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达成”貌的类型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3)03-0091-13
0.引言
0.1 本文将动作过程状态和事件过程状态的语法表现看成同一个大范畴，并使用“情貌”(pan-aspect)来概括以北京话的“了”作参照系，将汉语各方言的相对应表现作类型比较，并把与“
”相对应者标为A1（或称中置形式），与“
”相对应者标为A2（或称后置形式）。如果二者不分，则只用A来表示。
0.2 关于功能义，我们发现对应于北京话“”和“”的其他方言形式，其功能义也均大致相同或近似，本文以“达成”概括这两种位置的意义（解释请看§1）。文中以“A1-A2”表示A1和A2都有的系统，以“-A”表示只有后置形式。
0.3 本文就达成情貌的方言表现作共时的比较，一般不涉及历时的课题和亲属语言。至于表示结果（完了）的补语成分，本文一般也加以回避。
0.4 由于材料较多，不得不删除大部分例句。有些材料有明显的问题，因此也只能删去（如四川西昌）（注：这些材料大多来自《汉语方言语法类编》[1]。）。
一 关于情貌及其表现的一般讨论
1.1 体貌概念的再认识。体貌或体(aspect)的概念产生自印欧语，是对主要使用屈折手段表现动词过程的一种范畴概括。其所指为二：一是使用屈折手段，一是表达动词的过程状态。前者可以扩大理解为使用以规则性作为主要特点的固定语言形式；后者则可扩大理解为表达不限于动词的广义的过程状态。事实上对aspect的使用确实是沿着这条理解路线发展的。对于汉语可以理解为：其一，用来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可以是广义的，形式应当服从于意义；其二，“过程”可以是广义的，凡有过程，就存在过程的状态，动作、事件、状态与变化都有过程，相加起来就是本文所用的“情貌”，即“泛体貌”。
1.2 就“过程”在语句中的表现而言，可以理解为几个层次：动词／谓词意义上的过程，述语／动补组合意义上的过程，谓语／动宾组合意义上的过程，以及小句／句子意义上的过程。我们既可以从动作行为角度把它们看作由小而大的几种“动词语”，也可以从命题角度把它们当作从大到小的几种“谓语”。其状态应当也可在该层次上表现。这几种过程实际上汉语中表现为两大方面或层次，一是谓词和述语组合，即动词和形容词以及与谓词或介词所形成的充当述语的组合（如：看完、哭红、踢进、拿出来、放在）所表现的过程；一是谓语或小句／句子所表现的过程。前者表示的是动作行为以及扩大为结果变化的完整过程的达成；后者表示的是事件的形成和变化，即在当前时点下事件状态的达成。我们以“情貌”来概括这两种过程，前者可以沿用一般的名称“体／体貌”或另称为“动貌”（一般意义上的aspect）（注：近来有的论文[2]把“体”专指与时间有关的过程状态，“貌”则指与时间无关的过程状态。本文不拟采用。），后者则可以称为“事貌”（也许可以译为event aspect）。上述这4个层次，可举例如下：
1)他打了三只兔子。（体貌／动貌，述语／动词层的情貌）
2)他打死了三只兔子。（体貌／动貌，述语／动结式层的情貌）
3)衣服大了一点。（体貌／动貌，述语／形容词层的情貌）
4)他打兔子了。（事貌，谓语／单句层的情貌）
5)老爷子今年七十岁了。（事貌，谓语／单句层的情貌）
6)昨天我输他赢了。（事貌，单句层的情貌）
7)我输了，也不会让他赢。（事貌，小句层的情貌）
8)他能打野鸭，还能打兔子了。（事貌，复句层的情貌）
1.3 汉语助词“了”的几个值得注意之点：
1)“”在一般所说的汉语（普通话，也就是指北京话）中所表示的有时并非纯动词范围的动作过程，而是表示某些具体事“例”(special)的动作和变化的过程。例如：“我看了书”不能成句，必须说“我看了一本书”、“我看了三个小时的书”、“我看了一下书”才能成句，这里的“了”是涉及具体数量的；或者必须说“我刚才也看了书”、“我在家里看了书”（指具体的某“书”），否则也不能成句。显然，“”并非只与动词相关。它表示的并非笼统的动作的过程，而是针对具体事“例”中具体动作段落的“达成”。（注：太田辰夫很早就提出“实现”义的解释：（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了”）表示“动作·状态の到达または（并且／或）实现（叙实语气）”[3]p384-385,387，现代汉语中表示“动作の完了の实现”（态＋叙实语气）”；[3]p386之后刘勋宁更明确地提出了该术语。[4]本文认为“达成”可能更有利于解释。）至于“事例”，当然都是有数量的或有具体时地情景的。
2)在“吃了饭就去”与“吃完饭就去”中，前者的“了”实际上相当于后者的结果补语“完”，是“完了”之义，并非抽象化了的过程达成，显然前者的“了”的结果补语性质仍然残存着。而且“”还可以在动结式、动趋式和形容词后面出现，如：“吓跑了一个顾客”，“踢进去了三个球”，“只干净了两天”。因此，以西方语言那种只属于动词的aspect作为参照点来看汉语的“”，那后者只是一种“准体貌”(quasi-aspect/near-aspect)而已。
3)“”所表达的情况变化（如“下雨了”），也是一种广义的达成，即表示并确认说话时（当前或某时间的当时）某种状态或变化的达成（已成现实），不过这是一种谓语／句子层次上的“达成”貌，是对事件核心陈述甚至整个事件的过程的限定或说明，因此它所表示的是一种“事貌”(event aspect)。（注：曹广顺使用“事态助词”说明近代汉语中的“”。[5]笔者(1997)提出“事貌”说。）这是“”的核心语法意义。至于“”的“将出现情况变化”（如“吃饭了，吃饭了”）一义，其实是将来时的状态和变化的“达成”，是“”在超音段因素和语境参与下造成的。
4)由此，我们把“”或A1和“”或A2的语法意义概括为“达成”(accomplish/accomplishment)（注：戴耀晶把这两种意义概括称为“现实体”，包括完成、完结、实现、变化等，[2]但“现实”一名是指静态的，没有动程，从概括的角度和意义本身这一名称还可商榷。）类过程义。“A1”表示（在某个相对时点前）动作、行为、状态或变化的完整过程的“达成”，“A2”表示在说话时（当前时点或某相对的当前时点）事件显示的状态的“达成”（传统解释为“出现变化”），在某些形式（语音、词汇或语法框架的，甚至语境的）的辅助下或可表示该状态将要“达成”（传统所谓的“将出现变化”）。
1.4 语法形式可修改定义为“规则性的语言形式”，过程貌的表达就可以容纳更广泛的成分，可以是狭义的语法形式，也可以是广义的，或更广义的，如复合的组合和语境。它们根据表达内容，语体、文体、话语类型的不同而决定如何使用，而助词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在汉语中某些句法结构也能表示某些过程状态，这大概是汉语的一个特点。例如：
9)屋里有人。（“有”字存在句。表已然状态）
10)我是北京站上的车？（含特殊定语的特殊判断句。表已然状态）
11)他打球打得汗流浃背。（含情状补语的句子。表已然状态）
12)你放开吃，吃个痛快。（无“了、着、过”，只有“个”。表未然状态）
1.5 本文不讨论“”及其方言对应成分的另一些非“达成”意义的表现。
二 达成貌表现的总体类型
2.0 分类和层次。从使用手段的表现来看，可以分成附加、变音、助动3种。这之下的分类有多种选择：可以从源流的异同、纯粹语音的相关性和语音类型等方面来分类。出于类型考察的方便，我们先以表现手段的语法类别分类，然后以分合与位置为标准作下位分类，再以是否同源作更下位的分类。
2.1 附加型。即利用附加助词形式而非语音变化形式来表达相关情貌。
2.1.1 “A1-A2”对立型
1) “A1/A2”同源同形。即在相当于“”和“”位置上的该类助词均同源并同形(A1=A2)。按照声母的情况主要可以分为4个较大的系统：L系（A1和A2的声母与汉语拼音中的L音有关。以下Z、D、G均仿此），Z系，D系，G系。
A1-A2。其分布可以择其重要者列举如下（以资料为限。只注一个音标形式）：
(1A) 声母为L系：
（疑问句）（注：贵阳话的另两种记录为：
（上声）变化而来，它们在语音上是相通的。在贵阳话中连续变调的音节大都相当于北京话的轻声。贵阳话中有变成阴平(55)、阳平(31)和上声(53)的，但极少变成去声。从语音学的角度看，
等等完全合乎音理。本文暂按原描写材料的记写形式存此。）
(2B)Z系同源异形。Z系的声母与zh有关，汉字表现是：仔／子／则／哉／泽／才／的／底／喋／特，等等。据梅祖麟研究，“仔”可能源于“着”。（注：梅祖麟曾几次著文论证“仔”来自“着”。[6,7]其见颇为可信。虽然刘丹青对此表示怀疑，以无锡话存在对立的“则”（仔）和“着”作为论据。[8]但这二者有可能是不同时期或不同渠道加入的，层次不同，功能不同。因此仍不能推翻梅之所论。）例如：
b.刮（注：本文认为“刮”是由表完结补语而来的，仍然存留原来补语的痕迹，只是个准语法成分，这从其可以后接“矣”以及仍然有补语用法（吃得刮、写呒不刮）可以看出。）
（刮：表完结，可与“矣”互换或连用合为“改” 
。例：渠前日卖刮一板车谷。｜渠踢刮／矣水生一脚。｜格栋房子旧年去年就拆改，你寻呒到。）
(3) 异源异形。A1和A2的语音形式不同，来源也不同。已知有下列类型：
(3A) Z-L型：
广东◆广州：咗（注：广州方言“咗”也有理由被认为是由“着”发展而来。“着”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两个读音，一是促声，一是舒声，无论哪个读音都与“咗”相通。）
2.1.2 “A1/A2”合一型
(4) 后置型：
浙江◆温州：a.—爻（注：据百年前传教士所记，温州话“爻”当时读
，依音韵对应关系，应是肴韵字。义近“效”。《三刻拍案惊奇》六回“贪却片时云雨意，坏教数载竹松心”，以“却”与“教”对偶，后者即此义字，可能即温州“爻”的一种写法（郑张尚芳[9]）。但入声和舒声可以对转，如读音类似的“觉”（读jue和jiao）在古时即有舒、入二读。因此，三刻的“教”和今天的“爻”都来自“却”是合理的。郑张尚芳将实现和完成概括为“既行态”。）
（动词后和句末（注：这是一般而言，或者是基本如此。温州话在数量宾语比较长时，有时也把“爻”放在句中动词后。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使用“逮”（把）字，将宾语提前，仍然保持“爻”在句末的位置。可见，后置于句末是“爻”的本来用法。而句中的用法，是受普通话／北方话的影响所致。））例：走爻｜碗洗爻｜洗一桶衣裳爻
b.—底
（时量之后。例：渠两个念（交谈）一夜底）
c.—罢
（已经，后置副词，据郑张尚芳[10]）例：困罢（已睡了）｜走爻罢（已经走了）
结果补语：爻
例：卖爻（卖掉了）｜还爻（还清了）｜生爻（难产死了）
福建◆福州（注：据陈泽平的描写，大多数福州人已经不能区分n/1，一般只发n。[10]本文取陈泽平的记音。福州话还有个句中“嘞”（有人写作“咧、
”），读
（入声韵后），对这个“嘞”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相当于北京话的“”，即A1；有的人认为它不相当于“”，而是另外一种体貌标记，因为这个“嘞”在动词后可以按照不同情况对应于北京话的“着”、“了”、“过”和“得”，情况特殊，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个未完成体助词。即使表示“完成”，也处于动词和宾语之间，但只限于紧接的另一后续谓语前，即表示先行动作的完成，实际上表示的是时间条件，而“V嘞N”却本身不能单独成句，[10]例如：
饭食嘞行。（吃嘞饭走）｜我想食嘞冥、看嘞电影介转去。（我想吃了晚饭、看了电影再回去。）｜伊天天食嘞早就出去了。
（他天天吃了早饭就出去）｜食嘞乍八会好咧。（吃过才知道好不好）｜李明拔嘞小王无乞伊转厝。（李明拉着小王不让他回家）
所以这个“嘞”是否就相当于“”就很成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根据刘坚等的研究，这个“嘞”很可能来自近代汉语表持续或完成的助词“得”。[11]福州话一般在动词有助词时都把宾语前置，如今“嘞”介于动宾之间，我们怀疑其中也可能存在北方官话的影响。）：
（咯（注：陈泽平认为，福州话的“咯”是由近代汉语“去”发展而来。[10]）也作呵，随前字变成
(5) 中置型：
所谓中置型就是指只有动词和宾语之间的情貌助词，而没有句末的情貌助词相配合的类型，但现在尚未发现。例如南宁方言很像，但由于缺乏资料，较难确定：
广西◆南宁：哂
（“哂”有可能由“了”演变而来，也可能来自民族语，待考。“阿”是否表示达成或变化，由于缺资料，尚无法确定。但却非常接近宋元时和句中“了”配合的“也”的用法，也许正是它们的直接继承。参见附注[16]有关宋元时“了”的例子）
2.2 变音型
2.2.1 音段变音：儿化（由“了”弱化音变造成的）
山东◆海阳：动词儿化（例：打儿碗｜救儿一命）◆牟平：动词儿化（例：笑掉儿个大牙了）
2.2.2 超音段变音：变调（由“了”音变而来。只出现于口语中，庄重语气时改为“了”）
2.2.3 混合变音：变韵＋长音＋变调
2.3 助动型——“有”
“有”在南部某些方言中可作助动词，勉强算前置类型，表示“存在”，并非达成貌。在不同方言中功能和意义不完全一致。其中梅县的“有”最接近“了”义。
广东◆梅县：a.有V；b.V有／V有N（了）（均表已存在义。例：佢有来电话｜佢买有木瓜了）◆海丰：有V（可与“了”同现。例：你星期日有去洗浴仔无？｜我中午有困了）
福建◆福州：有V（例：有去｜伊有去着（过）香港）◆厦门：有V（例：我有食饭）
台湾◆台北：有V（例：我有买）
2.4 其他类型。根据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我们尚未发现其他类型。（注：其一，詹伯慧曾认为浙江永康话动词重叠类型可表示：“饭食食再去吧！（吃了饭再去吧！）｜信寄寄就来（寄了信就来）”。[12]但这不是脱离原来重叠类型的另一种过程状态。在吴语中广泛存在这种用法（甚至普通话也可容纳）。例如：
常州话：我去去就来｜你望望（探望）佗（他）再回来
普通话：我看看就走，不会耽误时间的｜你想想再说，别说走嘴
它们明显地表示是在短暂时间内的动作，其他意义只是一种引申，并非真正的完成貌表达。
其二，宁夏中宁话动词之前有一“头”，用于前一分谓语，全句表示前事达成时刻后事发生，全句末也可出现“了”。例如：“昨头到家就天黑了。｜头他来车早就开走了。｜头您爹回来麦子就割罢了。”它被认为是一种前置的体貌形式。[1]其实“头”只是参与了这个句型，所表现的是“指明前事的时刻”，类似于“当”，是介词性质的。因此，我们不把它纳入正文中。）
三 达成貌表现形式的固定与交替
3.1 固定型。即只用一种语法形式的类型。上述同源同形、同源异形及大部分异源异形均是。
3.2 部分交替型。在某一位置上表达基本相同的过程时，因不同条件而交替使用两种以上的语法形式的类型。汉语中一般都是部分交替，即同时采用固定和交替两种形式。主要有：
3.2.1 条件交替
3.2.2 自由交替
自由交替的来源多半是条件交替，可能是外来渗透或因为社会阶层的交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原先的条件，最后导致自由交替。已知的这种类型有：
上海◆上海市区：仔／勒—勒（A1仔／勒：本是年龄条件的交替，现已逐渐成为自由交替）
浙江◆海盐：仕／哩—哩（A1哩：受普通话影响后产生，然后在语言中形成自由交替）
四 达成貌表达手段的总合与分立
4.0 “总合”是指一种形式可以表达多种功能和意义，“分立”是指不同功能和意义分别用不同形式去表达。汉语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分立型，也没有绝对的总合，一般都是混合类型，只有程度和倾向的不同。比如，即使是北京话，也部分存在分立，如句中和句末位置上的同形分立。而即使是表现形式最多的常州话，也在部分位置上存在总合，如在A1位置上的“则”，其实是总合的，可以表示绝对的完成（“看则电影就去”），也可以表示相对的完成（“看则一部电影”，“看完则一部电影”），还可以表示进行中（“看则看则就困着连”）。相当于A2的“连”，可以表示事情变化达成。因此，我们只能从程度上区别为以下这两种类型。
4.1 相对总合型：所谓“总合”，就是同一种符号形式总合着或担负着多项功能，A1--A2同源同形的类型都是这种情况（参见2.1.1之1）。例如：
五 几点讨论
5.1 大势和趋向
(1)主流类型。汉语方言中“达成”貌基本上是附加类型的天下。其中A1-A2又是主流。主流的主流又是“了—了”及其变体。它们占据了汉语方言的绝大部分。
(2)异源异形的分布大势。情况比较复杂，可以分4个方面来观察：
A.江苏东部以常州话、无锡话为界，A2的L形式“连”、“咧”等显然直接来自近古汉语的句末“了”，这与方言分区的情况很符合。常州话、无锡话是受北方话影响的分界方言，或者说是南北间的过渡方言。常州以西以北，北方话的影响逐渐增大，以至成为下江官话。以东则吴语的形态很浓。再向南，“了”的影响可直至广东、福建。
B.长江以南地区中处于A1位置的，如常州话、无锡话中的“则”，苏州、上海的“仔”，浙江海盐的“仕”和广州话中的“咗”等等很可能是来自近代汉语“着”，应属于吴语系统。而A2位置的，如常州话的“连”和无锡话的“咧”则来自“了”，是属于北方话系统的成分。我们怀疑湖南方言中的“哒”、“的”、“喋”很可能也是“着”的变异，这样的变异在音理上是完全可以的。吴语区中D/T声母字A2的来源与此相似，也可能就是“着”的变异。杭州话的A2是“得”（同时可以作“着”使用），江苏盛泽和崇明方言的A2是“特”，用Z系助词音变来解释并不困难。（注：湖南长沙话：“哒”也作“着”使用。例如：坐哒吃比站哒吃好些。杭州话句末“得”同时也作“着”用。例如：他身高头上穿得着一件厚大衣。据此可认为这类字是来自“着”的。）因此，可以把D系和Z系合而为一，成为Z/D系。
C.近代汉语还有一个表示完成的“却”，湖南话的“嘎／咖／介／解”等以及温州话的“爻”可能是其后裔。（有人认为湖南的“嘎”等来自“过”，需进一步考证）
D.至于江南地区的句末助词中的“格”（苏州话“格哉”、常州话“格连”等）和福州话句末的“咯”，则很可能来自近代汉语表完成的句末助词“去”。
如果以上推测和解释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能勾画出一幅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大体上的发展图，并可以大略地勾勒出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图。（注：近代汉语中的“却”、“了”、“著”、“去”已为许多学者注意。其用例可以略举如下：
1)“却”的例子[5]
(1A) “却”为消极性“掉”义，汉以后作补语。如：◆……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北齐书·恩幸传，卷四二）
(1B) “却”为“结束”义，唐代开始虚化。如：◆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黄老之术。（宣室志，太平广记，卷七四）◆看他终一局，白却少年头。（赵延寿《棋》，全唐诗）
(1C) 晚唐五代和宋以后，助词的性格明白无误。例如：◆忽然口发人言，说却多般事意。（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我有无穷福利，怀却这个心怎生事神明？（二程集，卷一一）
(2) “了”的例子[3,5,13]
(2A) “了”在汉代以后它作为补语并处于句末。这与南方一些方言达成貌助词仍在句末相类，可资证明。如：◆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国志·蜀·杨洪传，卷四一）◆益郭耆旧传令送，想催驱写取了，慎不可过淹留。（王献之：杂帖）
(2B) 到唐代，“了”已经开始虚化的过程，但大都在句末。如：◆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白居易《论姚文秀打杀妻状》，全唐文，卷六六八）
(2C) 中晚唐开始，“了”又向“却”的位置（动宾之间）推进，经过词汇更替，最终代替了“却”，到宋代始趋稳定，而明代起才成现在的局面。如：◆将军破了单于阵，更把兵书仔细看。（沈传师《寄大府兄侍史》），全唐诗）◆见了师兄便入来。（《难陀出家缘起》，敦煌变文集）◆雪峰便放却垸水了云……（宋·《祖堂集》）◆有一僧吃了粥便辞师，师问：……只见四山青了又黄，青了又黄……（宋·《祖堂集》）◆过江了，向行者云：……／行得个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见一池水……（宋·《祖堂集》）◆思和尚问：你已是受戒了也。／对云：吃饭了也。（宋·《祖堂集》）◆有才出门便错了路底；有行过三两条路了方差底；……（宋·《朱子语类》）◆母亲许了亲事也。（元·《救风尘》）◆周舍咬了我的休书也。（《救风尘》）◆你又吃了早酒了。（《金瓶梅词话》）
(3) “著”（即大陆所用之“着”）作完成义的用法最早出现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文献中，其中有的还是结果补语。如：[14]◆若依彦冲差排，则孔夫子释迦老子，杀著买草鞋始得。（宗杲《大慧书》，89页）◆才闻人举著一字，便成卷念将去，以一事不知为耻。（同上128-129页）◆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诗，则后世诗不足观矣。（《朱子语类》3348页）◆宋江写著书，送这四人去梁山寻着晁盖去了。（《宣和遗事》元集）
(4) 据研究，“去”在唐五代已经开始成为助词，并可以表示完成，如《祖堂集》[5]：◆“大德且道那个如来？”对曰：“到这里却迷去。”(4.46)◆师云：“这个师僧患疯去也。”(2.113)◆将饭与人吃，感恩则有分，为什摩却成不具眼去？(1.166)
据曹广顺的统计研究，表示完成的助词“去”从元代以后使用开始减少。[5]）
(3)A1与结果补语的关系。许多方言表明，与A1同形的一般都有一个担任结果补语的词，证明A1基本上都来自担任结果补语的词。历史文献证明，与现代汉语中A1有关的了、却、着，原本也是补语性质。即使是现在，包括北京话，A1与补语的关系依然藕断丝连，许多场合似乎都可解释成补语。现在争论不休的“”，其意义有时是表示完成／完结，有时是表示达成，其实前者所谓的“完成／完结”，也可以解释为结果补语的意义，而体貌上的真正意义可能还是达成。另外，这些助词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动词的过程，而且包括动词与补语的过程。一些论文中介绍某些方言中在动词后位置上表示这类体貌的形式有不止一个，其实它们是不同的成分，有些还存在更多的补语性质，而且表达的意义不完全是非常虚化的达成，而是完结。这说明，汉语中虚化的过程，体貌化的过程还没有停止，许多成分还处于虚化的过程，顶多是个半生不熟的“准”助词。因此，从印欧语标准来看，汉语中的A1以及未分化的A其实都只是“准体貌”（可以相当于quasi-aspect/near-aspect）而已。至于A2所表示的则更可以说是一种“事貌”(event aspect)了。
(4)混合的形态。汉语中达成貌表现的主流类型A1-A2，基本上都是混合型的，即具有总合和分立两种性质，它们随着前后语音形式的异同而分别增减其比重，因而显出不同的倾向。其中以北京话“了—了”同源同形型为代表的相对总合类型，更以其社会—历史优势占据着有利的影响地位，并正在渗透到不少方言中，使不少分立型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总合的性质，而又使有些后置型的方言增加了分立性质。许多非官话方言，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位置上接纳着“了”系成分和“了—了”模式或者它们在表达方面的影响，有的甚至已经排挤掉或掩盖了一些方言的原有面貌和原有成分。例如：
◆湖南娄底：嘎（介）
（受普通话了—了的影响）→哩
◆浙江海盐：仕—哩／拉哩（受普通话了—了的影响）→哩—哩／拉哩（大部分人）
◆广东汕头：后置型“了”（句末）（受官话了—了的影响）→中置“了”（动宾间，数量少）
(5) 反方向的“有V”。闽粤方言中的“有V”虽然不完全是“
”的对等物，但却可以部分替代“”，并且正在借助港台风向普通话渗透，逐渐侵蚀北京话的部分地盘，从而呈现了一幅相反的影响图景。梅县客语在使用A1-A2的同时也使用“有V”，我们怀疑后者是受闽粤方言影响而产生的，是闽粤方言较早的渗透。
(6) 达成貌形式的三大系。从大局来看，显然存在着三大助词势力：L系（北方至南方的了／咧／喽／嘞／勒／喇等），Z/D系（江浙和广东的则／仔／哉／仕／咗等，以及大部在江浙湖湘的特／得／哒／度／的／喋等和小部在粤语的得／都等），G系（湖南的嘎／咖／介／解等），另外还有一个小系是K系（苏州、常州一带的“格（－连）”、福州的“咯（－了）”、江西泰和的“去（－矣）”海口的“去（－喽）”等）。它们可能分别来自近代汉语补语“了”，“著”，“却”和“去”。而且存在着自北而南的一个大走向，越向南，越接近文献中近代汉语体貌助词初生时的面貌；越接近南部越能看到不同于后置系统的另一强劲而活跃的系统（即前置的“有V”系统）。A1/A2和“有V”这两个系统正互相争夺影响，并已在不少方言中造成了新老更替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7) 缺少L-G的解释。为什么在A1和A2配合的异源异形类型中只有Z-L、D-L、L-D（可能是Z的变异）、G-L、G-D（可能是Z的变异）5种？如果我们把可能同源的Z和D合并，则只剩下Z/D-L、G-L、L-D/Z、G-D/Z4种，理论上可能的还有L-G，但没有发现。如果确实没有，那是否说明这里可能有历史层次的原因？即，在A1位置上来自“却”（晚唐五代始确定为A1位置的助词）的G系助词早于来自“了”的L系助词，因此G系助词早已先占据A1的位置，只可能与L系助词发生交代更替的过程，而不可能退居A2位置。据历史文献所示，“却”确实早已在A1位置上，自中晚唐开始新兴的“了”才逐渐取代“却”，而“却”从未在A2位置上出现过。
(8) 助词的类型与宾语前置之间的关系。A1-A2型和后置型的由北而南的走向，同时也与南北走向的另一类型相配合、相吻合：即宾语前置的现象。闽方言区正是宾语前置最活跃最主要的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吴方言则其宾语前置的程度也恰恰介于南北之间。宾语前置和助词后置虽然互为作用力，但就汉语特点而言，古代汉语发展到近代汉语前期时，体貌／事貌（动态／事态）助词的后置性格也许可能是宾语前置发达的直接原因之一。（注：此结论略不同于刘丹青[15]的看法。刘丹青是从二者的相关关系来看的，是一种“有A，必有B”的观点。我们则是认为“A与B存在因果联系”。）
5.2 类型特写——以吴语为例
我们以吴语为例，来进一步考察达成貌表现形式的类型。为了能从细部观察，我们选择了吴语南北两大区共21个方言点（江苏11个点，浙江10个点）的6种句子上的达成貌表现形式，并列表分析。以下材料主要根据《当代吴语研究》[16]所载并加以格式化和重新排列。有些方言（如常州话），笔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加以改正或调整。（注：主要是常州话，“列”改成“连”。“我看过则电影连”改为“我看则电影连”或“电影看过佬连”。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补充了一些宾语前置的形式。）其中第5句“看过了电影”在北京话中是不能成句的，（注：北京话／普通话必须说“看过电影了”，如果是“看过了电影”，则不能单独成句，后面必须有另一分句：“看过了电影，我们又去逛大街。”）但着眼于吴语，我们还是列入表内。请看该表与5点相关分析：
(1)关于A1的语法化程度。吴语中相当于A1的成分许多还处于语法化过程中。这表现在许多方言的A1位置被表示结果的补语成分占据，或者用了“补语＋助词”这样的双重成分，显示还没有发展到表示完整过程达成的纯语法范畴。
(2)关于A2的语法化程度。吴语中相当于A2的成分处于语法化过程中，表现在许多方言的A2位置被多种助词分别占据，显示表事貌的达成助词内部还没有统一，还可进一步简化，即单一化，而语法范畴形式的单一化恰恰就是一种语法化。
(3)南北差异。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吴语区的南北有明显差异。北部吴语（基本以江苏为界）过程达成的表现形式其语法化程度高于南部（基本以浙江为界）。而在各自区域中，有的方言的语法化程度明显高于其周围方言，例如北部的上海话和苏州话，南部的黄岩话，其原因又很不相同。上海话和苏州话是因为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而导致更快的语法化进程。黄岩则是由于地处偏僻保留着古来单一情貌助词形态所致。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常州话，该方言是北方话和吴语之间的一种融合典型，其A2位置上的复杂形态甚至具有历史上情貌助词发生发展博物馆的意义。
(4)“了”的再影响。近代以来，吴语北部地区以上海话为中心，不同程度受到普通话的强大影响，以致上海话原有的“仔”和“才／哉”几乎完全来自“了”的“勒”所替代。其替代的次序是先句末，再句中。说明句末位置容易受影响，容易被替换。而句中位置相对而言稳定些。许多方言的句末助词比句中助词复杂，可能与此有关。
(5)A的分化与宾语前置之间的平行关系。从语序来看，近古汉语的句末助词在吴语南区似乎没有被完全分化为A1和A2。动宾间A1的产生说明宾语后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越靠南其宾语越不能与句末助词直接相连，宾语必须提前为话题，这与A类助词分化有着明显的平行关系。例如，永康、黄岩、温州方言由于其达成类助词基本没有分化，因此上表中6种句型的宾语几乎全部提前。北区大部分助词已分为A1和A2，只在个别句型（如含结果成分的单句）还保留宾语必须提前或两可的形态。因此达成貌表现的类型学观察还应联系语序和句型，才更具有深层意义。
5.3 处理方法的反思与提议
(1)对原子主义的反思。上述情况尤其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
”同源同形类型使分析和确定该两种形式的类别和意义显得特别困难，争议至今，各执一词。究竟是一个“了”还是两个“了”，抑或是3个、4个甚至5个“了”，看来是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传统所采用的原子主义。这种主义把一个复杂语言片段的语音、语义和语法问题归结为语言成员的语音形式、语义和语法功能的加减关系。这种思想在结构主义语法的初期，无疑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引进了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这又非自然科学方法的全部，尤其是在当代。现在我们为了一个“了”的确定，争论得不可开交，最终依然不知其归属，这已是常见的情况。显然，这种情况说明目前使用的方法在此处已显露出极大的缺点，有必要进行检讨和反思。
另外一种情况也促成我们作这样的反思：即有些方言虽然是A1和A2异形的方言，也有很多在形式上是A1+A2同于A2，即前后二者形式相同。例如：
◆苏州：仔—哉｜A1+A2：仔哉／哉◆江苏吕四：子—作｜A1+A2：作◆长沙：嘎／哒—哒｜A1+A2：哒／嘎哒
这些方言依然无法使用原子主义方法来简单确定其身分。如果它们的确是由A1和A2相加而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发展，现在也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整体，新的单位，很难再还原。如果再按照所从来的形式去分化其组成，这在方法论上可能是一种倒退，甚至是进入误区。因此，与其耗费精力作无效分化，还不如另寻途径。
显然，原子主义的适用是有局限的。它是在形式区别和分化明显的条件下诞生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分立型语言中才分外有效。但是，汉语的体貌表现常常是混合型的，既非完全的分立，也非完全的总合，因此其效率就必然大成问题。而且这种方法先天就存在一个缺点：把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仅仅局限于成员之内，并秉持1+1=2的简单逻辑。它排除了其他语言因素（且不说语外因素）。这实质是一种简单的加减处理，把任何的意义差别只归结为原子本身的差别。然而语言是复杂的，在不少情况下，成员意义之和并非就是整体的意义。这在构词领域内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句法范围内这种认识却并未得到广泛承认，因为传统根据的是所谓“自由”及其组合的概念。词是自由的，这也就蕴含着其意义是独立的。由词组成的短语／句子其意义当然就是由这些独立意义个体组合而成。这方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却使成分性质的确定复杂化了。尤其在语法词“虚词”的分合上常常难以决断。现在横断科学（尤其是系统论）已从许多实例中总结出：个体相加之和并不就简单等于整体，即1+1并不一定等于2。在语言中，由于组合所产生的框架是一个影响意义和功能的新因素，因此，把整体意义归结为个体之和就是一个成问题的处理方法。
(2)引入系统主义的提议。我们建议引入系统主义，采取一种“成分表达”并必要时配合“框架—成分表达”的张力方法，来处理北京话的“了”。不再专注于区分“”还是“”或是“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有什么成分，二有什么框架，二者互为主次。就是说，对“”和“”的分辨仅仅局限于“V了N”、“V了N了”、“VN了”这样一些句型，而在“V(R)了”句型中，需要使用“结构＋语调＋语境”的广义框架。这样虽然比传统的做法多了一两个因素，并看来比“”和“”多了几个辨认单位，但却使问题简单许多，并使研究者摆脱徒劳无功。这对于语言教学将更具有实用价值。北京话是一个典型，将从系统主义中受益，而有些同源异形、异源异形类型的方言在不能分辨A1、A2和A1+A2三者时，在使用同一句末助词形式去表达“当前已达成”和“将要达成”这两种状态时，也都将从系统主义获得方便。因此，引入系统主义无疑是适当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附记】 本文主要部分曾以《汉语方言“达成”类情貌的初步考察》为名在The First Kent Vidg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Rounddesk Congress （2001.8.16-18新加坡国立大学）上发表。本次发表的是压缩近一半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