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创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创者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4)01-0008-04
毛泽东诞生至今已是110周年，横贯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迅猛，变化最急骤，成就最辉煌的世纪。就中国而言，更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的世纪。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到20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上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有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艰苦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放射出灿烂的光华。而其中最耀眼、贡献最巨大的明星，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巨变的贡献是多方面、巨大的、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人们的是埋藏丰厚的富矿，至今挖掘不尽。而在毛泽东留下的众多理论财富中，我认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他创造性地开拓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本人一直到晚年仍明确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1]沿着毛泽东开拓的这条道路前进，既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富强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与时俱进、走向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结合是唯一正确之路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不是可以随处搬用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指导现实的具体的革命运动，就必需研究和把握各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正如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初撰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要求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在于此。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任何国家发挥其指导作用的前提是，那个国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强烈需要。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指导作用，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中国的人民革命有了这种强烈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不甘屈辱的顽强革命精神，是值得永远怀念和继承的。但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言，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又都是没有完成的。
这些斗争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指导思想不同，结局又有很大的差异。但失败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毛泽东作过这样的总结：“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屡次挫折失败的历史实践深切地告诉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愿望和目标，必须寻找新的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悟到：中国需要新的革命理论。
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既使中国先进分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打破了一些中国人崇拜西方、学习西方的迷梦，又使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壮大了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二是1917年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对中国首要的直接影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又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十月革命所以对中国人民发生巨大的教育启发作用，是同中国社会的变化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有了资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有了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具备了接受新理论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就这样，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掌握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改变了发展方向，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结合必然是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
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传入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学好新理论并把握其精髓，创造性运用于同西方截然不同的新环境，就更加不容易。这需要一个相互熟悉，反复碰撞，不断磨合的长期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之应用于中国，尤其如此。列宁在1919年召开的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曾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今能收到卓越成效的任务。”[5]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特殊而困难。
这就是说，仅仅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必备的社会基础，又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坚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而且要充分了解中国国情，找到正确的方法，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此，老一辈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
这种探索过程不可能是平静的书斋式的，而必然要有论争以至战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科学理论，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东方大国中传播和运用，不可能不遇到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抵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时中国的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三次论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三次论争的规模都不大，但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影响却不小。这些论争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有助于促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真思考。正如李大钊在同胡适的争论中所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使形式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6]
懂得结合的重要性，并自觉地为此而努力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并不等于结合就会一帆风顺。造成结合过程曲折而艰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决定性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7]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党从成立起就投入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没有时间学理论还是可以理解的话，建国后很多领导同志对此缺乏自觉的清醒的认识，以致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样根本性问题上犯错误，走了大弯路，实在是沉痛的教训。二是对中国实际缺乏深入的了解。这里既有民主革命时期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又有建国后“官做大了”，调查做得少了，脱离实际的问题。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出现了缺欠，结合就必然要走弯路，碰钉子，受挫折。
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同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大风暴的实践是紧密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既是革命实践经验的创造性总结和升华，又不断在指导革命实践中充实和发展。
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努力探索如何把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探索，对他也有启发和帮助。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已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特色。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已较为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高人一筹。十年内战时期，外有强大敌人围剿，内有党内错误路线统治，又有普遍存在的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革命重新振兴，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同时，他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创造性的总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理论上达到一次重要的升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理论上总结阐述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的一组科学论文。创造性地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
但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当时并没有得到全党的公认。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党中央不仅不承认，反而打击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逐步使党内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要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有一个艰辛的理论创造过程。这些都在延安时期较好地完成了。这个理论体系完整形成的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完善。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8]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注重党的自身建设的时期，也是理论著述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时期。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文章中，大部分出于这个时期。
在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公认，取得全党共识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延安整风。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通过对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王明路线的批判，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创造性相结合的典范。很多人提出，应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理论。经过长时间酝酿和讨论，认识达成一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6月通过的党章中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法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正式确立，和它被全党广大干部学习和掌握，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保证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又扩大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国民经济恢复、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前进。
毛泽东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有较好的中国文化功底，又比较牢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创造性地把两者结合打下良好基础。其次，他出身农村，在辛亥革命中当过兵，参加“五四”运动，主编过报刊，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参加建党，有多方面的革命实践经验，又善于调查研究，比较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再次，他善于思考，思路开阔，又勇于探索，富于创造性，不为已有的结论或模式所束缚，也不满足于已有成果，敢于独辟蹊径，不断创新。这就使他能够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长期处于对中国革命前沿问题的探索之中。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如何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呢？国内外均有差异很大的评价。有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贡献，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变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运用，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遇到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以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创立的。这一理论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和方法，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领导革命的学说。在此基础上，还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为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找到了现实的途径。
又如，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坚强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遇到，列宁只是提出了问题，他们都没有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为指导，结合党自身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多方面进行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包括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从而成功地解决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怎样把一个工人阶级成份较少而农民阶级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份众多的党，建设成为高度统一的、真正为人民服务并受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这一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理论，关于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关于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实践论、矛盾论在哲学上的贡献，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创造性阐明，关于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的一系原则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如此丰富而巨大贡献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并非一劳永逸
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但是，道路的开创并不等于结合的历史使命已经最终完成。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改变了，任务不同了，指导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需要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这个进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创造性的探索进程中，挫折和弯路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在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形象表述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故而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还“向后折转”，有时要“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9]一个高台阶攀登的胜利，并不能保证随后向新高度攀登的一帆风顺。
回顾毛泽东人生最后20年的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取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历史性胜利之后，他变得过于自信，听不得不同意见，有时甚至置党内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意见于不顾。他误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可以“反潮流”，独断专行。加上专制主义的历史积淀和少数别有用心的高级领导人的鼓吹煽动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大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神圣化、夸大化、绝对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度偏离了正确方向。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一度被涂上种种反科学的甚至反马列的色彩。
胜利和曲折的实践共同昭示我们：一次胜利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崇高使命已经完成，更不能保证以后的结合进程一帆风顺。还是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讲得好：“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0]毛泽东思想也正是这样，它为我们开辟的是不断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真理的道路。
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后党的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全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对中国革命客观真理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的升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再上民族复兴之路，重振雄风，重现辉煌。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扛泽民，就这样像长跑中的接力赛一样，一棒又一棒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1]革命导师列宁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3]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革命理沦的极端重要性，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汲取。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断前进，我们伟大事业的胜利就是确定无疑的。而这也正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