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租界论文,英国论文,天津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最初希冀与日本在远东合作，对日本侵华予以纵容。但随着日本在华侵略由北向南的推进和不断摆脱九国公约束缚的努力，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损害，英日矛盾迅速激化。此后，英国对其远东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日本交替使用妥协与遏制的策略，甚至于二者并行。国内学术界迄今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远东政策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对其与日妥协层面的强调。如徐蓝认为，1931年后英国在远东不仅未对中国抗战给予积极有效的支援，反而在对日绥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并在天津租界危机中达到顶峰。萨本仁、潘兴明也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一直推行对日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①这些研究对于英国远东政策的定位都过于笼统，忽视了不同阶段英国远东政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的研究，展现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双重性与演进，分析其变化的动因与实质及其对中国抗战的深远影响。
一、对华援助与不承认“东亚新秩序”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东亚新格局的步伐，公然挑战九国公约中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的总原则，排挤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远东的权益，英日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日本虽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却未能从根本上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中日战争的僵持燃起了英国借助中国抗战拖住日本的希望。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部分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日本的侵略必将受到其国内经济困难的阻碍。甚至此前一直主张对日妥协的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也对中国的抗战不再持完全悲观的态度。1939年初，他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或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崩溃的真正迹象。”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后，美国表现出愿与英国合作的积极的姿态。近卫声明发表的当天，美国就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它将向日本抗议对长江流域的封锁，并邀请英国向日本提出同样的抗议。英国政府立即积极响应。
1938年11月7日，英、美、法三国驻东京大使同时向日本就长江自由航行问题提出了抗议，这是三国在远东的第一次实际性的联合行动。③不久，英国与美、法再次向东京发出内容相似的抗议，反对近卫发表的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建立“日满蒙”三方互助合作关系的声明。1939年1月14日，克莱琪代表英国政府向日方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称：“本国政府拟坚守九国公约之原则，单方面修改该约条款之行动碍难承认，……本国政府仅知远东局势，全由日本以违反九国公约之方式加以改变耳。”④这一照会反映了英国对日强硬的立场，“其态度之严正，为英国外交文件中所仅见。”⑤1月20日，英国主导下的国联也做出决定，要求各成员国为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中国进行协商。⑥此为国联第一次做出明确要求援华的决议。⑦
同时，英国一直踌躇不前的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也有了积极的进展。卡尔于1938年11月7日向本国政府发出警告说，“英国在中国的地位正迅速地流逝”。而造成这一形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政府的优柔寡断”，他强调“是给予中国人实质性援助的时候了。”⑧虽然克莱琪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英国的东亚政策应该基于欧洲局势的发展和帝国的防御能力的考虑之上。但外交部多数官员倾向于卡尔的意见。⑨12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援助中国，给予中国一笔50万英镑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滇湎公路所需的卡车，并表示将进一步对华贷款。⑩此次贷款数额不大，却是英国迈出的对华援助之第一步。中国方面亦将此视为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2月，滇缅公路竣工交付使用。1939年春，每个月大约有1千吨紧急物资经由这条公路运入中国。截止到1939年4月，大约有3万吨战略物资运入中国。(11)随后，英国又决定为稳定中国的货币提供一笔贷款，当时英国希望与美国协同行动，但是美国拒绝参加。1939年1月18日，张伯伦改变了他一直死守的英国只有与美国合作才能行动的想法。3月8日，对中国法币支持的计划公诸于世，由两家英国银行向中国提供5百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由财政部担保弥补这一计划给两家银行带来的损失。(12)
日本对英国积极援华、道义谴责日本的态度极为不满。同时，日本的侵略使其与英国在租界的矛盾迅速发展，国际租界的存在已然成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巨大障碍。于是，1939年，日本几乎同时对上海、鼓浪屿国际租界和天津英租界发起进攻。日本对上海和鼓浪屿国际租界的进攻，由于英美法的一致行动而频频受挫。因此，日本认识到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对英美分化瓦解，找到突破口。日本遂将目光聚焦到天津英租界。这里地处华北，是日本首先要纳入“新秩序”合作范围的区域，同时，这里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华北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不仅如此，这里还一直使用中国官方货币——法币，并存有相当多的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此，日本对天津英租界有势在必得之决心。天津租界危机的大幕由此拉开。
二、对日本侵略的承认和对华援助的缓慢进行
英日关于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现端倪。9月底，英租界当局根据日本军事当局建议，逮捕了一名据称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苏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当局将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却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人将租界作为反日活动的基地，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而英国政府内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苏清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克莱琪和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米森认为，“如果苏清武被证明有罪，就应该交出他”。(13)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远东司的大多数成员却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压是其‘新秩序’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政策旨在把英国在华势力及利益完全排挤出去。因此，英国方面应当对此持强硬态度。”(14)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卡尔的意见，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移交。
正值英日围绕着移交苏清武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于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大光明戏院遇狙毙命。(15)英租界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当局要求将此四人移交日方，这使英国再次陷入是否移交四人的艰难抉择中。克莱琪和贾米森都担心日本可能会武力占领租界，认为“如果武力占领真的发生，那么，我们将不能像在上海的情况那样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16)他们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这四人。但卡尔表示反对：“采取这一行动良心难安，而且将很难向重庆交待。”(17)外交部最终站在了卡尔一边。
英国迟迟不肯移交四人使日本深感不耐。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称英方若不于二日内将暗杀程锡庚之嫌疑犯交出，则日方将采取必要步骤，封锁英租界。(18)贾米森和克莱琪十分紧张，强烈要求向日本做出让步。克莱琪说：“在这最不适当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在华北的地位冒险，仅仅为了法律上的细节卷入与日本的严重冲突当中，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卡尔却反驳说：“这个问题更主要是道义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19)最终，哈里法克斯指示贾米森：“如果没有明确犯罪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而不是在日本人威胁下产生的供词之外的证据，我将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20)他决定采纳卡尔的建议，由英国、日本、美国各出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但这一建议并未被日本接受。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造成英租界内正常生活的停顿，天津租界危机正式爆发。
日本此举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时任日本驻英大使的重光葵回忆道：日军“对出入英租界的英国人不分男女都要脱衣检查，致使英国舆论为之哗然。”(21)英国开始考虑对日经济制裁的问题，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否则英国有可能进行经济报复。(22)15日，英国商务部向外交部提交对日经济制裁的若干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止1911年的英日条约。(23)17日，英国官方对外宣称，如果天津局势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则英国可能的应对有三种：一、取消日本原享之最惠国待遇；二、废弃1911年英日条约；三、对进口日货一律加征重税。(24)
与此同时，英国还向美、法两国积极求援。6月15日，哈里法克斯指示驻美大使林赛吁请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美国向日本申明“如果日本继续坚持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改变远东政策，则定将导致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局面，而这是其他国家所关注的。”(25)6月16日，哈里法克斯致电英国驻法大使菲普斯，请他告诉法国，“虽然以我们目前的处境，显然不能在天津采取震慑性的措施，但或许可以在远东展示武力”(26)，英国正在考虑对日实施制裁(27)。然而英国得到的回复显然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美国在研究局势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暂时美国在远东做不成任何实实在在的事”。(28)法国不仅对英国提出的在远东联合展示武力的提议不热衷，反倒特别提醒英国“不要对日本采取任何经济制裁的措施，除非确信这些措施将会是有效的。”(29)与此同时，从1939年春天开始的有关缔结英法苏三国同盟的谈判一直踌躇不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英国在远东陷入事实上的孤立状态，而其军备状况也极不乐观。英国虽在1936年后日益重视其军备的重整，但它一直坚持国防开支应受财政限制，将经济稳定视为国防中的“第四军种”，并凌驾于三军之上。因此，英国重整军备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即便是有着传统优势的海军，此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英国国防委员会领导人托马斯·英斯基普告诉艾登：“到1940年以前我们只有12艘主力舰，其中7艘尚不能做到完全现代化。”(30)英国海军参谋长查特菲尔德警告说：如果英国“不得不派一支足够力量的舰队去远东对付日本舰队，那么，我们实际上就不能把现代化的军舰留在本国水域去对付德国和意大利的由较新的军舰组成的舰队”。(31)
欧洲战争阴云的日渐聚拢以及英国军事上的软弱，使英国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面前最终选择了妥协。6月19日，哈里法克斯告知克莱琪：“经过慎重考虑，英王陛下政府深感报复行动的困难，尤其考虑到这一行动将导致激烈的对抗。”因此，“如果能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则为我们所期望。”(32)6月26日下午，克莱琪拜访日本外相有田，正式提出英日谈判以解决天津问题的建议。日本接受了克莱琪的建议。对此，张伯伦十分满意，他在议会中表示，日本同意在东京而不是在天津会谈是良好征兆，可以减少日本军人的压力。(33)然而，谈判进程显然不如他的美好预期，正如时人分析所言：“日人之动机……实际上藉以要挟英国，促使改变援华之远东政策而已。英国亦知实力在远东有所不逮，有拟让步之说，但若不改变远东政策，仅作局部之让步，必非日本所能满意，实则其前途仍有多少之困难”。(34)
7月15日，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开始第一次会谈。会上，有田首先提出了一个有关天津具体问题谈判的前提原则，要求英国接受。几经交涉，鉴于日方的强硬态度，英方最终仅对文本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便表示接受。22日，双方正式签订协定，具体内容为：“英国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安全和维护其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要，也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镇压或消除那种将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动因。因此，英国政府将避免，并使在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本军队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35)此即《有田—克莱琪协定》。
《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面对危机，最终采取了对日妥协的基本态度。但自危机爆发至《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的这一段时间，英国并未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援助。6月8日，哈里法克斯通过英国驻法大使菲普斯，邀请法国政府一致行动，向日本在中国的轰炸暴行提出严正抗议。(36)同时，在对外宣布签订协定的同时，英国多次向外界强调，并向中国明确表示对华政策不变，以“排除使中国人被过分打击的可能”。(37)而且，在稳定中国法币的问题上，英国虽然未能继续增加平准基金，但一直积极努力地促使法国增加对平准基金的投入。6月13日，哈里法克斯告知英国驻香港商务大臣，“法国政府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他们准备担保由法国银行提供2亿法郎的款项。”(38)6月21日，哈里法克斯再次去电表示，“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促成法国提供平准基金”。(39)
三、拒绝移交天津存银和对华援助的停顿
英日达成一般谅解之后，谈判进入讨论天津细节问题的阶段。会谈首先从治安问题开始，进展较为顺利。8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搜索、查抄和逮捕由英国工部局巡捕房执行，必要时，日本宪兵将作为观察员与他们会同进行；二是对于反日嫌疑犯的审讯及处置。在治安问题的谈判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引发天津租界危机的四嫌犯移交问题。而这一问题也基于7月24日日方提供给克莱琪进一步的证据达成了谅解，英方表示同意移交。(40)只是在移交的日期上不断地拖延，但欧战爆发后，英国最终于1939年9月5日将四人移交给了天津傀儡政权。(41)
虽然有关治安问题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日关于天津问题的细节谈判能顺利结束。因为在整个谈判中，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也就是关于是否禁止法币流通和移交天津存银给日方的问题。日本军方明确表示，“除非经济问题解决，否则决不解除封锁。”(42)因此，英国在经济谈判中的态度也是检验英国远东政策的试金石。
早在有关细节问题的谈判开始前，英国就已经清楚日本将提出经济要求，也曾考虑如果拒绝妥协而致谈判破裂，是否有可能对日经济制裁。讨论的结果是消极的。7月25日，哈里法克斯将英国政府关于对日制裁的讨论情况告知克莱琪：“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表明目前美国或自治领正准备加入到反日行动中。”同时谈到，“我们正在清除出台关于对日本出口到英国的货物征税法案的障碍，虽然我们怀疑这一行动能否对日本造成严重伤害，但它至少是我们手中的一个武器”。显然，英国对于制裁的效果是持悲观态度的，而基于这一考虑，英国力图避免谈判破裂也就在情理之中。由此，英国采取了一种使经济谈判国际化的策略，尽可能将美国和法国卷入谈判中。25日，哈里法克斯指示克莱琪，向日本建议“委派一个来自第三国的公认有能力的专家来谈判现场，尽可能不延误地研究货币问题的技术层面。”(43)而且，他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得不到美国和法国的足够支持的话，我们至少在讨论妥协的时候要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即不要在由此可能引起的责难中首当其冲。”(44)可见，英国已经准备妥协，却又不愿独自承担责任，想让美、法两国帮它共同分担妥协带来的后果。
正值英国准备对日本做出更多妥协的关键时刻，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通知日本大使崛内，宣布废止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这一行动的意图，显然是要告诉冲突之中的日本与英国，“美国不愿向日本屈服，并愿支持英国。”(45)虽然，美国一直竭力避免给英国以愿为其“火中取栗”的印象(46)，但是美国的这一行动仍对英日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英国在此后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中，态度转趋强硬。
关于是否应向日本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的问题上，克莱琪和卡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克莱琪认为，“鉴于在接下来的关键性的几个月中，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在欧洲还处于均势状态徘徊不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当错过最终驱使日本脱离德国轨道的机会”。因此，他坚持应避免使谈判破裂。(47)为此，克莱琪建议以在白银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本撤回禁止法币流通的要求，将白银移交至联邦储备银行或横滨银行封存，直至敌对状态结束。(48)但卡尔坚决反对，他认为移交白银并不能减少英国面临的困难，反而会“因这一交易中的纵容而遭到毫无疑问的谴责”。(49)经过慎重考虑，哈里法克斯最终认同了卡尔的看法，他表示“目前在东京谈判的目标是使天津封锁解除，并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但如果所能达成的协议“是不名誉的，那么不达成协议也不会更糟糕，而且我们还能在道义的立场上更强势，反倒是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会遭受谴责。”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力消除这种弥漫在各个方面的猜疑，即我们准备牺牲中国以安抚日本。”(50)8月17日，哈里法克斯通知克莱琪，由于以下几点理由不能在白银问题上妥协：1.不能承认临时政府有此司法管辖权在白银问题上发布命令。2.认为中国政府宣称对白银的所有权是强有力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免于因参与将其移交给另一方而遭受偏袒的责难。3.其他国家在此问题上有直接和间接的利益。4.将产生打击法币和刺激联邦储备银行货币的影响。5.将会损毁中国政府(和其他友邦)对我们的信任。他要求克莱琪将此训令通知日本政府。(51)第二天，克莱琪正式通知日本政府英方的立场。不仅如此，哈里法克斯也没有采纳克莱琪和日方谈判代表加藤不向报界公开这一训令的要求，他强调，为避免误解，必将以纲要的形式向报界公开。(52)8月21日，外交部在总结英日东京谈判的备忘录中提到：“对日本的威胁不断妥协的懦弱政策无论是就远东还是其他地方而言都将会疏离于美国的观点。”(53)于是，英日谈判停顿，天津租界危机陷入僵局。
尽管英国没有在经济问题上对日妥协，但对于中国要求经济援助的呼吁，亦一直不愿给予积极的回应。7月6日，郭泰祺曾代表中国政府向哈里法克斯提出，为稳定中国法币，请英国再一次增加平准基金。(54)18日，郭泰祺再次拜访哈里法克斯，催询增援平准基金之事，哈里法克斯仅表示，“已将我方要请转达财长，并表示‘实有困难之处’”(55)。而且，他还以一种略带抱怨的口吻强调，“3月份提供的平准基金原先预计能维持法币一年的时间，而结果只维持了三个多月。所以，如果追加平准基金，中国政府必须保证其能发挥更持久的作用。”(56)7月28日，蒋介石要求郭泰祺再次促请英国增援平准基金，8月10日，郭泰祺将这一请求制成说帖面交哈里法克斯，表示此事关系中国抗战前途，意义重大。(57)但是英国却于8月30日正式答复称，“经英财部详细考虑，西门财长甚表歉意，恐难再以借款维持中国币制”。(58)此外，英国曾于1938年12月同意给中国1千万镑信用贷款，只支付了50万镑用于为滇缅公路购买卡车，便迟迟不愿兑现剩余部分。1939年7月14日，郭泰祺与英国海外贸易署长接洽，英国同意再支付大约3百万镑，由国会担保，但英国对这笔贷款一直拖延不肯签字。7月29日，克莱琪强烈反对签字，他认为这会使“此地进行的关于天津问题的进一步谈判变得困难”。他建议必须等到“谈判破裂或日本政府未能履行它的承诺，尤其是与抑制反英运动相关的保证”时，再确认这笔贷款。(59)卡尔也表示赞同。(60)结果，英国一再拖延，直至8月18日，才同意签订了这一贷款协议。
四、对日本的全面妥协
正值英、日紧张状态仍未缓和时，西方的战鼓已经敲响。1939年9月1日，德军从三面突袭波兰，欧战全面爆发。由于对波兰负有互助义务，英国被迫对德国宣战。日本对欧战迅速做出了反应。9月4日，日本首相发表声明，称“日本不介入欧洲爆发的战争，而将专注于中国事变的解决。”(61)中国十分担心英国会由此走向对日妥协，因此，蒋介石特别嘱托郭泰祺向英国政府探询以后对远东的政策，询问英国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的立场，并履行国联所有对华之决议。同时表明中国极愿与英、法互助合作，建议订立对日防卫秘密协定。(62)在积极开展对英外交的同时，蒋介石还于8月29日、9月3日和8日连续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敦请美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以防英、法与日妥协。(63)蒋介石认为，远东局势的“关键仍在美国，如美能出而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对远东问题能共同一致对日，则远东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否则迁延因循，可使英日同盟复活，则俄或将先与日妥协，可使德、意、俄、日重立阵线，此皆于民主阵线与远东问题遭受莫大之打击。”(64)显然，美国的立场直接牵动着远东局势的发展。
此前，英日谈判虽因经济问题的严重分歧而陷于停顿，但英国多次公开表示愿续开谈判，驻日大使克莱琪始终与日本保持着非正式接触，试图解除天津危机。9月7日，英国外务次官白特勒在下议院表示，英、日两国关于天津事件之谈判，英国政府仍愿进行，且极望其能赓续进行，将各项悬案，成立解决办法，并已将此意通告日本政府。(65)10月初，英、日间仍就重开谈判问题进行磋商，11月10日，克莱琪向外界表示，确实“与谷正之外次会谈颇久”(66)，谈判迟迟未能重开的最大障碍仍是经济问题。为了平息各种猜疑，英国对外界表示，“关于天津存银问题，英政府对此事之态度，前已在东京加以说明，以后仍将坚守此项原则。”(67)克莱琪在与日本代表的会谈中也基本坚持原先的立场，表示英国仍“坚持与中国有关之英日问题，应与日美关系共同加以调整。”而谷正之“则坚主此类问题，应与日本对其他各国之关系，分别讨论。”(68)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
由于美国一直坚持其所谓“独立行动”的原则，英美之间难以形成足够威慑日本的一致行动。日本意图趁欧战扩大、英国被德国牵制之机，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在经济问题上让步。日本“封锁租界益为严厉，对付英侨，尤其苛刻”。(69)最终，英国选择了对日妥协，内阁接受了克莱琪关于白银的处置建议，即在英日双方监督之下，把这些白银封存于一个中立银行之中，并拿出其中的10万镑用于洪水救灾工作。(70)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无理要求。1940年1月哈里法克斯致电卡尔，要求其转告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对其解决天津白银问题之建议所持之态度，深表遗憾”。同时还表白说，“自中国事变爆发后，英国在天津之当局，对于中国人民之利益，贡献颇多。”且“一旦日本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将无力保护存津白银。”最后并强调，“欧战爆发，似已使此事之解决尤为必要。希望中国政府给与可能之助力，不采过于硬性之态度，如中国坚予拒绝，则英国政府应保留其行动之自由，并采取被认为必要之步骤，以保护其自身之利益”(71)。同时，英国政府让卡尔积极斡旋，促使中国接受它的方案。王世杰在日记中回忆道，2月17日晚参加卡尔举办的宴会，席间卡尔表示“英政府欲与日政府妥协，拟持天津英租界中国政府存银问题与日方商一解决方案。”但“蒋先生嘱余向卡使表示反对。”(72)显然，中国无法接受英国对日本的这一妥协方案。
然而，欧洲的局势对英国日益不利，德国的闪电战屡屡得手，西欧、北欧相继沦陷，6月，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的法国也向德国投降，英国在欧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新任首相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更力主对日妥协，尽快解决天津危机。最终，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于1940年6月12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天津协定，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至此，英日在天津问题上达成一致。日军解除了对天津英租界长达372天的封锁，天津租界危机由此平息。
纵观天津租界危机的整个过程，英国始终以欧洲和远东局势的演变以及美国态度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远东外交政策。危机前，由于在远东的重要权益遭到日本的侵害，英国采取了援助中国以牵制日本的策略。危机爆发之初，鉴于日本对英国侨民的侮辱和权益的进一步侵犯，英国一度考虑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施以经济制裁。但由于自身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应付来自欧亚两面的军事威胁，又无法取得美、法两国的支持，英国便一面寻求与日本的妥协，以在事实上承认日本侵略的合理性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缓和；一面又对中国继续给予有限的支援，以使中国牵制日本的作用继续发挥，同时避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仅如此，英国还试图让美、法两国为其对日本的妥协共同承担后果。而随着美国对日政策转趋强硬，同时欧洲局势也处于暂时平稳的形势下，为了避免遭受舆论上的谴责，尤其是美国的疏离，英国在有关法币流通和天津存银的经济问题的谈判中均未让步。但为了避免激怒日本，英国也在经济上暂时停止了对华援助。然而，欧洲局势迅速恶化，欧战爆发，英国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于是，在无法取得美国助其保障远东权益的情况下，转而以牺牲中国利益来谋求与日本的全面和解。
由此可见，危机中的英国既不甘于放弃其在远东的权益，又不愿与日本走向军事对抗，因而推行了一种既支持中国抗战(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又对日妥协的双重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从表象上看，充满着矛盾与反复。但在这一复杂表象的背后，则是英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在远东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也是英国外交传统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核心原则的反映。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英国现实主义外交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和中、美、英在远东的合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有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远东政策的论著主要有：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邱霖：《抗日战争初期的中英关系(1937.7-1939.9)》，《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王宇博：《英国、美国与“九一八事变”》，《史林》1999年第2期；张皓：《1931年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这些研究对英国远东政策的复杂性都未进行充分的阐释。
②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54.
③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262页。
④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5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36页。
⑤《王子壮日记》,1939年1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
⑥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以下简称“DBFP”)，Third Series，vol.8,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55,p.418.
⑦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265页。
⑧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155.
⑨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157.
⑩Au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84.
(11)Au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12.
(12)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164.
(13)Antony Best,Britain,Japanese and Pearl Harbor: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1936-1941,Routledge,1995,p.71.
(14)Antony Best,Britain,Japanese and Pearl Harbor: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1936-1941,p.71.
(15)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53册，第462页。
(16)DBFP,Third Series,vol.9,p.85.
(17)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184.
(18)《津租界情势突紧》，《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6月9日，第2版。
(19)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p.184-185.
(20)DBFP,Third Series,vol.9,p.155.
(2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7页。
(23)《商务部正考虑对敌经济制裁》，《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6月17日，第3版。
(24)《天津日寇反英益烈，英考虑对日报复措置》，《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6月19日，第3版。
(25)DBFP,Third Series,vol.9,p.184.
(26)DBFP,Third Series,vol.9,p.192.
(27)DBFP,Third Series,vol.9,p.192.
(2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29)DBFP,Third Series,vol.9,p.192.
(30)[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79—880页。
(31)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p.109.
(32)DBFP,Third Series,vol.9,p.200.
(33)《克莱琪与有田会谈》，《重庆各报联合版》1939年6月28日，第3版。
(34)《王子壮日记》，1939年7月18日。
(35)DBFP,Third Series,vol.9,p.279.
(36)DBFP,Third Series,vol.9,p.149.
(37)DBFP,Third Series,vol.9,p.307.
(38)DBFP,Third Series,vol.9,p.167.
(39)DBFP,Third Series,vol.9,pp.213—214.
(40)DBFP,Third Series,vol.9,p.499.
(41)《程案嫌疑人昨已被引渡》，《中央日报》1939年9月6日，第3版。
(42)DBFP,Third Series,vol.9,pp.344—346.
(43)DBFP,Third Series,vol.9,p.329.
(44)DBFP,Third Series,vol.9,p.331.
(45)《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第514—515页。
(46)DBFP,Third Series,vol.9,p.348.
(47)DBFP,Third Series,vol.9,p.413.
(48)DBFP,Third Series,vol.9,p.380.
(49)DBFP,Third Series,vol.9,p.430.
(50)DBFP,Third Series,vol.9,pp.458—459.
(51)DBFP,Third Series,vol.9,p.463.
(52)DBFP,Third Series,vol.9,pp.470—471.
(53)DBFP,Third Series,vol.9,p.486.
(54)DBFP,Third Series,vo1.9,p.249.
(5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史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13-214页。
(56)DBFP,Third Series,vo1.9,p.293.
(57)《战时外交》第2册，第215—216页。
(58)《战时外交》第2册，第217页。
(59)DBFP,Third Series,vo1.9,pp.354—355.
(60)DBFP,Third Series,vol.9,p.368.
(61)DBFP,Third Series,vol.9,p.525.
(62)《战时外交》第2册，第32页。
(63)《战时外交》第1册，第86—89页。
(64)《战时外交》第1册，第86—87页。
(65)《白特勒在英下院报告远东局势》，《中央日报》1939年9月9日，第3版。
(66)《敌又传英日会谈将续开》，《中央日报》1939年11月11日，第2版。
(67)《天津存银问题》，《中央日报》1939年12月8日，第2版。
(68)《英日谈判恢复无期》，《中央日报》1939年11月20日，第2版。
(69)《敌伪嗾使下，华北反英运动益烈》，《中央日报》1939年11月11日，第2版。
(70)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335页。
(71)《战时外交》第2册，第107页。
(72)《王世杰日记》，1940年2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