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英国小说的阶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阶级论文,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语中“小说”一词为"fiction"，意为想象、虚构或杜撰。它说明小说是幻想的艺术，与真实生活隔有一段距离。但小说又决不能脱离真实生活。任何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狄德罗(Diderot)在谈到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者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著名小说《帕米拉》(Pamela)时曾说过：最真实的历史充满了虚假，而理查逊的小说却充满了真实。这是对小说的极好评价。
在英国，19世纪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各个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反映到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它们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包括垂死的贵族阶级，没落的地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面临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初登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影响。任何态度严肃而富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这一社会矛盾。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家往往把工人阶级看成是穷人、痞子和闹事的暴徒；而19世纪90年代的作家则把他们看成是受压迫者、受虐待者和牺牲品。不过只有到了20世纪著名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的作品问世后人们才真正看到反映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代表作，了解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恐惧与希望。这当然是因为劳伦斯本人就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缘故。他所描写的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一股工人阶级小说的巨大浪潮。这些小说采取了明确的阶级立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清了界限，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自觉支持，在许多方面向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提出了挑战。它们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截然不同。第一，以阶级矛盾为主题的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只着重描写阶级矛盾的一些现象，如贫穷和失业问题，而不涉及其根本原因——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在一些重要方面掩盖了矛盾的实质。第二，这些小说家错误认为阶级矛盾是由少数不负责任的鼓动家煽动起来的，他们故意将广大工人群众引入歧途。第三，这些小说建议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阶级矛盾，认为只要工厂主和工人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任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样一来，生产关系和统治权力的根本问题就消失在所谓慈善之心和兄弟之爱的说教之中了。20世纪的作家要成熟得多，他们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们清醒的阶级意识。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版的小说和以前的小说相比，在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一些著名作家不仅对社会的某些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更对各种弊病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些从根本上反对现存价值观的人，毫不妥协地揭露其缺陷。他们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与以往作家也不大相同。在他们的笔下，工人阶级不再是有问题的、危险的、对社会构成威胁的阶级，而是一个受剥削、受迫害、英勇斗争的阶级。他们的作品构成了当时的反对派小说。
这一变化是和当时英国社会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一时期中，群众性的工会运动蓬勃发展。1889年至1890年间就有150万男女工人加入了工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会会员已达400万人。1893年独立工党成立，1900年改组为工党。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代表被选入了国会，工人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全社会对工人阶级贫穷困苦的生活状况表示极大的关注。随着中产阶级道德的沦丧和虚伪面目的暴露，作家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下层阶级，将他们作为主角，正面地、十分同情地表现他们的优良品质。
在这一时期中，直接涉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并受到工人群众广泛欢迎的小说当首推罗伯特·特里塞尔(Robert Tressell)的《穿着破裤子的慈善家》(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初版于1914年。作者根据自己作为建筑工人的实际经验写成此书。他在序言中写道：“我打算描绘贫穷与失业所造成的状况，表明人们所采取的措施毫无效果，并指出我所主张的唯一的补救办法，那就是社会主义。我想说明社会主义者是如何认识‘贫穷’的，阐释有关贫穷原因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说明社会主义者建议该如何来消灭贫穷。”（注：罗伯特·特里塞尔：《穿着破裤子的慈善家》，1971年伦敦版，第13页。）这本小说尖锐有力地攻击了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欺诈，以及造成这些罪恶的条件；描绘了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并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尖锐的辩论、激烈的竞争和就业问题，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虚伪。该书已成为英国劳工运动的经典之作，不仅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并描绘出一个如何改变局势的蓝图。书的标题将贫穷与慈善并列在一起，无疑带有深意。“穿着破裤子的慈善家”指的是为了微薄工资而流血流汗、辛苦劳动的工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却慷慨地把劳动成果双手捧给了资本家。作者将眼光投向了工人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才是掌握历史锁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英国这时也出现了自然主义小说。一般说来它们更关注于下层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例如著名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和贝内特(Arnold Bennett)的作品中的人物就大多数是职员、店员、公务员等。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稍高一筹，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得安宁，受贫困、失业、住房等问题所困扰。以威尔斯的小说《波里先生传》(The Hisfory of Mr.Polly)中的波里先生为例，由于家庭环境不好，他受的教育不多。他当过小店员，工资很低，后开了一家小店，又不赚钱，结婚15年但并不幸福。“他不懂到底哪里错了。他竭力想弄清。他果真是一个该加把劲的懒鬼吗？他不相信。他怪父亲让他去干了他不喜欢的行当。父亲们就是该让儿子责怪的。但他又说不出该干哪一行。他感到学校中受的教育大有问题，他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他诚心诚意地想努力加把劲，狠冲一下。但那太可恶了—办不到。”（注：赫·乔·威尔斯：《波里先生传》，1971年伦敦版，第53页。）波里先生的处境正是下中产阶级许多人的写照。
在这一时期中英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当数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他是一位现实主义反对派作家。尽管他的观点和风格在某些方面与自然主义作家颇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写作模式和对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却不大相同。他是当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位代表。有些评论家将他看成是描写英国南部乡村生活的区域性作家，其实他的视野绝非仅限于某一区域。他对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均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不仅攻击了社会现状，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带根本性的思想意识。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和《无名裘德》(Tude the Obscure)的主题思想之一就是揭露传统道德的虚伪性。他认为这些道德标准决不是上帝规定的，而是人为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有钱的资产阶级老爷、少爷可以玩弄女性，为所欲为，而处于最底层的贫贱妇女却不能有丝毫反抗。苔丝的悲剧就在于她深受到传统道德偏见的约束，对自己的人格失去信心，低估了自己，被动地屈从于命运。哈代十分突出地揭露了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对苔丝的沉重压迫。苔丝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乡村农民和许多沦落妇女的共同遭遇。裘德也和苔丝一样处于和社会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不道德的、不合理的、堕落的东西，社会却认为是道德的、合理的、值得称颂的。他想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来说，受高等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然而当他真地有幸进入高等学府后，他失望了，他说：“我再不像以前那样尊敬所有的人了，有一半人我不信任。对那些神学家、宗教辩护士、和同是一丘之貉的玄学家、专横的政治家以及其他人，我都不再感兴趣。这一切都被严酷的现实碾得粉碎。”（注：托马斯·哈代：《无名裘德》，1974年伦敦版，第411页至第412页。）他真正认识到了现实社会的阶级性。
三
20世纪的20、30年代是文学艺术上现代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它反映了弗洛伊德(Freud)的心理学和弗雷泽(Sir J.Frazer)的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现代主义作品中充满着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无意识心理活动的描述。在写作技巧上现代主义作家摒弃了传统的叙述、描写、解说的模式，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和探索，特别致力于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个性。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英国作家为福斯特(E.M.Forster)、劳伦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伍尔芙(Virginia Woolf)。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贯穿着一种动荡不安的基调。伍尔芙把它看成是个人生活的“流动性”。福斯特则称之为“魔鬼的脚步声”。劳伦斯认为这是控制人们感情的主要力量。乔伊斯则直呼之为“不安”。这种不安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如家庭、教育、阶级、历史等等。正因为有这种不安，劳伦斯和乔伊斯才移居国外，远离家乡。四位作家都在不断地寻求自我，寻求生活的意义，寻求真理。
福斯特的作品以中产阶级为其主要的描写对象，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两翼。他认为一部分是追求实际利益的、勤勉的中产阶级分子，另一部分则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人。在福斯特早期的小说《最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和《天使怕落脚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代表前者的为公立学校，代表后者的则是剑桥大学。在最后三本小说《霍华兹端》(Howards End)、《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和《莫里斯》(Maurice)中，福斯特进一步指出前一部分人是20世纪英国社会中真正干事而具有巨大影响的力量。他们的出现表明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大量的白领工人、小店员、公务人员构成了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略高于工人阶级。他们渴望爬到上层中产阶级的地位。1960年福斯特在《莫里斯》末尾的注释中评论说，这本书属于“田园牧歌时代的末期”，这个时代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已“悲惨地和不可避免地”（注：爱·摩·福斯特：《莫里斯》，1971伦敦版，第240页。）结束了。英国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劳伦斯作品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处于其核心地位的是一种对偶性。相互对立的两极，如男与女、爱与法、太阳与月亮、自然与机械、有机的结构与无定的形状等等。他书中的人物也往往处于两个极端，如《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中的米丽亚姆与克莱拉就是一例。前者追求精神上的爱恋，后者贪图肉体上的情欲。当然最重要的对偶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对偶性不仅是劳伦斯思想框架和作品结构的指导原则，更构成了他的哲学观和阶级观。
劳伦斯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对事物的对偶性看法。他的父亲是一个粗俗淳朴的矿工，而母亲则是一个富裕的工程师的聪明伶俐的女儿。两者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明显的阶级差异。父亲受教育不多，只能满足于现有的阶级地位。母亲则满怀小资产阶级的奢望，期待自己的儿子往上爬。《儿子与情人》一书的主角保尔的家庭背景正是劳伦斯自己家庭的写照。一方面劳伦斯十分清楚工人阶级的艰苦生活和质朴的品质，另一方面他却想努力摆脱这种环境，实现母亲的希望。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简陋的矿山小村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亲身体验到矿工之间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感觉到工业化对人的压力，因此他谴责机械化的现代文明。同时他又看到矿村这种封闭式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他认为人必须突破家庭和阶级的局限，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努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这种不受阶级制约的社会关系可能吗？正如他在《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一书中所说，这种关系也许只有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远离社会不与他人接触才能实现。劳伦斯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只有在旧的社会关系衰亡后新的社会关系才会诞生。
乔伊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代表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巨大发展。在题材内容、叙述方法、人物描绘、时间转换、轻重材料并置等方面均突破了原有的传统。特别是他大量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这使他能生动地描述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又让读者不再感到受一个万能作者的驾驭。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Ulysses)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乔伊斯是一位爱尔兰作家，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于一般的英国作家，他的阶级观已被民族观所压倒。仅仅将乔伊斯看成是一个下中产阶级作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会忽略了殖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他个人性格的根本影响。在他的一生中，恰如整个的爱尔兰历史一样，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始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1906年乔伊斯在一封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一书时说：“我的意图是写一部我家乡的精神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城市是麻痹的中心。”（注：理查德·埃尔曼编：《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1975年伦敦版，第83页。）这一刺目的比喻充分反映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使爱尔兰历史完全停顿下来的严酷事实。乔伊斯后来虽客居欧洲大陆，但他仍不断回来搜集家乡的材料作为写作的题材。他始终不能忘怀自己的祖国和爱尔兰民族。
伍尔芙和乔伊斯同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两位重要的小说家。伍尔芙出身名门，是本世纪初英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布鲁门斯伯利(Bloomsbury)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一小组的作家们认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乐趣和对美丽事物的欣赏。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对人们在艺术、社会和两性关系方面的限制。他们的主张对英国文学艺术的先锋派运动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布鲁门斯伯利小组毕竟只代表着上层中产阶级的观点。伍尔芙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深深意识到这一观点的局限性。一生之中她都为自己的阶级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感到困扰。直至最后自杀身亡，她始终处于投身世界和逃避世界的两种倾向的矛盾之中，惶惶然不可终日。这种矛盾反映在她的许多作品中。
伍尔芙与布鲁门斯伯利小组的其他作家强调相互交往的私人关系相反，她的作品向读者表明这种关系并不能克服生活中的危机。在《到灯塔去》(Tothe Lighthouse)这部小说中，伍尔芙使用了“外部的流动状态”这一短语，意思是生活缺乏意义，也指威胁着现代人的孤寂与绝望。面对种种问题的现代人只能依赖个人，依赖自己。《到灯塔去》本是全家人一起去的，结果却变成了各人各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例证：共同的追求最终变成个人的行程。伍尔芙的其他主要作品，如《达罗维夫人》(Mrs Dolloway)和《波浪》(The Waves)也都集中描写了个人的心境，而不是人的相互关系。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对工人阶级生活大感兴趣。这在诗歌、戏剧、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明显体现。有些作家本人就出身于工人阶级。自1944年英国颁布教育法后，年轻工人所受的教育比父辈要好得多，不仅上了中学，有的还上了大学。这使他们有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水平来从事创作，同时也使工人中的读者群迅速扩大。
但是这也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成名后会不会脱离自己的阶级而不再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呢？如果会，那么他的作品究竟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反映，抑或只是投人所好、赚钱的商品呢？许多作家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在作品中力图真实地描绘工人阶级的形象，表现他们的力量和强烈的群体意识。他们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才真正体现与代表了人类的道德观。但不幸的是许多工人阶级的社区已被高耸的公寓楼和有钱人的别墅所分割。不少年轻人为了摆脱传统习俗的束缚，寻求个人的发展而离开了工人阶级。正如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作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小说《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中的人物彼得所看到的一样：“安定的形象—家庭的温暖，齐步向前的步伐—全都被打破了。他知道这一切都会被粉碎的。”（注：雷德蒙·威廉斯：《第二代》，1964年伦敦版，第213页。）但即使在这些以脱离工人阶级为主题的小说中，工人阶级的作家们仍继续肯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个寻求自我的时代，他们仍强调集体，强调与家庭和邻里的紧密联系，强调共同的活动。那些脱离了本阶级的人都深深感到失落，仍竭力想重新建立起联系。
在当代工人阶级小说中常见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位孤独的叛逆者，如阿伦·西里托(AlanSillitoe)的《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中的阿瑟·西顿和大卫·斯托利(Darid Storey)的《拉德克利夫》(Radcliff)中的维克多·托尔森皆属此类。这些人物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决不妥协，决不投降。他们生气勃勃，富有战斗精神，怀着一颗热诚的心，坚决维护大家的利益。但同时他们又自高自大，不可一世，酗酒宿娼，无所不为，并以此为荣。这种人的性格究竟代表着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反抗精神，抑或只是少数人急进的个人主义的反映呢？
在阿基·希尔(Archie Hill)关于1926年大罢工的小说《镜廊》(A Corridor of Mirrors)中，有一个名叫杰克·弗尔门斯通的失业矿工。他反对一切权威，“从警察到失业救济调查员，从教区顾问到工头”全反对。书中的一个老船夫对这种仇视一切的态度提出了疑问。他说：“仇恨在你心中燃烧。除非仇恨能改变局势，否则它会把你自己烧空。恨工头，恨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并不能改变工头。”（注：阿基·希尔：《镜廊》，1975年伦敦版，第131、79页。）杰克却不管这些。他说：“我不想加入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共产党——我只要求公平合理。但那些控制我生活的狗崽子们却不让我这样。那么我就加入和他们对立的阵营。”杰克满怀仇恨地反抗一切，但他看不清战胜统治阶级的道路。他所做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抗争，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他通过引诱矿主的老婆和敲诈矿主来进行报复，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个人胜利并不能改变阶级对抗的社会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理查德·霍格尔特(Richard Hoggart)在小说《互相谈论》(Speaking to Each Other)中描写了60年代的状况：“战前钱很紧，每个便士都要数着用！现在人们可以有点选择了。他们感到好得多。你走在街上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不再害怕，他们觉得自由多了。”（注：理查德·霍格尔：《相互谈论》，第1卷，1971年伦敦版，第45页。）然而工作仍然是那样机械和单调。整个星期都在一种麻木不仁、无所用心的状态中度过。但同时这种心理状态又帮助工人们打发掉了一周又一周单调而无聊的生活。否则他们真会发疯的。
许多想有所改变的老一辈的工人将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盼望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人真地改变了自己，获得了中产阶级的一切时，付出的代价是那样巨大。他们脱离了家庭，脱离了工人阶级，从此和原有的环境格格不入。大卫·斯托利的小说《这种运动生活》(This Sporting Life)中的主人公阿瑟·麦清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成了工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位他们自己的足球明星。然则他却对人说：“看看我的汽车，看看我的西装。一个星期在蹩脚车床旁边干五天半的活是买不起的。还不止呢？大家都认得我，你该知道麦清这个名字在城里是有名的。决不像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注：大卫·斯托利：《这种运动生活》，1963年伦敦版，第111页。）他把自己和普通工人完全隔开来了。在约翰·杰拉德·布雷恩(John Gerad Braine)的小说《顶楼的房间》(Room at the Top)中，乔·兰普顿明知追求财富和地位的行为是浅薄而可厌的，却仍然不顾一切地去争夺。驱使他脱离工人阶级的欲望是物质利益和个人享受。
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受教育。在雷蒙德·威廉斯所著的小说《边境地区》(Border Country)中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马修·普顿斯受过高等教育，后来成了一位大学讲师。他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铁路信号员。当他回到威尔斯的边境小村探望生病的父亲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陌生人。他与母亲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马修说：“妈，我们分手真是隔得长久了。我觉得我在外面隔得太远。”“威尔，是太远了。”“我回到家后好像觉得离家的时间比实际的更久。”“是的，我猜是这样，不过这是因为你得工作。”……“只是我觉得我在受到责怪，就是为了这无法避免的事责怪我。”“家里没有人责怪你。”“不是大家说了什么，是另外一种压力，其实是整个气氛。”（注：雷蒙德·威廉斯：《边境地区》，1964年伦敦版，第269页。）马修学术上的成就和大学讲师的职位不仅在地理上、也在生活方式上将他和家庭、和故土分隔开来。尽管像马修一样从工人阶级爬上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想弥补这个裂痕，想摆脱脚踏两只船的窘境，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不知道究竟属于哪个阶级，是自己出身的阶级还是已爬上去的阶级。马修乘火车回家的这条铁路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也将马修和家庭及自己出身的阶级联系起来。这种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永远斩不断的。马修的回家不仅是探望父亲和家人，也是重新评价工人阶级的阶级观和重新平衡自己的生活。
综观英国20世纪的小说，由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英国社会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作家们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这一矛盾，并着重表现工人阶级的动向。由于作家的阶级背景、思想观点、写作技巧各不相同，对这一矛盾揭示的真实度与深刻性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共同展示了一幅20世纪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矛盾和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究竟工人阶级的出路何在？是争取整个阶级的完全解放，还是通过个人努力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这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不同道路的问题，也是作家们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的问题。相信历史的发展将会作出最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