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国家建构·国家改革·国家治理
包心鉴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新中国70年的国家建设，走过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设，以国家根本制度的建构为核心内容，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建设，以国家体制制度的改革为核心内容，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内容，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70年来，国家由弱到强，有力发挥了保护人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安全的“公共权力”机构作用，有力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迎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国家建设史，既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深蕴的理论逻辑，又深刻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所深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结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70年执政实践中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所特有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国家建设;国家建构;国家改革;国家治理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诞生，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4)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国家建设走过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改革，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国家由弱到强，国家治理体系愈益完善、治理能力愈益提升、制度含量愈益增大、法治保障愈益健全、国际形象愈益完美，有力发挥了保护人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安全的“公共权力”机构作用，有力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迎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国家建设史，既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深蕴的理论逻辑，又深刻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所深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结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70年执政实践中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所特有的政治智慧。
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设：以国家建构建立和保障社会主义新秩序
调节社会矛盾，是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维护社会秩序，是国家存在的最大合理性。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之所以还需要国家，之所以必须把新国家的建构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本原因就在于，新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甚至仍然存在着冲突，仍然需要运用新国家力量来调节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一政治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关于新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和系统阐明。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这是一篇系统论述新中国性质、功能和构成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精辟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国家职能。“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要坚持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归根到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需要。“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为不久之后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建构，成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缺乏现代国家建设历史积淀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国家建构的根本价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在国家制度中居于何种位置，是区分旧国家制度和新国家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深邃地、明确地研究和回答了新国家建构的这一根本问题。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深刻指出：“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316页。 国家为人民所创造、为人民所拥有，为保护和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而存在和运行，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突出地强调新国家建设的这一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他反复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1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11)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人。(1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一以贯之地坚持新中国国家建构的人民性，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内的、“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3)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北京)胜利召开。这次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讨论并决定了一系列国家建构的重大事项，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里，西夏王朝在不足200年的时间里，创制了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文献，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但随着王朝的灭亡一切似乎也戛然而止。正是这残破苍凉的古城，和那残留的佛塔、在落日里吟唱的经卷诗文，揭开了昙花一现的西夏文明的神秘面纱。
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的企业在档案管理上缺乏重视，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企业管理者对档案资源缺乏管理和利用的意识，这也会导致企业档案资源的管理具有落后性，难以跟上时代的脚步。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档案管理则受到了忽视。在档案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将其地位放在“高处”，但是却缺少实际的操作管理，没有整合利用各项资源。而只有理念上的创新，才能真正意识到档案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实际产生的经济价值，故而可以推动大数据时代得到向前发展。[3]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在百废待兴的繁忙日子里，毛泽东主席紧紧抓住国家建构的两大根本性环节，一是亲自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宪法草案在总结历史上不同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鲜明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特点。坚持原则性，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明确新中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原则贯穿整个宪法一切条文。体现灵活性，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待以后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再作修订。(14) 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7页。 二是筹备和胜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制定宪法和相关重要法律，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15)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建设初步迈上了制度化和法制化新征程。
浙江省新一代海洋预报业务平台采用面向服务(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和多层体系的结构,这种框架结构属于开放式、松耦合的服务结构,使得平台中各部件的连接更加灵活,有利于平台随着海洋气象业务发展变动而迅速更新。整个平台框架如图1所示。
国家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公共管理机构，因而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国家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着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入崩溃。”(36)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恩格斯所分析的国家运行的两种情况，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本质上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是一种过渡型的国家或者是列宁所说的“半国家”，(37)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点与表征，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任务，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保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朝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起保护和促进作用，而防止和消除一切违反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任何国家行为。
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的国家，其根本职能是建立和巩固良好的社会秩序，把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能否履行好这一根本职能，是衡量国家性质与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决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与阶级能否维持执政地位、运用国家力量推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6)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这一国家产生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普遍原则，对于共产党执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来说，尤其具有迫切的特殊的重大意义。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共产党如果不能紧紧依靠人民很快地稳定国家政权、发展国民经济、恢复社会秩序，解决好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荡涤旧社会残存的污泥浊水，并尽可能快地改善人民生活，那么国家政权就很难稳定，党的执政地位就很难巩固，就有可能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这是对新生国家政权的最严峻考验。
应用该模型设计1款水光面膜，试运行测试结果见表11，表中***表示在 .01 水平上使用前后拟合水光指数有显著差异，字母e表示在 .05 水平上空白组与水光面膜使用组具有显著性差异。从测试结果看，水光面膜使用组在使用后拟合水光指数有明显提升，空白组无明显提升，水光面膜使用组拟合水光指数提升百分比均值达到13.14%，消费者自我评估使用后肌肤水光感均值为5.2，与之前的市售面膜测试结果比较，属于中等以上水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面临严重困难，刚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困难和考验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既有局部性的，也有全国性的。而其中最紧要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就是如何尽快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对此，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未雨绸缪。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尽快解决“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等问题，“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同时，如何“改造社会”的任务也严峻地摆在新生的共和国国家政权面前，毛泽东强调，这是比经济问题还要重要得多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到底，迅速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18)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1951年11月-1952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204页、195页。 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面对严重困难和严峻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们和年轻的执政者们，以大无畏的政治胆略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智慧，千头万绪抓根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在全国范围既完成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推进新解放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又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等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任务，从而在短短三年之内即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新秩序，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国家建构的根本任务：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袁安十六岁，李离、吴耕十五，上官星雨最小，十四岁。他们在华阴县下的一个破庙里结拜成兄妹，袁安年长，堪堪成了大哥。
柳红也不知自己在苏秋琴家的门口呆了多久，突然听到里面有开门声，她下意识地拔腿就跑。她听到白天明打开院门，朝小路上张张，问是柳红吗？柳红没有理他，她突然非常非常讨厌白天明和苏秋琴，不想见到她们俩；她边往家跑，边没头没脑地对自己说：“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知为什么，她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永远离不开经济的解放和发展。因此，加强经济建设，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既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根本基础，又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国家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因素”。(19)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20)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明确地认定经济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这一重要原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和深刻彰显。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在坚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建立良好经济社会秩序、组织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释放了坚强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打下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尽管六十年代之后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颇，国家的某些职能演变为“全面专政”的工具，使国家建设产生了严重失误和曲折，但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领导国家建构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对于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普遍性和长远性的指导意义。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建设：以国家改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纪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一觉醒的突出标志，就是清醒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以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清除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制性弊端和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突出成果，就是通过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依托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堪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国家改革与建设的伟大纲领。
制度变革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制度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6) 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克尼》(1890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逻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改革，这是一场人民群众自动发起的带有“自发性”的改革，改革由点到面、自下而上，形成为农村生产关系和基层管理体制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增生了强大活力。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总结性地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7)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改革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这是一场由党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的具有“自觉性”的改革，改革自上而下、全面推开，在反对官僚主义、清除特权现象、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行现代公务员制度以及健全干部选举、招考、考核、弹劾、轮换制度等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彻底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条件，为党和国家机构增添了强大活力，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正如邓小平1986年对这场改革作出的高度评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8) 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和“自上而下”的领导制度改革，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强大力量，实质上既是党和国家领导和支持的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又是党和国家自身的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这两大改革，不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两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的国家改革，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层面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确保“社会公共权力”的本质、“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个“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29)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不仅体现了如何解决新中国国家建设中现实问题的特殊意义，而且彰显了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普遍价值。
第一，国家改革的根本动因：清除官僚主义弊端。
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性和改革的必然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3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一切剥削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旧制度被新制度所取代的革命，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与完善的改革。从制度调整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与制度更替的革命所不相同的一种革命，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场自我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深刻彰显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和无畏气概，这也是调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国家建设上的突出任务。
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长期积淀，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潮深重影响，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邓小平尖锐指出，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种种问题的“总病根”。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官僚主义弊端进行了鞭辟入里、切中要害的剖析：“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邓小平着重指出，如此种种官僚主义现象的总根源，就是特权思想和特权制度。权力为我所私有、权力为我所垄断，这“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有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必然要破坏国家的正常秩序。(32)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3)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对于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来说，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4)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正是这种制度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清除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弊端的现实迫切性，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任务更加凸显的内在逻辑。
1.2.6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收获转染细胞，1 000 r/min离心，预冷75%乙醇固定，常规碘化丙啶(PI)染色，同时采用FITC-AnnexinV标记凋亡细胞，经流式细胞仪检测A278细胞凋亡效应。具体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利用图片剖析技术检测试验条带的光密度值。各组试验操作均需反复进行，以3次最为适宜。
反对特权思想，清除官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国家改革的主要指向，对于共产党执政后的国家改革和国家建设，具有长远性和普遍性指导意义。抑或说，共产党执政时间越长，这一国家改革的任务越迫切、越艰巨。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指出，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后，要时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耳提面命告诫，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毁掉苏维埃共和国的话，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毛泽东一针见血强调，要警惕执政党内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精辟论述和谆谆告诫，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深层隐患，不啻是共产党执政征途上常鸣的警钟。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反对特权思想、清除官僚主义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出任务。整治“四风”顽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些重大举措，指向一以贯之，目的就是一个：清除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仍然比较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35)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2019年6月1日。
第二，国家改革的根本任务：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国家建构的根本职能：建立良好经济社会新秩序。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思想，正是深刻坚持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国家改革与建设的内在逻辑。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体设计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反复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组织制度、人事制度等，必须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是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38)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3页。 无疑，这也是检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是否顺利、能否成功的根本标准。这三大方面的改革任务，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运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9)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正是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在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现代化，是伴随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关于现代化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职能；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引发的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变革。现代化，对于饱经苦难和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尤其具有特别的情结和特殊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英雄儿女为谋求实现现代化之路奔走呼号、上下求索，不惜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现代化，对于执政不久的共和国缔造者们来说，尤其成为一种不懈的追求和领导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70年前，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一个凝重的历史性课题就摆在共和国缔造者面前：怎样尽快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积贫积弱状况，努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执政不久的执政意识，而且成为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识。1954年，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就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22)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1957年，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明确提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4)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这样，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新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基本形成。这个时期，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安下心来”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25) 毛泽东：《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正是在毛泽东“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指引下，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运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经济建设和基础建设实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使年轻的共和国经受住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是理顺“政企”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时期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最重大成就，莫过于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以现代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一切社会资源都充满了内在活力，同时也为如何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挑战。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新时期国家改革的一个突出内容，也是一种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既成功解决了市场机制不到位所造成的企业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问题，又进一步解决了市场运作“失灵”即由于利益驱动而导致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既深入解决了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进一步解决了政府调控不力和服务不力，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懒政庸政等问题。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与定位，充分彰显了新时期国家改革所释放出的强大国家力量。
二是理顺“政社”关系，促进社会组织发育发展，充分激发社会机体活力。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增强社会机体活力，“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这是我国改革要达到的一个“总的目的”。(40)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新时期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逐步解决了传统国家管理模式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体制性弊端，国家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向社会转移，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群众自治，促进各类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有力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由“管治”到“共治”、由“一元”到“多元”、由“控制型”到“服务型”，是新时期国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重大成果。国家还权于社会、放权于社会，充分支持和引导社会多元化发展，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一国家改革的新内涵、新进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执政自信和国家自信。
三是理顺“党群”关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确保国家“社会公仆”的本质功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和大政方针是由党领导制定的，国家机构中的主要岗位是由党员领导干部担任的，因此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密切新时期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仅具有深邃的党的建设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国家建设意义。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尖锐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就是克服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纠正不正之风、坚决惩治腐败，真正取信于民。邓小平特别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1)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8页。 才能有力推进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反复表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最大政治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党群”关系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始终是国家改革和国家建设中的最核心问题。
第三，国家改革的根本价值：推进制度创新与定型。
由图4可见，主轴转速和每齿进给量对介观尺度铣削逆铣区域表面粗糙度影响最显著。表面粗糙度不随主轴转速单调变化，当主轴转速为40 000 r/min时，可以获得最佳的表面质量。表面粗糙度随每齿进给量的增加而显著减少，较大的每齿进给量可降低逆铣区域的弹塑性变形的频率。轴向切削深度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相对不显著，并且不是单调变化。根据图4，以逆铣区域表面粗糙度优化切削工艺参数为A2B3C3。
国家运行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恩格斯说，国家的存在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4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从本质意义上说，国家即社会发展的“秩序”，而“秩序”的最大权威即制度。在现代社会，国家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政策、方略是通过各类制度来体现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愈益发展，社会机体愈益发达，愈益要求增强国家制度的覆盖面和有效性。而国家制度的完善性和有效性，往往是社会机体充满生机活力的最集中体现。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政党制度在内的各种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以及作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展开和具体实现的各种体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支撑，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产生根本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历史与现实反复表明，具有民主含量和运行效率的现代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最重要资源。以发展人民民主、提高行政效率为指向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是现代国家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重要内容和强大动力的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最大政治效应就是创立并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集中彰显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定型”有机统一的改革逻辑。主要表现在：
(一)改革是发挥国家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功能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都讲全了。”(4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44)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传统体制和制度进行深刻变革，这是国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
“体育舞蹈圈”为用户免费共享的《体育舞蹈等级教材》同步组合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1 550万人次，日均在线观看人数7 200人次，日在线观看人数峰值达到13 070人次；配套销售的专业教材通过“体育舞蹈圈”售出2万余册。
(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制度适应时代潮流、赶上时代步伐的强大动力。“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46) 邓小平：《改革步子要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7) 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就要求把改革与开放紧密结合起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4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应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9)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0年，铸就了一座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开放之城，同时又是一座彰显江南水乡特色的美丽之城。苏州每年实现的外贸进出口总量稳稳占据江苏一半以上、全国近十分之一，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突破2000亿美元。同时，“醇正江南”依然是这块土地上永远鲜活的乡愁。进入新时代，苏州把古城保护提升到了守护城市文脉的高度，唐代始现的三横三直加一环的骨干水系和水巷特色至今也基本未变。“四个百万亩”得到有效保护，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3个、历史文化名村5个。
东欧2017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为50.1 GWe。该地区核电容量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高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72 GWe、84 GWe和90 GWe，低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51 GWe、55 GWe和60 GWe。
(二)改革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手段。“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45)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根本指向是清除官僚主义的体制性弊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自我完善和发展。
正是从以上三大制度变革的维度，邓小平高屋建瓴地赋予当代中国改革以深刻的革命性意义。明确指出，改革不是现行制度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50)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2) 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特别强调改革的长期性和深远政治意义：“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53) 邓小平：《抓住机遇，推进改革》(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也正是基于对制度改革的深刻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战略思考，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定型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54)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在制度改革中实现制度定型，在制度定型中深化制度改革——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也是新时期国家改革的根本价值。正是在邓小平“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有机统一思想指引下，新时期的国家改革和国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动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以国家治理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建设迈开了新进程。新时代、新征程，意味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迎来了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有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又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起点，正如习近平深刻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55)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一种主观的概念认定，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是在党的长期奋斗中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国家建设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鲜明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果断开启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新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国家改革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改革总任务。(5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3页、7页。 这些重大改革举措，紧紧抓住了新时代国家建设的最核心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深入总结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确立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依法治国总方略，(5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4页。 有力促进了当代中国走上“良法善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根本立场和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强大活力。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政治监督的党的建设新任务，开辟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为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正是在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建设新成就、新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国家建设宏伟目标，明确提出“两个十五年”的国家建设战略安排：第一个十五年，从2020年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十五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27-29页。 正是在全面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时代“大坐标”上，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时代价值和时代逻辑。
根据表4中不同班级在三种不同听力测试题型下的成绩表现，所有原始数据重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目的是找出成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
第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水资源论证工作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主要抓手，是加强水资源取水许可工作的重要技术手段。鞍山市水资源论证工作开始于2004年，经过十多年的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开展，鞍山市在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的问题。为了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现以该工作所涉及对象为切入点对水资源论证管理存在问题进行简单分析，为解决实际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明确提出并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两个半程”的重要论断进行了深刻表达。2014年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精辟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项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5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7页。 习近平尤其强调，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具有历史开创性，“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的关键。”(6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6页。
把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放到“两个半程”历史大坐标上加以定位，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其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深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改革，明确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如何促进国家自身现代化治理，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这一深层次改革任务已经更加凸显到国家建设重要位置上来。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新任务，正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进国家建设现代化新发展的生动彰显。其二，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重大战略。邓小平关于三十年 “制度定型”论，高瞻远瞩，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从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整整20年在深化改革中实现制度逐步定型的历史进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开启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更加“定型化”的更为关键更为辉煌的后十年新征程。其三，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深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面临重大问题的根本措施。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是不断地提出问题、深入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把握时代脉搏、坚持问题导向，不失时机地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重大现实问题的结果。鲜明提出并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深远价值，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重大问题。这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表现在新时代改革与发展的各个层面：在经济领域，就是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内在优势和强大功能；在政治领域，就是要紧紧抓住“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在制约权力有效运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的制度化作用；在文化领域，就是要紧紧抓住“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的关系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在传承传统文化、繁荣民族文化、吸纳外来文化中的文化自信作用；在社会领域，就是要紧紧抓住“管治与共治”的关系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重要导向与保障作用；在生态领域，就是要紧紧抓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生态治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在保护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的独特功能与重要作用。总之，新时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多层面、多维度地彰显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在促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新境界。
制度现代化，是后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现代国家建设历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表明，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6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8页。 制度是一种以规则或运作模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国家治理职能及其行为的根本体现，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运行发挥根本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在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尤其居于统领全局、影响长远的位置。一定的政治制度，是一定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的集中体现，是发挥国家职能、施行国家行为的主要载体；政治制度完善与成熟的程度，是国家和社会完善与成熟程度的集中体现。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实现制度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最关键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6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7页。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问题”，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制度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6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第28-29页，第30页。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功能来说，制度现代化与民主政治有机融为一体。马克思深刻揭示，民主的实质和本质就是人民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他指出，民主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是——“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6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列宁从国家制度及其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66)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这是当代中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核心价值，从本质上开辟了新时代国家改革与国家建设的新境界。
实现制度现代化，内在要求推进民主和法治现代化，这也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正确处理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实行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关键。法治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更是有着特殊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些国家所以出现挫折甚至内乱，最终导致制度改变、国家分裂，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没有走上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治理道路。正是在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正反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制定了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开辟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国家建设新道路，开启了“民主是法治的灵魂、法治是民主的保障”的现代国家治理新时代。
第三，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内生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特定的时空定位和丰富的内涵界定。新时代，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其中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建设新目标的提出；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全面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对于新时代的特有内涵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科学表述：“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6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0-11页。 总之，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发展中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时代。
“强起来”，这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内涵和现代化指向的全面变革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强、文化强，而且要实现政治强、社会强；不仅要达到宏观强、总体强，而且要达到微观强、个体强；不仅要体现为强大的对外影响力和塑造力，而且要体现为强大的内质力和创新力。这其中，以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为动力，引领和促进社会全面改革和全面发展，实现国家强盛与社会强健的有机统一，不啻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最重要内容和最突出标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正是在这一根本方面不断释放着促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重大国家效应。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构成新中国70年国家建设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现代化伟大进程。国家建构、国家改革、国家治理——这三大国家建设进程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建构，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条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家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动力；而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包涵着继续推进国家建构和国家改革的重大任务，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强的国家基础和国家定力。
收稿日期： 2019-08-25
作者简介： 包心鉴，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0-0005-12
(责任编辑：刘要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