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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6)02-0039-05
一、世纪初的洞见
19世纪60～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却证明，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20世纪初，垄断已经成为事实，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引证现代工业调查提供的确切材料指出：
例如，在德国“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 584-585
在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过程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金融资本，并使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亿～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亿～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1] 628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1] 641
20世纪初，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种瓜分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而实力又是随着经济和政治发展而变化的。如果实力对比发生变化，那么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列宁在1920年明确指出：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1] 577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 582
列宁的上述见解不仅被他在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而且被他逝世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所证实。
二、世纪中的现实
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块属于社会主义的阵地。从此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世界新格局。
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十月革命后不久它们就联合起来，与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然而，苏维埃政权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它顶住强敌来自四面八方的一次次进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仅有对抗和战争，而且有学习和借鉴。在这方面，列宁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在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性时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他说：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2] 525-526
列宁认为，历史没有像有人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在德国最明显地体现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方面条件；在俄国却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二方面条件。他设想，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相反：“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2] 526
1921年列宁制定和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一些经济形式、经营原则和管理方法，用以建设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粮食税：用粮食税取代以前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完税后自由支配余粮，允许进行自由贸易。
新经济政策还规定：实行租让制，将苏维埃国家无力开发的矿山、油田和林区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开发；实行租赁制，将一部分中小企业租赁给私人或合作社去经营；允许发展私人企业，等等。这些措施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满意的。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后，他说：
“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3]
在农民满意的基础上，工业和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国家开始为重工业自立积累必需的资金。
苏联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创造出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它用短短十几年时间不但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跑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路程，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这一奇迹的出现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与直接引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分不开的。
在苏联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3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和机器设备。利用这一时机，苏联引进了一大批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有资料表明，1931年，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该项出口总量的1/3，1932年上升到1/2左右。与此同时，苏联还用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工。1932年在苏联各地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约2万人。1929～1931年间，苏联还派遣2000多人出国考察、实习和留学，并订购了大量外国技术书刊。[4] 这一切，使苏联在较短时间里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较快学会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技能，有效缩短了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正是以迅速增强的实力为基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为人类战胜法西斯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在苏联胜利前进的步伐感召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苏联已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新成果，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了天。当时，毛泽东把国际形势的特点形象地比喻为“东风压倒西风”。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仿佛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下半叶却呈现出转危为安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有新科技革命的引领和推动以外，也与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有关。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自19世纪初以来，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与以往历次危机相比，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此时，苏联已经走上有计划发展经济的道路，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种情况引起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弗·曼·泰勒(1855—1932)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性计划”这一概念。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5]
1933年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计划调控。在此之前，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受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由所谓“看不见的手”来支配，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经济危机一再表明，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罗斯福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办法，运用一系列财政手段，控制和引导经济活动，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某些弊端，由此逐步把美国引出困境。
1945年英国进行的那场改革也仿效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主要有：实行国有化，将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等收归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实行高额累进税，使总收入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再分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对所有人实行失业、伤残、生育、年老、死亡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使英国成为“福利国家”。[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由列宁当年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主要资本主义各国，在不触动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普遍采取国家干预、计划调控等做法，通过税收政策、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相对平衡，促进了生产力向前发展。
资本主义后来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转危为安的变化显然是列宁未能预见到的。对此也不应去苛求列宁。正如邓小平所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 291
三、世纪末的剧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举世震惊。在探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时，人们追溯到斯大林模式。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采取了一种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粗放发展忽视效益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种所有制过分单一、排斥市场机制、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用很短的时间，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化强国；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它以强大的凝聚力、动员组织力和困难承受力带领苏联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后，它使苏联不但迅速恢复了经济，而且发展成世界上足以同美国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步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开始从军事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转向经济和科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资本主义重新焕发出来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斯大林模式所固有的矛盾愈益突出地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世界领先的工业产量和军事实力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之间的矛盾；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高速度和低效益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和过度集权之间的矛盾；各民族平等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斯大林却无视这些矛盾。他长期不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谈到，“完全适合”的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在该书中，他所看到的矛盾首先是集体农庄所有制和商品流通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他所提出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通过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斯大林对于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格局的看法也是形而上学的。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还做出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市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等错误论断。
斯大林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论断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是严重而深远的。轻视并错误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结果是，拒绝改革陷入僵化；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结果是，拒绝交流自我封闭；断定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拒绝和平扩军备战。这种状况不改变，社会主义是无法前进的。
斯大林的后继者未能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虽然在斯大林逝世不久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但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却未能解决斯大林模式所固有的矛盾。他们对外继续推行的以输出革命和争夺霸权为目标的国际战略，进一步扭曲了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巨额的军费开支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他们对内先后实行的各种改革，又以失当的战略，混乱的措施，错误的路线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最终葬送了苏联70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
1989年9月，邓小平面对苏联东欧发生的动乱讲了这样一段话：“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7] 320-321
邓小平的信心基于中国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和管理上曾经照搬过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他于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思想，并且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终于未能正确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道历史难题。解决这道难题的任务由他的继承者承担下来。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四、世纪后的思考
回顾刚刚过去的世纪，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近代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几乎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当其中的弊端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对它进行批判，设想用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由此产生了最初的社会主义思想。此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此起彼伏。但是，真正充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的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学说。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无情鞭挞和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启示。对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恩格斯曾经做出如下评价：“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8]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由于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完全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从中考察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现实力量。
第二，社会主义的现实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是大工业。只有大工业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才能提出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客观要求；只有大工业所造就的人数众多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才能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由于大工业建立的世界市场把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恩格斯曾经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在许多文明国家同时发生。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9]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出现在发达的工业国，而是出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当俄国第一个带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预期的连锁反应，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同时发生革命；后来出现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经济文化不发达之列。
现实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还表现在，后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前者则与来自外部的两种刺激密切相关：一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刺激，二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刺激。来自外部的刺激激化了落后国家的内部矛盾，促使其改变原有的自然发展状态，转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实社会主义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但却与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资本主义深刻而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立足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一些落后国家变成了现实。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些国家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社会主义由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即大工业。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所说的不完整的社会主义或半个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他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从现实出发创造条件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模式采取与列宁不同的思路。它虽然以特殊方式用很短时间在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是由此产生的痼疾却经久不治。其思想根源之一就在于，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它囿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追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忽视现实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当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经挣脱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种种束缚，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他所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而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按照中国自己的特点去建设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是大工业。大工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生产力迅速发展；二是世界市场不断开拓。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相应变化；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又把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改革开放成为大工业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要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基础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适应大工业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改革开放。同样，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要想生存和发展也不能无视大工业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自我调节才得以走出绝境重现生机。与此相反，曾经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苏联，却由于无视大工业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自取灭亡；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又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而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跌荡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其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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