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能力扩张与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研究_边界效应论文

长三角扩容与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效应论文,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5)07-0086-12

空间经济发展是不均匀的，不同经济体之间并非无缝对接，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存在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s)。国际贸易数据显示，在距离相等的前提下同一经济体内部的贸易量远大于不同但相邻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这种现象被称为边界效应①(Brocker，1984；McCallum，1995；Obstfeld和Rogoff，2000)。[1-3]

关于区域边界效应的成因，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观点。具体包括：一是语言、习惯和文化等相对稳定的变量差异产生的类自然阻隔作用(Helble，2007)；[4]二是国界引致的法律、制度、货币、基础设施差异产生的阻隔作用(McCallum，1995；Helble，2007)；[2，4]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产生的政策阻隔作用(Baldwin等，2003)。[5]正因为存在区域边界效应，国家及地区间存在持续的发展差距，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经济一体化同盟政策，形成贸易、投资和产业集聚优势(Viner，1950；Bladwin等，2003)，以便提高区域经济的国际地位，获得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6，5]

国内外学者不断地提出区域边界效应的测算方法，由此来测算区域边界效应的大小。引力方程最初被用于测算国家间的边界效应，后来也用于比较国际经济一体化前后的边界效应。即使国家间成立经济一体化同盟也无法完全消除边界效应，其原因在于存在“本地市场偏好(Home Market Bias)”(Head和Mayer，2002)。[7]随后，边界效应的概念、内涵以及测算方法被应用于探索大国内部的地区发展差距、市场分割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效应。大多数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献都捕获了边界效应的显著存在，由于一国内部不存在法律、制度、货币、语言、习惯以及文化等差异，对于其成因往往归结为政策差异，尤其是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和经济一体化政策。这一结论的自然延伸是，如果国内区域间显著的边界效应源自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差异，那么这一政策差异消失之后其边界效应是否自然消失？这一疑问至今尚未有研究报道。

2008年8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三角区域范围扩大到苏浙沪两省一市全境。长三角扩容至今已有6年，内外经济融合已趋于稳定。探索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前后的边界效应变化，对探索区域边界效应的成因、掌握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区域经济协调政策等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边界效应研究述评

边界效应是一个经验概念，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不同地区的贸易流和增长率差异的比较来定义边界效应。尽管主流经济学尚未给“边界效应”一个规范的解释，但是学者们尚未停止对其理论基础、经验支持以及相应政策含义的探索。

(一)边界效应理论研究述评

在竞争性一般均衡世界，不同地区的相同商品存在“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因此，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不受地域的影响。Starrett(1978)提出著名的“空间不可能性定理”予以否决，在一个存在运输成本的世界里，不存在竞争性均衡。[8]

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一直在发生。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论证，当两地需求结构与生产结构存在差异时贸易会发生，不同产品的国内价格差异逐渐向国际价格差异靠拢，国际一价定律成立，地区间不存在边界效应。关税理论(一些非关税壁垒理论与之相似)提出，关税阻碍国际一价定律的成立，国内外需求有别，存在较强的边界效应。贸易和投资替代模型提出，关税会促进需求导向型跨国投资而阻碍国际贸易，国际边界效应更强。Brander和Krugman(1983)提出国际相互倾销模型，在垄断竞争环境下，规模经济效应会部分克服关税阻隔效应，进而产生低价倾销行为，国际边界效应并非如完全竞争环境下那么强烈。[9]在国际贸易学领域，国家间的边界效应主要产生于国界上，因此许多文献称之为“国界效应”，与国家间是否毗邻或距离远近无关。

一国内部是否存在边界效应呢？Ohlin(1931)很早就注意到：一是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特定区域而很难流动；二是运输成本和其他障碍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动，但是Ohlin没有打破“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魔咒，并没有给予模型化解释。[10]Krugman(1991)在垄断竞争市场价格下建立了空间经济学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存在运输成本情况下，跨地区销售价格较高、销售量较低，存在区际边界效应。同时表明，在部分要素可跨区域流动情况下，大的区域会产生产业集聚效应，边界效应更加显著。[11]客观来说，在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对运输成本的模型化处理都是一次性的，与距离无关，因此运输成本在区际贸易理论建模中的作用与关税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作用相似。在空间距离相等的情况下，甚至还没有关税理论对边界效应的解释力强。

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是否存在内外有别呢？很早Viner(1950)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提出，经济一体化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6]Venables(1987)在要素不可流动及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论证了统一大市场具有投资扩大效应。[12]Martin和Rogers(1995)在放宽要素可流动情况下，在没有经济一体化的区域之间，区域内外运输成本有别，进而区域内外经济往来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13]Baldwin等(2003)提出，在多区域空间经济模型中，具有经济一体化安排的统一大市场存在显著的需求关联效应，推动产业向大市场集聚，进而产生投资扩大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5]

在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经济思想模型化范式下，目前，只有以尚可变量化的关税、运输成本差异来解释边界效应的存在。在实证文献中不受经济思想模型化的约束，许多因素被用于对边界效应的解释。

(二)边界效应经验研究述评

自Brocker(1984)凭借引力模型发现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以来，经济学界不断地尝试挖掘发现并估计边界效应的新方法和新数据例证。[1]

1.标准引力方程测算边界效应

早在19世纪德国发展起来的社会物理学认为，不同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往来类似于力学中的引力，并进一步把特定区域简化为中心质点，中心城市担当区域间社会经济往来的枢纽。中心质点往往由产业和人口来度量，质点的质量越大，对其他地区的吸引力越大，两个质点之间的吸引力受其距离影响。后来学者应用可统计的GDP来度量中心质点，应用区域间贸易量来度量社会经济往来。其公式为

②，转换成经济计量方程为：

其中，

分别代表行政区边界哑变量和经济一体化区域边界哑变量，其系数估计值的逆对数即为边界效应值。

大多数学者把该方法应用于国际间边界效应的测算。Brocker(1984)最早利用引力模型对欧盟内部各国的贸易流进行测算，发现欧盟各国间的国界效应大约是国内的6倍。[1]McCallum(1995)做了系统性研究，基于边界效应概念，他考察了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结论认为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平均是各省与(相同规模和距离)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2倍，边界效应相当显著。[2]朱晓军等(2008)对欧盟25个成员国的外部边界效应和内部边界效应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外部边界效应是内部边界效应的1.25倍。[14]由于缺乏各成员国内部贸易量，因此无法估计边界效应的绝对值。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把两国的地理位置纳入边界效应的估计，比如远离世界主要市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贸易量就远大于距离相同的两个欧洲国家。[15]Helble(2007)提出，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货币、语言、文化也会影响边界效应的大小。[4]

对于国内区域间的边界效应，Helliwell和Verdier(2000)测算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边界效应大约为2.1。[16]Wolf(1997)测算美国各州之间的边界效应在3.0～4.5之间。[17]由于缺乏国内经济往来相关的完整统计数据，其他国家情况鲜有报道。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利用国内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通过标准引力方程，得出我国省际边界效应大约在4～6之间。[18]

2.修正引力方程测算边界效应

式(1)表示的引力方程，是从物理学领域拿来的方法，缺乏严格的经济学基础。以Krugman(1980)建立的CES消费偏好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在“市场出清”(即某个国家的收入等于所有国家进口消费，也包括本国消费)和“对称贸易成本”(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以及“进口是本国消费剩余”(Head和Ries，2001)的假设条件下，Head和Mayer(2002)提出一套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可以测试行业层面经济贸易往来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19，15，20，7]

Head和Mayer(2002)把Krugman模型中的运输成本理解为包含运输成本、边界效应和毗邻效应在内的一切贸易障碍，[7]即贸易自由化指数

，③进而定义双边剩余贸易量为

，其中

表示i国向j国的进口与出口，转化为计量模型即为：

式(2)把各种贸易障碍与双边贸易量及两国GDP联系起来，可以看作为式(1)标准引力方程的修正和延伸。不同点在于：一要考虑双边贸易量，二要度量内部运输距离。Head和Mayer(2002)详细论述了内部运输距离的四种测算方法：两地区各自代表性城市之间的距离(Wolf，1997)、利用经纬度对两个地区中心点测距、加权平均距离(Head和Mayer，2000)以及运输的有效距离，其中有效距离效果最好。[7，17，21]

在加入了毗邻效应和使用同一语言两个哑变量之后，Head和Mayer(2002)测算美国各州之间边界效应在4.5～11之间，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边界效应仅为1.3～4.2，进而认为有效距离方法纠正了此前对国际边界效应的高估问题。[7]通过分行业测算，该文表明，在美国国内煤炭行业的边界效应最强，而在欧盟内部烟草行业的边界效应最强。

3.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测算边界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测下，世界经济增长是趋同的。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Barro(1990)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并讨论了经济增长趋同的条件。[22]以此理论为基础，Barro和Sala-i-Martin(1992)考察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得出只有一系列条件(实证中的解释变量)都相同时，国际间增长才会趋同，也即有条件趋同。[23]

有条件趋同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具有密切的相似性，因此一些学者把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应用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度量不同地区经济趋同程度以及变化趋势。一些关注经济自由化阻碍因素的学者，则把这一方程应用于度量区域间边界效应。其方程如下：

其中，

代表T期的i和j区域间生产率比值；

代表在T到T+t期的i和j区域间生产率平均增长率差异，并且i≠j；T年平均投资额

代表T到T+t期两地平均投资额之比；哑变量

用于代表经济一体化边界或行政区边际，当两地区(i和j)分属边界两边时，哑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D代表两地之间的距离。

许多学者应用式(3)定义的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来测算区域经济趋同、影响因素以及边界效应。徐现祥和李郇(2005)聚焦一体化区域中的行政区“边界效应”，对长三角核心区14市经济一体化中是否存在跨行政区效应(江苏省和浙江省)进行检验，发现长三角核心区内部存在显著的“省界效应”，其值为1.08。[24]肖海平和谷人旭(2011)考察了苏浙沪毗邻县域经济收敛性及其边界效应，发现2000-2009年间苏浙沪毗邻县域之间的边界效应在1.30～1.38。[25]肖海平等(2011)估计苏南苏中、苏南苏北和苏中苏北之间的边界效应分别为1.53、1.99和1.68。[26]上述三个考察长三角内部边界效应的文献都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效应在下降。

综上所述，在测算边界效应时，标准引力方程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缺乏微观基础，二是把两个区域当作两个质点，没有内部贸易做参考，很难有效估计边界效应。修正的引力方程弥补了上述缺陷，并能够考察行业层面的边界效应，因此在国际边界效应测算中广受欢迎。国内区域间边界效应很少应用修正的引力方程，即使使用投入产出数据，也是单方面的“调入”和“调出”数据，并非是双边贸易数据。在欧美等统计比较全面的国家，通过运输数据来测算，也存在以货币表示的收入和以重量表示的运输货物之间的一致性问题。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成立条件十分苛刻，很少把影响显著的因素都纳入估计，从而会降低边界效应测算结果的可信度。即便存在一些缺陷，在我国缺乏完善的国内贸易统计的情况下，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是研究国内边界效应的最合适的方法。

(三)尚未涉足的研究领域

回顾国内外边界效应的研究文献，依据研究对象有如欧盟那样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如美国和加拿大毗邻国家间的边界效应、如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国界效应、如泛珠三角九省市之间的边界效应以及如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内部的省界效应，尚未有文献考察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外的边界效应。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前后的边界效应变化尚未有文献报道。

鉴于2008年6月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由原先的16市扩大到苏浙沪两省一市，至今已有6年。考察长三角范围扩大后的边界效应，有助于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本文将利用长三角24个地级市(除上海外)层面的数据，利用Barro趋同性回归方程来测算长三角范围扩大前后的边界效应。

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

(一)研究方法选择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市场分割是相伴相生的，没有地区分割也就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体化区域内部，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各地区共享基础设施、信息和区域品牌，执行相似的经济发展政策，彼此间深度融合(陈建军，2007；洪银兴，2010)。[27-28]相对于一体化内部地区，其他地区不具有上述待遇，因此一体化协调政策的适用范围形成了实际上的一体化“边界”，具有显著的“边界效应”(赵永亮和才国伟，2009)。[29]在长三角扩容之前核心区和外围地区之间是否存在一体化“边界效应”？长三角扩容后，“边界效应”是否消失，其结论对长三角扩容和产业空间重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区域间贸易流来考察彼此间经济活动的融合程度。限于统计不足的原因，国内尚无“点对点”的国内贸易流统计数据，因此，本文选择式(3)关于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的考察方法，以上海市为经济发展极，并选作参考点，通过对江苏省和浙江省24个地级市相对经济增长率做两两比较分析，观察值可达到276个(C224)，大截面数据的实证可信度较高。

2.有待验证的经济关系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后，无论从政策覆盖范围、基础设施对接，还是地域认同感，都在发生变化。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经济一体化的区域边界对经济活动存在一定的阻隔作用。也即相对于经济一体化外部区域，内部区域存在贸易扩大、贸易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针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范围扩大，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验证。

假设1：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

假设2：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范围扩大后，边界效应消失。

假设3：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很强的政策性，也即政策驱动区域经济融合，反之则是区域经济融合推动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

假设4：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

3.变量与数据采集

区域经济产出y和投资额S。本文使用24个地级市GDP和人均GDP分别代表区域经济规模和区域劳动生产率，投资额取自24个地级市的新增投资额，数据来自2002-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由于是区域间相对变化率，因此本文并未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价格指数折算。

区域边界哑变量

。边界哑变量是指长三角核心区(原长三角除上海外的15市)与外围地区(苏北5市和浙西南4市)，当两个地级市(i和j)分属中心和外围地区时，哑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1，属于同一区域为0。

行政哑变量

。徐现祥和李郇(2005)利用原长三角14市1990-2002年数据④考察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否存在行政区效应。[24]一方面为了剔除行政区差异存在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用后续数据来探索江苏省与浙江省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是否显著，与徐现祥和李郇的研究结论进行对照，当两个地级市分属江苏和浙江时，取值为1，反之为-1，属于同一省份为0。

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D。上海市显然是长三角的中心，采用目标地级市与上海市之间的距离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的“中心-外围”差异(Krugman，1991)。[11]距离数据来自Google Earth网站的“自驾车”旅行距离。

4.假设检验的预判

对于假设1，利用2001-2012年数据，如果区域边界哑变量

的系数估计具有显著性，那么假设1成立。如果不显著，探索是否阶段性显著。在某一阶段显著，而在另一阶段不显著，则需要考察其阶段性是否与长三角范围扩大存在一致性，如果是，则验证了假设2。对于假设3，采取类似滚动估计方法那样，分阶段检验，如果区域边界哑变量

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在两个相对子阶段内存在显著差异，则可以视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的临界点。如果临界时间为2008年前后，则视为假设2成立，否则视为区域经济政策是适应性调整，而不是主动调整。对于假设4，如果地区间初始经济产出差异

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则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趋同性趋势。

(二)计量检验及其结果

本文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方法对式(3)进行估计。

1.基于地区经济规模的估计

对于区域经济规模的相对增长率差异的估计，针对2001-2012年间以及以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为分界点，做了11个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依据表1估计结果观察，具有如下特征。(1)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从2001-2012年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并不显著，

系数估计值的p值大于0.1，可初步说明在这一阶段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在方程(2)-(11)中

系数估计值的p值都小于0.1，说明分阶段来看，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而且在后一阶段的边界效应也很显著，但是系数估计值是负值，说明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核心区。从地区GDP平均增长率差异来看，长三角案例接受假设1，而拒绝假设2，长三角核心区与外围之间自始至终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2)政策有效性，通过分界点考察，我们发现“边界效应”系数估计值前期为正，后期为负值，因此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存在明显的范围扩大效应。通过比较方程(2)-(11)的整体估计精度，发现2006年与2007年之间作为分界点，其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都较大，尤其是2007-2012年阶段的拟合优度与F统计量都显著高于其他估计。因此，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融合可认为始自2007年年初，而不是2008年，所以拒绝假设3，从而可判断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政策具有适应性特征。(3)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性，在我们接受2006年与2007年之间为分界点前提下，方程(3)的

系数估计值尽管是负值，但不显著，方程(8)

系数估计值也是负值，且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促进企业经济增长的趋同性，基本接受假设4。(4)行政区边界效应，就行政区哑变量而言，从整体来看江苏省区域经济平均相对增长率显著大于浙江省；分阶段来看早期不存在显著的行政区边界，后期存在显著的行政区边界效应。

2.基于地区劳动生产率的估计

本部分以地区人均GDP来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前一部分做法相似，我们做了11个方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依据表2估计结果观察，具有如下特征。(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来看，系数估计值都为正值，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因此，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至少暂时没有消除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从系数估计值来看反而强化了边界效应，因此接受假设1，而拒绝假设2。(2)政策有效性，从分阶段估计来看，方程(14)的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都显著大于其他阶段，而方程(19)也具有高度的整体拟合效果，依然是2006年与2007年之间为分界点最合适，因此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也拒绝假设3，长三角扩容政策具有适应性调整特征。(3)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在我们接受2006年与2007年之间为分界点前提下，方程(14)的

系数估计值是正值，且不显著，方程(19)的

系数估计值为负值，且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促进企业经济增长的趋同性，接受假设4。(4)行政区边界效应，在我们接受2006年与2007年之间为分界点前提下，方程(14)和(19)的行政区边界效应哑变量系数估计都不显著，因此从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来看，长三角内部不存在显著的行政区边界效应。

(三)结论与解释

1.主要结论

前文利用地区生产规模GDP和地区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及其平均变化率分别代表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来探索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效应、经济一体化政策有效性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的经济增长趋同性。比较两类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与外围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但是边界效应作用的方向在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前后有所不同。就区域经济规模相对变化来说，范围扩大前核心区显著高于外围地区，而范围扩大后则显著低于外围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先集聚、后扩散”趋势特征。就区域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来说，范围扩大前后都存在显著的、一致的边界效应，也即核心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外围地区。

结论2：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效应。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其边界效应并未相应消失，依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但是范围扩大的区域经济趋同性增长趋势变得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经济一体化的范围扩大存在一定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规模的趋同性增长方面。

结论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有效性。分阶段滚动估计结果显示，长三角核心与外围区域经济的融合始自2006年与2007年之间，而不是范围扩大政策颁布之后，因此，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政策属于政策适应性调整，而不是主动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

结论4：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新千年以后，长三角核心与外围之间的经济增长趋同性存在两个阶段：经济融合之前，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性是十分模糊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趋同性增长趋势；经济融合之后，表现出显著的趋同性增长趋势。

结论5：行政区边界效应。新千年之后，从总体来看两省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分阶段来看边界效应又不显著，因此，江苏省与浙江省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是比较模糊的。

2.结论分析与理论解释

一直以来，边界效应都被视为经验现象。以Krugman(1980)产业内贸易模型为基础，[19]Head和Mayer(2002)为区域边界效应建立了可靠微观基础和相应的计量模型，也即修正的引力方程。[7]客观来说，由于产业内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不可跨区域流动基础上，因此修正的引力方程只适合解释国家间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或者用于解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对于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的解释，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

相对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征是理论上要素跨界流动没有限制。因此，区域边界效应的理论基础应该进一步延伸至要素可跨界流动的空间经济学模型(Krugman，1991；Fujita等，1999；Baldwin等，2003)。[11，30，5]依据空间经济理论，随着要素的跨界流动和时间的推移，经济一体化区域内外存在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两个相对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大市场及其大需求、良好基础设施、优惠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政策、丰富的人力资源、容易匹配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等因素都会促进优质要素向一体化区域流动，进而产生更大的本地竞争效应，促进本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乃至产业创新，从而进一步吸引优质要素的集聚，并形成良好的区域品牌形象。随着经济一体化区域的要素与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本地不可积累要素(如房地产)价格和生活成本逐步上升。直到生活与经营的成本超过产业集聚的利益时，经济一体化区域的要素和产业会出现边际要素和边际产业转移。然而，经济一体化区域范围的扩大会推动经济一体化区域与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快速对接，区域品牌以及与经济一体化相关的优惠政策会覆盖新增区域，进而降低原核心区的产业集聚利益，降低产业转移的成本。从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区域边界效应会逐渐消失。

结合结论1和结论2可知，正如空间经济理论所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但是并未随着一体化范围的扩大而消失，依然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尤其是，范围扩大后呈现显著的、相反的边界效应。因此，就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而言，其成因不能够套用国际边界效应的相关成因，比如法律、制度、货币、语言、习惯以及文化差异，而应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地区经济差距角度来看。原长三角16市与后来覆盖的9市之间存在发展差异，其发展差异源自导致产业集聚的各种因素，尤其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相关政策覆盖范围以及长三角区域品牌的影响，导致长三角核心区产业高度集聚，内外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随着经济一体化范围的扩大，政策与区域品牌的覆盖范围扩大以及基础设施的对接，产业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外围地区经济规模的相对增长率越来越大，从而在范围扩大之后出现相反的边界效应。但是，长三角核心区的产业扩散是源自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产业转移也表现为边际产业转移和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转移。从而随着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核心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增长方式的差异表现为粗放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因此，在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以后，基于经济规模的相对增长率在核心与外围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边界效应，以至于有结论4的结果，而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呈现显著的正向边界效应。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有效性，基于目前发展的关于边界效应的理论解释，范围扩大政策应具有有效性与显著性。然而，如结论3所示，长三角核心与外围的融合并非始自政策颁布之后。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覆盖范围和区域品牌形象只是其边界效应的成因之一。如前文所述，当产业集聚引致的生活与经营成本上升超过产业集聚的利益之后，要素和产业就会发生边际转移，那么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会发生变化不一定是政策覆盖范围的影响。实际上，2006年核心区(不包括上海)平均产出密度是外围地区的3.63倍，产业已高度集聚，内外密度差距促使产业开始扩散。至2012年，这一差距下降到3.42倍。此外，长三角管理及协调发展部门自2006年上半年就开始制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的申请报告。因此，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的决策是国家和地区为了推动长三角进一步提升发展层次而做出的前瞻性决策，还是由于核心与外围已经开始呈现融合趋势而推出适应性政策，以便巩固这一趋势。至少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来看，这一政策具有适应性调整色彩。

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

结论6：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规律是区域边界效应的成因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不能够完全消除区域边界效应。

四、区域经济管理与政策含义延伸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应的边界效应都是理论界、区域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者十分感兴趣的主题。借助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扩大前后的边界效应特征，针对中国这样的不平衡发展的大国来说，有几条经验值得关注。

其一，即使不存在法律、制度、语言、习惯以及文化差异，对于一个欠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大国而言，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确实存在“边界效应”。这一边界效应为实施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提供一道篱笆，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市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极，集聚优质要素和厚实的资源，率先尝试、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新兴产业和更高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成为衔接国内外经济的窗口与桥梁，提高国内经济发展层次和国际经济地位。

其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越大越好，过早的扩张会破坏要素与产业的集聚趋势，损害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区域品牌形象；因此，区域经济管理策略和发展政策最忌讳“摊大饼”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中心，一个能够衔接内外、塑造区域品牌形象的领导型中心区域，这样才能提高该地区在国内外的经济地位，提高本地产业的附加值。从产品价值链角度来看，总部、研发、调度等人力资源密集型环节附加值最高，这些环节往往定位于区域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级别越高，越容易集聚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对于一个可能发展成为更高级别的中心城市来说，过早地扩大经济一体化区域范围，降低了经济一体化边界的篱笆高度，中心区域的产业会扩散，要素会分散，中心城市的经济密度就达不到企业设立总部和区域中心的要求。同时，分散的人力资源降低集聚区的“相互学习效应”，提高了企业获取合适的人力资源的“搜寻成本”，从多方面降低了中心区域的发展潜力。

其三，中央和地方互动模式应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因时、因地、因国别而异，“拿来主义”和“东施效颦”都会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正常的路线。然而，对于一个大国经济来说，地方存在强烈的竞争性发展动机。这一动机一方面促使地方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引导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有很强的动机通过简单的“做大”而获取中央的重视，而丢失“做强”的机会与基础。鉴于地方普遍存在的竞争性发展动机，中央应从全局发展和科学规律等方面予以把握与控制，既要形成与地方互动的政策机制，予以适当的前瞻性政策刺激或适应性政策巩固，也要适当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节奏，切莫贪多、贪大而不强，更不要忽视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而出台“好大喜功”的政策指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一个派出机构来促进长三角两省一市的一体化发展，以后人大和政协多次提议成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权力机构，最终因为地方的软抵制而逐渐淡出区域经济合作管理与政策形成机制的视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在1992年成立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基础上，提高逐渐增加观察员城市方式逐步形成的。试想，早在1990年前后，长三角两省一市就推动一体化进程，也就会分散长三角核心区的发展优势，那么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核心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边界效应就会消失，核心区的中心优势、国内外衔接功能以及国内外的经济地位也会大打折扣。

①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和作用，即使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国内区际贸易量也远大于国际贸易量，这一实证现象甚至被称为国际经济学的六大谜题之一。

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