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与现代管理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管理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百年来的管理学发展史表明，管理学的发展取决于管理实践的深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管理活动的认识，其中有关对管理方法论的认识则是管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人们在使用方法论这个术语时往往有不同的所指，（注：方法论知识是分层次的， 有哲学方法论层次和部门科学方法论层次，“方法论”这个术语具有岐义性，有人将其归纳为五种表述。具体参见（刘大椿，1987））本文所谓的管理方法论则是在相对宽松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各种管理方法组成的集合以及集合内各种管理方法的本质、作用、适用范围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尤其侧重于从管理学发展角度进行探讨。本文的分析逻辑是这样展开的：（1 ）分析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基础，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多学科理论方法移植交叉的方法论特征；（2）基于现代各类科学理论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的理论方法的新发展，探讨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及特点；（3 ）以上述两点分析为依据，进一步提出并论证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主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管理与人本主义的文化管理的深化融合。
一、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特征——多学科移植交叉性
管理学发展可以按不同的维度划分为相应阶段（注：西蒙（Herbert·Siman ）曾将管理学理论发展划分为机械模式、动机人模式、决策人模式三阶段，而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提出应按人的不同需要把管理学理论划分为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决策人假设三个阶段（占部都美，1984）。）， 最一般的分法是按时间顺序将管理学发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以泰勒（Frederick·W·Taylor）、法约尔（Henri·Fayol）、韦伯（Max·Weber）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管理、管理职能和过程分析、古典组织理论等；本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则是梅奥（Elton·Mayo ）人际关系学说及随后发展的行为科学理论支配管理学的时期；进入60年代是现代管理学时期，这被孔茨（H·Koontz ）在1961年和1980年的两篇文章中描述为“管理理论丛林”时期；80年代以后又揭起了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上述管理学发展过程反映了管理学研究重心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变化有赖于其它学科理论方法向管理学的移植。古典阶段侧重于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是以工业工程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至于现代管理阶段则更是移植了数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及其它自然科学、统计学、系统论、文化学、法学等诸多学科方法论形成所谓管理理论丛林。表1列举了若干学科方法对管理学发展的贡献。 该表充分说明了管理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的多学科移植交叉性的特点。
表1 管理学发展的各种学科方法基础
学科方法 对管理学贡献的说明
工业工程
计量、分析物质、动作、时间等因素，以提高效率，
方法
如泰勒发明了高速切削刀具和工作研究方法
经济学 最优配置企业各类生产要素、谋求利润最大化，如斯密
方法 （Adam·Smith）的分工理论阐明了分工与提高生产效率的
关系
财务会计
记录、分析企业的各类行为，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如麦克金塞（J·Mckinsy）发展了预算理论
统计学 运用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知识推断事实和处理不确定性管
理问题，
方法
如休哈特（W·A·Shewhart）的统计质量管理方法
数学方法
建立各类模型求解最优或最满意解，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如丹兹格（G·Dantzig）的线性规划方法
心理学 对人们需求、知觉和情绪因素进行研究，
方法
以确定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为和模式，如梅奥的霍桑试验
社会学 研究社会中人群内部及人群之间的关系，
方法
可以用于解决管理组织问题，如韦伯的组织理论
注：该表根据（美）·约瑟夫·L ·马西《管理学基础》胡士廉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章内容编写。
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现象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管理学发展的方法论特点——多学科移植交叉性。1961年，孔茨发表了著名的《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把各种管理理论归为六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他认为这些不同学派形成一个思想、理论和观点交织的“管理理论丛林”。其实，这里所谓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的学科方法在管理学应用的结果，各学派的根本差别是管理方法论的差异，与其说是不同学派，倒不如说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1980年孔茨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其《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宣称原来的6 个学派已发展为11个学派，即经验或案例学派，人际行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协作社会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和情境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及经营理论学派，并认为所谓学派（School）应叫做方法（approach）更为合适，在其名著《管理学》1980年第7版中称为研究管理科学和管理理论的方法（朱睿、 邹珊刚，1994）。而且，这11个学派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移植包括表1 所列各种学科方法及各种新兴学科方法在内的多学科方法，单一或综合交叉使用。
管理学发展的方法论特征——多学科移植交叉性是由管理活动的性质决定的。管理这种被认为：“发挥某种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注：（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的活动， 普遍存在于现代化工业世界中，每个组织都需作出决策，协调各种活动，进行人员管理、评价组织目标实现等。管理活动是复杂的（按系统论的说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这一活动的因素众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这就决定了普遍存在的复杂的管理问题必须用多学科研究出来的各种知识和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和解决；这也就决定了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必须考虑组织内外的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运用经济学、数学、工程技术学、心理学、生理学、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控制论、信息论及电子计算机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对管理活动进行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这亦决定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交叉学科；（注：这里我们避免使用“跨科学”一词，因为我们同意B·B ·尼坎德罗夫关于“跨学科科学”这一术语使用不当的观点（参见B·B尼坎德罗夫，1993）。）这一切最终决定了管理学发展的方法论的多学科移植交叉性。
二、现代管理方法论的内容体系及特点
从科学发展史看，从哥白尼日心说标志自然科学形成开始，历经培根提出实验方法论、笛卡尔演译的数学方法论，以及近代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以还原论为主的现代物理方法论和历史方法论，到现代形成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横断学科方法论为代表的现代方法论（高晓清 1996）。基于上述管理学发展方法论的多学科移植交叉性，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新三论”、“老三论”也就成为管理学的现代方法论的代表。（注：这里我们无意把“三论”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作用相提并论，前者为相对具体的基本方法论，而后者则为更为一般方法论。）
这里所谓现代管理方法论，其内容体系并非与传统方法截然分开，而是既包括传统学科的理论方法的最新发展的内容，如数学方法中的模糊数学方法，也包括诸横断学科，新兴学科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内容，而且诸现代科学方法往往是以传统方法为基础的。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尝试将现代管理方法论体系的内容进行以下初步划分（崔援民，1996）。
（一）系统科学方法群。这一学科群的共同特点是基于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要素间以及系统与环境的有机关联性系统的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这一学科群主要包括系统理论方法、泛系统理论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方法、参量系统论、结构理论方法、层次分析论、和谐理论方法等。
（二）控制论、信息论方法群。这一学科方法群是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本思想，强调系统状态的控制、反馈、信息的传输、处理、存贮等等，包括控制论、信息论、智能论和FHW方法等。
（三）系统自组织理论方法群。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核心就是系统运动、发展和演化问题，尤其是揭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各类系统自发形成具有充分组织性的有序结构的内在机制。这一学科方法群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几何学、微分动力学、超循环论、突变论。
（四）相似理论方法群。这里的相似是指广义的相似或模拟。这具体包括系统动力学方法。比较方法论、模型理论、周期学方法等。
（五）数学、统计学方法群。含概率、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离散数学、代数结构方法，运筹学方法等。
（六）决策科学、经济学方法群。含经济学方法、未来学、战略学、预测学、决策学、物元分析法等。
（七）其它方法群。包括心理科学、历史分析及其它传统学科方法的新发展。
无疑，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各种方法之间是互为支持的，如系统科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各种数学方法作为基础，而应用数学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又要以系统科学思想进行指导。但这恰恰反映了各类方法在管理学中的融合统一。进一步分析上述以现代横断学科、新兴学科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方法论体系，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管理方法论具有融合统一的特征。（注：学科交叉未必一定导致知识的融合， 科学知识融合需在统一理论体系下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再创造，因此这里现代管理方法的融合统一与上述管理学发展方法论的交叉移植性是不同的。）这一方面体现在现代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趋同上。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下，理论和方法的界限在缩小，且越来越不可分，无论是“新三论”，还是“老三论”，它们既可以做为一种揭示管理主客体关系的属性和规律，并用于指导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也可以直接用作处理复杂管理问题、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现代管理方法体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因为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控制论和信息论研究系统的控制与反馈、信息的传递与转换，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混沌理论等系统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系统的演化机制和规律，这一切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均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这些横断学科往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接口。正是现代管理方法论的这种融合统一性，才使得现代管理学的内容日益充实和完善。
三、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主题——科学主义的理性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管理的深化融合
管理学中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热潮，这种重心的转换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管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由封闭向开放、由局部向系统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包络”出管理学沿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向前发展的轨迹。我们认为，21世纪管理学会继续沿这条轨迹走向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模式的融合统一。
作为人类本性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界定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哲学大家，如康德和黑格尔，及经济学大师，如两位经济学诺贝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Siman）和贝克尔（Gary·S·Becker）， 都对此有过深入但又不一致的讨论（注：有关理性和非理性的哲学和经济的详细探讨可参考（张雄， 1995）。）。 而这里管理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则是针对以理性主义或物本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模式和以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性管理或文化管理模式而言的。在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模式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与其它管理要素或对象（财、物、信息等）一样，是一种资源客体，可以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进行管理；人被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可以通过制度和利益机制进行诱导和控制的；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演绎、归纳、推理等形式逻辑；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重视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管理职能的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通过生产技术和科学合理性、管理机构和管理程序的公式化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及战后管理科学学派、系统管理学派都可以归为理性管理模式。而在所谓非理性的文化管理模式中，人的地位是不同于其它管理要素的具有精神文化属性的主体；人被认为具有丰富性、精神性、非理性心理意识的主体存在，理性不过是意志实现目标的工具，人是按愿望、激情，意志行动的，是不会为理性所证明的错误或正确所左右的；非理性管理模式认为管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或制度安排，而是和社会文化、人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在思维方式上非理性管理强调以形象思维代替逻辑思维；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非理性的人本主义管理重视对情感、宗旨、信念、价值准则、行为标准等“软”因素的长期培训，通过培养自己企业的“企业文化”来提高企业职工凝聚力，从而增加企业竞争力。梅奥由霍桑试验而得到的人际关系学说将人的情感、友谊、自尊等非理性需求首次纳入管理学，而以心理学方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对人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进一步描述。至于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企业文化更构成了人本主义文化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综上所述，从泰勒科学管理到企业文化热潮，管理学重心的转移和发展反映了人们对管理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重视的差异和认识的深入，也就是说，理性的科学管理和非理性的文化管理是管理学发展的两个维度，管理学发展的重心时而偏向理性管理维度，进而偏向非理性管理维度，管理学就是在这种“振荡”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管理学这种“振荡式”的发展呢？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指出：“在关于理性的论述方面，社会科学深受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之苦。在一个极端，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其总是能够在所面临的备选方案当中做出抉择；他总是完全了解有哪些备选的替代方案；他为择善而从所进行的计算，不受任何复杂性的限制；对他来说，概率计算既不可畏，也不神秘。……另一个极端是试图把一切认识活动归因于情感的社会心理学倾向，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观点：同富翁眼里的钱币相比，穷孩子眼里的钱币要大一圈……上一代的行为科学家步弗洛伊德之后尘，忙于证明人类并不象人们自己想象得那样理智。等到下一代，我们也许会证明，人类实际上要比我们眼下描述的情形理智得多，但又比不上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么伟大，”（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杨砾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1988年版，“第三版导言”第18页。）基于上述我们分析管理学发展方法论的多学科交叉移植性，把上述西蒙所指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对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巨大反差认识移植到管理学中，管理学的沿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振荡”发展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能否让管理学摆脱“精神分裂症”之苦，走向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统一。我们认为，管理学走向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融合统一，是管理学要成为一门成熟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必然成为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蒙（1947）的“有限理性”假说和“令人满意准则”不仅改写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对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融合统一问题进行了开拓性尝试。但这种融合统一只能是21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做为融合对象的理性管理模式和非理性管理模式还需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在没有对融合对象的全面深入认识之前，而进行融合统一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学科和新兴学科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方法论，其融合统一性的作用的发挥还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结合具体管理学的具体问题进行再创造（注：例如， 有关管理科学知识融合的具体方法问题就是这种再创造，这包括以系统工程思想为指导的管理知识一体化方法以及专家系统法，公理化方法等，具体参见（侯定丕，1996）。）。然而， 正如贝克尔所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注：（美）加里·S·贝克尔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第11页。）一样，我们确信，包括经济学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内的具有融合统一性的现代管理方法论，为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为理性管理模式和非理性管理模式的融合统一，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管理的深化融合作为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主题，不仅仅因为这是管理学内在发展的纵向历史逻辑要求，还因为这种深化融合又代表着东西方管理模式的发展融合。高扬理性、崇尚科学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也是西方理性管理模式演变发展的主旋律（刘玉绮、沈李龙1994）。与西方理性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东方非理性文化认为人与大自然是“天人合一”，没有精神地和技术地统治自然的要求，不主张向外探求扩张，而重视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合和社会稳定。与西方理性文化追求“真”相对应，东方文化追求“善”（都星汉，1996），强调情感、潜意识和感觉，追求人为目的的价值关系、行为准则。这一切构成了东方非理性文化管理模式的文化基础。80年代掀起的企业文化研究热潮就是东西方两种管理模式的代表——日美管理比较的结果。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纪，东西方两种模式必将进一步深化和融合，而作为21世纪管理学发展主题的科学主义理性管理与非理性主义文化管理的深化融合则涵盖了这一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