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散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287(2000)04-0101-04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共20卷，49篇（内篇36，外篇13）。刘知几在《自叙》里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因以纳诸胸中，曾不芥者同东施效蒂芥矣。”在《史通》所含万殊千有的丰富内容中，除史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同史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其中关于散文和小说的论述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拟就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一些评述。
《史通》的散文观
刘知几的散文观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绮靡，华而不实的文风的，大多受到修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启发，其观点涉及散文的内容、形式、风格及创作等方面，有以下三点：
1.力主实录。刘知几在史学上力主“实录直书”，痛诋靡丽的史体。因此在文学上也就对当时绮艳的文风深感不满。在史学和文学上都主张“斥饰崇质”。对靡丽繁缛的文风和竞奔趋附的文人特别厌恶，对藻艳的史体非常反感。他“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并且“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史通·自叙》）在《自叙》篇里，刘知几把自己和西汉的扬雄相比。由于受杨雄的影响，他在《史通》里一再称诗赋为雕虫小技。看重有裨于政教的实用之文，而轻视虚矫无实的诗赋（主要是指当时“丽以淫”的艳诗和骈文）。《载文》云：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又说：“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观点，同唐初修史者如魏征，李百药、姚思廉等史家所发表的意见毫无二致。
刘知几既然重视先秦时代助教化、资劝惩、淳厚质朴的文字，自然就要对以后的矫饰失实，积弊难返的骈丽文风痛加抨击。在论及史乘不应该载录浮华之文时，他在《载文》里说：“爰自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他认为丽辞对语言、音韵声律不仅有害于史乘的“实录”，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害于作品的真实性。他对当时文士的厌恶、对淫靡文风的激愤，几乎近于偏执。
2.强调简约。刘知几从“实录直书”的基本观点出发，既排斥华丽辞藻，也不容忍繁言缛句，力主文风简约。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他认为六朝以来的史书，因追求华丽的辞藻或工整的句式，导致史书繁芜、叙事不能简要。他提出“简约”的主张，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积弊的。但是他所崇尚的“简约”，并非疏漏、阙略，而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书事》），即所谓“文约而事丰”（《叙事》）。
刘知几在《叙事》篇里还提出了一个比“简”更高的境界——“晦”。他说：“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而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浦起龙对“用晦之道”作了这样的解释：“简者词约事非，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所谓用晦，就是要求语言精炼、含蓄，意在言外，耐人寻味。尚晦用简的主张，虽然是从修史的角度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唐以后古文学长期讨论的繁、简关系问题即萌蘖于此。
3.关于模拟古人。刘知几就如何学习和模仿古人的问题，提出“貌同心异”和“貌异心同”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他说：“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模拟》）所谓貌，就是形式，语句词藻；所谓心，就是内容，精神实质。他认为学习古人最好做到神似，而切不可只求形似。同这一观点相联系，他提倡用当时代的语言（包括口语）撰写史书，反对“皆依仿旧辞”（《言语》）。他认为单纯从语言方面模仿古人，结果只能是“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有损于史书记言的真实性。
刘知几的上述观点多是就修史提出的，对后世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为后世史学家广为接受。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观点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刘知几针对当时文坛流弊大加挞伐，在扫除六朝淫靡余风的过程中曾起过摧陷廓清的作用。他崇高真实质朴。厌恶虚饰；排击追求对偶、拘忌声病的骈文，标举“五经”、“三史”为文章楷模，要求文章内容真实，形式质朴，切合世用，“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载文》）。他的这些主张同古文运动的斗争目标和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如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反对骈文，重视散文；“非一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惟陈言之务去”；“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但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词”等等，都和刘知几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知几是古文运动的先驱。
《史通》的小说观
刘知几《史通》中的《杂述》、《采撰》等篇在今天看来也是系统论述小说的重要文章，对文言小说的分类、小说的虚实关系等问题有较为精辟的论述。
1.文言小说的分类。刘知几在《杂述》中第一次将文言小说进行分类，他将文言小说分成十类：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史书和小说同属记事体。史书记载国家大事必有所阙，故有偏记小说崛起，因而其分类的特点，在于抓住记事这一特征，除正史以外，所有“记事”的作品，都归入小说，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小说的范畴。他依稀认识到小说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关系，把小说门类繁多的创作现状，归之于“爰及近古，斯道渐烦”，说明小说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体现了朴素的唯物史观。
应该指出的是，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概括小说记事的特点，界定小说范畴，在小说创作未成一体之时，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因不懂得记事体有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抹煞了小说的文学性。如他把郡史、家史、邑簿、地理书之类划入小说，使小说一门更为芜杂。另一方面，他认为小说乃“史氏流别”，是正史之补。因而分类与史籍紧密相连，以致不少门类多有交叉。“偏纪”旨在补正史之阙；难入正史的人物，则由“小录”别载，收录遗逸的归为“逸事”、清言高议，集诸“琐言”。此四类其实皆可说是从正史派生，互有交叉而属同一类。因为“偏纪”不离人事，“小录”则附冀正史，“逸事”、“琐言”，各有侧重而已。因此，忽视其中的文学性差别，从史学的角度辨别，则四类同为补阙，合为一类，方能与其他类并提。如果剔除“补史之遗”的观点，而代之以叙事文学的标准，那么，严格地说，十类中只有“琐言”、“杂记”和部分“逸事”作品，才属古小说的范围。刘知几的分类，体现了当时部分批评家对于“小说”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其范围远远大于今天的小说概念范畴。
2.小说与史传的关系。在小说与史传的关系问题上，刘知几认为小说乃正史之所遗，“补正史之遗阙”。他在《杂述》中说，“逸事”类小说的产生，是因“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小录”类小说的产生，缘于“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独举所知，编为短部”。刘知几论十类小说的基础理论观点，即“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把小说的起源归之于史，认为小说内容属正史所缺漏、遗逸、或不采的人事。前史所遗，后人所记，便有小说一家。由此出发，刘知几亦认为小说“推详往迹，影彻经史”，能与正史相参行，能起到与经史互补的作用。《杂述》云：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并行相参，其所由来尚矣。
刘知几认为小说补经史之遗缺，自成一家，与正史并行相参。在他看来，小说是相对于正史的不可缺少的文体。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虽以记事实、正风规、扬名教、有益于社会的标准要求小说，但却坚持小说不可偏废的观点。他在《杂述》中说：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千门万户，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刘知几认为小说创作很杂，好坏难以一言蔽之，如与经史典籍相比，确实难以比肩。但小说好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能够广闻而博识，且能从中窥得六经、史传所没有的东西。尽管丛残琐碎的小说，良莠不齐，精芜并杂，“书有非圣，言多不经”，但主要还在于读者自己的选择。刘知几从史学角度论析小说不无局限，但他对小说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可取的。竭力坚持小说不可偏废的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小说批评影响很大。后来的小说批评家继承这一理论并加以发扬，用来抬高小说的价值，为小说争取文学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附骥于史传来肯定小说，使得古代小说创作长期依附于史传，内容和形式长期挣脱不了史籍的桎梏，又影响了中国小说的成熟。
3.小说的虚与实的关系。刘知几是一个地地道道主张小说实录的理论家，对小说记载神鬼之事颇有非议。《采撰》评小说云：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秕糠，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偏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
这里，刘知几认为《世说新语》、《搜神记》之类的志人志怪小说，所记并非经国大事，只是怪力乱神之说，仅能取悦于“小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
应该注意的是，刘知几不属于排斥小说的一类理论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承认小说“自成一家”，肯定小说“良有旨哉”，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发展，虽然坚持一“实录”标准要求小说、评判小说，容不得小说“全构虚辞”，但却并非完全排斥鬼神之说。他在《杂述》中说：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可见，刘知几对于杂记小说记述神鬼魑魅之事，并不反对。这显然有悖于他一贯坚持的“实录”主张，但他似乎并不以为有矛盾。在他看来，谈神鬼怪异之事并不违背“实录”，小说的这些虚幻的描写，如果有益于“益寿延年”、“惩恶劝善”的宗旨和效应，则与实录的作品无异。如果小说“苟谈怪异，务述妖邪”，其间并无有益于社会的宗旨和效应，那才属于荒诞虚妄，真正违背了“实录”原则。由此可见，刘知几一方面坚持“实录”主张，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反对虚构。在他那里，小说的实录与虚构是矛盾统一的，统一的根本点就在于小说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效果。
4.关于小说的史鉴功能。刘知几是从“实录”和“小说乃正史之补遗”的主张出发来论证小说的社会功能的。认为小说能与正史参行，就在于它自身的功能与正史有相通之处。《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
家史者，事唯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而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雅阙骃所书，殚于四周，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矣。……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徒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刘知几把小说分为十类，认为都属“史之杂名”，因此，尽管他对部分小说不符合正史规范表示不满，但他也看到部分小说合乎正史规范而产生的社会作用：“实广见闻”。正因为认识到小说的这一功能，所以他指出：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至于此乎。
从本质上讲，刘知几仍然认为小说不可与周孔章句、迁固之纪传相提并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正统文学观，另一方面则是尚处于雏形阶段的小说确实难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但刘知几反复强调小说“自成一家”，具有与史籍相通的“实录”精神，能与正史相参行，有着“实广见闻”的社会作用，能使读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可以说是客观正确地评价小说的认识作用。但也仅止于此，他看到了小说的认识作用，而不知小说有审美教育作用，有愉悦功能。
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论述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体裁的有关问题，其立场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文学体裁，散文和小说有着不同于史书的特质，其文学性明显高于史书等记事性的文体。以史的标准衡诸散文和小说，必然抹煞其特质，显得偏颇。但结合当时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刘知几的观点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收稿日期：20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