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水利工程论文,清代论文,后果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3-0075-08
清代是历史以来中央集权统治对周边民族地区经营最为深入的时期，很多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了强烈的内地化倾向。地处西南边隅的云南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内地化洪流中，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内地化进程加快，经济领域的表现较为典型，云南经济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发展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内地传统农业命脉所在的水利技术、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明清后传入的山地高产作物在云南迅速推广，促进了各民族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在内地早就出现了的生态破坏及灾难性后果也随之延伸到了这些地区。在内地化程度较深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其灾难性结果就在坝区、半山区的水利工程中凸显，众多水利设施被迅速淤积的泥沙湮毁，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反复疏浚修复或新修新设施，构成了清代云南生态变迁史的重要内容。有关云南水利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多限于对历史时期水利修建及历史人物对水利贡献的考察，从生态视角关注的尚不多见，近来，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渳苴河流域水患考述》①对清代渳苴河水患的分期和特点、应对措施、原因及其反映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疏浚为切入点，首次从生态视角探讨考察清代云南的内地化现象，揭示内地化对边疆民族社会的深入影响，透视边疆地区的内地化轨迹及其经验教训。
一、“内地化”概念的界定
明清以降，人口迅速增加，人地矛盾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除在各战略要地和军事据点派驻军队以稳定政局、维护社会秩序外，还采取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措施，广泛推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并在经营早、移民人口多的地区得到了迅速实施，中原内地的社会发展模式随之移植到了边疆地区。由于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滞后及中央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势，中央集权体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对边疆民族地区显出了强烈的吸引力，各民族地区的政权机制、经济模式、文化发展和生活方式，或受中央集权政府、或受汉族移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迁。随着西南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进行，内地发展模式以强劲的态势进入，在各领域呈现出了强烈的、与各民族传统发展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是冲突的内地化现象。
“内地化”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近代化之前长期经历和存在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这种模式因内地移民的大量进入而迅速实现并向更边缘的地区延伸。这一概念最早由台湾学者提出，1949年郭廷以出版《台湾史事概说》，成为台湾史学界“内地化”理论的先驱②，认为台湾的“内地化”是大陆“血统风俗，制度文化”在台湾的“复制”。1975年，李国祈《清季台湾的政治近代化——开山抚番与建省(1875-1894)》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内地化的理论并将此概念固定了下来，以台湾的所有族群为对象，认为内地化是台湾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的中国本部化。但此概念侧重于民族血统和制度文化，大陆学者尚未使用这一概念。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及其发展史的研究中，一般都只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对近代化之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尚未有学者进行过思考和论述。
本文的“内地化”是一个集地域性、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内涵为一体，表现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的区域与边疆民族地区差异的名称，指将中央集权直接控制的地区所实施的政治、经济（包括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推行于边疆民族地区，以改变边疆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内地”既指中央集权直接控制的中原内地，也指边疆地区的省会及受中原内地影响较大的腹里地区，内地化的对象既包括中央集权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也包括边疆区域内中央集权势力影响较小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区。因此，“内地化”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受中原内地强烈而直接的影响④，二是边疆地区的边缘地带受到带有强烈内地化色彩的腹里地区的影响（中原内地的间接影响）。两种方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内地化形式在很多时候往往同时推进，但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区，二者也存在强弱不等甚至强烈反差的现象。虽然一些民族“内地化”过程中被同化，但绝大部分民族在接受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发展模式的时候，还保留和传承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及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方式。
“内地化”既强调地域性特点，即该地域上实施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及其传承的文化等内容，也强调和突出边疆地区在中央集权统治过程中的民族主体性问题。提出这个有别于民族史研究中长期使用的“汉化”、“同化”或“儒学化”等一系列带有浓厚汉族中心观，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目的在于以一个凸显地域特征及民族特征、强调边疆地区自身发展特点的概念，涵盖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清代的云南不仅在政治上，更在矿冶（包括铜、铁、盐、金等矿的开采冶炼铸造）、农业、商业等经济领域，也在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实施着普遍意义上的内地化。很多长期处于羁縻甚至是半独立状态的民族地区，相继被以武力或和平的方式改土归流，流官官员及其政府职能机构迅速进驻，在短期内建立起了有效的专制集权统治秩序，广泛地推行早就在内地实施的经济、文化措施，把内地对矿冶业、农业的开发模式移植到了云南，并以“溥育”、“涵化”的优越和普惠心态，积极地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如雍乾以后，鄂尔泰、高其倬、尹继善、张允随等官员，在武力改土归流后的滇东北广泛地进行移民屯垦及铜矿的开采冶铸，在滇西、滇南、滇中等地区开采盐井及铁、锡、金、银等矿，用内地的文化及其标准在鲁魁山等滇南民族地区推行改变婚俗、丧葬方式等移风易俗的措施，在全省各地广泛兴修水利、垦殖荒地，在坝区推广水稻种植，在山区和半山区引种高产农作物等。
清代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所推行的一系列内地化措施，对民族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体制从分散走向集权，更便于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和措施的贯彻实施；经济及经济生活从简单走向多元和复杂，在矿冶、农业、商贸等方面得到了巨大发展，呈现出了繁荣景象；文化及教育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先进的儒学化，成就斐然于世，各族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开始呈现出内地式的丰富多彩的特点。
但在内地呈现过的社会矛盾和后果因为内地化的深入而纷纷在云南呈现，一些灾难性的悲剧不断上演。如人口日渐增多，坝区、矿山成为人口密集之处，给山多地少的云南造成了极大压力，垦殖被迫向半山区、山区推进，加上矿冶业对薪炭的巨额需求，植被遭到了大量的、永久性的破坏，很多生物物种减少或消失，坡地大量裸露，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流失的水土对坝区的农田水利造成了严重的、毁灭性的破坏；大量成熟田地被沙埋、石压或水冲、水淹，成为永荒田地，很多使用多年的水利设施被泥沙淤塞湮毁，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变迁，对云南及周围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二、清代云南内地化的积极后果：水利工程的普遍修护
在农业内地化的影响下，耕地分布区域及面积扩大、高产农作物普遍种植、刀耕火种密集化成为清代云南农业经济领域的突出现象。但山多田少的云南存在众多的雷鸣田或靠天田，“候雷雨而栽，又曰雷鸣田”⑤，以民族聚居区最多，“山外江外岷仑各里皆有涧溪之水，资其灌溉，然或田多水少，或天旱则竭，其田亩谓之雷鸣”⑥。水利工程的兴修成为内地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关键，“滇省山多原少，水居山谷，田多梯形……水源邃远，则筑坝塘开沟；防止山洪，则修堤浚道，农田水利实关重要”⑦，内地的水利修筑技术迅速普及。
水利工程的修建受到了内地化过程中的朝廷、官员及民众的高度重视，雍正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认为云南跬步皆山，忧旱喜潦，“一遇愆阳，即顿成荒岁”⑧，请求添设水利官员，雍正十年(1732)议准于云南各州县凡有水利之处，自同知至典史各级官员加水利职衔，专理境内河道沟渠，“除云南一府仍归粮道管辖，其各属在迤东者统归迤东道管辖，在迤西者统归迤西道管辖，仍令各该府查勘验报”⑨。乾隆二年(1737)谕：“水利所关农功綦重，云南跬步皆山……田号雷鸣，民无积蓄，一遇荒歉，米价腾贵……水利一事不可不亟讲。”⑩乾隆间的云贵总督张允随亦认为：“滇省山多坡大，田号雷鸣，形如梯磴，即在平原，亦鲜近水之区，水利尤为紧要。”(11)地方官均将兴修水利视为政绩之一，云南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大小不一的水利工程遍布于各府州县，各地方志亦设“水利”分目，水利工程的实绩粲然于各官员的政绩及史册中。
各官员修建水利时多作碑文，于兴工盛况及其作用记载尤详，如鄂尔泰记载了他在昆阳、海口及盘龙江诸河兴修水利后，又修建了嵩明州杨林海、宜良河道、临安府泸江、建水州开渠、蒙自县坝、寻甸州寻川河、镇南州千家坝、东川府蔓海石闸等水利工程，还在宣威州截流引水、疏浚禄劝州水沟等(12)；张允随履任云南多年，指出了云南水利形势及修建之法：“滇省水利与别省不同，非有长川巨浸可以分疏引注，其水多由山出，势若建瓴，水高田低，自上而下，此则宜疏浚沟渠，使之盘旋曲折，再加以木枧、石槽，引令飞渡；间有田高水低之处，则宜车戽，倘遇雨水涨发，迅水直下，不能停潴，则宜浚塘筑坝，或开涵洞，蓄泄得宜，两岸田地均沾灌溉矣。至于近海临河低洼之处，下流多系小港，水发未能畅流，恐致漫淹，则当疏通水口，以资宣泄；如遇山多砂碛，又当筑堤障蔽，以护田亩”，并评析了各地水利工程的利弊，对已修、预修的水利工程名称一一列来，据云南地理气候的实情形成了系列设想，认为对大小不一的工程，在动项兴修时，就拟订借给款项、后分年还款或率民自修的方案(13)，反映了云南水利工程修建的详情。
清代云南重大水利工程的兴修多集中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坝区，这是内地化进程较早、程度较深的地区，也是云南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云南府是省会所在地，农业最为发达，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内地化经营较为深入。滇池流域是云南府的核心区域，几乎集中了该府大部分的农业用地，“水以滇池为最大，七州县水并汇焉”(14)，各区的水利工程最受重视。介于碧鸡金马间的海口又是其核心，元张立道就进行经营，“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之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泻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15)，后因泥沙淤积严重，海口河疏浚成为历代水利修复的重点，“水之厉害俱在海口……盈涸因之，水旱系焉，滨海泽田……疏浚最为要务”(16)，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十八年(1709)，雍正三年(1725)、九年(1731)，乾隆五年(1740)、十四年(1749)、四十二年(1777)、五十年(1785)，道光六年(1826)、十六年(1836)都曾大修。鄂尔泰认为云南山富水饶，但耕于山者不富、滨于水者不饶的原因是水利之未修，呼吁“筹水利莫急于滇，而筹滇之水利，莫急于滇池之海口”，雍正十年(1732)在昆阳州增设水利同知一人，驻海口，时常巡察，遇有壅塞即行疏通、冲塌立即堵筑，拨给岁修银200两，乾隆五年(1740)海口改建石岸，四十年(1775)大修堤岸、闸坝、桥梁、河道，五十五年(1790)挑挖。道光十六年(1836)，总督伊里布率绅民大修堤岸闸坝河道及屡丰闸，开桃园箐子河及各漾塘以泻水势，增订岁修条例，将正河、子河各段划给流经的昆阳、呈贡、晋宁、昆明等县维修看护。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堤岸闸坝河道。
六河和松华坝是元平章赛典赤瞻思丁曾经筹办的滇池流域重要的水利设施。赛典赤曾修六河诸闸，雍正十年(1732)修浚了盘龙、金稜、银稜等河，并增修了石岸闸坝桥洞。乾隆五年(1740)再次开浚，修建桥闸涵洞堤岸，乾隆四十年(1775)大修六河堤岸闸坝桥梁河道，四十二年(1777)修浚盘龙等河，四十八年(1783)筹筑六河堤。道光十八年(1838)总督伊里布筹款修浚六河，同治三年(1864)大水冲决各堤岸，又筹款修浚。同治十一年(1872)巡抚岑毓英大修堤岸闸坝桥梁河道。松华坝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水利道朱芹条议大修，清康熙五年(1666)后，屡次水泛堤绝，巡抚袁懋功、李天浴题请岁支盐课银修浚，二十二年(1683)清兵平滇，巡抚王继文会同总督蔡毓荣题请捐修。光绪三年(1877)，粮储道崔尊彝《重修松华坝闸开挖盘龙江金汁河并兴建各桥碑记》记载了自己督同水利同知魏锡经、委员陈勋、绅士张梦龄、张联森筹款重修墩台闸坝河道的经过(17)。
大理府曾是云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发较早，内地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耕地集中，水利发达，洱海河口、浪穹、邓川渳苴河早在明朝就修筑了水利工程，清代地方政府更为重视，“洱海之海口为附郭之太和及赵州、邓川三州县水利所关……等详明兴修，水得畅流”，云南县团山坝原建闸三道，引梁王山泉灌溉田亩，浪穹县疏浚凤羽河等处(18)。渳苴河上通浪穹、下注洱海，绵延45里流入洱海，中分东西两湖，其水利较受地方政府重视，因水患频繁，筑坝堵塞了东湖尾入河处，另开子河，引东湖水直趋洱海，又从青不涧至天洞山筑长堤、立石闸，两岸筑堤，堤东开涵洞12个、西开涵洞16个，使河归堤内、水由闸出，涸出良田1.2万余亩，为两川农业之大利，雍正八年(1730)知州施震博于山下口东子河内、大楼桥西子河内、箐索子河内各开一闸口，“每年仍于春初浚筑，设役巡查启闭”(19)。
澄江府抚仙湖下游的清水河地势低洼，迤东浑水河地势较高，不利于民田灌溉，遂在浑水河上建牛舌石坝，将流入清水河的浑水御流，使清水河得以长清。清雍正年间鄂尔泰进行修筑，乾隆四十六年(1782)在牛舌坝东的象鼻山脚凿通40余丈，另开子河以泄浑水，将坝基移进10余丈，重改石坝，河身改直后，抚仙湖再无逆流泛滥之患。
总之，在清代云南农业内地化进程中，各地几乎都修建了大小不一的沟渠、堤坝、闸岸和堰塘。各地水利工程的兴修、续修、维护、治理等，不仅使民众受益，田地得溉、粮食丰收，赋税随之增加，清代云南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也表现了云南内地化在清代的普遍及深入。这些遍布于各府厅州县的水利设施保障了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稳定了新垦土地的收成，在粮食的增收、保收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代云南内地化的消极后果：水利工程中凸显的生态灾难
内地化带来了清代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经济开发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及其灾难性后果也日益普遍地凸显。水利工程中日益严重的泥沙淤积成为生态灾难暴发的表象之一，以河道沟渠反复壅塞的方式在生产和生活中呈现出来，水利设施疏浚的次数增多、周期缩短，清代云南水利志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水文生态灾害志，这不能不说是内地化的遗憾之一。
一般说来，环境灾害暴发和表现的时间往往比生态破坏的行为略晚一个历史时段。明代的开发对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但程度和范围还不太大，生态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还保持在协调阶段。到了清代，移民日益增多，尤其在改土归流后，众多民族聚居区纳入了内地化进程中，民族间的壁垒日渐打破，人口迅速增加，矿产资源得到了普遍的开采和冶炼，居住面积和生存地域、垦殖范围扩大，封闭原始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进入山区的移民及各少数民族广泛种植易导致水土流失的高产农作物，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地域范围日趋狭小，许多垦殖区和矿产采冶区的生态开发超出了环境承载的程度，生态破坏结果的累积使生态灾难以各种方式暴发、灾害程度不断加大。
水利工程中的灾患主要是山地水土流失导致的，时人虽不能详细而明确地量化水土流失的数量及泥沙淤积的面积，但一些水利疏浚及修建的碑文、奏疏或诗文笔记或集中或零星的记录，清晰地反映了流失的泥沙淤塞了河道、缩小了湖面。因此，各府州县、尤其是坝区修建的众多闸坝堤堰河道，除反映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开发范围扩大外，还说明各地水土涵养功能失调后水旱灾害频繁爆发，才不得不修筑水利抵御灾患。元明修筑的水利工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虽有维修疏浚，但周期较长，灾患次数不多、频率不大。到清代中后期，各地的河道渠坝塘堰在修筑使用后不久就连续遭到毁坏，泥沙淤积堵塞、河身变浅，水利灾害次数明显增多、程度日益严重，许多地区成为水患频发区，水利工程新建者少、疏浚维护者日增，并且疏浚周期日益缩短，表明了内地化驱动下生态恶化及水土流失程度的严重。因此，内地化驱动下的深入开发是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及生态灾难的累积暴发最重要的原因。
山地农业内地化的结果，是山区、半山区普遍种上了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农作物，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被文人吏士写进诗文歌赋里的碧畦千顷的丰收农业景象，但作物对地表土层的保护远逊于植被，经常性的深耕浅种使坡地表土疏松，土层变薄、肥力减退，表层疏松的土壤、泥沙随雨水下流，河道沟渠闸坝等水利设施成为水土流失最直接的承载体，成为生态灾难的表现体。人们不得不时常疏浚修护被淤塞的水利设施，不少设施因维护不善，在水灾及泥沙面前不堪一击，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危机。
清代云南水利工程的淤积及水利灾患以内地化程度较深的大中型坝区为重。坝区水利设施中的淤塞灾患又以云南、大理、澂江、曲靖等府所在的大坝区最为典型。
云南府是内地化最早、最典型的地区，山地生态的破坏及水利的壅堵亦居全省之首。滇池南北皆山，附近膏腴田地众多，但每年五六月雨水暴涨，群山诸谷的沙石随水俱下，冲入海中，仅恃海口宣泄，“诸水皆横入大河，沙石填壅，每遇水暴涨，宣泄不及，沿海田禾半遭淹没”(20)。明代以来，海口常被壅淤填塞，岁修岁壅，明人顾应祥《祭海口神文》记录了海口水患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维滇有池……末流如线，难通易塞，加以淫雨，洪波泛滥……陇亩尽没，极望弥漫，龙蛇所窟，吁天无从，民艰粒食”；到清代，情形日益严重，“或遇涔涝之岁，浮甽没茔，秈蔈澹淡，徒饮鸲鸪……石龙阻流而成谿，黄泥填淤而象鞭，海田无秋矣，泽甿及滇之仕宦归田者相率陈于两台”(21)，“每雨水暴涨，沙石冲积，而受水处河身平衍，易于壅淤……每疏浚于农隙之时，旋壅塞于雨水之后。不挖则淹没堪虞，开挖则人工徒费，沿海人民时遭水患，皆甚苦之……海口六河并各支河……淤塞日久，开浚少而难，以致水不注海，田仅通沟，高地惟望雷鸣，下区则忧雨积”(22)。
滇池流域六河水利是内地化的典型结果，康乾以来修浚不辍。嵩明州杨林海因“河湾迂曲，去水甚缓，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将海边四十八村已成田亩半行淹没，历为民患”，雍正六年(1728)疏浚后涸出田地万余亩(23)。金汁、银汁、宝象、海源、马料等河日渐壅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浚挖河道，次年挑挖浚通盘龙江(24)。松华坝及青龙海也因淤塞而多次疏浚。富民县河道“为昆池尾闾”，淤塞也较严重，“其山箐各水，不可统纪，堤坝疏浚稍失其宜，旋为民患……河高田低，虽有埂，易决而溃，沟窄流曲，虽有埂，终涨而崩”，“泛涨则田庐陷于波……每值淫雨，洪涛汜滥，比年堤决，纵横数百丈，南溃居民、北偪城池，禾苗没于泥沙、田壤壅为石碛，为患最甚，编氓苦之”(25)。
澂江府也是内地化较典型的地区，水利淤塞现象也较严重，如抚仙湖海口每逢雨季，水沙宣泄不及，壅积为患，旋浚旋壅，“河阳并江川、宁州三处利害共之……山溪水涨，推砂滚石，壅积易而通畅难”(26)，乾隆四十六年(1782)，溪流湍急，冲倒石坝20余丈，两河皆被沙石填塞，不得不重建石坝，咸同后失修壅塞，陈灿《条陈东西两河事宜》记：“不无壅阻，海水遂多涨盛，每南风吹激，海潮倒漾河口，河溺海强，河不能刷沙直下，海反能挟沙逆上河口，辄缓淤”(27)。河阳县城东南30里的海口坝“有南北山溪暴涨横冲，推沙滚石，每将海口堙塞，障水逆流，三州县滨海田亩咸被淹没”(28)。东西两河堤是河阳县淤塞较严重的水利设施，“沙石壅积，频年溃决，为害甚钜”，每至暴雨水涨，东大河“潦岸冲决……水不由道，大雨泛涨，涌沙排石，滚滚奔下，两岸田亩多遭冲压，且桥梁倾圮，行者有寒衣涉水之险”，西大河“会群山涧谷汹涌而泻……中流奔激，近岸田亩沙埋石压，屡为民害”(29)。光绪八年(1882)春，署知府陈灿督同地方官及绅士筹款修浚(30)，并记述了河堤溃毁的原因及危害，“承平时堤树蟠结，岁修有章，犹不免时有奔决。兵燹后树掘堤毁，遂至乱流冲激，顺田身为河道，重以河源发于北山，山石崩塌，每夏秋暴涨，洪波挟乱石南下，所过辄为石田，除从前册报永荒之田一万数千亩不计外，即丈量时指为成熟之田，亦多有淹没……东西河改道后，旧日河身老，淤坚结高，新徙之道至一丈数尺”，并历数东河三大河患：“自二家村南至中所中间，水驶散漫，不能归槽，任性窜越，冲湮田亩，若不严加防范，则沿河一带及东南附郭成熟之田势必渐次波及，患一；右所营等处沟槽浅狭，不能翕受洪流，率至泛滥，患二；大人庄等处水势弯曲，往往冲汕土埂，以旁溢停蓄泥沙以成淤，患三……其西街以上十里亭一带，田皆冲壅，砂砾弥漫……西街以下……河流所经沟道极为浅狭，暴涨一来，万难容纳，两旁成熟田亩悉被冲湮”，故拟订岁修疏浚章程，沿堤插柳，在梁王冲各山箐栽椿砌石为栅，并植树护培(31)。
内地化程度较深的大理府的水利淤塞也较严重，洱海海口壅塞多年，“每遇雨水泛滥，海田多伤”(32)。太和县是洱海区域内地化较早的农业区，也是水利灾害的典型之区，周城沟常因暴涨淤塞，“横流所经，易淤”，道光二十六年(1746)，上阳沟“溪水夜涨，渰没田庐，死者九十余人”；下关河尾泥沙淤积严重，须三年一浚，若过期不浚，滨河之田必致淹没，明清后修浚频繁、周期缩短，乾隆九年(1744)议准疏浚洱海淤沙，令地方官就近督修、稽查，五年大修一次，但淤阻依旧，光绪四年(1878)滨海田舍又被淹没；城西御患堤因水土流失严重，每岁必浚，如再岁不浚，壅积的沙石就与堤岸相平，道光四年(1824)双鹤涧口冲坍后，于西门外筑高五六尺、宽七八尺的长堤150丈，因泥沙量日增，疏浚费用日昂，光绪间被迫废弃(33)。浪穹县城东10里的东原沟亦因泥沙壅塞而毁弃，“今江干水波二里，田庐淹没，沟亦无迹”，县城南山关沟于嘉靖间开引凤羽河水溉田，因淤塞严重，万历年间就重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大堤溃决，“河由下趋，海口淤塞，频年为患，后议改河……然河小堤卑，沙泥易淤”，同治十年(1871)署知县谢联庆率村民开石闸数道，未几复溃，光绪十年(1884)知县陈文锦率绅民分段疏浚，坚筑堤岸，议定岁修章程(34)；城东南九里的三江口渠是宁河、凤羽、三营之水泻入邓川之处，也是泥沙淤塞严重之区，明清以来为患不断，官府时加修复，耗资昂贵，“凤羽水势驰疾，沙石横冲，以致宁水逆灌，又黑白二涧水，沙石随流，堵塞蒲陀崆口，率多水患”，明嘉靖初，西涧泛溢成湖，民田尽渰，万历间各开子河一道，然日久再淤，清雍正四年(1726)、八年(1730)、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十六年(1771)因淤塞多次开筑子河，但子河捍沙堤岸也常被淤塞湮没。
邓川境内集鹤庆、剑川、浪穹、凤羽诸水而成的渳苴佉江的淤塞最为严重，河道泥沙沉积太多，形成河高田低的状况，每逢夏秋暴雨，河水宣泄不及，附近粮田俱被淹没，为确保春耕，规定每年春初按粮募夫，挑淤培埂，但愈培堤埂愈高，水患更易发生。自浪穹流来之水入蒲陀崆，沙壅浪入，水推沙积，河道日浅，堤岸日低，时有溃决，“怒卷泥沙……历数年而沙淤石积，两堤相峙若岑，环州之庐田隰处其下……经数载而必一溃，溃则堤下属沙丘，全川为泽国”(35)，时人喻为“黄河”，并分析了淤塞原因、沿河山体被破坏及春冬水涸后积石泥沙堆积的情况：“凡水皆行地中，而渳苴独行地上；凡河俱宜深透，而渳苴岁有淤填……败溪碎石纠纷结聚于三江口……一值夏秋霪霖，则坏冈裂谷，山石涧沙与急流崩洪澎湃，訇砰而下……顺水推之，于是水石交冲，视邓为壑，渳苴河受病之源实在于此。由是而南，则黑蚂涧、蛇涧诸山又皆身无完肤，巍然直插河底，沙飞石走，益助以填海之势。于是以一道之长河，受百道之沙砾……但觉两岸亘若遥岑，一水危如悬架，而一湾一曲之处，愈绝飞漠喷薄，震撼异常，自来溃决，每在于斯……试于春冬水涸睇之，则巨石蹲踞于上游，碎石铺列于节次，积沙累磈，累累然、灿灿然，填塞于河身，较以地平，约岁淤高三四尺、五六尺不等，此河身所以高仰而水行愈出地也……人谓渳苴仅同沟洫，而不知与黄河酷类，黄河自西域万里携沙带泥而来，犹之渳苴河自三江口载石乘沙而下也……黄河云梯关外横沙栏门，犹之渳苴河锁水阁外淤泥阻塞，是则大小虽殊，形式则一。”(36)
此外，内地化程度较深的中小型坝区的水利设施也出现了严重淤塞。如楚雄府姚州蜻蛉河“多淤泥，日久不浚，必至堤崩水溢，横流为害”，大姚县城东五里的新坝也“堤岸坍崩，河道淤塞”(37)。禄丰县泥沙为患：“阻绝洪流一坝成，泥飞沙壅水横生。无端骇浪惊天涌，不尽长堤彻底倾。溜急怒驱岩石走，涨高直压岸禾行。”(38)文山县开化里上下河沿河30余里，“向用水车汲水灌田，然车多坝密，以致沙泥淤塞，河溢为患”，龙潭寨支河因泥沙淤塞不得不废弃；镇沅厅瓦巴河渠“蛟泛中流，俄阻巨石，水停沙积，甚为民害”(39)。
临安府是滇南内地化较典型的地区，坝区水利淤塞也较严重。通海城东的李公沟在洪水暴发时泥沙冲决入田，庄稼多被祸害，大桥沟山水时常泛溢、水沙暴涨，田地全被冲埋，沟路堙塞；河西东湖池堤也被淤塞，“今长河水淤，或失其旧”(40)。石屏异龙湖尾“历年已久，淤塞不堪”，多此疏浚，周期日益缩短，官府无钱时常由官员、乡绅集资修浚，乾隆二十三年(1758)疏浚后于龙王庙山麓下另开砂河，“俾回龙山倒流、砂河盛涨之时得藉疏消”(41)；湖东口“两山逼塞，每遇伏秋，大雨时行，恒苦于淤滞，前吏目叶世芳尽心疏浚……后年久渐次阻塞”，乾隆三十八年(1753)在回龙山侧建石堤，五十五年(1790)续建福田堤，后“年久失修，湖口淤塞”，光绪七年(1881)署知州顾芸捐廉修浚，“未几复塞”，十年(1884)重修(42)。蒙自县城南门外的南湖堤（学海）“盈涸不时，久经淤塞”，雍正七年(1729)浚深数尺，乾隆五十四年(1789)因淤塞严重被迫重修海身(43)；城西30里的鲤海“水道淤塞，随满随溢，居民患之”，嘉庆九年(1804)筑堤疏浚，“计费千金”(44)。
丽江府鹤庆州水利壅塞较严重，如灵济渠“下流洞口淤塞，水不能咽，久为邑患，屡经修浚，未竟厥功”(45)，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筑的水峒常被淤塞，“往往乘山泉涨溢，辄涌沙滚石……泥淤其中，沙渐噎此，郡所以多漂没也。”(46)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挖的海菜沟因淤塞严重，“厥后因循日久，沟道壅塞，春秋二熟连年淹没，阖村室如悬磬。”(47)鹤阳河道自嘉庆至光绪年间不断疏浚，绅民不得不连年捐款，“自前明以至我朝，诸洞日见壅塞，每当岁涝，水患叠兴。嘉庆丙子年(1816)，漾水涨发，淹坏田庐，加以年谷不登，饥寒交迫……勉筹一万余金，议开明河于尾闾夹谷间……有初无终，自时厥后……先后或挑砂碛，或寻洞澜，只可补救一时”；同治十三年(1874)又开工疏浚，至光绪二年(1876)，费了3万余金、60余万夫，“工未半终止”，次年秋，“黔南焕文朱总戎适膺简命来镇斯土，正值阴雨连旬，蛟川汜滥，直入城之东门，朱公登楼四望，有沧海桑田之变，因目击心伤，慨然以开河为己任”，率水军数百、民夫千余疏挖，但“尾闾石峡尚阻，上流泥砂多壅滞于此”，春夏之交，卑洼麦田辄被淹没，又“倡首筹赀，爰饬绅耆，募工集夫，复凿石峡”(48)。
永北厅是滇西北内地化较深入的地区，水利设施多被淤塞，如源出程海的海河闸屡浚屡淤，明万历间曾开大河一道，春闭夏启，后渐淤塞，大理知府李成材捐俸疏浚，闸又倾圮，康熙二十八年(1689)北胜州知州申奇猷重修，年久复圮，雍正十三年(1735)署府江峤孙捐俸浚河建闸，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圮，署府唐扆开挖，因河窄岸高，知府陈奇典“议大挑，河面宽阔，继将河底挖深”，道光初河道又壅，海水渐涸；城西北15里的泥河南北闸、城西35里的盟庄坝也因淤塞而多次疏浚，城西北40里的板山河坝淤塞后遇雨泛溢，地方无力疏浚致使田亩荒废，雍正七年(1729)筑石坝捍之，后又淤塞重修，乾隆四十二年(1777)规定四年一修，道光二十一年(1841)，“蛟泛，冲没田庐无算，兵燹后无力修浚，田亩久荒”；源出光茅山的羊坪河沟坝壅塞多年，乾隆十六年(1751)，知府乐安“详拨海河谷以为岁修之费，随修随圮”，二十七年(1762)山崩，壅塞无水，道光二十年(1840)同知熊守谦捐廉修浚，不久又毁，咸同后山崩沟阻，河水泛溢，冲没民田无数(49)。
自然界自身的运动也能够导致泥沙的流失淤塞，但这种非人为原因产生的淤塞在清代整个水利系统淤塞中的比重远远低于人为原因；开河道、修水利的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区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利于农业生产，为使土地得到利用、地力得到发挥，就需要水利工程作保障，但这种情况在云南只存在于元明或清初以前，雍、乾以后，各地水利因人为原因及环境灾难而疏浚维修的占了很大比例。疏浚在客观上达到了减轻水土流失灾难性后果的功效，但根源没有遏制，灾难就不可能减少。不断发生的灾患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构成了巨大威胁，迫使地方政府支出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水利的疏浚及官员薪俸，相对于生态协调期来说这是额外和多余的开支，这是云南内地化产生的消极现象。
泥沙的淤积还在很多已耕田地上频繁表现出来，很多庄稼被泥沙石块冲毁、积水淹没而无法耕种，成为典型的“物种贫乏的种植业”(50)。因流失的土壤多由长期耕作后颗粒细小的肥沃表土组成，在泥沙大量淤塞堆积的个别河湖区，村民在水面退缩后垦为肥田，如建水西湖的部分湖面“与草海相连，今已培出田亩”(51)；通海城东的大桥沟因水沙暴涨，民田尽被淤没，“沟路堙塞，多年弗葺，其下流入湖处久成平陆，居民侵垦成田”(52)；宣威迤谷海子四面皆山，“水无泄处，听其自落”，泥沙长期堆积，“水落之时，土人于涸出之地，间得播种豆麦油菜，沿海周围数十里，所获无算”(53)；云南县允川南丰坝于明代修筑后就壅为平地，清代兵备道何闳中捐金开挖成为义学田，咸同后淤成平地，租民佃种(54)。但这少数的肥沃田亩是众多地区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的结果，相对于农业生态系统来说实在得不偿失，“夏秋河流浑浊，泥沙并下……年深日久，海口堙而河尾亦滞，是以三十年锁水阁下，即系河水入海滞处，今已远距五六里许，沧海桑田，固于附近居民有益，而于上流有损，何则贪淤田之利而不加疏？”(55)
四、结语
内地化使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更为直接和迅速地实施和推广，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使边疆民族地区走出了落后状态，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得到了极大改观，巩固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但任何新生产方式和新技术的改良和进步，对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言都是双刃剑，人类社会因之发展进步的同时，自然环境也因之受到破坏。边缘地区的生态破坏因历史进程的缓慢而延缓，却因内地化的深入而加速。
回顾和反思云南众多水利设施中呈现的几乎类似的淤塞灾难，追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认这是伴随内地化而来的人为生态破坏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在看到清代中期云南经济领域的繁荣发展局面的同时，还应关注视众多水利设施遭遇灾难的记述，以反思云南内地化及其导致的生态灾难。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遗憾的是这种教训在很长时期都未引起重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尤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存发展政策及开发模式下，云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再次遭到空前毁坏，很多地区的生态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在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农业、工矿业开发时，如何制定合适的开发与保护、保护与发展、短期与长期相协调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免对生态的冲击和破坏，应当是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①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渳苴河流域水患考述》，载曹树基、田祖有神主编《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转引自尹全海《移民与台湾的“内地化”》，《寻根》2006年第6期。
③原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台湾）1975年第12期。
④“内地化”与“中原化”是不能等同的。虽然“中原”一词在一般意义上就指代了中国中央集权控制的中心区域，但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指代了一个更为细致的地域范围，这个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中原的主体政权及其代表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方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也存在着差别。更重要的是，“中原”过于强调一个准确而具体的地域空间和文化方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固定化和程式化色彩，而“内地”既有地域空间、比“中原”的范围更宽泛的含义，又具有这块地域上运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发展模式，当然也包括了文化、社会生活、民族构成等方面的内涵，更能在宏观层面及抽象程度上体现中央集权直接控制区域与周边民族地区所具有的差异。
⑤［清］吴应枚：《滇南杂记·梯田》，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清］蒋旭：《康熙蒙化府志》卷1《建设志·沟洫》，光绪七年(1881)重刻本。
⑦民国《云南产业志一·农业·水利》，杭州图书馆1994年复印本。
⑧(12)(18)(23)(26)(32)［清］鄂尔泰：《兴修水利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乾隆元年(1736)刻本。
⑨⑩《清实录·高宗实录》。
(11)(13)《张允随奏稿》，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十九日，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16)［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卷1《云南府·昆明县》，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
(15)(17)(20)(21)(24)光绪《云南通志》卷52《建置志七之一·水利一》，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19)(27)(28)(30)(31)(33)(34)(37)(40)(52)(54)光绪《云南通志》卷53《建置志七之二·水利二》，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22)［清］鄂尔泰：《修浚海口六河疏》，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五》，乾隆元年(1736)刻本。
(25)［清］杨体乾修、陈宏谟纂《雍正重修富民县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29)［清］李星沅修、李熙龄纂《道光潋江府志》卷5《山川》，传抄道光刻本。
(35)［清］王师周：《治渳苴河议》，参见师范《滇系·艺文八》，嘉庆十三年(1808)刊印本。
(36)《新纂云南通志》卷140《农业考三·水利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7)马标、杨中润纂修《路南县志》卷9《艺文》，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39)(44)(45)(49)光绪《云南通志》卷54《建置志七之三.水利三》，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41)乾隆《重修石屏州
志》卷1《地理志.堰塘》，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42)(43)(51)嘉庆《临安府志》卷4《山川》，嘉庆四年(1799)刻本。
(46)(47)(48)张了、张锡禄：《鹤庆碑刻辑录·水利》，大理州文化局2001年印行本。
(50)［美］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3)(55)民国《宣威县地志·湖》，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