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关系中的功能社会化与康德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认识论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理论家中离法兰克福学派最近的人，然而他一辈子为霍克海默拒之门外。②索恩-雷特尔花了整整68年完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
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
ndischen Geschichte)③一书，至今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鲜为人知的文本。我以为，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研讨的重要文本，因为在该书中，索恩-雷特尔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解决康德认识论的现实基础问题。在此，本文仅就作为该书附录一的写给阿多诺的命名为“功能社会化理论草案”的信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初步的讨论，以期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索恩-雷特尔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康德的认识论问题，比较核心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先天观念结构归基于实践结构，具体说，不是先验观念解释现实存在，而只能以社会物质存在结构说明看起来独立、先在的逻辑构架。他说，这个特定的社会物质存在结构就是居有性的功能社会化(funktionale Vergesellschaftung)。在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构境层中，居有社会即剥削社会，功能社会化就是指在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发生的某种看不见的社会综合。由此，索恩-雷特尔试图瓦解康德自以为独立存在的先天观念综合的假象。 为了历史地说明这一观点，索恩-雷特尔先是在一个虚构的历史构境平台上，设定了从原始共同体内部关系到功能社会化外部剥削构架的转变。说他“设定”，因之这种看起来是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真实历史之外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传统的原始共同体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体化的，消费来自生产者本身的直接生产结果，可是在一场部族之间的战争之后，败者为奴，则出现了一种前者占有后者剩余产品的新型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Herrschafts Verh
ltnisses)：“在被剥削者那里，产生了一种没有消费的生产，而在剥削者那里，则产生了一种没有生产的消费，因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然物质关联(notwendige materielle Zusammenhang)这种早先的形式被摧毁了。”④我们不难看出，索恩-雷特尔的许多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没有直接史料文献支持之上的随意性推论和主观设定，恐怕这也是霍克海默对他的观点采取不信任态度的缘由之一。索恩-雷特尔有些伤感地说，也是从这时起，劳动最初的、原始的社会化特征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关联(Tauschzusammenhang der Arbeitsprodukte als Waren)的出现。他再一次重申，正是这个商品交换关系的历史发生，才会建构出所谓的功能社会化： 剥削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生活必要性关联(lebensnotwendigen Zusammenhang)转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即社会的关联(gesellschaftlicher Zusammenhang)。它在人们的存在的紧密联系中建立起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联。这种由剥削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就是我所称的功能社会化(funktionale Vergesellschaftung)，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原始共同体(naturüchsige Gemeinwesen)。“功能的”社会化是对“原始的”社会化的否定，它摧毁了后者直至其完全解体，以致于功能社会化最终一统天下，并且商品生产采取了那种最终使得单方面居有(einseitige Aneignung)变成相互居有(wechselseitige Aneignung)的形式。⑤ 现在我们知道，索恩-雷特尔所谓的功能社会化就是由剥削关系导致的原始共同体的解体，使原有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的生活必然关联变成一种由剥削性掠夺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居有关联，这种居有关系开始是单向的，后来在商品交换中生成相互居有。依这个逻辑推论，前者是主人对奴隶的单向掠夺，而后者为商人之间的相互盘剥。其实，这个“相互居有”是可疑的，因为，索恩-雷特尔所假设的这种商品-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相互居有，只是表面的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单向盘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所以，索恩-雷特尔的这个自以为得意的“相互居有”从本质上是错误的伪历史情境。 依索恩-雷特尔的所谓“历史性的阐释”(geschichtliche Gesamtdarstellung)，这一转换过程经历了“古埃及、古典时代以及近代欧洲的商品生产”等主要步骤。首先，在古埃及和东方社会中出现了剥削关系的“第一种本质形式”——国家，即“最初的剥削关系”的社会化形式。这里， 在国家中，剥削的社会化功能局限于，赋予剥削的统治关系以齐一的特征(Charaktere der Einheit，国家主权、领土主权，等等)，这种同一性构成了国家的本质，使剥削的实际的统治关系成为“国家”的本质，或者说是将自身拜物教化了。在此，功能社会化无非是一种以剥削为目的而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factum brutum)，居有对象(Aneigungsobjekte)(产品、生产者[奴隶]、土地、劳动工具、牲口等等)的自然形式不再有不同的价值表述。⑥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这种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同一性统治中的功能性剥削关系显然还是外部的强制，社会生活的齐一是由可见的暴力来实现的。 其次，剥削关系的第二种形式是古典时代中出现的“财产的社会价值形式的形成”(Ausbild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ertform)。在此时， 先前是作为整体的国家的东西，现在则是单个的公民(einzelnen Bürger)与其奴隶家政和财富生产的私人关系，古典时代的社会是这些公民相互之间(Bürger untereinander)的社会。在此，最初的财富形成(Reichtumsbildung)被反映出来了，被生产出的财富在剥削者与城邦之间进行交换，并由此而首次获得了恰当的社会形式，即货币的价值形式(Wertiorm des Geldes)。⑦ 我推断，索恩-雷特尔这里所指的“古典社会”应该是早期的希腊城邦，并非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以，这种西方式的早期财富形成——货币的价值形式，也只发生在作为剥削者的自由人中，因为，奴隶并不是“人”，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所以，“此时被剥削的生产者还处于奴隶的自然形式当中，被功能化了的不是他们的生产，而是对他们的使用”。⑧这是一种奇怪的分离，社会功能化通过货币在拥有商品的主人那里发生作用，并不直接作用于奴隶，对后者的工具化使用间接地参与到社会功能化之中。 其三，依索恩-雷特尔的观点，这一切，只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才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功能化是由全新的商品形式基本特征所建构起来的。在他看来，这种资产阶级商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同一性、定在和物性(Identit
t，Dasein und Dinglichkeit)。这显然是索恩-雷特尔自己特设的三个批判性规定。 一定存在者的同一性样态(Identit
tsmodus des Daseienden)从最开始便是剥削关系中的统一性，它对这种关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和建构性的(konstitutiv)；因为剥削者的居有行为将劳动者的产品“抽象化”，这样将人类产品“物化”(verdinglicht)，将其中立化为物(Ding)，固化(fixiert)为已完成了的、脱离了生产者双手的定在(Dasein)，这个定在现在被掌握在剥削者的手中，无视它的生产过程，作为单纯的给予性和接受性(Genommenheit)，作为在质量和数量上如此造就的特性(Beschaffenheit)，尽管强调它不是自然的产品，而是人类的产品[但恰恰是他者劳动(Arbeit anderer)的产品]。⑨ 第一点，这里对同一性(Identit
t)的确证，同一是统治的需要，从专制下的外部同一性强制暴力到商品交换关系下的非强制同质性，都是为了剥削关系中的可控性。这一点上，我倒觉得是1936年的索恩-雷特尔影响了后来的阿多诺。阿多诺写于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主旨就是反思同一性逻辑，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所构序的非强制的同一性。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市场世界最重要的前提是人为的强制性的外在宗法同一性的消解，这也是法国重农学派⑩“自然秩序”的真正质性。然而，斯密、李嘉图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内里逻辑并非真正消除了同一性的法则，而不过是将帝王看得见的高擎着刀剑的手，消隐于“交换价值”在市场中非人为自发实现的客观经济同一性背后。显而易见，资本的世界历史逻辑中的工具理性、经济法则和政治法理是同样心怀“狡计”的。阿多诺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索恩-雷特尔上述观点的深刻启发的。第二点，Dasein，或者一定的存在成为坏东西，多少令我有些意外。因为，有时间维度的一定存在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核心属性，我们也能看到，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一构境层中用Dasein替换那个非历史的个人主体。依我的思想复构，索恩-雷特尔此处所特设的这个定在(Dasein)，是对应于传统原始共同体中那种无时间无地点的不可控的无用神物(如树丛中的小精灵、彩虹上的天使)，商品交换使一切存在都成为抽象的价值等价物，这里的一定存在是指有用的可交换物的确定性。我真不知道，索恩-雷特尔的原初构境中，他有没有这么深刻。总之，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多少有些牵强。第三点，这里的物(Ding)即物化之物，索恩-雷特尔将其指认为在商品交换中脱离了原初劳动生产中的“抽象”，遮蔽了它作为他者劳动的产物这一真相后，成为脱离了劳动者双手的“中立化”的抽象物。此时，他还没有形成交换关系抽象的深刻构境意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物也是不可触碰到的“自在之物”。 更有趣是，索恩-雷特尔想从这一特殊的理论构境支点的重新设定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同一性、定在和物性特征恰恰是看起来独立存在的中立化的先天思维形式的根本特征。的确，这是一种过去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无法想象到的一个链接。难怪他很得意地说，“这是一种认识论家，乃至庸俗马克思主义者(Vulg
rmarxisten)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洞见”。(11)我承认，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认识论批判维度。这一创新点，也是索恩-雷特尔贯穿全书的构境线索。 可能也因此，索恩-雷特尔才特别交代说，他这里的主要讨论必须限定在“商品生产社会已形成的形式的剥削社会”中，因为，也只有在这种由商品生产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总是按照这种社会化的统一功能来规定自身，前者是后者的形式上的构件(Konstituens)”。索恩-雷特尔似乎热衷于这种抽象的空洞表征： 功能的社会化只是凭借剥削来贯彻，因而是作为一种居有关联，尽管它总是与生产相关，但它自身并不是生产关联。它是一种以人及其物的纯粹定在为形式(Formen des blo
en Daseins der Menschen und ihrer Dinge)、而不以这种定在的产生(Hervorbringung)为形式的关联。显然，这种关联在单方面居有的形式中是存在着的，但是，在已完成的剥削和功能社会化的形式中，居有与生产的关系就变成了完全地、不可穿透地遮蔽了物质存在的现实性(Verdeckung der Wirklichkeit des materiellen Seins)的关系(马克思一再强调这种区别)。(12) 将这种表述翻译成我们能懂的语言，大约就是说，功能的社会化的真实基础当然是生产，但功能社会化本身却遮蔽了自己与生产的关联，它让在商品形式中出现的一切事物都表现为特定的存在物(定在)，但却割断了这种定在产生的真正来源。在早先简单的工匠生产中，产品与劳动生产的关联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剥削者可以单向居有劳动产品，而在进入交换的相互商品居有关系时，产品与生产的关系则被彻底遮蔽起来。特别是，在作为物化对象的货币身上恰恰看不到它的真实来源。 上述所有的讨论，最终都集中回落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功能社会化对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的规制。这也就是索恩-雷特尔时刻牵挂的康德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决。能看到，索恩-雷特尔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们，“剥削按照居有对象的定在同一性(Daseinsidentit
t der Aneignungsobjekte)的原则限制了‘功能社会化’，借助于这一洞见，认识的整个形式问题式(gesamte Formproblematik der Erkenntnis)，以及在对象之上的概念联系(Beziehung der Begriffe auf Objekte)，便走出了思维领域，回溯到人的社会化领域之中”。(13)在大的构境意向上，索恩-雷特尔肯定是对的。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索恩-雷特尔自己编制的怪词——“居有对象的定在同一性”，他试图将自己上述三个新的构境支点(同一性、定在和物)通过一个概念表达出来。我对这一表述的复构结果为：由剥削所生成的特殊客观的同一性建构了社会功能化，这种现实中的同一机制也是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构架中被武断地颠倒为世界本质的认识形式的问题式的真正现实基础。这里的Formproblematik是指塑形了认识形式构架的提问和思考的生产方式，从索恩-雷特尔的使用语境来看，似乎比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概念要更加复杂一些。 索恩-雷特尔是想说明，康德在认识论革命中遭遇的各种主观问题和悖论，或许集中于范畴和观念形式统摄作用中的先天问题式，只有归基到人类社会存在中特定的社会化领域才能得到最终解决。他认为， 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世界”的形式(Form der“Welt”)总是具有现实性，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者(Seiende)(作为纯粹的事实)按照齐一的原则生存(Prinzipien der Einheit existiert)，也就是说，作为客体而存在。而这些原则总是因功能社会化的结构，以及其中主体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因为一般来说，理论上的主体-客体关系只能从剥削关系和功能社会化的原因中产生出来。(14) 第一段表述中，似乎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年)的影子，这里的世界显然是人给予形式(“向自然立法”)的周围世界，作为事实的存在者的生存是齐一的。进而，依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使用的方法，索恩-雷特尔认为，发现了近代先天观念构架塑形和构序作用的康德-黑格尔，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先验构架的逻辑塑形基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功能社会化，其中，商品形式所规制的定在同一性决定了看起来独立的思维形式构架中的所有功能和属性。 事实上，在功能社会化过程中，客体知识的形式结构(Formkonstitution der Objekterkenntnis)由于剥削关系而不同，因为功能社会化规定了客体的结构；只要人们是“主体”，他们的思维便关涉到这个客体。因而，知识的形式总是由客体规定的，但是，客体的形式又是由功能社会化过程规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知识的建构性综合(konstitutive Synthesis)(我是在先验的意义上使用综合概念的，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意义，因为只有形式上的综合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才是理论的[当时我还没有强调其作为与手工劳动相分离的精神活动的意义，至少还没有主题化的意义])，相反，质料的综合则没有发生，因为这种综合是作为社会的综合(Synthesis der Gesellschaft)而发生的，并且涉及人的定在关联(Daseins)。(15) 这一段接近大白话的表述是不难理解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功能社会化建构了特定的客体形式，客体形式决定认知形式，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生的客观性的社会综合规制着现代性思维中看起来先验的观念形式的“建构性综合”。方括号中的文字显然是索恩-雷特尔后来标注的，他自省，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与精神活动的独立化的关系。从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构境层上来看，这里发生的构序新质是将功能社会化进一步与先天观念综合同步起来，所以，他开始使用社会的综合(Synthesis der Gesellschaft)这个特殊的概念。这会让他对康德命题的破解更加紧密和深入一些。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就连认识形式中的先验综合的失败也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反映。索恩-雷特尔认为，虽然康德-胡塞尔等人先验观念“综合”的哲学建构并直接“不涉及对资本实际控制(Kapital realiter zu bew
ltigen)的物质的综合(Synthesis der Materie)”，但“综合的失败表明了危机，危机理论是对唯心主义关于‘综合’的所有设定的真正批判”。(16)他还专门告诉我们，阿多诺对他的这一观点有兴趣，并“希望我将这一点‘大体勾画出来’”。(17)应该说，这是索恩-雷特尔的深刻之处，但可能过于简单了。不管阿多诺是否真的感兴趣，我都觉得，这个断言有些牵强。因为观念固然反映现实生活，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见得是完全同步的。马克思也说过意识形态的改变有时是远远落后于现实存在的，反例中也有亮丽的文学艺术和观念出现在黑暗的土地上的情形。我还觉察到，索恩-雷特尔的许多观点多少表现出一些线性的形而上学特征，话说得过满过于绝对，这也严重影响到他的论点的科学可靠性。 当然，索恩-雷特尔从不掩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这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品质。他公开声称，要将在唯心主义那里倒置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将“先验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verwandelt sich der 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 in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18)这是他全书的理论要旨和直接努力的方向。恐怕，这也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旗帜鲜明的一次唯物主义宣言。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是值得尊敬的。他明确指出： 如果从唯心主义对综合问题的既定理解来看，那么马克思主义给这个未解决的问题(Problem)提供了答案；因为在这个问题提出本身的意义上，唯心主义所指的概念综合的重构(Nachkonstruktion der begrifflichen Synthesis)的任务，转变成了唯物主义重构社会存在之历史(materialistische Aufgabe der Nachkonstruktion der Geschicht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的任务[也就是由对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辩护变成对它的责难]。实际上，综合在社会存在当中运行(从而是所谓“成功”的)，唯心主义在主体性中假设了这种综合，但从来不能为之提供解答。(19) 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构境意图是明确的，他就是要解决康德唯心主义建立起来的绝对理性中先天综合统摄机制的现实基础问题，或者是康德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方案。康德哲学实现的认识论革命的意义是对传统认识论对主体理性能力的神化进行了现代性祛魅，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统摄机制的细描，揭示理性观念系统的有限性，从而唯心主义地实现了对概念综合系统的重建。而索恩-雷特尔则认为，康德不过是在主体性观念构架中不自觉地反映了发生于社会存在中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对康德命题的彻底解决，则是将观念综合机制的重建再一次转换为社会存在本身的重建，具体地说，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重建。索恩-雷特尔在此书中，几乎一直使用着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20)这一并不科学的词组，他并不了解马克思在1858年之后已经开始使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这一新的科学概括。(21)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在对商品-市场经济的批判中，总是停留在以货币为核心的财产关系(占有—所有—居有)中，而进入不到马克思对以资本统治关系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构境层面。 索恩-雷特尔进一步推断说，被康德—黑格尔后来美化的观念主体性缘起于最早的功能社会化——商品同一性： 由于功能社会化的辩证法，人类剥削者自身进入到商品同一性的定在方式(Dasinsmodus der Identit
t der Ware)之中，出于其社会存在的一种总体规定了的结构的强制(Zwang einer ganz bestimmten Konstitution)，将自身统觉为(apperzipieren)同一地存在着的“主体”。这种结构与剥削财富的社会价值形式的形成(Ausbildung)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公元前700年的爱奥尼亚，价值的货币形式第一次被铸造出来)；的确，我认为人的主体形式的产生是与价值的被铸造出的货币形式不可分割地关联着的。(22) 主体性本身的出现是与商品形式的同一性定在方式的发生同步的，这是索恩-雷特尔的一个极为大胆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早在欧洲公元前700年的爱奥尼亚，当价值的货币形式第一次被铸造出来时，观念主体性就在剥削关系的社会价值形式上被同体生产出来。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因为主体性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关键是在什么构境层面涉入主体性的历史确立。首先，近代以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体观，将主体的确立归属于思的场地；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讨论过人类历史主体的确立，这是与劳动生产的存在构序发生联系在一起的；其三，马克思也讨论过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场境中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丧失，比如黑人只是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之中才会成为没有主体性的奴隶，以及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丧失人的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和经济动物等等；第四，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以及福柯在新人本主义的个人本位的构境意向中，将主体生存确认为真实主体性的实现；其五，现代主体性的构境意义上，福柯宣布“人”是一个不足三百年晚近发明的事件。如果要例举下去，这会是一个长长的无尽序列。 可索恩-雷特尔没想那么复杂，他简单地认为，剥削者就是主体。其实，剥削者是主人或统治主体。 定在同一性(Daseinidentit
t)(我想起来了，我认为“定在”具有一种否定的重要价值)对于剥削的居有行为中的产品样态来说是原初性的，并且从积极方面来说，就是对实践的否定。但是，不仅是作为物的产品(Produkte als Dinge)，而且还有人们自身，确切来说是剥削者，亦即剥削关系和功能社会化的实际的社会创作者，出现在定在的这种同一性样态之中，并将自身识别为“主体”。这里涉及的人是在剥削社会构成史(Konstitutionsgeschichte)中的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主体形式的产生的真理(被诅咒的真理)。主体性与实践的这一关联——但却是在与其自身之中建构起来的、对实践的遮蔽(Verdeckung der Praxis)的关系中——规定了问题(作为探寻“真理”的问题)的星丛(Konstellation)。(23) 这个Dasein与海德格尔对个人主体性的时间切割是接近的，但它更接近黑格尔的原初语境，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一定的历史存在的缩写。然而，这个定在却是否定性的现象。索恩-雷特尔将定在指认为否定性的概念，是想通过这种有时间地点的存在限定，否定传统哲学中对先验主体的非历史摆设。因为，先验主体统摄认知机制的霸权地位，恰恰是由现实土地上剥削者统治关系的霸权决定的。这是他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格式。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从剥削的居有关系—商品形式—同一性定在—真理引出的构境线索。当然，康德—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观念本身就是对实践的遮蔽，即对先验主体性产生的历史起源的否定性掩盖，于是，认识论的真理概念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掩盖。我注意到，也是在这里，索恩-雷特尔使用了后来在本雅明和阿多诺那里新的反现代性理论构境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星丛(Konstellation)概念。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地说明先验主体的现实基础，很重要的一个构境层面就是说明主体性与现实社会存在是“如何分离开的(wie sie auseinanderkommen)”，并且他直接说，在这里简单的“反映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Abbildtheorie keinen Platz)。(24)在之后的理论探索中，他逐步意识到先天观念的独立化是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为历史前提的，这是后话。我注意到，阿多诺其实接受了索恩-雷特尔在这封信中的主要观点，在他著名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肯定地指认到，要真正破解先验主体的秘密，最关键的就是要揭露其现实社会历史基础。“超越同一性哲学(identit
tsphilosophischen)的魔圈，先验主体可以被译解为自身无意识的社会(selbst unbewu
te Gesellschaft)。”(25)也是在这一文本中，阿多诺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表述：“先验主体(transzendentale Subjekt)的一般性是社会的功能关联与境(Funktionszusammenhangs der Gesellschaft)的一般性、即一个整体(Ganzen)的一般性。这种总体是由个别的自发性和品质结合而成的，但又靠平均主义的交换原则(Tauschprinzip)来为这些自发性和品质定界，最终把它们当作无望地依赖于总体的东西而删除掉。交换价值(Tauschwerts)对人类的普遍统治(universale Herrschaft)先验地使主体不成为主体，并把主观性本身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客体(blo
en Objekt)。这种普遍统治使那种要求确立主体的预先统治的一般原则成了非真理(Unwahrheit)。先验主体的盈余是完全被还原的经验主体的匮乏(reduzierten empirischen Subjekts)。”(26)虽然阿多诺没有直接提及索恩-雷特尔的名字，但这一原则毕竟是后者在1936年的理论贡献。 ①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1899-1990)，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1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1920年，与恩斯特·布洛赫成为朋友，1921年结识本雅明。1924-1927年间，在意大利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克拉考尔和阿多诺接近。但由于霍克海默的反对，始终没有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他通过瑞士和巴黎移居英国。1978年，索恩-雷特尔被任命为不莱梅大学的社会哲学教授。代表作：《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1971)、《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阶级结构》(1973)、《认识的社会理论》(1985)、《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21-1989)、《货币：先天的纯粹铸币》(1990)等。 ②据文献记载，阿多诺曾经郑重向霍克海默推荐索恩-雷特尔，请求让后者获得研究所的资助。阿多诺认为，索恩-雷特尔正在进行有意义的独立研究，也在像自己一样“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并且，在我对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解读中，我发现阿多诺在不少重要观念的理解中都认同了索恩-雷特尔的见解。但是，霍克海默明确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尽管索恩-雷特尔的书中那些“被意义含量巨大的词语挤满的沉闷的句子后面”包含了非常强大的理智能量，可是，充其量只是对旧问题“从唯心主义一番修饰，反而使它们无法引人注目”，这种学术研究与“雅斯贝尔斯或别的什么教授的作品的地位没什么区别”。参见[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③此书1970年版的书名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的理论》(Geistige und k
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此书的中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④⑤⑦⑧(11)(12)(16)(17)(18)(22)(23)(24)[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14～115、119、119、116、116、118、118、120、121、121、122页。 ⑥⑨(13)(14)(15)(19)[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15、119～120、122、119～120页。中译文有改动。分别参见Alfred Sohn-Rethel,Geistige und k
rperliche Arbeit: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
ndischen Geschichte,VCH,Acta Humaniora,1989.S.146～147,S.143～144,S.148,S.148,S.148.S.149. ⑩重农主义(physiocracy)学派是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他们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20)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也译作“资产阶级社会”，此词与英文中的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存在一定的区别。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根据具体的使用语境分别意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情况是，在1844年以前的文献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般译为“市民社会”，而1845年以后，多译“资产阶级社会”，少数特定语境中保留了“市民社会”的译法。还应该说明的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直接受到了弗格森《公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一书的影响。但弗格森所理解的政治法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同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那里沿袭而来的经济机体和基础性社会结构意义上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但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是：恰恰是黑格尔阅读并借鉴了弗格森的著作，正是该书的德译本使得“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日耳曼学术界流行起来。当然也得承认，黑格尔“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在中世纪末期以来市民(资产者)兴起的背景下，在康德、费希特开创的德国“市民社会”的分析语境中，吸收了洛克、孟德斯鸠国家和市民社会讨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学理综合。在康德那里，自为的市民社会已经被抽象地表述为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意图。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也出现极少量的Bourgeoisgesellschaft一词，同是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此词由法语而来。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参见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EW Bd.3,Berlin:Dietz Verlag.1969.S.194,S.233. (2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笔者与周嘉昕合著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5)(26)[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6页。参见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6,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3,S.179,S.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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