δ分别上浮和下降20％来考察稳态下模型中各变量的变化。当δ由基准模型中的0.1上升到0.12后，即在相同的投资水平下，资本形成规模下降，资本投入减少，经济增长由9.9662下降到7.1425，那么可用于消费的产品就会减少，社会福利下降，同时，企业的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就会下降，污染排放就会增加；当δ下降时，情况相反。 (4)检验Ⅳ是对基准模型中环境税τ变化对均衡状态下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所做的模拟检验。分别考察τ=0.5、τ=1.5和τ=2.5时稳态下模型中各变量的均衡值变化。当环境税率τ由0.1上升到0.5后，企业接受环境税收惩罚的边际收益将降低，企业就有激励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环境治污技术水平将会提高，污染排放量就会降低，减少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出损失；同时，企业环境治污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上升，可用于消费的产品增加，从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当环境税率τ进一步上升至1.5后，企业接受环境税收惩罚的边际收益将更低，企业会进一步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环境治污技术水平将继续提高，污染排放量降低；同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提升，但不足以弥补企业面对高税赋时生产积极性的降低，于是经济增长就会下降。当环境税率τ进一步上升至2.5后，经济增长的下降量会加大，可用于消费的产品减少，社会福利也会下降，但企业的环境治污研发投入仍会增加，直至完全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的最大潜力。 基本参数的稳健性检验Ⅰ～Ⅳ表明，4个基本参数的效用时间偏好率β、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资本折旧率δ和环境税τ变化对模型均衡解的影响与经典模型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在模型中考虑环境因素并引入环境税后，模型在理论层面是一致的；同时，模拟检验的结论也表明，本文的基准模型具有较好的实际经济意义，模型参数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2 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环境税政策效果模拟 环境税，又称为生态税、绿色税。它是将市场环境下生态破坏的成本内生到市场经济活动中，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目的是实现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当前还没有开征环境税，环境税论证方案仍然在审核中。为了给我国环境税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节将针对不同环境税赋比重下的环境税收政策效果进行模拟。 如前所述，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由刻画经济体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是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响应函数。那么环境税收政策对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的具体影响如何？与此同时，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也是由刻画经济体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的，那么环境税收政策在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同时是否会抑制经济增长、损害社会福利？本节将基于基准模型的参数模拟试验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参数模拟试验的逻辑是，通过调整模型中的环境税率取值情况来模拟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和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的影响。图1是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和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影响的模拟效果图。
图1 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1) 注：为了更为清晰地反映税赋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图中横坐标为总税赋占GDP比重。 当环境税率上升时，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增加，而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下降，此时企业就会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环境治污技术就会进步，污染排放量就会下降，此时经济产出中由于环境质量恶化所带来的无效率损失部分就会下降；同时，环境技术进步也会带来企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由于产能升级和人力资本得到锻炼等效应)，经济产出就会增加。基于收入效应，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社会福利水平就会提高。但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程度，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会高于技术创新效应和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之和，此时经济增长就会下降；这时，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就变成了扭曲性税收，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然而，环境税率的进一步上升还会刺激社会福利的提高，因为环境税的扭曲效应带来生产率的降低。当环境税带来经济产出下降较大时，消费量也只能下降，社会福利开始降低，但此时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依然大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企业会继续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直至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达到最大。 如图1所示，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7.36％时，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GDP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5.42％时，GDP达到最大；从污染排放来看，税赋占比上升会带来污染排放的持续下降；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18.65％时，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即政府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 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最优税赋占比充分揭示了我国排污收费过低的根源是长期以来政府以GDP为唯一目标。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生产企业不计环境成本，“谁污染、谁治理”的治污政策决定了由排污企业自行治理污染，但处罚不重、执法不严、技改不利等因素，造成了污染企业治污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的改善效应并不显著。然而我国现存的排污收费制度的税赋比重远低于5.42％，这说明排污收费抑制了环境税正外部性效应的释放。尽管排污收费和环境税均可以将企业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税与费有本质区别，税具有强制性，费只有行政性，当法规转换为法律时，增强了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威慑力，加大了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环境税赋增加的同时会释放正外部性，带来经济增长。为此，我国应尽快落实环境税政策。 但是，如果政府不改变唯GDP是从的目标选择，经济增长仍会以牺牲社会福利和环境质量为代价。当环境税赋占GDP比重为7.3％时，才能基本实现居民在消费产品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即实现环境污染的基本控制。目前，我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阶段，环境税对污染的惩罚性是以迫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为目的。环境税征收的本质是要让排污企业发现技术升级、转型发展比缴纳高额环境税更有经济价值。本文发现，当环境税赋占比为18.65％时，才能真正改善环境质量。然而，如此高昂的环境税赋，可能会激发环境税的扭曲效应，带来经济下滑、福利水平降低。因此，政府最优的环境税收政策设计需要分析政府在不同政策目标下的政策抉择机制。 4.3 政府在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中的反馈与掣肘 为了分析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本文将不同政策目标最大化时的经济状态与基准模型的经济状态进行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在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政府的环境税最优税赋占比为7.36％，此时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均高于基准模型，污染排放低于基准模型；在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时，政府的环境税最优税赋占比为5.42％，低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税赋占比，此时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均高于基准模型，污染排放低于基准模型；在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时，政府环境税的最优税赋占比为18.65％，远远高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和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税赋占比，此时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均低于基准模型，污染排放和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要优于基准模型。这说明，不同的政策目标下，政府的最优税赋占比不同，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最低，而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最高。
同时，在征收环境税的前提下，单纯依靠环境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方式具有动态无效率性，尽管这种技术研发是直接以降低污染排放为目的的。如果依靠环境税收政策刺激所带来的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来实现污染治理，那么环境税对经济效率的扭曲效应加剧，促使进入生产的资本投入减少，经济增长下降，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也降低了。即一项着眼于改善环境的政策却牺牲了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然而，如果将政府征收来的环境税赋全部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此时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话，政府环境税的最优税赋占比为8.84％，远低于仅将部分环境税赋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时的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税赋占比18.65％。而且此时的社会福利高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的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高于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水平，污染排放也低于仅将部分环境税赋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时的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污染排放水平。这表明，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政策有助于提升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空间，弱化了环境政策的决策难度，增强了环境税收政策的政策效果。因此，政府有必要设立环保基金，将环境税收纳入环保基金，通过专款专用的方式对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进行专项补贴，最大化地实现环境税收政策的政策效果。国外在强化环境税收政策惩戒作用、降低污染排放上早有先例。爱尔兰政府为了控制白色污染遏制塑料袋使用，对每一个塑料袋征收13美分的环境税，并全部交由环保基金用于环境技术研发补贴，该实践效果显著，塑料袋使用量骤降90％。环境税的专款专用不仅最大化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性治理动机，还改善了公民的环境意识，释放环境税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双重红利。 5 稳健性检验 国外文献中通常会将经济系统中的其他税收纳入模型中加以考察，而本文放宽经济系统中仅有环境税这一假设会否影响研究结果值得检验。因此，本文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所得税、消费税和环境税来检验最优税率及补贴治理污染的技术研发策略是否稳健。 企业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下，通过要素数量的选择，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由于企业生产产生污染，带来了环境的负外部性，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改善其外部性。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自身治污技术或者减排技术的提高，减少政府施加的税收负担。企业目标利润函数变为：
从公众角度来看，公众追求效用最大化，消费会给公众带来正效用。同时，政府会对资本报酬和工资收入征收所得税，对消费征收消费税。具体表达式如下：
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并将其补贴给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具体来看，政府部门可以一方面适度地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扶持企业新技术生产线的购买或者环境技术研发的投入。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式(11)此时为：
为了分析环境税收政策变化的经济影响，本文假定
固定不变，不妨设
=0.2。图2是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和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影响的模拟效果图。 如图2所示，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7.38％时，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GDP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5.84％时，GDP达到最大；从污染排放来看，税赋占比上升会带来污染排放的持续下降；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来看，当税赋占比上升时，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在税赋占比为18.88％时，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即政府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这表明，在考虑所得税和消费税后，各政策目标下的最优税赋占比均有所提升，主要因为相比于所得税和消费税，在考虑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时，环境税是非扭曲性税收。
图2 环境税收政策变化对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2) 注：为了更为清晰地反映税赋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图中横坐标为总税赋占GDP比重。 同样，在考虑所得税和消费税后，本文将不同政策目标最大化时的经济状态与基准模型的经济状态进行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如果将政府征收来的环境税赋全部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此时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话，政府环境税的最优税赋占比为9.57％，远低于仅将部分环境税赋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时的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税赋占比18.88％。而且此时的社会福利高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的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高于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水平，污染排放也低于仅将部分环境税赋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时的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污染排放水平。这表明，本文上述结果是稳健的，在考察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时候，环境税的非扭曲性会带来环境税最优税赋占比的提高。
6 结论及政策含义 鉴于环境资源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生产要素，在本文所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它以一种生产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排放，而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质量恶化具有负外部性，对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在本文理论框架下，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实现福利最大化水平的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的表现，是由刻画实际经济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从参数模拟检验来看，效用时间偏好程度β的上升、资本折旧率δ的下降和环境税τ的上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即效用时间偏好程度β的上升、资本折旧率δ的下降和环境税τ的上升有助于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 本文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加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同时在考虑政府环境税的情况下，实施技术研发的转型补贴，以影响企业的内生性治理行为。通过对模型参数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基于中国数据参数校准所得的基准模型可以模拟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参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本参数取值的变化符合经典模型的相应结论，说明本文的基准模型具有较好的实际经济意义，模型参数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在同时考察所得税、消费税等其他扭曲性税收时，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且环境税的最优税赋占比会有所提高。 环境税是通过对排污惩罚的方式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方式，它有利于企业采用生态化的方法进行生产，促进创新，抑制资源的过度浪费，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当环境税赋占GDP比重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污染排放水平持续下降。同时，我们发现，不同政策目标最大化时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有所差异，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最低，而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最高。另外，在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水平下，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均低于基准模型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这表明，在环境税政策前提下，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企业的环境污染治污效率的方法具有动态无效率性。一项本来着眼于改善环境的政策是以牺牲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当把政府征收来的环境税赋全部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时，以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环境税赋占比大幅度下降，并且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和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均高于部分环境税赋用于环境治污研发补贴时各目标最大化的经济状态。这表明环境税收的专款专用政策有助于提升政府环境税收政策抉择空间，增强环境税收政策的政策效果。因此，结合国外的成熟经验，我们认为政府有必要设立环保基金，将环境税收纳入环保基金，通过专款专用的方式对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进行专项补贴，最大化地实现环境税收政策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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