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演化：基于演化增长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11，B26，D70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5)12-001-09 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过程被简单视为要素累积过程，均衡增长路径则取决于各种外生的参数①。在过去30年里，为了克服要素报酬递减，主流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熊彼特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中(例如，Romer，1990；Grossman & Helpman，1991；Aghion & Howitt，1998)。此类研究主要将熊彼特所提倡的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观点引入增长模型中，抛弃完全竞争的框架，将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垄断结合在一起，分析企业有目的的R & D活动是如何引致技术创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外溢，单个企业的知识将扩散到整个经济体，进而促使经济持续增长(例如，Alcouffe & Kuhn，2004)。将“技术扩散”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例如，Jovanovic & Yatsenko，2012)。 同样的，在熊彼特的启发下，以Nelson & 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例如，黄凯南，2010a)。他们也从技术变迁和产业动态的视角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驱动力。 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都宣称是基于熊彼特的观点，但是，它们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分析范式，后者则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均衡分析范式(黄凯南，2014)。近年来，这种基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加总的生产函数、采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使得这种“内生增长理论”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都远离熊彼特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根本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非均衡”的洞见(例如，Saviotti & Pyka，2008)。 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②，而是呈现出充满结构变迁的库兹涅兹事实(Kuznets facts)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问题④。基于“平衡增长”的分析范式受到质疑⑤，演化增长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尝试从演化增长理论的视角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供给侧演化、需求侧演化及其共同演化，试图论证深化制度改革是促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原因，最后探讨该理论视角对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启示。 二、经济演化增长：动力和过程 (一)经济系统的描述 这里对于经济系统的描述是基于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不同产业组成，每个产业由不同参与主体(例如，包括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组织等)组成。因此，经济系统是由不同层级的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是由各个产业的演化及其互动构成的，而各个产业的演化则由各自产业内部的参与主体互动演化构成的，并且高层级和低层级的互动者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反馈机制(例如，产业和企业)。经济演化过程则伴随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演化及其共同演化，是一个多层级和多主体互动的复杂系统演化过程。 (二)演化增长的动力机制：技术、制度与偏好的共同演化 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例如，Northover，1999)。因此，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例如，Metcalfe & Foster，2010)。经济增长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积累或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还涉及到整个资源配置模式(包括生产模式、交易模式和消费模式等)的变化，它最终体现为一个经济体能够满足人们各种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求或需要的能力的提升。 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的因素较多，并且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较为复杂的关联，有时很难区分某一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这些因素既包括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存量及其结构，以及将这些要素转变为产出的生产方式或技术，也包括影响这些产出销售的消费结构，以及协调生产和交易的各种制度结构，还包括诸如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可以简单地将上述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偏好等内生变量；另一类是诸如文化、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外生变量。显然，无论是文化、地理环境还是自然资源都对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产生重要的原因，但是，由于这些因素是相对难以改变的，它们通常被归结于外生的参数。作为一种尝试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内生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众多内生变量中，各种要素累积显然是促使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要素累积还仅仅是一个表层现象，它与经济增长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增长现象。因此，想揭开经济增长的面纱，还必须继续深究决定要素累积的各种复杂因素。例如，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通常反映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累积上，而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各种决定要素累积的投资决策都受到人们偏好和制度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演化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结构性变化，演化增长理论就不能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要素累积上，而必须转向对影响要素积累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的研究。技术、制度和偏好是决定要素积累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演化增长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黄凯南，2014)。 因此，对三者的演变及其互动机制的深入研究是演化增长理论的重大主题，也构成了演化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近些年来，共同演化理论在演化经济学的应用日益增多，它也为解释多层级和多主体互动演化提供良好的分析视角。共同演化是指两个或多个互动者之间的演化轨迹(evolutionary trajectory)相互影响，而这种相互影响能够改变彼此的适应图景(fitness landscape)(例如，Silva & Teixeira，2009)。演化增长理论也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中，考察技术和制度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Murmann，2003；Desierto，2005；Foster & Potts，2009)，同时也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和要素累积的供给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机制，拓展到分析需求结构变迁(或偏好变化)对技术变迁的影响，从而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分析两者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Metcalfe & Foster，2010；Setterfield，2010；Foster，2011)。 在共同演化的视角下，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技术、制度与偏好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机制，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演化过程中种种结构性变迁的深层次动力机制。 (三)演化增长过程 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伴随着经济演化增长，而且是推动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涵盖以下一些演化过程：一是企业的演化。这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自身生产率的变化。二是产业内部的演化。产业内部存在多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例如，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这种互动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而后者又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效益，促使高效益企业的扩张和低效益企业的收缩，也伴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是不同的，产业增长率可以通过产业内部企业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产业增长率也发生变化，产业可能经历“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等不同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整个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偏好结构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期，创新频繁发生，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偏好空间都得到扩展，产业内部存在多种技术的竞争，制度和消费也呈现多样性。当产业发展到成熟期时，创新减少，在竞争的作用下，多样性减弱，产业可能会出现较为流行和标准的技术、制度和偏好。三是产业间的演化。各个产业间的互动会进一步推动产业间的竞争和演化，这种演化伴随着优势产业的扩张、劣势产业的收缩，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产业间存在不同的增长率，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率则是由产业群体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由于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间的增长率都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的演变。而这一结构性演变的过程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 三、供给侧演化、需求侧演化及其共同演化 (一)供给侧的演化 1.供给结构的变化：要素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演化 经济演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增加和减弱的过程(例如，Dopfer & Potts，2008)。创新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经济演化提供燃料，它是经济演化增长的源动力。而选择则是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单元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淘汰适应度低的演化单元，并将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扩散到经济系统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适应度，是经济演化增长重要的驱动力。因此，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在选择动力的作用下，那些具有较高相对适应度的经济特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将上升，经济系统将发生结构变迁，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它提高相对适应度高的经济特征在经济系统中份额或比重，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该经济特征的适应度。 供给结构的演变，包括要素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演变。要素结构的演变包括就业结构和资本结构的演变，它们分别用就业和资本在不同产业中分布比重的变化。同样，产出结构的变化是指不同产业产量占总产量比重的变化。 2.技术演化 技术演化是推动供给结构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供给侧演变的内在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演化包括技术创新、选择和扩散过程。技术创新过程是指新技术产生的过程。技术演化的一个启发式逻辑可以被描述如下：首先是创新过程引致多种类型技术，这些技术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报酬并形成不同的适应度；接着，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适应度高的技术被挑选出来，反之，适应度低的技术则被淘汰；随后通过扩散过程，被证明具有较高适应度的技术获得更多企业的青睐，从而扩散到整个产业或经济体中。这是一个较为线性的描述，技术演化遵循“创新”、“选择”和“扩散”的先后时序。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技术演化可能并不严格遵循这种线性路径。例如，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有时很难被严格区分开，它们甚至可能重合一起。此外，在扩散过程中可能引致新一轮的创新⑥。而且，由于网络效应和报酬递增效应，技术演化通常也会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技术锁定(lock-in)。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主体能动下，企业可能会有意识偏离原有的技术路径，进行“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例如，Garud & Karnoe，2010)以及“路径建构”(Path Constitution)(Meyer，2007)等。 (二)需求侧的演化 1.需求结构的演化 需求结构的演化包括内外需比重的变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比重的变化，以及社会总有效购买力在不同产业或产品中的分配比重的变化等。内外需比重的变化受到到国内和国外两种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例如，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会增加的内需，出口替代战略则会增加外需，前者呈现内向型经济，后者呈现外向型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比重会发生变化。通常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存量较少时，投资需求的比重会较大，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较为明显时，消费需求的比重可能逐步上升。 2.偏好的演化 偏好演化是需求结构变化的重要微观动力机制，偏好演化也构成需求侧演化的重要内容。偏好演化是指参与者对更具有适应性或者更好偏好的学习或搜寻过程。所谓的更具有适应性或更好的偏好是指，对于特定的演化环境，这种偏好能够给参与者带来更高的收益，这种收益既包括可货币化的物质收益，也包括各种诸如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内在价值收益等。例如，恩格尔定律描述了收入变化对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种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需求结构。 (三)共同演化 在演化增长中，供给侧的演化和需求侧的演化相互影响，两者的共同演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向。供给侧演化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需求侧演化：一，要素结构变化会影响收入结构，进而可能改变收入需求弹性，导致需求量及其结构的变化；二，技术进步会影响偏好演化。例如，技术创新可能产生新产品，甚至开创一个崭新的产业，这会引致新偏好，形成新需求，新技术扩散过程通常也伴随着新偏好扩散。需求侧的演化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供给侧的演化：一，偏好演化会对技术演化产生影响。偏好决定了参与者的消费和需求，它本身构成了技术的市场选择环境，决定了各种技术的收益，这直接影响技术选择和扩散。因此，偏好演化会导致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这会影响技术演化；二，需求结构变化会促使产出结构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又会引起要素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供给结构的演化。 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演化过程中，制度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对两者的共同演化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制度对供给侧演化的系统性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作为权利配置的政治制度和作为激励约束的经济制度会通过影响要素配置模式(包括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模式)，对要素结构和产出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制度对要素交易模式、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报酬的分配机制等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意义上，制度深刻影响要素的配置效率；二，制度影响技术演化。制度对技术创新、选择和扩散都产生系统性影响。制度通过影响R&D投资规则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激励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创新竞争过程中，制度本身构成了重要的选择机制，通过构建竞争准则来影响各种技术的收益和适应度，选择适应度更高的技术，淘汰适应度低的技术。例如，在以成本为竞争准则的制度中，一个能够更好地节约成本的技术更具有竞争优势，而在以质量为竞争准则的制度中，一个能够提供更好质量的技术则更具有竞争优势；制度能够塑造和影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和互动过程，会对技术扩散成本、规模和速度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呈现体系化、网络化和制度化，制度对技术演化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例如，Manca，2010)。 制度对需求侧演化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一，制度对需求量及其结构产生影响。制度会通过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二，制度会通过影响偏好演化对需求侧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制度会通过影响行动报酬来影响偏好演化。制度影响参与者行动的成本与收益，构成了参与者偏好的选择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会学习或搜寻行动报酬高的偏好，放弃行动报酬低的偏好。制度也会通过改变参与者的价值观来影响偏好演化。制度通过各种社会奖惩机制强化对某种社会价值的遵循，而这种社会价值会塑造参与者对某些行动的价值评判，从而影响参与者的行动偏好。当某种偏好被认为是符合社会价值时，这种偏好会被更多人接受，反之，当偏好不符合社会价值时，即便这种偏好能够带来较高的物质报酬，也可能被摈弃。那些符合社会价值的偏好会被选择出来，并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传递和扩散。此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对供给和需求的有效结合产生影响。 由于供给和需求发生在企业、产业以及整个经济体等多层级中，两者的共同演化也发生在多层级中，制度在各个层级都影响并协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演化及其共同演化，制度是由相互嵌套的规则构成的系统。在制度的有效协调下，供给与需求在各个层级协同演化，促使经济体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形态演进，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演化增长的视角下，可持续增长是在供给侧、需求侧以及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制度侧的协同演化展开的，它表现为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有效匹配与协同升级。在此演化过程，深化制度改革是促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同升级的深层次动力机制。在此意义上，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在演化增长理论的视角下，本文阐释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演化及其共同演化，得出如下结论：供给侧演化包括供给结构(要素和产出结构)和技术的演化，需求侧演化包括需求结构和偏好的演化，在经济演化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制度系统影响供给侧演化和需求侧演化，并对两者共同演化产生深刻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协同演化，具体表现为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动态有效匹配和协同升级，制度改革是促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同升级的深层次动力机制。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此阶段的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大量的结构变迁，较之于发达或成熟经济体的平衡增长，演化增长能够更加准确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本质。中国经济增长正尝试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技术进步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动技术前沿边界的拓展，也包括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因此，创新驱动既包括技术前沿创新驱动，也包括通过要素结构变迁和升级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驱动并不意味着要素和投资不重要，而是需要深化制度改革，促使要素和投资流向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部门，促进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要素配置模式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总体方向是提升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纠正要素错配引致的效率损失，包括土地制度、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等的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则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对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采用PPP和产业股权引导基金等方式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有效结合。 在演化增长的视角下，强调从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并不意味着需求侧不重要了，只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调升级才能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坚定不移推动需求侧的制度改革，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发展。如何深化制度改革以降低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交易成本，进而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是今后经济改革的重点。中国这轮经济改革需要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侧协同演化的视角出发。 作者文责自负。 ①例如，外生的消费者偏好、技术进步和人口出生率等。 ②例如，产出和资本存量按照相同的速度增长，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率、真实利率以及劳动占收入份额等都保持不变。 ③例如，部门产出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部门间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等(例如，Kuznets，1966)。 ④Silva和Teixeira(2008)在对1969至2005的有关“结构变迁”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在过去40年里，有关“结构变迁”的研究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90年代，随着杂志“结构变迁和经济动态”(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的创刊，进一步掀起了“结构变迁”研究的热潮。 ⑤当然，一些研究尝试从传统单部门的增长模型扩展到多部门的增长模型，通过设定相应的条件，将部门间的结构变迁与总量的平衡增长结合起来。例如，Ngai和Pissarides(2007)对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的模型中的Stone-Geary偏好假设提出批评，建立了一个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放松一些假设(例如，最终产品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在不违背新古典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等替代弹性效应函数)，部门间的结构变迁与整个经济的平衡增长并不矛盾。但是，这类研究的假设比较苛刻，得不到经验支持，实际上弱化了增长过程中结构性变迁的作用，也很难准确阐释增长过程中的“库兹涅兹事实”。 ⑥例如，在扩散过程中，企业在学习、吸收和消化原有技术的同时可能进行再创新。标签：需求侧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协同理论论文; 消费者偏好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创新论文; 系统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