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届论文,中共论文,领袖人物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4-0073-08
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分支之一。领袖人物研究热潮的兴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共领袖人物，自然包括中共80多年历史中从陈独秀和李大钊起，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但本文不涉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语）形成以前的领袖人物，而特指现在所说“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成员。由于题目涵盖面十分广泛，本文只选取几个角度作概括说明。
一、中共领袖人物研究蓬勃发展的盛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比如对毛泽东的研究，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但只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研究才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学者们倾注精力的研究方面。三中全会后同以前相比，中共领袖人物研究，至少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第一，研究对象大大扩展。即从基本上研究毛泽东一个人发展为对多位领袖的研究。毛泽东依然是最受研究者重视的人物，以至如有的学者所说，事实上已经形成“毛泽东学”。除毛泽东之外，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党的先后两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生平思想，以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业绩，都开展了相当规模的研究。
第二，研究规模广大，成果众多。三中全会后的领袖人物研究，其规模、声势，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以前所不能相比的。三中全会以前几十年，中共领袖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是以百计；而三中全会后，则要以千计、万计。我们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和1998年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都召开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多个中央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经过层层筛选后的入会文章，都达百篇以上。这三次研讨会之前，又都分别召开过“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地区性的或研究毛、周、刘某一方面思想业绩的学术讨论会，总计已有几十次。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信息中心提供：仅该中心剪报资料库存有的从1978年至2000年期间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的文章，即达55894篇（其中含领袖个人著作。如果按所存目录统计，则达64758篇）。内有关于毛泽东的25200篇，关于周恩来的9487篇，关于刘少奇的4525篇，关于朱德的419篇，关于邓小平的21316篇，关于陈云的486篇，关于江泽民的2845篇。（注：这里分人的统计同总数不一致，原因是有些文章同时论述几位领袖人物，分人统计时，一篇就变成了几篇，故分人统计的数字多于总数。）出版的书籍，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提供，所藏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本人著作除外）的图书目录共有1632个，其中三中全会前的著作仅少数几种，其他全部为三中全会后的著作。截止年份为：有关生平的著作至1993年，有关思想的著作至1995年。检索国家图书馆同类图书目录，共有1748个，其中三中全会前的168个，其他为1979年至1998年20年出版的著作。据此，20多年来，出版的有关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当在2000种以上。有关研究周恩来的著作，1996年统计约400种左右，而1998年一年就又出版约100种。有关研究刘少奇的著作，至1996年约70种左右，至今约百种。
第三，领袖个人的著作大量整理出版。三中全会前30年间，出版的领袖著作只有《毛泽东选集》1至5卷、《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下）和乙种本等少量著作集，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著作、报告的单行本。“文革”前虽已着手编辑《刘少奇选集》，但终未能完成。三中全会后，设立了专门编辑研究中共主要领导人著作的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年中，不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版上、下册，还编辑出版了作为《毛泽东选集》补充的《毛泽东文集》1至8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至13册，以及《毛泽东军事文集》1至6卷、《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论文艺》等专集。毛泽东著作之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已有选集出版，周恩来、刘少奇并有多种专题文集出版，朱德、叶剑英并有军事文选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为研究领袖人物的生平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最可靠的原始材料。目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著作集。
第四，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地带上学术探讨的性质，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就对毛泽东一代领导人的研究来说，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歌颂和诠释性质，主要是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诠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观点。三中全会后，研究者们解放思想，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除充分估计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的贡献外，还涉及他们（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除作个体研究外，还作领导集体的研究；对集体的研究，既涉及各个成员共同的方面，也涉及他们各自独特的方面和彼此间曾有过的分歧、争论；除事业和思想理论层面的研究外，还涉及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格；不仅有生平思想的宏观研究，还有重要细节的微观考察。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批学术价值高、影响大的作品问世。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陈云年谱》，以及集中代表张闻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的前期张曾在党中央“负总责”）研究成果的《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张闻天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著作组编，张培森主编），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依据原始档案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写成，信息量大，可信度高，比较客观、准确地记述了传（谱）主的生平和思想。
第五，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除文字形式的书籍、文章外，近年来，又增加画册、画传、电视文献片、光盘、网站等多种形式。
三中全会后中共领袖人物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的局面，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原因之一：前面列举的中共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民族精华，都是不朽的历史伟人。他们业绩辉煌，思想深邃，道德高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才华、智慧、道德、风貌，都值得后人学习、发扬。总之，他们是值得研究者们研究、应该研究、必须研究、也吸引研究者研究的杰出人物。这是领袖人物研究迅猛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
原因之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领袖人物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如，人们不再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结果，逐渐形成中央领导集体或领袖群体的概念。在毛泽东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功劳和贡献最大；其他领袖人物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集大成者，其他领袖人物也都有各自的创见。领袖们团结一致，共创伟业，但彼此间也曾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误解。他们建立了丰功伟业，英明伟大，但也有或是共同的或是各自的历史局限，等等。因为有了思想上的解放，才拓展了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推动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原因之三：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同中共党史研究密切相关。三中全会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获得很大发展，从而也推动了领袖人物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共党史上的所有关键性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入的领袖人物研究才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也为领袖人物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两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原因之四：中国史学有注重人物研究的传统。自司马迁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后，两千多年来，传记史学长盛不衰。三中全会后史学大发展，人物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各行各业的著名人物，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实业家、文艺家等，没有传记出版的，已经很少了。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正是整个人物研究大潮中突出的部分。
原因之五：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学会组织的推动。20年来，党中央对整理老一辈革命家的遗产，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总结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十分重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是明显的一例。文献室内对毛、周、刘、朱、任、邓、陈和新一代领导人都有一批学者作专门研究。对已故领袖的所有重要纪念活动（如诞辰百周年纪念），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组织的，都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每一次纪念活动，对领袖人物的研究都是一次推动。截至目前，虽然还没有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的研究会，但全国性的、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宗旨的研究会，或地区性的以领袖名字命名的研究会，则多有组织。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现称研究中心）、吉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江苏、漳州、淮安、重庆、天津、南京等省市周恩来研究会，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河南刘少奇党建和经济思想研究会，武汉大学刘少奇研究中心；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一些中央部门、地区、学校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这些学会、中心都对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二、“中央领导集体”综合研究的兴起
这是近些年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取得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观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即“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毛刘周朱是成熟领导集体的第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现在建立的是第三代。“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实际上的核心是邓小平，第三代核心是江泽民。[1]党史界有人把邓小平的相关论述称作“中央领导集体代际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培养合格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代代相传、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三代领导集体”观点的提出对推进中共党史和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它展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开展对毛、邓、江几代领袖人物和集体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可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两个概念相继正式提出后，更加多起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不少论者的研究课题。一些论者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它们在宇宙观和方法论、理论体系、理论发展道路、理论宗旨、理论最终目标五个方面，都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区别，是由于理论的创造者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从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定位不同，对完成肩负历史任务而进行经济建设的模式选择也就不同。毛泽东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代表了八九十年代。[3]论者们不赞成以毛压邓或以邓贬毛的做法，而着重阐明后者对前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称纠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历史上“一脉相承，两个阶段”的关系。[4]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不少论者赞成“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还有一些论者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刘少奇和邓小平作比较研究，指出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先驱者，他们的不少思想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注：如刘国光等在《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文章中认为：周恩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驱者之一”。石仲泉在《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又一历史伟人》文章中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观点直接来自周恩来。”王凤胜等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文章中认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连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以上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05、75、1144页。黄峥在《论刘少奇的历史地位》文章中认为：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主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萧栋梁在《刘少奇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文章中认为：刘少奇的探索，“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先声，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优秀成果已凝聚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以上见《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70、604页。）
二是对毛、邓、江“三代领导集体”的综合研究。一些论者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即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富强的奋斗过程中，考察了三代领导集体各自的独特贡献，这就是：20世纪中叶前后50年中，毛泽东顺应世界革命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站了起来；20世纪的最后20年，邓小平顺应世界改革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富了起来；世纪交替之际，江泽民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强了起来。[3]有人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代接力赛”来比喻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5]更多的论者则是就党的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理论观点、建设实践等，对三代领导人的贡献进行综合研究，如：三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代领导人对统一中国的战略思考、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文化观、三代领导集体全球战略观的演变、三代领导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三代领导人与水利，等等。有的论者还探讨了“代与代之间的交接、转换的方式及其规律”，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具有“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与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相一致”的特点和优点，这是“党的领导集体形成的最佳状态”；但这一代领导集体历时30多年，造成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使领导集体最后“被动结束”，两代领导集体之间出现“过渡局面”，这不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第二代领导集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没能达到集体成员与机构成员相一致的最佳状态；但这一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换是主动完成的，两者之间不必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使第三代不用像前两代那样花大力气去纠正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上的错误，而直接在前一代打下的基础上前进，这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6]在领袖著作方面，已相继有多种集纳三代领导核心相关论述的著作集出版，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论党的建设、论党的作风建设、论思想政治工作、论干部监督、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等。
三是对“第三代”继承和发展“第二代”理论与事业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开展起来。如2000年12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从10个方面论述了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包括：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确定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层次探索；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12个方面的关系，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开创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新局面。对江泽民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作的贡献，已有许多学者进行概括和论述。
四是对每一代（主要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体研究。这一点将在下面述及。
三、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研究和在几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在对各代“领导集体”的研究中，比较展开的还是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研究。大致涉及这样一些问题：1、遵义会议以前一直未能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原因；2、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确立的过程、标志和人员变化；3、这个集体的伟大功绩、历史地位及主要特点；4、主要成员的各自特点、在集体中作用的发挥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毛、刘、周的作用和关系；5、这个集体与下一个集体的关系及三代集体的比较；6、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经验与教训；7、第一代领导集体后期的分歧和最后结束问题。
这些问题中，有的是论者各自谈个人的看法，虽然也有论述深浅或角度的差别，但看不出什么实质上的观点分歧；有的则有明显的不同意见。
第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毛泽东领导地位（核心地位）何时确立的问题。
这是研究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看法有：
遵义会议确立（或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上确立）。这一观点是延安整风时期提出、由党中央决议确定下来的看法，也是党史界一直沿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的笔记、两个历史决议、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都持这样的观点。理由何在呢？第一，是从路线转换的角度来说明，即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第二，是从毛泽东进入常委会、特别是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的角度来说明，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部，毛泽东进入这个统帅部就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三，是从遵义会议和会议后毛泽东实际所起的作用来说明。（注：除文内列举的文献和著作外，另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页；雷国珍：《刘少奇与党的七大》，《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274页，等等。）
毛儿盖会议确立。论者认为，从基本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到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地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起自黎平会议，跨越遵义会议，终至1935年8月的毛儿盖会议。这为时8个月的“过渡阶段”，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并处于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而毛泽东则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助手，这正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初格局。毛儿盖会议后，不管是从中央常委分工上看，还是从实际地位和作用上看，毛泽东都替代了周恩来，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7]
六届六中全会确立。近年不少学者发表这种观点。核心问题，是如何估计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近四年时间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论者们的观点大致是：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并没有确立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没有确立其在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央的领导是“洛—毛体制”。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1936年12月组成新的统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至此才可以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苏联回国，对“洛—毛体制”提出挑战。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指示。又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得到正式确立。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负总责”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了，毛要张继续担当下去。但会后，张闻天还是主动地把“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8]
另一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是关于几个关键性人物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在领导集体中的地位估价问题。主要涉及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三人。
关于张闻天。有人专门写了论述张闻天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结论是：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和全党的领袖的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形成的“毛洛合作”局面，是以后形成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遵义会议上毛、张的配合对会议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是毛张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一直持续到六届六中全会。[9]另有人把遵义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四年间党的领导概括为“洛—毛体制”，那时张总揽全局，分工管党，毛则主管军事，同时参与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策。（注：参见曾景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1998,(4).何方.历史要真实——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2000年.无锡.佟静.论张闻天同志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张闻天同志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等.）
关于周恩来。有论者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因此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10]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自黎平会议至毛儿盖会议，周恩来是最高军事统帅和党的领导核心。杨尚昆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毛泽东成为党的正确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周恩来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又说，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周恩来是名符其实的副帅。[11]
关于刘少奇。有论者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应该以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合作为中心组成。毛泽东为主帅、周恩来为副帅的提法，显然是就中共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如果把视野限定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这一提法值得商榷。[12]另有论者强调，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刘少奇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是毛泽东的第一助手。[13]
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后期分歧的发生和最后结束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所谓后期分歧，主要是毛刘间的分歧。导致毛泽东产生撤换刘少奇想法的分歧何时产生？有人强调七千人大会，有人强调西楼会议，有人强调1962年夏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不同主张。结束问题，有人认为“文革”一爆发，刘邓靠边和被打倒，第一代领导集体就结束了；有人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结束于毛泽东去世。
四、展望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几点想法
回顾20多年中共领袖人物的研究情况，既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又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展望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必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原因是：第一，以往的工作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突出表现在领袖著作和原始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就第一、二代主要领导人来说，他们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出齐，反映他们生平思想全貌的年谱，也已大都出版，此外还有众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其他原始材料的发表。这些著作和资料已构成一座内容极为丰富的宝库，等待着研究者们开掘、研究。第二，相关学科的发展对领袖人物研究的推动。众多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伦理学、文学，更不要说史学和党史学，都同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密切相关，这些学科的发展会直接推动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第三，资政育人的需要。资政育人，是所有人文学科长久的共同任务，而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则在这方面更有其特殊的功能。前代领袖安邦治国的经验、智慧乃至挫折、教训，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和品格，是用来资政育人的最好的教材。第四，一些课题的研究刚刚开始进行，有待进一步开展，如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研究。至于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研究，今后更必然形成研究的热点。第五，2004年和2005年，是任弼时、邓小平和陈云诞辰100周年，会形成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又一个高潮。
可以预料，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每年问世的研究中共领袖人物的著作、文章，仍会成百、上千。但我们对研究成果的期待，早巳不是数量的庞大，而是质量的上乘。为了使研究工作能沿着不断提高质量的方向前进，首先必须进一步端正学术风气。要提倡刻苦钻研，提倡广泛搜集、占有资料，提倡独立思考和学术创新。那种人云亦云，甚至拚凑、抄袭的坏风气，必须坚决反对。而这种风气，在领袖人物研究领域，恐怕尤为突出。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时常可以见到雷同的观点和描述。著作数量增加了，但学术并没有前进。我们研究领袖人物，就要向领袖人物学习。领袖人物都具有创造性的品格，没有靠抄袭而能成为卓越的党的领导人的。对领袖人物的研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不会有仅靠抄袭——过去是剪刀加浆糊，现在是电脑拚装，就能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的。前面提到的一些有影响、高质量的作品，无一不是作者们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晶。领袖人物研究者，必须在提倡好的学风方面走在前列。
研究领袖人物，毫无疑问，要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但事实上，有意无意地扬某抑某的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这种情况在涉及第一代几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毛周关系、毛刘关系、毛邓关系时，更容易出现。胡乔木曾指出：“写党史时遇到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免不了感情上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对这些人物都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为不可理解的了。”[14]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而其他人又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就往往被忽略。这是破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后出现的同以往绝然相反的情况。笔者认为，在处理第一代领袖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以下几点是特别应该注意的：1、我们不能忽略几十年中毛泽东一直处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这样的事实来考虑问题。在1957年后的历史曲折中，错误方面的主要责任固然在毛泽东，正确方面的功劳，也不能抛开毛泽东。2、我们不能对毛泽东专挑错误、对他人专讲正确，忽略毛泽东在形成正确观点、主张中的作用，忽略他人与毛泽东相似的缺点错误，甚至不顾时间错位，以毛泽东后来的错误观点与他人很早以前的正确观点进行比较。对领袖人物的比较研究，固然要说明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但在第一代领导人中，总的来说，相同方面还是主要的。3、我们更不能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说明建国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毛泽东始终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始终强调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由此构成了自始至终的两种方针路线的分歧，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当我们对某位领导人使用“第一次提出”、“独特贡献”、“创造了”等论断时，一定要左顾右盼，不要贸然使用。这样的结论一定要建立在全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
标签：遵义会议论文; 张闻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邓小平论文; 周恩来论文; 刘少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