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人力资本机制与人口政策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效应论文,内生论文,人口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现代增长理论近20年来最重要的发展当属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沿Lucas（1988）所倡导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发展；另一是沿Romer（1990）倡导的知识与技术进步的内生过程发展。Aghion和Howitt（1992）对后者做了进一步探索。他们根据熊彼特主义创造性破坏思想，通过详细刻画和模拟创新机制过程，使得知识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变得非常清晰。这一领域相关理论也已非常成熟。相比之下，前者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其内生机制仍很不清楚。首先的一个问题涉及人力资本的度量，① 传统的人力资本的度量常常关联于教育，如Mankiw等（1992）用平均高中教育年限，Sala- i- Martin（1997a，1997b）使用初中升学人数。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如Barro和Lee（1996）基本上也都是用教育年限等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Lynn和Vanhanen（2002）以及Jones和Schneider（2004）对传统教育度量方法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方法过于粗糙，不能准确描绘人的实际能力。他们认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是合适的人力资本的度量。因为IQ测度有显著的可操作性，也有充分的数据。而且国家间平均IQ同国民收入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② 但这一思路同样受到置疑，因为一般认为IQ测度的是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并不直接等价于工作能力（Volken，2003）。
其次的问题涉及人力资本的内在形成机制。人力资本应当包含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一是被考察对象的先天的或者潜在的领悟力，反映其在学习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二是后天接受教育的程度。这两方面的作用共同形成该个体的实际能力，当然健康因素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方面。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构造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给出一种人力资本内生形成机制的模型化解释；二是探索刻画人力资本的量化刻度指标。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构造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人的能力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先天从父母遗传而来，二是来源于后天环境影响、家庭培养和教育，最终形成劳动。劳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技术水平，本文仅将其粗略地划分为两种，即增长理论领域常用的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③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用两种劳动人数的加权平均来刻画一个国家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基本思路是，IQ不等于工作能力，受教育也不等于实际工作能力的获得，还涉及教育是否成功的问题。一个接受10年中学教育的人是否比一个接受常规6年中学教育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就呢？不一定。前者可能是留级多年不能通过者，恰恰表明其能力很差，而不是年限越多越好。技术职称是可以很好描绘能力的度量，比如工程师、教授、技师等，学位也是不错的标度，但不如前者准确，也许配合使用更合理一些。
人力资本从长远观点看就是人口的问题，这自然牵涉到对人口政策的影响。作为本文模型理论的一个应用，我们最后也将简单分析人力资本对人口政策的影响。
二 模型建立
我们分两个阶段描述人力资本的最终形成。第一个阶段是IQ的形成。人与人之间存在的IQ水平的实际差异，一方面源于先天获得的不同，根据生物遗传变异理论，基因遗传服从正态随机分布规律，本文接受这种思想，但采取简化处理办法；另一方面，IQ发展受后天环境等因素影响。第二个阶段，个体在家庭最优行为基础上选择生育，配置其可支配资源于子女培养及生活。
首先假定每个人生活两期，即儿童期和成人期。儿童不参与劳动，但参与消费父母的收入（生活和教育费用）。每个成人有单位1时间禀赋用于劳动和子女抚养，成人是社会劳动力主体。劳动力分为两类，即技术型和非技术型。
（一）阶段Ⅰ：IQ形成
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孩子未来综合智能和动能（动作能力）有重要贡献。因而，IQ形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孕期母亲行为影响（包括遗传信息）；二是婴儿出生后，家庭环境、营养、外界接触等都对其智力以及总能力的进一步形成有重要贡献。统计研究证实母亲花费在婴儿养育上的时间有助于增加孩子的IQ，环境和营养条件改善也有利于孩子IQ增加。因而，我们模拟IQ形成过程如下。
先天遗传过程：假定每一个家庭由一个成人／母亲和n[i]个孩子构成（i＝s、u，代表家庭的类型，即母亲的类型）。
劳动份额动态方程为：
图1显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在情形Ⅰ中，有惟一稳定均衡，在后面两种情形中没有均衡存在。在情形Ⅱ中，零点是不稳定的，因而没有均衡存在，动态结果为发散到无穷，这种情况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情形Ⅲ中，零点是稳定的，动态结果为收敛到零点，这也不符合人类长期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比较可能的是短期外生条件相对不变时，维持一种如同情形Ⅰ所示的稳定的均衡，但在相对长期内，由于外生条件的不断改善，社会平均IQ均衡水平则随之逐渐提高。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统计显示，人类社会总体平均IQ水平基本上是不断进步的，但非常缓慢，因而，我们可以理解为短期是均衡稳定的。
（六）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本动态
由劳动转移概率定义以及公式（27）、（23）、（22）有：
v是一个仅与函数参数有关的常数。社会劳动转移概率是一个仅依赖于收入差的常数。社会平均收入差越大，转移向高技术劳动的概率／比率越低；反之，社会平均收入差越小，则转向高端劳动比率越高。在本文假定了工资结构外生给定的条件下，社会平均收入差是不变的，因而，社会劳动人口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收入水平、教育成本和IQ动态无关。
劳动份额动态方程为：
由公式（32′）知，v由（17）、（18）式中基本参数确定，这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偏好行为的影响（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长期均衡状态下人力资本积累的进一步结果，需要引入生产部门而形成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不予以探讨。下面一节作为本文模型理论的一个应用，我们将分析人口政策的影响。
三 人口政策与人力资本
人口政策会影响长期人力资本的形成，但如何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和原因还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本文模型在一定可信程度上给出了一种解释（抛砖引玉）。由公式（33）可知，在没有人口政策影响和制约的情况下，有：
其中w和G分别表示对应不同下标的工资和综合教育成本。假定社会平均总教育成本是固定的，则在完全不受人口政策影响的情况下有：
这意味着长期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非技术型劳动家庭的生育率n[u]。只要社会福利能够保证非技术型劳动家庭一定的生育水平，即一对夫妇至少生两个孩子，n[u]＝1，则人力资本增长率g[,H]＝v＞0。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口并非完全内生决定，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人口政策，如欧洲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以直接或间接生育补助的形式），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本文在这里简单讨论中国的人口计划政策效应。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情况下，人口非内生决定，（34）式不能简化为（35）式。
中国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变化的，国外的一些学者简单称之为一个孩子的政策（one-child policy）其实是不准确的。中国1978年前后开始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鼓励晚婚晚育。第一个正式的计划生育政策版本从1978年到1980年开始，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二个版本基于第一版，从大约1986年开始，允许农村人口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生二胎（Qian，2004）；此后依地区不同而有微小变化，2007年7月，除河南省外，如果父母都是独生子女，则允许生二胎，本文称之为第三版。下面分析这三个版本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力资本增长效应。
第一版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一基本版本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影响最为深远。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则每一个成人对应半个孩子，对应于我们的模型，则为
＝1／2，由公式（34）可知，长期人力资本增长率为g[,H]＝－1／2，所以我们有以下推论。
推论1：一个孩子的政策造成负的长期人力资本增长。
第二版的影响：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允许农村人口第一胎是女儿情况下生二胎，农村人口第一胎为女儿的概率平均为1／2，从而有一半农村人口家庭生两个孩子（假定）。
其是v／η是技术型家庭子女成为技术型劳动的转移概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粗略估计应不大于1／2，在2000年之前的平均水平大约为1／3。于是有：
。
推论2：第二版人口政策仍然对应负的长期人力资本增长。
第三版的影响：在第三版即新版人口计划政策下，至多有1／4农村人口可以在新政策下生二胎，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转移成为技术型劳动（城市人口），但城市人口基本都可以在新政策下生二胎，因为新政策主要影响人群为第三代人口，而城市第二代人口基本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出生，多是独生子女。
推论3：在新版计划生育政策下，长期人力资本增长率为正。
四 小结
本文通过在理性最优行为假设下，引入父母对于子女教育和培养的最优选择行为，建立了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给出了一种人力资本内生形成机制的解释。利用我们所建立的模型所得到的分析结论基本上都是切近实际的，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模型的基本可靠性和合理性。但是这一工作是探索性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问题：（1）我们使用了相对特殊的函数形式，脱离了这些函数特殊形式的假设，相应的结论会很难得到，至少复杂程度会大大提高。但我们认为，函数的形式在有利于降低复杂性和不影响总体基本事实和理论研究意义的前提下，基于宏观的精神，应当是越简单越好。尽管，这是有利有弊的。（2）本文没有给出充分的经验检验的支持。虽然我们引用了一些学者的相关经验研究结果，作为一个新的模型，充分的经验支持是有益的。（3）关于人口政策问题效应的分析是粗浅的。这方面完全可以开展进一步工作，我们的分析结论指出，新版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力资本长期增长效应已经是正向的，不必再过分担心生育政策是否能支撑长期经济增长需要。（4）本文模型聚焦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割裂了私人部门最优行为决策同生产和政府等其他部门的联系，而是孤立地考虑私人部门最优化问题。是否会有不同于嵌入多部门均衡的结果，有待研究。我们的直观判断是，假定垄断性连续生产背景的生产部门、劳动需求和工资取决于厂商，则基本上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
截稿：2007年8月
作者感谢布朗大学的Peter Howitt教授的建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06BJL020）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号：Y2005H08），同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号：70725006）资助。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 这里指国家总体宏观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不同于企业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的度量问题。
② 这方面的研究如：Lynn和Vanhanen（2002）、Miller（2002）、Ervik（2003）、Neehyba（2004）等等。近期的研究Jones和Schneider（2004），以及Jones（2006）指出，国家间IQ差异可以解释国家间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60％。
③ 这一划分虽然粗糙，但就宏观理论意义而言，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在计量分析研究中，劳动分类可以细化，然后进行度量是必要的。
④ 实际上，按照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影响孩子后天IQ形成的环境因素有很多，比如营养水平是一个重要方面，城市交通造成的空气含铅量过高可以造成小儿IQ下降，较多的接触多姿多彩的外界环境可以增加小儿IQ等。但限于研究复杂性，这里仅统一宏观地假定依赖于单一物质投入来概括。
⑤ 这一假设隐含社会学研究结论：孩子潜在智能只有得到最好和充分的后天培育，才能开发到最高水平，而且，当达到一定水平后，进一步的时间增加，不能进一步增加智能潜力（McGowart and Johnson,1984），因而我们模拟时间贡献函数为边际递减。同样的道理，环境关于物质消费的函数也假定为边际递减。
⑥ 经验研究证据比较支持IQ与教育成就有近似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详见http://www.ssc.wisc.edu/ cde/cdewp/98－07.pdf），这里我们更一般性地假定为下凸的增函数关系，以凸显IQ越高，越容易成功的基本理念。
⑦ 详情可参阅http://en.wikipedia.org/wiki/Achievement_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