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本世纪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前半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国学”的观念和操作方式开始发生变革，以“文学史”名义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描述，逐渐蔚为风气。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作者如林，除了框架、观点、风格各异的多种通史、通论著作之外，尚有许多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及史论、史评等竞相问世，可谓洋洋大观。将这个文学史编撰发轫期的各类著作略加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词体文学为专门对象的“词史”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试看：最早的文学通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就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于宣统二年(1910)；最早的小说史——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年初版，时间紧接此书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卷1923年初版，下卷1924年初版；最早的戏曲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原名《宋元戏曲考》）撰成于1912年，初版于1915年；最早的专述妇女文学的著作——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初版于1916年，至1931年已印至八版。而第一部专门的词史著作——胡云翼那本仅仅可称为简略的断代史的小书《宋词研究》，是1926年才出版的；略具通代词史规模的刘毓盘《词史》，直到1931年才由著者的弟子曹聚仁据其晚年定本予以付梓印行。
词史在各类文学史中较为晚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词学观念解放的契机来得较晚。
萌芽于隋唐之际、繁荣于五代两宋的词体文学，虽然曾经有过几百年极为辉煌的发展史，但总的说来，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被正统文化势力卑视为“小道”、“末技”和“余事”。清修《四库全书》的《词曲类提要》的下述一段话，可以代表自宋至晚近人们对词体文学的一般认识：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
这就是说，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词、曲二体被排在各体诗歌的末位，纵使为它们辨明了“出身”，确认它们并非“异类”而是风诗与乐府之苗裔，也要强调它们不是“嫡派”而是“庶出”，因此其地位似乎只能排在传统文艺大家族的“主”与“奴”之间，局缩在“附庸”、“末派”的角落里。不难想见，在这样一种传统意识的统治下，本世纪以前的词学研究中不可能产生为“厥品颇卑”的曲子词也来修“史”立“传”的举措，更不可能萌发与近代文艺学相通的关于“词史”的观念。
清代号称词学“中兴”，词的创作空前繁荣，词学研究亦成为专门之学。至清中期常州词派，词被推尊到与传统五七言诗并列的地位，周济甚至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大胆论断。倘若我们读书不求甚解，很可能会误认为常州派理论家已经有了“词史”的观念。但实际上，周济所谓“词亦有史”云云，与近代意义上的作为文学史之一种的“词史”的含义了不相干。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很显然，周济所谓“词亦有史”，指的是词人创作时关注现实生活，寄感慨于时事盛衰之中，所写作品可具有“以词存史”的性质，足为后人了解、认识历史之资。这种对于词的反映历史功能的认知，是受诗学“诗史”观的启发而得的。周济本意，不过是仿“诗史”之说，主张词的创作也要能像诗那样，铺陈时事，见历史之盛衰，以为后人论世之资。可见“词亦有史”之说，丝毫没有“词体文学发展史”的含义。事实上，检视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其中也没有词史著作或有词史意义的成果。
在本世纪词学研究史上，“文学史”意义上的“词史”这一观念的明确也是为时很晚的。本世纪头30年内，未见有这方面的讨论。直至30年代中期，当一些事实上属于词史的著作如胡云翼《宋词研究》、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等都已流行于世，而在一些著名的词学家那里，对于什么叫“词史”也还颇有歧义。比如龙沐勋1934年4月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提出词学研究应由以下八项工作组合而成：一、图谱之学；二、词乐之学；三、词韵之学；四、词史之学；五、校勘之学；六、声调之学；七、批评之学；八、目录之学。但他对“词史之学”却是这样表述的：
海盐张宗
著《词林纪事》，采集唐宋以来诸家笔记之有关于词者，依计有功《唐诗纪事》之成例，排比作者时代之先后，自唐迄元，有得必书，于是词人之性行里居，约略可睹，以渐成其为“词史之学”。近人王国维著《清真遗事》，吾友夏瞿禅继起有作，所撰《词人年谱》，考证宏博，后出转精。行见“词史之学”，方兴未艾。
在他的心目中，“词史之学”主要是作为词的创作主体的词人的时代先后、性行里居的考订、梳理和叙述。纵然在发表此文的同一年的8月间，龙沐勋出版了《中国韵文史》一书（该书上编为诗歌史，下编为词曲史），这证明他本人虽然在行动上已经参加了本世纪文学观念变革后的编著文学史的行列，但在他的主观意识上，对“词史”这一概念的理解仍是狭窄和陈旧的。
不过，现代意义上的“词史”观念的迟迟未能明确，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比古典文学中的某些领域相对迟缓，但却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文化新潮流对词学领域毫无影响和推动，更不意味着词史编撰这个词学重要项目是在词学观念完全变革和更新之后才得以问世的。事实是：在20年代那个编撰各体文学史成风的大气候中，词史的第一批著作虽嫌稍稍滞后，但毕竟跟着文学观念变革的大潮流破土而出了。
二
第一批词史著作的助产婆，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最近有学者指出：对20世纪学术思想进行回顾与反思是当代学人的一项使命，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与其他学术思潮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仅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巨，而且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它不是按部就班、前后相续的逻辑演进，而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形成的一种新学术传统（王元化语，参见《社会科学报》1997年11月27日刘世军文）。对这一提法，笔者深有认同之感。拿词学研究来讲，20年代以来的新词学，虽然继承和利用了清代及民国初年旧词学的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它却并非后者的“按部就班、前后相续的逻辑演进”，而是外来学理、观念和操作方法冲击下嬗变而出的学术门类。前已述及，旧词学中没有“词史”一项，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关于“词史”的意识。要像其他古典文学门类那样编史，就必须建构和输入新的词体文学观与词史概念。这项开基立业的关键工作，是由几位并非词学专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插足”于词学领域来实现的。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那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他运用进化论与“活文学”的文学史观，横扫近千年来一直流行的词为“诗余”、“末技”、“小道”、“附庸”等陈旧观念，确认了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位置，并把词史的梳理和研究列为他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项目之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酝酿阶段和发展过程中关于词的文学史意义的一系列言论，为词史的编撰造足了舆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早在1917年初，留美未归的胡适就在致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论述道：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
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论断，虽然并非胡适的发明，而是较早由王国维依据清代焦循以来一部分论者的看法提出来的。但胡适站到理论的高度，“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照之，使之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著名论点之一。这一“文明进化之公理”承认文学发展总是今胜于昔，后代胜于前代，并且代有偏胜，这是判断有别于传统的认为文学发展“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的崇古之论的崭新文学史观。如果说，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仅仅是把词作为“时代之文学”中的一种，作为文学历史发展“诸时代”中重要的一环来罗列的话，那么此后他就进一步单挑词作为一种优秀文体来研究和阐发它的价值及意义了。就在此文发表之后4个月（1917年5月），胡适又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正式将词与白话文学挂上了钩，他说：“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此后，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十来年间，胡适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与阐释词的发展史的文章和词选本，用以表达他的词史观与词的审美观。这些论著的基本看法其实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词是时代之文学；二、词是中国白话文学（活文学）的重要源头。这些基本看法遭到了固守旧词学传统的老辈词学专家们的反对和批评，却影响和启发了刚刚步入学术文化领域的年轻人。于是，在1926年，中国现代词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词史专著（尽管仅仅是断代的和简略的）——《宋词研究》一书，由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学生胡云翼撰成并出版了！
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一书，完全是五四新文学思想和胡适进化论的“活文学”的词史观影响、指导下的产物。著者在自序中说：
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价值，而作文学史的分工工作，对于宋词加以条理的研究和系统的叙述的专著，据我知道，现在似乎还没有。以前虽有词话、丛话一流书籍，偶有一得之见，而零乱掇拾，杂凑无章。我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
在稍后出版的另一部词学专著《词学ABC》的《例言》中，胡云翼概括了新词学的四项任务，其中第四项说：“词的发展历史，乃为研究词学最切实重要之部分。”这真是想胡适之所想，做胡适打算做而未曾做的事情。《宋词研究》一书，的确是词学史上最早摆脱词话评点和考据校勘的老套子而系统地研究宋词及其发展史的专著。尤为可贵的是，它是以新文学观、新词史观来研究词体文学的。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宋词通论，从宏观的角度整体地、动态地“叙述宋词的起源、兴盛、发展、变迁、衰落、原因和结果”；下篇为宋词人评传，按时代先后介绍评论十余位成就卓著的宋代词人，实际上是以代表性作家联缀而成的一部宋词发展简史。通过这部书，不但能了解词体文学的来源、特点和大致规律，而且能看到这一“时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的确具备了“词史”的基本品格。尽管由于是筚路蓝缕之作而不免有粗略、单薄和若干错讹之处，但它在观点、框架、表述方式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三
从胡适、胡云翼的有关言论和著述中所反映出来的新词学观、新词史观，迅速影响了词学界。继胡云翼《宋词研究》之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类型的词史著作纷纷问世，形成了词史研究与编撰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个高潮期，大约以1931年刘毓盘《词史》出版为起始，以1949年薛砺若《宋词通论》出第三版为终结，为时近20年。通观这一时期的词史著作，大约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新文学的观点来研究词，以白话文来描述词的发展史；另一类是以传统词学观点来论词，以文言文来描述词的发展中。前一类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派生物；后一类虽然从观点到语言文字都是传统的，但从其一改旧的词话评点路子而采用“文学史”、“通论”等“舶来”体裁梳理描绘词史这一点来看，也还是受了新思潮、新观念冲击而产生的新旧混合物。兹分别略加评述。
以新文学观点和白话文体来撰写词史的带头人物，仍是那位初出茅庐的胡云翼。30年代初，他一方面继续搞断代词史，一方面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全部词史。他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6月出版）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年9月出版），便是他两条战线作战所取得的成果。前一本书共分6章，从词的起源一直写到清代词坛。此书专题讨论白话词，显然是受了胡适词学观点的影响。他对南宋词坛不依“史”的线索来论述，与前几章的体例和系统显然相悖离，这反映出在词史编撰的草创期研究者在理论与基本表述框架建构上的不成熟。第5、6章分别论金、元、明词和清词，固然打通了一部词史，但所述比之前4章更加粗浅。此书出版于刘毓盘《词史》之后，内容虽较后者为详，但所论所述仍嫌粗疏浅略。这部书的成功与不足，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新词学的一般水平。继此书之后3个月问世的《中国词史大纲》，是一部唐五代北宋词史，它分为两编23章：第一编叙唐五代词，第二编叙北宋词。唐五代词中，重点介绍温、韦、冯、李四大家；北宋词中，则重点介绍二晏、欧阳修、张先、柳永、秦观、苏轼、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诸家。著者除重点介绍这些代表性词人之外，还专设“唐五代词人补志”和“北宋词人补志”两章，前者志唐五代词人29家，后者志北宋词人57家。这样虽不免罗列之弊，但能够做到既突出成就卓特的大家，又顾及一般词人，有点有面，主次相从，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这在词史编写体例上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在用胡适、胡云翼的观念和路子而编撰的词史著作中，是一部后出转精的有特色的书。此书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至1949年已出第三版，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影响。薛砺若在词学上的“史”的意识比胡云翼等人鲜明而强烈，他在书中宣称，要以“明确的史的概念”，深入地探寻宋词“流变演进”的历史轨迹。这部断代词史由7编组成，第一编总论，首先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时代环境之变迁，对宋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作“横断的鸟瞰和分剖”。著者以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宋人的反战思想、现实享乐意识和对女性的沉湎等三种社会意识与心理，以及这些意识与心理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又从时代背景的不同、文学上的自然趋变、“应歌”与“应社”两大主流等三个角度比较了南北宋词风的异同。其余6编从史的角度将宋词划分为六大时期来依次论述。每期首叙大家，次列一般词人，以某一大家为某一期的主要标志，并注意其影响和变异，如“学案”体，颇能见出词风的传承与演进。此书分期不尽合理，时有牵强之处，作家的时代先后次序间有错乱颠倒。但从总体看，此书对宋词发展流变轨迹的描述大致清晰。著者首创宋词发展阶段论，并在对宋词进行时段划分的同时，注意到流派与作家群的活动，这些都标志着五四以来的新词学在词史观、词史编撰体例上的进步与突破。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一些积学有素的传统词学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旧学优势，同时又借用新兴的文学史著作的体式，撰写了一批新旧结合、以文言文为表述工具的词史著作。其中较有特色和影响的是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
刘毓盘《词史》一书，原是著者20年代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的讲稿。王易《词曲史》一书，原也是他20年代后期教授南昌心远大学时所编的教材。吴梅《词学通论》虽非专用教材，但著者自1917年起至30年代，曾先后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古代戏曲及词学，此书应视为其教学及研究之结晶。此三书之编撰目的，大约可用《词曲史·序》的一段话来概括：“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判断……盖感于废学新潮，群言淆乱，深愍晚学无所折衷，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牖启来者，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玩其语意，王易等人著述之动机，似是有憾于五四以来新学之冲击旧学，欲以此等重新探本穷源之论著来“光大”将坠之“国学”。但从其对“科学之成规”、“史学之观察”和“精密之研究”的强调，以及《词曲史》诸书的架构体式与实际内容来看，这几部著作并非仅仅是旧词学的终结，而是旧学与新知相结合的过渡产物。再从它们赖以产生的文化教育大背景来看，清末民初的十多年中，我国几个新立的高等学府在教育制度上逐渐与西方取得一致，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开始接轨，“文学”这个学科谋得了独立，“文学史”成为一门重要课程，中国第一批文学史著作，实际上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出来的。因此，作为分体文学专史的《词史》、《词曲史》等高校教材书，尽管著者不满新学，标榜旧学，实际上却仍是西学东渐大潮中传统文学、词学观念变革的产物。
《词史》、《词曲史》、《词学通论》三书，皆为词的通史著作，它们各有特色，也各有草创期著作的所得与所失。其中，刘毓盘《词史》初版于1931年，早于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年）和王易、吴梅二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通代词史。全书11章，首章论词之起源，末章为结论，其余9章分别论述隋唐、五代、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各代词，勾划出词的大概脉络及其演进过程。全书虽仅仅是粗略地罗列和联缀材料，缺乏理论的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偶有评论也欠周详，但毕竟对词的通史的研究建构起初步的框架，其草创之功实不可没。王易《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初版）是现代词学史上第二部通史著作，它最突出的特点和贡献在于：以文体形式的发展演变为本，以作家作品为迹，着重探究词曲的体制源流、宫调格律以及词曲二体之异同。全书分为明义、溯源、具体、衍流、析派、构律、启变、入病、振衰、测运十个部分，比较详尽地探讨了词曲的源流、衍变和形式特征，可以视之为一部将史实与形式格律的探究相结合的中国音乐文学通史。此书初具文体发展史的体系和规模，然对作家作品的描述未免粗略，大抵只有一般性的例证罗列，而没有具体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因而难以让人真正看清词曲发展演变的规律与轨迹。稍后问世的吴梅《词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初版）则是一部将“论”与“史”分为两个部分的简略通史。全书9章，前5章讨论词的体制、声韵及作法，属词学理论。著者为一代词曲大师，精悉词曲之道，故此5章见解颇有精辟之处。后4章为“概论”，略述唐五代至明清词的发展概况，实为一部简明词史，于词之渊源影响及主要作家之风格特征，简要地勾出其轮廓，亦时有精到的见解。但此书理论部分与史的部分互相游离，史的部分又太简单粗略，仅有代表作家及其个别代表作品的简单罗列，难以构成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史的框架。理想的词史，似应是词体和词史理论与史实的有机结合和贯穿。这一任务，只能等待后起者来完成了。
30年代前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带动和影响下，词学研究一时发达昌盛，现代词学作为一门学术完全独立，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目的得到了确认。梁启勋《词学》一书（1932年京城印书局出版）于“总论”部分明确提出词学是一门把词“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的学问。两年后，词学界的领袖人物龙沐勋（榆生）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进一步把词的创作和词的研究（在传统的“词学”中，这二者是浑沌不分的）加以区分，指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显然，在这个“词学”定义中是包含了“词史”的研究与编撰任务的。尽管此时龙沐勋心目中关于“词史”的理解尚有如前所述的模糊和狭窄之处，但“史”的意识毕竟已经萌生，且龙氏此文更把“词学”定位为“乃文学史家之所有事”，这就在词学学科体系中为词史研究与编撰确立了重要的位置。观念的变革和进步标示着学科的成熟。三四十年代，词学一度成为显学，词史的编撰亦出现热潮，新著不断出版。除了上述的多种断代、通代词史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题史。比如姜方锬《蜀词人评传》（成都协美公司1934年铅印本）对蜀中自唐五代至清各代120余位词人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特征一一作出考证与描述，以时代为纲，以词人为目，连缀起来，可视之为一部地方（区域）词史。又如缪钺《中国史上民族词人》（青年出版社1943年版）论析宋代的民族矛盾与爱国题材词作的起源与流变，并重点介绍26位“民族词人”的生平与创作，实为一部两宋爱国词的专史。诚然，以上所评述的诸家著作，都难免有词学转型期与词史草创期的粗疏、浅略、理论性不强和规律性探讨较差等项不足。更高水平的更具当代意识与文艺科学观念的词史著作，要待本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史家来撰制了。关于5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新时期词学观念演变与词史编撰之关系，当另为文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