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在合理使用人才问题上的三个重要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理念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家成思危教授认为，儒家管理思想的特点是重国家及社会管理，其精髓可归结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上述见解颇有道理。本文拟就儒学精髓中“知人善任”之“善任”，即怎样合理使用人才问题，探讨儒学之管理理念。
儒学在合理使用人才问题上，迸出过许多智慧火花，产生过一系列重要的管理理念。其中如何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正确对待人才的长处与短处，以及用人问题上的诚和信等三个理念，充分反映出儒学在人才管理观念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一）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
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人才。任用这样的人才，必将给国家和事业带来极大好处。历代儒学思想家及实践家，都在极力渴求这样的人才。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代对官员及人才考察的主要内容是：“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在这里，作为思想品德的“德行”与非为能力本领的“道艺，”是相提并论的。孔子从来都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认为仁、义等道德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他也强调“才”的重要性。《论语·子路》中所提出的“举贤才”，就是要求在实际治国实践中，将“德”与“才”统一起来。荀子也指出：“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反对“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荀子·正论》）强调必须德才兼备。总之，德与才统一的人，被称之为“贤才”。管理者寻到了这样的贤才并合理地使用，无疑是最好不过的事情。这也正是儒学矢志不移的追求！
但是，在用人问题上还有两种情况，许多执政者或管理者就不一定明了其含义，更不用说有效地运用它了。
一种情况是，在面对有德无才者与有才无德者的选择时，选择哪种人呢？对于“究竟是使用有德无才者还是使用有才无德者”这样一个问题，其争论自然多且奇。儒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当德才不可两全时，宁可将德放在首位。
《孔子家语·五仪解》说：“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就是要求在考核使用治国之才时，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首先要考察他是否具有诚实、谨慎的优良品德，然后再考察其才干，而不能相反。因为，无德之徒，纵然有才，也决不可为用。否则，若用其才贻国害人，比豺狼还要凶猛十倍。董仲舒说：“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魏征也说：“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为害极多。”（《贞观政要·择官》）
司马光也对用人中的德才问题作过深刻论述。他写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总结历史后发现：“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它警示管理者在考察和用人时，尤其要注意德行；不得已时，宁可启用愚人也不能使用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也？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恶制之。”能力不济的愚人，即使想干坏事，量其也干不出什么大坏事来，充其量象小狗咬人一样，很容易就能制服他。但无德而有才者就大不然了。这种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资治通鉴·周纪一》）
另一种情况是，治世与乱世的用人标准有区别吗？回答是肯定的。治世重德，乱世重才，既是儒学之正统用人理念，亦是历代治国者用人之经验教训总结。魏征在与唐太宗谈论用人问题时，阐述过如下观点：“天下未定，则专用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资治通鉴·唐纪一》）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一种颇具见地的总结。历史上，乱世重才不重德的倾向，早已有之。而三国时的曹操，可以说是典型代表之一。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在其所颁布的三道求贤令中，充分反映出重才不重德的用人观念。曹操的求贤令中有这样的言辞：“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他在第二道求贤令评论到，苏秦往来于各国之间，虽挑拨离间，轻诺寡信，然却挽救了弱小的燕国。在第三道求贤令中，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吴起贪奖，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曹操尤其钟爱这类“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之人，并要求各地政府部门，“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是由于曹操在战乱时期，采取了重才不重德的用人政策，使他网罗了大量文官武将，为实现其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能说曹操是个儒学实践家，但他确实把儒学“乱世重才”理念推向了顶端，并指导实践取得了成功。当然，包括曹操在内的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都主张，在“治平”时期，还是应该“尚德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既然天下已定，就应励精图治，强国富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若官员无德，势必导致腐败，失去民心，不利于统治政权的长期稳定。因此，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人才的长处与短处
许多治国者之所以求贤而不能得，或者用贤而不能适其才，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用人的长短之道，不理解，不明白，不善用。
在儒学管理理念中，对于人才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总的说来，作为一种高层次领导艺术，用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世上本来无全才，人皆有其所短，故而用人就不应该求全责备。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氏春秋·用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楚辞·卜易》）至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是妇孺皆知的道理。既然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那么，管理者在用人时又有何理由，对自己所用人才硬是要求全责备呢！
(2)所谓人才，是指在特定岗位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的人。换句话说，要成为人才，必须具有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特殊领域及环境。从管理学上讲，如果将其置于根本就不是他所特长的领域或环境，人的能力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用其所短”。在这种管理状态下，就无人才可言。因为，对任何人，只要不发挥其所长，而恰恰用其所短，其才干怎么能发挥出来呢？严格地讲，管理学上的所谓人才，实际上都是一些有所不足、有所不能、有所不适的偏才或专才，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仅仅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胜人一筹而已。
儒学对于人才长短的认识，更是辩证的。荀子说：“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荀子·儒效》）王充说：“人有所优，故有所劣，人有所工，故有所掘。”（《论衡·书解篇》）如果让人们去从事那些自己不精通、不擅长、不熟悉的工作，他们的“长”就会变成“短”，优势丧失了，也就不成其为人才了。诸葛亮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胆君，不可以事暗主。……”（《诸葛亮集·论诸子》）长期从事政府管理实践活动的朱元璋也深有体会地说：“决胜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馁辑一方之众，此儒臣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刘向更是出具了一个得体的比喻：“白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舜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说苑·理政》）就是说假如让这两位擅长管理国家的高层次人才，去从事低层次的工作，比如放牧，则其本领，定不如一个牧童。可见，任何一个人的才能，都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及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出来，并成其为人才。
(3)治国中，用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管理者用人之所长，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只要善用人之所长，那么，善用物者无弃物，善用人者无弃人；垃圾是未被利用的财富，庸人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关键是处理好人之所长与人之所短的关系。
儒学在讨论用人中如何处理好长处和短处的关系时，提出了三个颇具特色的观点：一是先看长处，后看短处，不能相反。二是从短处看长处。韩滉有一日接待了一位经别人推荐来求官的年轻人。韩滉设酒宴招待他。席间，此人表现出不善言辞、刚直不阿、不谙世故的品性来。韩滉从不通人情世故之短，看到此人铁面无私、不屈不阿之长。于是，任命该年轻人为“监库门，”即管仓库的主任。事后表明，这是一个正确的任命，该仓库从未发生过短亏事件，足见此人确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魏源从理论上总结道：“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默觚下·治篇七》）三是在用人之长时，要能容其所短，恕其所短。一个人的短处，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人本身素质的不完善、不擅长之处和人所犯过的某些过失。就人才本身素质的不完善、不擅长而言，这是无法避免的，故亦是无法克服的。而且，这些缺陷，往往同其长处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甚或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犹高山之侧有深谷，愈有才干的人，其缺陷往往暴露得愈明显、愈突出。刘劭在《人物志·材理》中对这种现象作过详细描述：“刚略自然，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反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肤浅之人，暴露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比拟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难难，则濡愞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侧倜傥而环壮，按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对这种优点或长处同缺点或短处紧密相联的人才，应如何对待呢？刘劭也给出了颇具特色的答案：“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和者，不懦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征也。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征也。”（《人物志·八观》）上述用人理念，与孔子提出的“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孔子家语·礼运》）原则是一致的。
就人才在某种情况下所犯过失来说，总的原则应是既往不咎，特别是对不足挂齿的过失，尤应以宽宏大度、略而不问为宜。对此，孔子说：“赦小过，举贤才。”《吕氏春秋·举难》也说：“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据《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子思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说他是一个能攻善战的将才，可统兵五百乘。卫慎公却以苟变为官收税时，曾吃过百姓两个鸡蛋，不够清廉，而不愿重用。子思当即开导道：“夫圣人之官人，犹将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邻国也。”卫慎公听后点头称是，遂用其才。刘邦任用陈平做都尉时，众将多有疑议，说他在家时曾与其婶子私通，且为官期间又有受贿行为，是典型的小人和乱臣，不能启用。但刘邦经过考察后，大胆启用陈平。事后岁月中，陈平感激刘邦的知遇之恩，尽其全力，屡建战功，一心一意辅佐刘邦夺得汉室天下，且历三朝相，成为历史上的贤臣和智臣。这件事表明，刘邦夺取天下，战胜楚霸王，与他能容人之过、举其大端的用人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关于用人问题上的诚与信
管理者总要指挥一定数量的下属，以完成一定的任务或工作。那么，管理者应怎样对待其下属呢？管理者信任你的下属吗？管理者能够放心地将重要任务交给下属去完成吗？
儒学认为，就工作关系而言，管理者对待自己的下属，应该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既然在行政体制中，由于工作原因而形成了上下级关系，尤其在传统社会中，上下级之间又多为提拔与被提拔的关系，那么，上级管理者也就没有太多的理由不信任自己的下属。如果管理者既要用人又要疑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容易令真正的人才寒心，而退出政坛。欧阳修说：“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无论贤者或不肖者，不分良莠，一概怀疑，那么，下属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呢？魏征也说：“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贞观政要·君臣鉴戒》）对下级官员来说，勤勤恳恳地做事，还要受到上司的猜疑，窝窝囊囊、苟苟且且地工作，怎么能尽心竭力地干好事业呢？二是容易使下属变得虚伪奸诈。王夫之在总结历史经验后，揭示出一条真理，即“君愈疑，臣愈诈。”（《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既然作为最高管理者的君王无端怀疑臣属，那么，臣属就不会再以真心实意来对待君王，于是乎，说假话、办假事，就不足为奇。刘禹锡在《辩迹论》一文中，列举了《史记》中提到的四个这方面的例子。霍去病“辞第以见志”、王翦“多产以取信”、萧何“子质以灭贰”、司马穰苴“嬖监以虞谤”。这些例子旨在阐明一个道理，即君不疑其臣，臣必忠；君若疑其臣，臣必诈。三是容易导致事业失败。苏轼在《策略·三》中说：“君不疑其臣，成功而无后患，”“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王夫之更是据理断言：“有可信之人，而故不敢信，必败。”（《读通鉴论》卷三）
既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事关国家安宁、事业成败，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应当如何正确运用这一原则呢？
首先，要慎于取人，力争挑选出真正可信赖的人。决不能将不仁不义、无忠无信之人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之中。“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己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
其次，要以诚相见。荀子说：“天地为大焉，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焉，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唐太宗也说：“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贞观政要·政体》）因此，他决心践行智臣魏征关于“竭诚以待下”的用人原则，尽可能与其群臣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形成上下协力同心的良好关系，终成“贞观之治”大业。
再次，不要轻易听信谗言，不为俗议所左右。《荀子·君道》指出：“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魏征说：“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管理者要真心诚意地做到与其下属亲密无间，无所猜忌，就一定要对世俗偏见、流言蜚语、忌妒心理等不良习气，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响，更不受其左右。象宋代苏洵警示的那样，管理者要切实做到“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嘉祐集·论衡》）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管理中“用人不疑”的原则，仅仅是针对真正的人才、贤臣或智臣而言的。对那些害国害民的不肖小人、奸臣，则不仅应疑之、防之，而且还应坚决地惩处之，最好是全部铲除之。否则，于国家社稷之疾与民众百姓，害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