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庆历兴学对北宋书院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书院论文,历兴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03)03-0039-06
在北宋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宋代科举取士已实行80多年，虽然为重构赵宋王朝的统治秩序选择了大批的人才，促成了士人阶层的重新形成和扩大，但其弊端也逐渐衍生出来，因而改革科举制度被提上了日程。为选拔更多具有真才实学人才，提高官学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作用便成为范仲淹庆历兴学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庆历兴学提升官学地位以后，曾经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书院自然要走向衰落，有论者认为：“可以说宋初书院因官学的式微而蓬勃，但中叶以后因官学的普及而不再像以前那么旺盛了。”（李弘祺：《范仲淹与北宋的书院传统》，《纪念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424页）但我们认为，北宋中叶书院并未走向衰落，只处于从官学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转型前的低潮时期，为北宋晚期书院与宋代新儒学的结合，甚至南宋书院的繁荣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在选拔人才的具体手段方面，毫无疑虑地选择已经实行了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宋太祖在位期间改革科举，通过诸如禁止行卷通榜、座主门生以及实行殿试复试考生等制度，进一步消除科举制度的推荐色彩，选拔了不少寒俊之士。宋太宗时期大量增加科举录取人数。他对大臣说：“朕欲博求俊又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中华书局1978年版（以下简称《长编》），393页）太宗、真宗、仁宗庆历四年以前共开科26次，录取进士5,337，诸科进士11,877人，特奏名5,807人（根据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统计，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22-423页），三朝平均每科录取进士205人，诸科进士456人，特奏名人223人。由此可见，此时的北宋，每年取士数量大大高于唐、明、清三代的取士人数（据张希清的《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的资料：唐代进士及第平均每榜为25人，明代平均每年89人，清代平均每年103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5期，107页）。北宋前期的几位皇帝对科举取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史载真宗咸平三年(1000)殿试时，“上临轩三日无倦色。”（《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86页）这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统治阶层对选拔人才的重视。
北宋统治者不仅扩大取士的数量，还为科举出身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升迁条件。根据乾德二年(964)太祖命陶谷等人所议新的吏部“铨选之法”的规定，进士出身者一般在20年左右就能位列公卿了。（《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四》，中华书局1977年，3696页）自宋太宗开始，北宋取消了吏部铨选任官制度，科举及第者可以直接释褐授官，进士出身者晋升的速度更快。新科进士及九经都分别授予了监丞、大理评事或各州的通判官等官职。虽然新科进士最初所得到的官职大都较为卑微，但统治者已经为他们日后仕途铺就了康庄大道，往往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进入权力的枢纽地带——朝廷。正如《文献通考》所说：“时天下登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宋仁宗在位共开科13榜，录取前三甲39人，分别授予职位较高的官，为他们以后飞黄腾达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史载“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容斋随笔》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19页）通过科举考试大量选拔并直接授官，士人逐渐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主体。朝廷的功名利禄诱导士人积极向学。因此，接受良好教育，掌握儒家经典解释的话语权就成为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诉求。
宋代的官学大体上沿用唐制，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北宋前期的中央官学主要是国子学和太学，而地方官学则主要是由州一级设立的州学和县一级设立的县学两级组成。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太祖于建隆三年(962)修复后周国子监，“聚生徒讲学”（《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版，2177页），专门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成为庆历四年太学创设之前唯一的中央官学。国子学并没有为其他官学提供示范，虽然有定额70人，但不少是“系籍而不至”（《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2177页）的名义学生，“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耳”（《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志三》，3658页），致使“国学之制日坠”，“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七，四库全书1086册567页）。北宋前期的唯一中央官学——国子学在担负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都如此无足轻重，地方官学的发展就可以想象了。
北宋前期统治者采取重取士而轻养士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情势下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范仲淹所说：“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八《土执政书》，《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影印版，1089册，637页）这种只重取士（收获）而忽视教育（耕种）的文教政策，虽然给北宋前期书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涌现了多所著名的书院，使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但与此同时，这一文教政策也给书院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即导致北宋前期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书院制度的合法性并未形成。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北宋前期少数著名的书院有生徒人数的记载，如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规定的生徒定额为60人，应天府书院“聚徒百余人”，（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天下四大书院》记载：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书院史资料》），43-44页）尽管这是指书院的生徒定额，并不包括来书院旁听的院外士人，但书院所能教授的生徒数还是相当有限的，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转引自《书院史资料》72页）因此，尽管北宋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院，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书院还是只能为少数士人提供求学之所。更何况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是书院由家族主办，其招收对象主要是本族或当地的士人，这样能接受书院教育的生徒数量就更少了。换言之，书院的发展并未解决北宋前期取士与养士割裂的矛盾，合理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北宋中后期兴学的主要动力。
庆历兴学是针对由于缺少学校教育，导致科举所选择的人才素质普遍低下的弊端而进行的，改革科举制度成为庆历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条奏改革事目中，专列教育与科举改革一项——“精贡举”（《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庆历三年九月条，3435页）。范氏认为科目设置和考试形式存在的弊端，使科举考试无法选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说：“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63页）因此，改革科目设置成为当务之亟，他说：“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35-3536）并且认为应在进士考校时，将策论和经义作为评定等级的主要标准，“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等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37页）
改革者还试图将德行作为考核士人的主要标准，建议“又外郡解发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为能考察考生平时的德行，建议在乡试时取消“弥封”制度（《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35页）。他们认为通过学校的长期教育和考核可以考察士人的德行。庆历四年三月，欧阳修、宋祁和张方平等八人联名上奏，“今教不本，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诵记，则不足尽人才。……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63页）实施这一改革措施就必须改变北宋前期士人不愿意入官学的局面，为此，仁宗下诏强调学习儒家经典重要性，并进一步将入官学学习规定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64页）这样发展官学，提高官学的办学质量，就成为改革科举制度的基础。
二
范仲淹早在担任地方官吏之时就十分重视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禄，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十八《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四库全书》1089册746页）所以他“数言兴学校，本行实”（《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63页），先后创办数所地方官学（景佑元年建睦州州学（《范文正公集》之《与孙复明》404页）：景佑二年立苏州州学（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340页）；景佑三年贬饶州，创建州学（《范文正公年谱》）等）。庆历四年奏议“精贡举”的目的在于通过科举制度来引导和促进官学的发展，通过科目改革来促使学生重视“传治国治人之道”的“六经”教育；调整科目和等级评定标准以“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勤。”（《长编》卷一百四十七，庆历四年三月条，3536页）而规定士人入官学的期限，必然要求官学提高办学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大量增加官学，特别是比较薄弱的县学一级官学的数量和招生规模，为广大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仕进的士人提供求学之所。
因而，朝廷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四，2189页）这与北宋前期只准大郡立学的规定不同，不但允许州一级普遍立学，而且要求有一定士人规模的县普遍立学（庆历兴学时规定：有二百士人以上的县可以设立县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宋前期士人无求学之所的局面。欧阳修说：“庆历三年秋，……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九《吉州学记》，《四库全书》1102册309页）地方官学遍布全国，“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2188页）。同年四月，将太学从国子监独立出来（《长编》卷一百四十八，庆历四年四月条，3589页）。这种大规模创办地方官学，并将入官学学习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官学的发展。
但是，庆历新政宣布仅仅三个月之后，范仲淹就被迫离开朝廷（《长编》卷一百五十，庆历四年六月条，3636页。此年范仲淹被放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李焘在此条下注曰：“如言‘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的少避之”），庆历兴学的各项措施因而陷于停顿。庆历五年三月，知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者甚众，其略以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故祖宗莫能改也。”（《长编》卷一百五十五，庆历五年三月条，3761页）朝廷于是下诏“并如旧制考校”（《长编》卷一百五十五，庆历五年三月条，3761页）有关科目改革的措施还没有真正实行就被取消，其对官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自然就微乎其微。
庆历兴学的关键环节——限定入官学读书时间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遭到反对派的严厉斥责，判国子监余靖上书曰：“窃以国家兴建学校，所以奖育俊秀而训导之。……伏缘朝廷所赐庄园、房钱等赡之有限，而来者无穷，若徧加廪给，则支费不充；若自营口腹，则贫
者众，日有定数，不敢不来，非其本心，同于驱役。……欲乞国子监太学生徒，如有情愿听读，满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其不满五百日者，并依旧额取解应举。所有开封府及天下州、军建立州学处，亦取情愿听读，更不限以日数。”（《长编》卷一百五十三，庆历四年十一月条，3714-3715页）国家财力有限固然是反对兴学的借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家要担负一个如此庞大的教育系统，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支持，而赵宋政权此时面临着西夏的进攻，还不可能将大量经费转作为教育经费。不但经费无法足额提供，兴学所需要的人力也十分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乃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长编》卷一百五十三，庆历四年十一月条，3715页）。
尽管庆历四年以后官学大量增加，但这仅仅是新政所激发出来的地方积极兴学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只是取决于兴学者个人的主观意愿，李觏曰：“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覃虑，秪顺德意；有假宫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李觏：《李觏集》卷二十三《袁州学记》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247页）甚至还有不少地方官吏还借兴学之机沽名钓誉，“顷者尝诏方州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轻去乡问，浸不可止。”（《长编》卷一百五十五，庆历五年三月条，3760页）庆历兴学的结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学的数量，其办学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在此期间，除太学有石介、孙复、胡瑗等名师先后任教，因而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的记载之外（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朱熹集》卷六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3632页），有关地方官学教学成效的记载相当少，北宋官学发展不力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正如苏轼所言：“且天下固尝立教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一《议学校贡举状》，《四库全书》1107册699页）通过改革科举促进学校发展的愿望并未实现，庆历兴学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
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书院是否走向衰落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即书院规模、质量和书院数量。从笔者所能查阅的历史文献来看，很难找到有关庆历兴学以后书院的资料，这与有关北宋前期著名书院的资料比较详细形成鲜明反差。一般而言，这可能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社会特别是朝廷对书院的重视程度减轻，将注意力转移至官学和科举改革等方面，史家对有关书院的记载就相对减少；其二，书院自身发展出现了衰落，不能在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和教化社会等方面充分体现其特点，历史文献也就没有记载的价值。
从书院规模与质量这一维度而言，不仅庆历兴学以后出现的书院规模无法和兴学之后的部门官学相较，即使是北宋前期的著名书院也会黯然失色，如作为小州的吉州建成州学以后，其规模十分宏大，“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状伟闳耀。即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九《吉州学记》，《四库全书》1102册309册）庆历五年建成的邠州州学有房舍“一百四十楹”（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邠州建学记》，《四库全书》1089册624页）。而北宋前期规模最大的应天府书院也只“建学舍百五十间”（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之，转引自《书院史资料》，44页），而同为北宋著名书院的岳麓书院在开宝九年(976)初创时，也只有“斋序五十二间”（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之，转引自《书院史资料》，44页）这些地方官学的建立必然会在为士人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士无求学之所的局面。不仅如此，庆历兴学将入官学学习规定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这样作为官学替代机构的书院被排除在科举体系之外，使其失去了承担培养科举人才的合法性。加之北宋前期的书院主要是以培养适应科举考试的治术之才为目标，基本上没有形成书院自身的特点，因此不具备与官学相抗衡的比较优势。当朝廷大规模兴学以后，这种作为官学替代机构的书院出现某些程度的衰败，甚至被直接改为官学就势在必然，石鼓书院于景祐二年(1035)接受仁宗赐学田及“石鼓书院”额，但不久就“复稍徙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迹，于此遂废而不复修矣”（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晦庵集》卷七十九，《书院史资料》110-111页）。应天府书院也有类似的经历，“（景祐二年）以书院为府学，给田十顷”（王应麟：《天下四大书院》，《玉海》卷一百六十七，《书院史资料》44页），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从历史的大舞台消失。另外一些书院也由于兴学者注意力的转移，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而走入发展的低谷，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这些原有的书院被改为官学或者走向衰落的表像，很容易使不少论者认为庆历兴学以后书院走向衰落。但历史是否确实如此呢？笔者还应该从衡量书院发展的另一个维度深入分析。
笔者稽考各省通志、部分地区的府县志及《古今图书集成》，将庆历四年至熙宁元年间创建或前朝延续的书院统计如下表：
表1. 庆历四年至熙宁元年间创建或已存在的书院统计表
[1] 由于周敦颐是康定元年(1040)由吏部调往分宜担任县主簿，庆历四年(1044)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因此濂山书院当在庆历四年前创建。
[2] 由于黄中理创办书院时，聘请了当时著名文人宋祁、宋郊兄弟在此任教，而此二人又主要生活在北宋中期，曾参与范仲淹庆历兴学，笔者认为这所书院当是庆历以后存在。
[3] 包拯为天圣三年(1023)进士，知谏院以后被贬至肇庆，当在庆历四年之后。所以此书院亦当为北宋时期。
[4] 晏殊生活在(991-1055)，庆历中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根据这一统计，在庆历四年(1044)至治平四年(1067)的23年中，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书院就有28所（以上统计仅根据各省通志和少数府志，还有不少书院没有统计进来。在《中国书院词典》一书中收录的江西地区还有云轫书院（庆历间）、东园精舍（嘉祐间）、清溪书院（嘉祐末）、涂时甫书屋（嘉祐间）四所，浙江还有庆历间建的晦岩书院、梅溪书院两所，不少在北宋前期就存在的书院，由于不能确定其是否在这一时期继续办学，就没有列入上表中），与北宋前期的书院数量相当，其中属于北宋前期仅有雷塘、东佳、白鹿洞、岳麓、湘西、嘉岭、嵩阳、龙山、濂山、钓台等十所书院，大部分书院消失，这说明作为官学替代机构性质的书院走向衰落的事实。但在上述统计中，不仅有10所书院是新创建的书院，而且还有濂山、嘉岭、龙山、钓台是在庆历四年前不久创建的，白鹿洞书院是皇祐五年重修的，可以认为新创建的书院占这一时期书院半壁江山。而新书院的大量出现，说明北宋书院内在张力并未因庆历兴学而减弱，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由于作为官学替代机构性质书院的衰落就认为书院整体都走向衰落，那些有关庆历兴学以后书院衰落的论断可能只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推测而已，缺乏对历史文献的认真考证、分析。因此，从数量这一维度恐怕很难就说庆历兴学以后书院走向衰落了。
尽管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我们认为这些新创建的书院不可能完全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庆历科举改革将书院排斥在科举制度之外，使其不可能承担起官学的职能，改变作为官学替代机构的性质就成为书院发展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宋明新儒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积极创办书院，将书院教育和宋明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结合起来，使书院逐渐成为以研究、传播学术和培养道术和品德双馨的人才为目标，换言之，庆历兴学之后，北宋书院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开始逐渐转变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为官学替代机构性质的书院基本上消失，而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主要制度的书院尚未建立起来，书院发展进入一个相对低潮期。书院发展的低潮与书院的衰落有质的区别，前者重在指书院转型过程前期的艰难发展状态；而后者则是重在强调书院数量减少、办学质量下降和规模变小等特征，前者昭示着书院新的发展高潮即将到来。混淆二者之间区别也是不少论者将庆历以后书院发展的低潮视为书院衰落的重要原因。书院逐渐走出低潮是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的兴起和宋明新儒学兴起为契机的，特别是以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家所实施的书院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转型，加速了书院走出低潮的过程，为南宋书院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庆历兴学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它触动了官学与科举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使北宋前期的部分书院走向消亡，同时也促使北宋前期书院的转型，加速了书院制度建立的进程，是从反面推动书院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