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工业组织的区域比较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区域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指标计算与数据筛选
1.指标计算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包含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大基本范畴，而我国的产业组织 研究，还必须纳入制度因素。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所提供的1999年我国各省区市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有关资料，计算了13项指标。它们分别反映我国各地 区工业组织的制度因素、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其中，反映制度因素和经济绩效的指标各3 项，反映市场结构的指标7项，如表1所示。这里需要对市场结构指标中基尼系数的计算重点 加以说明。
在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中，基尼系数的计算通常采用5等份的测量方法，即按收入水平的高 低，将人口分为5等份，然后根据各个1/5人口层次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进行计算 。在产业组织的研究中，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产业集中度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在企业数较多 的条件下，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全部企业的集中程度。然而，其计算不宜用等份的方法，而最 好按企业不同规模类型的分组来进行。因为这样计算的基尼系数的经济意义更为明确，也更 便于对基尼系数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及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展开分析。
表1中的基尼系数是根据1999年全国各省区市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大、中、小型工业 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企业单位数计算出来的。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G为基尼系数；C[,1]为第i组企业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重，i依据企业规模由小到 大的顺序取值。在本文中，企业被分为小、中、大型三组，因而各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 重就分别记为C[,1]、C[,2］、和C[,3]，C[,1]+C[,2]+C[,3]=1；S[,i]为第i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同C[,i]中一样，i依据企业规模由小到大的顺序取值，S[,1]+S[,2]+S[,3]=1。
根据公式(1)计算的各地区工业组织的基尼系数，其大小由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企业单 位数在大、中、小型企业中的分布状态来决定：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企业数占 比同其工业总产值占比相差越大，则基尼系数越大；相反，若各类型企业的企业数占比同其 工 业总产值占比越接近，则基尼系数越小。这样，基尼系数的大小也就综合反映了各地区工业 生产的集中程度：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该地区工业生产越向少数大型企业集中；基尼系数 越小，则表示该地区的工业生产越分散。
2.数据筛选
为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还必须对表1中各项指标的数值进行筛选，以 剔除那些在性质上不合理，在数量上离群的数据（称为离群点）。根据各指标的经济意义，以 及统计上的3σ原则，对表1中各指标的数值进行定性筛选和定量筛选，共有黑龙江、西藏、 云南、青海等4省区被剔除。
二、区域比较分析
1.全部工业企业的综合比较分析
表2列举了剔除黑龙江、西藏、云南、青海4省区后计算的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及全 国工业组织的13项指标。表3列举了根据黑龙江、西藏、云南、青海4省区以外其余27个省区 市计算的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从表2、表3可以看到，无论是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还 是各省区市之间，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两项指标都成明显的反向变动关 系，即基尼系数越大的地区，其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越小；基尼系数越小的地 区，其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越大。
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间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同我们 通常的认识，即生产集中度越高，经济绩效越好的认识正好相反。这是我国工业组织不同于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的重要特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为什么我国工业组织会出现 这种“反常”的关系呢？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到，原因在于我国工业组织特殊的制度因素。
在表2中，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ES[,1]依次增大，分别为0.397、0.659、0.738，同MS[,1]成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而与MP[,1]成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与全国ES[,1]的水平(0.474)相 比，三大经济带中，东部地区低于全国水平，中、西部地区都高于全国水平，在这种关系上 ，也与MS[,1]的状况相同，与MP[,1]的状况相反。而另两项制度因素指标：东、中、西三大经济 带，ES[,2]的值依次减小，分别为0.185、0.178、0.086；ES3的值虽然并不成递减关系，分别 为0.418、0.163、0.175，西部地区约高于中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地区都大大低于东部地 区。而且，根据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的对称关系，ES[,2]与ES[,3]两指标之和，在东、中、西三 大经济带之间也必然成递减关系（分别为0.603、0.341、0.262），与MP[,1]的变动方向相同， 而与MS[,1]的变动方向相反。
在表3中，三个制度因素指标与MS[,1]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07、-0.498、-0.734，与MP[,1]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0.806、0.551、0.705。它们的绝对值都大于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表中n-2= 27-2=25时，α=1%对应的临界值。可见，在我国，各省区市基尼系数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 本费用利润率两项指标与三个制度因素指标之间，都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而且 相关性质正好相反：基尼系数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指标成正相关，与集体 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和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两项指标成负相关；而全部 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与前一指标成负相关，与后两项指标成正相关。
基尼系数和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与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的这种关系表明，我 国各地区基尼系数与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两项指标之间“反常”的十分显著的 线性负相关关系，正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
在我国，为什么制度差异会使各地区工业集中度与工业经济绩效间出现这种“反常”的反 向变动关系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 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和改造国有经济是其主要途径。越是走在改 革前列的地区，改革程度越深，国有经济的调整改造力度也就越大，非国有经济及非公有经 济的发展也就越好，市场经济的活力发挥得也就越充分，从而使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所 占比重越低，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越高，经济绩效也越好 ；反之，则相反。二是因为，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多为大、中型企业，集体工业企 业则多为小型企业，而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因为发展时期较短，加上在企业融资 等方面一直受到限制，也多为小型企业。这样，各地区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与不同规模类 型工业企业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越是走在改革前列的地区，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 工业企业所占比重越低，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越高，从而 使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越低，而小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越高，工业生产集中度也 就越低，基尼系数也就越小；反之，则相反。
在表2中，东、中、西三大经济带MS[,2]分别为0.399、0.459、0.561，MS[,3]分别为0.533、0.603、0.707，不仅同ES[,1]成十分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而且在数值上也十分接近；而ES[,4]分 别为0.467、0.397、0.293，与ES[,2]和ES[,3]两项指标之和成十分显著的同向变动关系，而且 在数值上也十分接近。与全国水平相比，在MS[,2]和MS[,3]两项指标上，东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分别为0.424、0.561），中、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与ES[,1]的状况相一致； 而MS[,4]，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39)，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与ES[,2] 和ES[,3]两项指标之和的状况相一致。在表3中，MS[,2]和MS[,3]两项指标与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0.296、-0.608和0.758、-0.460、-0.693，与相关系数显著性检 验表中n-2=27-2=25时，α=1%和α=5%对应的临界值（分别为0.487、0.381）相比较可知，MS[,2]和MS[,3]两项指标与ES[,1]存在十分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与ES[,2]和ES[,3]或者不存在线性相 关关系，或者存在显著的或十分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而MS[,4]与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0.758、0.460、0.693，表明MS[,4]与ES[,1]存在十分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与 ES[,3]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与ES[,3]存在十分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可见，在当前， 我国各地区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与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之间的确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对应 关系：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对应，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多为大 、中型企业 ，大、中型工业企业也主要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小型工业企业与集体工业企业、个体 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对应，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多为小型企业 ，小型工业企业也主要是集体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2.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的比较分析
对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同样可以看到制度因素在我国工业组织中所 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表2中，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MP[,2])和MP[,3]都依次减小 ，而且相差甚远。MP[,2]依次为4.486%、1.848%和0.734%，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3.752个 百分点；MP[,3]依次为3.021%、1.648%和-0.664%，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3.685个百分点。 它们同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的变动关系，也与MP[,1]同三个制度因素指标间的变动关系相同。 在表3中，三个制度因素指标与MP[,2]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78、0.340、0.778，与MP[,3] 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0.736、0.661、0.563。除ES[,2]与MP[,2]的相关系数小于相关系数显著性检 验表中n-2=27-2=25时，α=5%对应的临界值外，其余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α=1%对应的 临界值。表明我国各省区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 用利润率，都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指标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 ，而与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指标间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而且，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与集体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之间也存在十分显著的 线性正相关关系。
结合前面对我国各地区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与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之间对应关系的分 析，我们进一步看到，在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组织中，制度因素不仅决定着以国有经济为主的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决定着以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 的经济绩效，从而决定着整个工业经济的经济绩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较 小，而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较大的东部地区，由于走在 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改革的面较广，程度较深，不仅使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活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也为以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的发 展创造了较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大、中、小型工业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绩效。而国有 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较大，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 占比较小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改革的程度不深，不仅抑制了以 国有经济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活力，也使以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 企业难以发展，从而使大、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绩效都较差，西部地区小型企业甚至总 体处于亏损状态。可见，改革滞后给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带来多么巨大的损 失。
从小型工业企业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的比较来看，虽然东、中、西三 大经济带和全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都高于同一地区小型工业企业的平 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以非国有经济和 非公有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绩效高。因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当前我国经济体制 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相比仍然处于十分不平等的地位，后者比前 者享有更多的特殊权利，如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融资和政府的项目审批方面。这一点 ，从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与东部地区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 费用利润率的对比就可以说明。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不仅大 大低于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而且也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小型工业 企业的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足见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并不比以非国有经济和 非公有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更具经济绩效。相反，同地区间的制度差距相比，国有经济 所享有的特殊权利给大中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只能是得不偿失。
对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工业组织的另一 重要特性。那就是，不同规模类型的工业企业，它们内部的规模经济性也不相同。大中型工 业企业内部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小型工业企业内部却存在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性。
在表3中，MP[,2]与MS[,5]的相关系数为0.374，MP[,3]与MS[,6]的相关系数为0.608。前者 小于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表中n-2=27-2=25时，α=5%对应的临界值，而后者大于α=1%对应 的临界值。可见，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与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工业总产 值 规模指标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而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与小型工业企业平 均工业总产值规模指标间却存在十分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所以说，我国的大中型企业内 部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小型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性却十分明显。出现这种状况，主 要是因为我国小型工业企业以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为主，大多数已基本成为真正的市场 主体，市场经济中的规模经济规律在其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而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国有经 济为主，大多数的市场主体地位都尚未真正确立，从而抑制了规模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
3.三大经济带经济绩效差异的构成分析
运用指数分析方法，我们还可以分析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对三大经济带工业经济绩效差 异所作的贡献。
设γ[,1]为甲地区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γ[,11]为甲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 成本费用利润率，γ[,12]为甲地区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γ[,11]为甲地区大中型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占比，γ[,12]为甲地区小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占比；γ[,11]为乙地 区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γ[,21]为乙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 ，γ[,22]为乙地区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γ[,21]为乙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成本费 用总额占比，γ[,22]为乙地区小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占比。则：
γ[,1]-γ[,2]=(γ[,11]λ[,11]+γ[,21]λ[,12])-(γ[,21]λ[,21]+γ[,22]λ[,22])
=(γ[,11]λ[,11]-γ[,21]λ[,21])+(γ[,12]λ[,12]-γ[,22]λ[,22])
式中，γ[,1]-γ[,2]为甲乙两地区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差，γ[,11]λ[,11]-γ[,21]λ[,21]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对甲乙两地区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差的贡献额，γ[,12]λ[,12]-γ[,22]λ[,22]为小型工业企业对甲乙两地区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之差的贡献额 。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规模类型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总额所占比重和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分 别造成的结构影响和水平影响，可将上式展开为如下指数体系：
γ[,1]-γ[,2]=(γ[,11]λ[,11]+γ[,12]λ[,12])-(γ[,21]λ[,21]+γ[,22]λ[,22])
=(γ[,11]λ[,11]-γ[,21]λ[,21])+(γ[,12]λ[,12]-γ[,22]λ[,22])
=[(γ[,11]λ[,11]-γ[,21]λ[,11])+(γ[,21]λ[,11]-γ[,21]λ[,21])]
+[(γ[,12]λ[,12]-γ[,22]λ[,12])+(γ[,22]λ[,12]-γ[,22]λ[,22])]
=[λ[,11](γ[,11]-λ[,11])+γ[,21](γ[,11]-γ[,22])]
+[λ[,12](γ[,12]-γ[,22])+γ[,22](λ[,12]-λ[,22])]
式中，λ[,11](γ[,11]-γ[,21])为两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差异造成的水平 影响额，γ[,21](λ[,11]-λ[,21])为两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占比差异造成的结构影 响额；λ[,12](γ[,12]-γ[,22])为两地区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差异造成的水平影响 额，γ[,22](λ[,12]-λ[,22])为两地区小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占比差异造成的结构影响额。
表4计算了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差异及其构成 。从表4可以看到，无论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还是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 小型工业企业及其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都是造成工业经济绩效差异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小型 工业企业的总贡献率最低为35.516%，最高为55.878%。其中，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 润率的贡献率最低为29.680%，最高为59.976%。总的来看，小型工业企业所作的贡献几乎与 大中型工业企业所作的贡献不相上下。可见，小型工业企业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三、结论
第一，当前，我国地区间工业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差异，各地区工业组织的 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因素，而不是生产集中度和企业规模等市场结构因素。我国各地区尤其是 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加快并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我国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都主要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它们尚未成为市场 经济的真正主体，不仅规模经济规律的作用在它们内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影响着整个 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经济绩效。
第三，我国三大经济带工业经济绩效差异的形成，小型企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 与大中型企业作出了几乎同等的贡献。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工业产业组织 合理化，必须推动小型企业的大发展。
第四，我国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也必须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实施大、中、小企业协调 发展战略。一方面，我国以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小型工业企业内部存在十分显 著的规模经济性，这说明规模经济这一经济规律在真正的市场主体中仍然会发挥十分显著的 作用；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加入WTO，也要求我们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才能 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型企业及企业集团的强大竞争。但是，不能因此而忘记首先必须进 行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让市场经济中的自组织机制发 挥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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