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理论解释与经验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时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工作一直是一门充满争议和理论争辩的学科与专业。迄今为止，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有关本质、知识合法性和实践有效性等主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1]社会工作发展了一个多世纪，这门专业仍然一直在遭遇社会认同和发展的困境，社会工作专业在过去曾被视为“半专业”。[2]而在今天，在资源不足和政治议程中将弱势群体社会需要不断边缘化的社会，它又被认为是一个备受困境的专业，而重新确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3]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一直受到来自观念变革、技术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等的挑战。对社会工作教育者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变数。而就中国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个人认为，任何一次有关本土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讨论，都不仅有利于我们建立起这门学科和专业的精神气质，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清楚该学科和专业的内在本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无论从西方还是从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都是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系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综合作用的产物。同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教育的进步，而反过来社会工作的教育发展也必须以专业实践和专业制度作为重要基础。从本土实践来看，从新中国建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政府部门一直发挥着解决社会问题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用“行政性的社会工作”来总结中国目前社会工作的基本特质是不无道理的。[4]换句话说，在中国，长期以来政府机构（尤其是特定的职能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而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以血缘、地缘和互惠关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就成为普通人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基本渠道。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们的文化里，除非家庭和个人的网络关系崩溃难以发挥作用，求－助关系是很难在陌生人之间或求助者与正式机构（主要是政府机构）之间建立的。[5]因此，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笔者认为，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既离不开政府的体制和资源，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及社会工作者的认同。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专业实践中的工作者与受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须把专业工作者由“陌生人”转变为受助者熟悉的人，改变中国人传统上只习惯于求助行为的内敛特性，建立以社群网络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6]探讨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工作者与求助者的信任关系的建立对推动专业助人方法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要推动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又显然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在目前所面临紧迫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下，社会工作教育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仍然面临诸多的困境和限制。
然而，同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专业化发展速度缓慢比较而言，社会工作教育在过去十年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注：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发展是整个高等教育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本文中作者将社会工作专业在近10年多的迅速发展视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种特定社会现象，并将其概括为“专业教育的扩张”现象。）最近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设专业教育的4所高校到近期的152所左右高校）还是从修读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人数来看，此领域专业教育的扩展都是非常明显的。（注：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既有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院校数目为164所，其中本科为152所。）同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专业实践先于专业教育’、‘民间专业组织实践先于政府介入’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超前于本土的专业实践。而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关系密切的专业化制度设置（如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和职业化体系的建立等）却发展缓慢。尽管在局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制度建立表现出一些令人惊喜的进步，然而，从总体形势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同巨大的社会需要之间还有很明显的差距。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这一问题时，对现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的考虑是重要的前提之一。
本文将具体论述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如何认识与理解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从理论上如何解释？第二，过去10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路径与策略是什么？第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践本土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理论解释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及其他应用学科的复苏与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活力，社会工作教育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发展的。然而就各学科的发展现状而言，不同专业领域却表现出了迥然的差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学的显学性质进一步巩固了其独有的地位，法学的功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观念的逐步深入而变得日益突出，社会学在经历二十多年的中断后也逐渐摆脱“剩余性的社会科学”的边缘角色，开始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而公共管理学在新时期政府强化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成为异军突起的应用学科。然而从最早的学科（专业）发展背景来看，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从境外引进的专业，至今却一直未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层级体系里，它还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二级学科）。同时，在中国目前的大学院系机构内，一个通常的情景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建制上要么附属于社会学，要么被隐匿在哲学和政治教育的体系内。虽然有一些高等院校已经建立独立的社会工作系，但多数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仍附属于其他社会科学体制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边缘性的社会科学。尽管如此，从短短的10年发展经历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高等院校的发展还是很明显的。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教育的迅速发展是因应了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因此，目前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是自然的后果，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数目太多，因为它同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显然是不相称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尚不能培养完全符合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独特才能与技巧、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规模与速度应该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的学科体制下，其次专业教育的发展也应同专业实践的客观条件（体制资源）相匹配，在缺乏合格师资、教学与实践脱节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不明朗等前提下，盲目建立和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许并不适当，应该从规范和合理引导的角度，对这种地方性的专业教育扩张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应参照国际经验，加快建立专业教育的评估体系，对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专业教育不同层次设定必要的准入标准和定期评估，以维护专业地位和保证专业的素质。
就上述两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在中国急剧社会转型时代里，作为社会福利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专业，必须回应并努力解决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培养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而这理应由大学等教育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这种观点还指出，当前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缓慢、学生就业前景不明朗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培养与训练机制存在缺陷，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种观点虽然对当前社会工作教育中存在的症结做出了批评，并肯定了专业教育同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的联系，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盲点，因为它忽视了专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离开制度设置和专业化的必要前提，社会工作教育根本无法建立自身的社会认同，也无法同现行的职业体系建立同等的地位。在当今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忽视专业化形成的制度化条件是错误的。因为，就专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任何一门职业和专业，不可能超越历史本身的局限，它必须建立在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实践经验的积淀的前提下。同时，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决不仅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常规技艺，它必须建立系统的理论、符合社会期待的价值观、可以加以检验的实践模式和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建立必要的专业权威和专业认同。社会工作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专业技术）的独特性的辩论是始终存在的，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长期以来必须面对的诸多挑战之一。[7,8]
然而，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如果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过去10多年的迅速发展视为一种非常规的扩张现象，那我们自然会去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我们就会对前面提到的第二种观点中所表现出的当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应持谨慎和渐进主义取向表示认同。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时代里的发展轨迹稍微进行观察，就会发现，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不仅与国家总体的社会发展政策联系在一起，也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产业化的策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方主义(Localism)实践，即高等教育管理的非集中化是随着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体制改革和功能的重组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过去主要由中央部委控制的各地高校很多演变成地方归属，而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地方化又使得地方政府在建立和发展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过去10年多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路径和策略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今高等院校专业教育中存在的体制困境，也有助于我们去通过更有效的途径去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和确定专业教育的规范体系。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会员单位的构成来看，一个初步的观察是，过去10年来社会工作专业院校的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点，如以京津为核心的华北区域，以上海和南京为核心的华东区域，以及以武汉为核心的华中区域，在上述区域社会工作专业院校比较集中，而且相对来说发展较快。对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联的。但是，这一关联性是否是普遍的，我们还需要通过深入的经验研究，以更为详实的经验资料来证明。同时，在说明社会工作院校的迅速增加这一现象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国家特定时期的发展政策（如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的指导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政府总体性的就业政策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制约因素和高等教育扩张中地方主义的行为。我们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结构中来阐释某种特定的社会事实与特定行动者的策略，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理论描述与解释更具说服力，而只有当我们能清晰地说明社会事实时，寻求问题的解决策略才变得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协会现有的资料，笔者还初步观察到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比较早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但是截止到2003年底，在协会的会员单位统计资料中显示，这一地区只有4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如果这一统计资料同实际情况相差不远，那我们就很难证明前面的观察具有某种普遍性，即社会工作专业院校的增加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必然的、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或扩张这一现象背后，仅从经济发展的动机或影响因素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将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来理解这种发生在教育领域的变迁。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在类似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模式？尤其是如何解释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本身的演变对高等教育中社会工作一类新专业的发展特点？
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图景的急剧转变，这些转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多部门管理、条块分割、院校专业特色同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弥合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其本身的角色与功能发生了变化，由于有限的财政能力的制约，它现在直接领导和管辖的高等院校数目比过去有了明显的下降；第二，过去由中央各部委所领导与管辖的高等院校除少数外，绝大多数院校开始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这是高等教育‘去集中化’的重要表现；第三，为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中央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市场化和更具灵活性的管理原则来给予地方政府在办学上的自主权（如教育部在2000年开始允许地方有本科专业的审批权），这是包括地方高等院校增加、大学改造与升级以及私立大学开始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它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的地方主义实践模式，而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高等院校的理性行为策略；第四，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的提升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权限的增加，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些地方高等院校在短时期内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提升；第五，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张现象可以理解为教育政策对缓解社会问题（就业和稳定）压力的一种策略，1999年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客观上促成了高等教育产业化，也使学生规模和设立新专业的院校数目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9]基于上述说明，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过去10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院校数目的迅速增加，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扩张这一现象。需要指出的是，笔者阐述这样的观点时，并不意味着去否认社会工作教育迅速发展的积极意义和社会功能。我试图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即把社会工作教育院校数目的增加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扩张现象简单理解为是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或是将这种教育扩张视为各院校机构自身的能力建构提升与资源扩充的必然结果，上述两个推论也许都缺乏足够的谨慎。
虽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过去十多年呈现了快速的扩张，但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该专业教育在发展上仍然面临体制上的困境，它们包括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缺位，国家政策长期以来仍然表现出经济优先性的特征；在政府行政体制主导和社会控制政治意识突出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相对不发达；政府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所采用的仍然是以现行的行政体系为主导，其方式和方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专业化特征；地方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不同利益取向，促成了各地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的不同发展策略和模式。[9]基于对上述问题和背景的理解，笔者认为对不同院校在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和推动专业化实践的策略的解释才有可能变得清晰。
三、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院校在专业发展方面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最早始于为数不多的几所全国重点型高等院校，后来逐渐在全国其他高校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新专业，政府职能部门（教育部与民政部）对社会工作教育最初的发展思路是探索性的，也是政府尝试专业化道路并提高现行行政体系专业素质的一个策略考虑（20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实行进一步的市场经济进程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教育体制变革和产业化进程。根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资料显示，全国自2001年开始每年新增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院校平均至少在30家以上，虽然到2003年末协会的会员单位总数为148个，但考虑到未登记的准会员单位和已提交入会申请的准会员单位数，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目实际上很可能超出上述的统计。由于自2001年开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已明确意识到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与实际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清楚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现象，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专业角色、教育与实践的关系、专业自律等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核心主题。（注：见王思斌 主编、徐永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1年会论文集》中王思斌、熊跃根、孙莹、高万红、向荣等的论文，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同时，由于各地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存在差异，同时区域间在经济发展基础、策略和政策环境等也不同，客观上也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使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居民的生活观念、方式与社会服务需要内容方面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各区域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发展目标，但在发展路径与策略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不同区域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形成的路径与策略的理解。
就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所形成的路径，各地高校形成的一个共同的路径，在笔者看来，是通过初期在学科体制内部建立专业教育的基本体系，即在本科生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实习安排等方面建立起码的规模，以此为基础逐步增强学科和专业的深度发展所需的其他能力，如师资队伍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多元化、课程体系的深化、学科研究能力的加强。在各高校发展专业初期，普遍遇到的困难是师资不足和教材的缺乏，因此，这决定了早期社会工作院校的一个发展重点是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配备，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实习基地和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探索。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教育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晚，这就决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积累还相对比较薄弱。通过对已经发表的文献的初步浏览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有关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论文还不多，而且也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期刊。而在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之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规范化和建立职业化制度的努力，基本上成为各高校发展专业教育的一个普遍认同的目标。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作为一个专业共同体，在专业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发挥日益明显的作用。在协会发展初期，它把发展会员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实现其对专业共同体必要的‘粘和功能’(Function of bondins)，各地新开设专业教育的院校也把加入协会和参加协会活动作为发展自身能力的一种普遍路径。而作为一个专业共同体，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吸纳会员的基础上，其发展路径是以确定专业标准为基础，通过培训提高会员单位师资水平，建立与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关系，发展专业实践的能力以及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增强社会工作本土的知识基础。
虽然在过去的十多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和行动者在制度安排上所面临的共同处境，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方面形成了某种具普遍性的发展路径，但是，作为教育领域各自独立和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专业教育和专业化方面采取的行动策略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由于专业协会这一知识共同体发挥的中介与组织作用，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的努力是以建立学科的认同与专业的权威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解决问题’的治疗功能与促进社会稳定的维模功能。因此，高校行动者普遍认同的总体策略：推动专业教育促成专业化发展，推进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和专业权威。然而，由于各社会工作院校的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处境的差异，作为独立行动者的社会工作院系在基于不同体制环境和现实处境下又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目标分散的行动策略，它们包括：第一，维持现有办学和专业教育的规模，以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为重要考虑，在同一教育机构内使该专业或学科获得与其他社会科学同等的尊重和认同。第二，采取规模效应的办学策略，通过学生规模和办学条件的印象化处理，来强化该专业在同一教育机构内的符号权力，从而为院系争取更多的资源；第三，学科的转移和消化策略，通过对既有专业和学科发展策略的调整，以新专业作为学科转移的入手点，对专业教师和资源进行新的配置，以解决院系在教育机构中面临的发展困境。
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践发展的未来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与现代化发展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然而，同发达国家或先进社会相比，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还显得比较滞后，社会工作教育也同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今年是我国政府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任务的一年，在这种背景下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无疑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和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专业，它在未来我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建设大业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功能。笔者认为，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未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践的走向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以务实的、问题解决为基础的实践导向去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会工作教育者是实践的社会科学家，社会工作教育者不能做图书馆式的学者，必须深入社会服务的实践领域。第二，建立并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团体内部的合作机制。和法律专业不同，由于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基础特性，决定了社会工作不是竞争性的职业，而是合作性的职业。团队精神与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专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三，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国家社会工作教育专业组织的活动和对外交流，进一步推动专业教育的规范，建立符合国情与国际标准的社会工作专业本科与硕士的训练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透过系统的课程设计与实习安排，建立与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包括社会工作理论、专业技巧（技术）和价值观体系三。第四，通过规范和有影响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刊物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增加社会工作的知识积累，从而改善社会工作实务和政策的水平，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有效性。
然而，就中国本土的现实而言，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方式，在方法上要侧重整合的专业实践，在发展微观治疗的基础上，突出宏观实践的重要性，这一点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路径和策略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在社会转型加快和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今天，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应把重点更多放在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发展和政府社会政策水平的提高的目标上，只有这样社会工作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的生命力。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受益于同王思斌教授的讨论，是他提醒笔者注意某些既有文献中的部分观点以及有关中国特定教育政策对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影响，在此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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