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1]2003年在《当代俄罗斯与印度关系研究——从民族心理特征角度》文中认为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俄罗斯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角色。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虽然倒退300年,缩踞亚欧大陆中心内部,转为“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但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雄厚的潜在实力,俄罗斯仍是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倍受关注的因素。而已经正式加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身为亚欧大陆南缘的地区大国,正在强力崛起中的印度,也日益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体系构建中不可忽视而又难以确定的变量。从此意义去看,对当代俄印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走向不可等闲视之。 俄罗斯和印度又都是与中国山水相连,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两大邻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交往中,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印度之间关系都曾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经历过友好、分歧、矛盾甚至边境战争。今天,虽然中俄、中印关系发展状态比较和缓、稳定,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难题尚没有完全解决,在此国际关系转型时期,新的干扰因素又不断产生,这些难题和干扰因素都在影响着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俄印关系的实质内涵及发展趋势对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和稳定,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国不能不对俄印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予以关注,并对之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基于上述认识,一方面,从新的理论和研究角度,认识、把握俄印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对一些相关具体国际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并深化对国际关系总体演变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对中国两大邻邦关系现实演进和未来发展趋向进行分析、判断、探讨和研究的同时,完备和深化对当代俄印关系的认识,把握当代俄印关系变化、发展和密切的潜在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周边环境发展态势,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从而将学术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实际需要。由此,本选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 概观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人们往往将其研究的视角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些“国际关系最基本要素”的研究,探寻“最能直接反映出主权民族国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所追求的利益”。而从人类学、心理学及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将研究、分析的视角集中在文化、心理等无形或非物质经济因素方面,虽然有着相当长历史,却份量很少,也不充分。并且,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探讨角度有的至今还受到相当多的国际问题研究者的怀疑。因此,相对来讲,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些领域的进展较慢,尚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探讨。尤其是从上述学科、角度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如此。与西方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上述领域就更显薄弱,许多方面尚处于空白状态。而当代中国正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这就给我们年轻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机遇。 非经济因素常常超越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基于目前国内外有关当代俄印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借鉴前人己有研究成果,本论文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借鉴、运用其它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对当代俄印关系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考察的基础上,从俄罗斯人和印度人的心理特征角度,对当代俄印关系进行有创新和有价值的探讨、研究,以揭示影响当代俄印关系的潜在因素和现实因素之间关系;探讨。研究当代俄印关系发展。变化的潜在机理,使我们能够对当代俄印关系发展脉络和发展趋势有更清楚、全面的认识,以及把握和判断;并以此填补以柱对此问题研究的不足。 是民族使国家这种政治权力统治合法化和对杜会的控制合法化。将民族意志和国家意志统一起来的最好形式是民族国家。固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民族不仅仅是一个情感回素,它还常常被用作推进利益的工具。而一个民族存在的基本缘由之一,是客观存在,并体现在该民族的物质文比和精神文化当中的共同的民族心理特有,即该民族的心理特征。 国家的行为也是有组织的人的行为,所以,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也受民族心理环境的影响。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在民族的感知,观点、信仰和价值范围内形成的。国家对外政策诀策制定过程即是对外政策诀策者们吸收本民族的文化和特征,将本民族,清绪情感。民族意识、民族意志、价值观念。民族需求内化于国家对外政策之中的过程。通过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影晌作用,民族心理恃征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和资源的使用范围,从而影响着国家对外关系的构建和拓展。由此,民族的理念。行为能力。目的、需求经由国家反映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通过国家间接对国际关系的活动,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着影响和作用。正是因为民族心理恃征对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将民族心理特征列为国家综合国力中软国力的重要组成因素。自美国政府依据本尼迫克特关于日本的民族心理不同于欧美的民族心理结论为依据,成功制订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之?
施咏[2]2006年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课题“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利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作深入考察。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做相对全面的探讨。力图超越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从而为深入探讨文化形成的“深层结构”开辟新的途径。 本研究中还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通过与他民族文化参照系的横向比较,引发我们同其他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类型的一种互为“易位”的思考,以帮助我们反思自身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局限和不足,更好地去认识自我文化,构建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音乐审美心理学。 课题研究主要内容: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受自然系统中的地理环境、人种特征,社会系统中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结构、哲学思想、宗法、原始神话、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事物共性与个性的两个方面,是一对互为依存融合的统一体。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在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异性这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 音乐的民族性具体通过特定的音体系、语言体系、音乐结构体系等方面得以体现,不同民族在音乐中所使用的形式要素和组织手段都富有个性而区分微妙。中国人在音色审美上有着近人声,尚自然、多样化、个性化,偏高频的清、亮、透,甜、脆、圆以及重鼻音的特点。旋法上表现为平和、渐进的美学特征;音乐结构思维讲求在“统一的前提下求对比”,并遵循规范化、程式化的特征。 受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直觉、多觉贯通、艺术综合理念、“成于乐”、“游于艺”乐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音乐联觉能力较为发达。并高度重视味觉审美的情感表现性,“声亦如味”,饮食口味的地域分布与民族音乐风格,不同饮食口味偏好与审美主体的性格、音乐审美的取向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
龚晓珺[3]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指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赵彩燕[4]2016年在《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问题是国家在从威权政体向多党制政治转型中的分裂风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时段主要着眼于政治转型期,研究目的是评估国家的分裂风险。本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对叁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动荡甚至民族内战的后果。第二,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民族问题,藏独、疆独等极端分离势力不断滋生事端,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第叁,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长期饱受分离运动之苦,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受到威胁。近年来,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分离主义运动再次涌现,不断动员独立公投。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也有长期的争取独立运动历史。除了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亚的印尼、印度、缅甸,非洲的尼日利亚等面临民族分离运动。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激发了民族矛盾、威胁着国家统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问题上可能存在创新意义。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解体的个案研究,没有出现一般性的解释理论,而且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转型中国家是否分裂以及分裂风险问题,因此本研究问题还有广阔的探讨空间。在方法上,本研究以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提出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并将其运用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具体使用和验证。从民族数量和民族分布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杂居型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分类对分析国家的分裂风险具有方法论作用。本文研究对象包括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九个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这九个国家从民族结构上涵盖叁个类型,不同类型在政治转型中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类,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但在政治转型中也产生了两种结果的差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在进行多党制选举中仅出现政党更替的结果,东德在多党选举中除了政党更替,还迅速实现与西德统一。第二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多党民主制度后,在转型初期出现了民族冲突,但最终走向了民族和解,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第叁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型中,不仅政党瓦解,而且国家解体。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还陷入长期内战。按照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模型分析,可以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转型中出现的结果差异,并以此判断各国家分裂风险的大小。首先,民族结构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和基础要素。在多民族国家中,判断国家是否会在政治转型中发生分裂,首先观察其是否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包括民族具有独特的语言或宗教文化特点,聚居程度高、有较大面积的传统聚居区域、地理上自成一体、人口规模占本地多数(本地区的主体民族)。但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走向国家解体,国家是否解体及解体的风险大小还要看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民族的合并方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和经济联系、国家的控制力量等。在这些因素中有常量,有变量。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国家和执政党的控制力是判断国家分裂风险的常量,其他因素具有变量性质,在不同国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表现是不同的。这一模型的有效性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验证。
吕朝辉[5]2015年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当代中国陆地边疆①的历史负荷、现实问题和政治环境体现出深层、复杂、特殊的特征。本文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既注重对当前陆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注意对“碎片化”的陆疆治理现有成果展开“化零为整”的系统性研究,既强调把研究重心确定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以来的当代陆疆治理,又注重从过往陆疆治理的“浩瀚汪洋”中挖掘智慧和汲取教训,既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又落脚于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这个具体研究点上。因此,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十分突出。本文立足于陆疆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以现代公共治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古典管理、行为科学、文化软治理、公共治理等相关理论,初步总结和探索出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四种陆疆治理方式,四种方式的有机统一即构成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全部内涵。全文在参考边疆治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一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要创新?”和“怎么样创新?”的研究思路,分成两部分回答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创新研究”这个中心主题。全文共分八章,前四章陆续从基本理论阐述、历史渊源追溯、特殊问题归纳和政治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后四章通过四种陆疆治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回答了“怎么样创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做出一些前置性说明。该部分首先交代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做了相关的研究综述,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首先对边疆与陆地边疆、治理与陆疆治理、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等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叁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接着重点考察了当前陆疆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内涵、目标和任务,以及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概述。第二章运用历史追溯的方法,回顾并全面分析了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1840—1949年近代中国、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1977年政治动荡期、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不同时期我国陆疆治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成败得失。第叁章从历史回归到现实,首先从历史、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陆疆特殊性问题的形成原因,然后从陆疆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前陆疆地区面临的四大类最为基本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具体阐述;第四章则从陆疆内部特殊问题的创新动因,过渡到了陆疆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挑战。该章首先总结了当代中国陆疆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单元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接着分析了我国陆疆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最后考察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对陆疆社会内部造成的巨大张力。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层面,具体从理论依据、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动力、运用维度、适用范畴、基本要求等方面,对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等叁种陆疆治理方式分别予以创新构建。此外,第五章还探讨了理性规制和非理性规制的标准区分问题,考察了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第七章还考察了中央、地方、社会、民众在陆疆文化性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分解问题。第八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央政府、发达地区、陆疆地方政府、陆疆社会和各族群众在陆疆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考察了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四种陆疆合作治理形态,并从基本理论、现实动力、主要特征、现实动力、基本要求等方面对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构建。结论部分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陆疆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尝试地回答了四种方式的划分标准、区别和联系、优缺点、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等理论问题。
严庆[6]2010年在《从冲突到整合》文中研究指明由族际政治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构成的民族政治关系,深刻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政局和世界政治发展的大势,因而成为民族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着眼于民族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研究,以认知和研究民族冲突、民族整合为重点,旨在为防范、抑制和化解民族冲突,提高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效能提供一些思路。尽管民族这一群体可以表现为种族、族群、部族等具体族类形式,但这些族类群体在本质上都是稳定的人类利益共同体,这些群体又同时归属于不同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会进行群体利益的诉求与维护,每一个多民族国家也都承担着民族利益的分配与保障职能,诉求与维护民族利益、分配与保障民族利益都必须借助政治系统和政治力量。民族政治关系正是围绕族体利益形成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围绕利益的独得和共享,民族政治关系呈现出冲突与整合两种基本模式。与冲突、整合模式相对应的民族政治行为是民族冲突和民族整合。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讲,应对民族冲突和维系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这一工程形影相随的两个方面,而应对民族冲突和维系民族整合的效能既受到国家所奉行的民族政治价值的影响,也受到国家运用民族治理技术能力的影响。论文主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文献法对国内外关于民族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围绕族类群体的分类、民族冲突的概念、民族冲突的分类、民族冲突的原因、民族冲突的机制和民族冲突的过程进行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尤其综合运用族性与族群动员理论、集体行为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解读民族冲突,为深刻理解和认知民族冲突提供了新颖而宽泛的视域。此外,借助于民族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成果,更有助于理解民族冲突发生、发展的复杂、微妙与多变。论文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民族冲突相对应阐述了民族整合的概念、模式与实施策略。与民族冲突相反,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中族际关系、族裔群体与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表现为族际关系的和解、合作与友好,族裔群体与国家关系的合理、得当与和谐。进行族际关系、民族与国家结构关系的设定,进行内部的民族治理是当代主权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民族治理问题上国家必须有所作为。多民族国家有责任借助国家政权,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消除和化解不同民族围绕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利益、文化权利和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产生的冲突和矛盾,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论文从民族政治关系历时发展的角度指出民族整合是当代民族政治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基本模式,并提出了单元型整合、融合型整合和分层性整合叁种策略。论文结语部分对中、西民族整合进行了对比分析,藉此凸显中国民族治理的特色和中国民族政治理论的价值。论文的另一个特色体现在“技术性”研究方面。论文较为系统地将多民族国家应对冲突、维系整合的策略、技术和手段分别归纳为控制、吸纳、认同调控、民族政治参与、民族自治、隔离与分治、接触策略等7个方面,并分别界定概念,介绍实施细节,进行功能分析,辅之以个案解读,从服务于实践的角度,为人们呈示应对民族冲突、维系民族整合的“招式”。“技术性”研究以前面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并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前面的理论研究为提出“技术性”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并提供了理论基础。虽受能力限制,但综合运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既有研究成果,追求选题立意重要而实用、理论分析全面而深刻、技术研究具体而鲜活,一直是撰文遵循的指导思想,也是笔者刻意追求的特色。论文在民族冲突综合研究、民族整合的阐述以及关于族类群体划分、民族自治认知、民族主义分类、民族治理策略等方面也体现了一些研究新意和尝试性探讨,而充分利用外文文献、到印第安人保留地考查则拓宽了研究视角。
刘亚妮[7]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王菲斐[8]2014年在《司格林及其中国俗文学和民族心理研究》文中提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别什涅夫,汉名司格林,1931年8月13日生于北京,2011年6月14日卒于圣彼得堡,一生传奇,孜孜不倦,在中俄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特殊的友谊之桥。司格林是当代俄罗斯着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同传翻译,也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执行委员、欧洲汉学家学会成员、全俄汉学家学会理事和圣彼得堡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他从汉语语音学起步,在中国的说唱文学和民族心理领域集于大成,一生所着学术论文150余篇(部),撰写了《汉语入门》、《中国俗文学——说唱体裁》、《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等专着,翻译了《老舍幽默小品集》、《俗世奇人》、《吾国与吾民》、《我的前半生》、《永远有多远》等文学经典。尽管司格林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在国内尚无人专门系统地研究过他的学术成就,他的一些优秀着作还未被中国读者所知。本文分为叁个章节:司格林其人其事、中国俗文学研究和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研究,从司格林的生平和着作入手,分析了他的研究成果,总结了他的研究贡献,并和同领域的汉学家作对比,评价了他的研究特点。力求通过对其学术思想和着作的研究,帮助我们从外民族的视角反观、认识自己,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方法,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民俗文化提供材料,为中俄文化的深入交流提供经验。
葛艳玲[9]2012年在《当前新疆北疆基层民族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关系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必然受到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疆具有重要地缘意义的区域——北疆,民族关系在该地区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新疆北疆基层地区当代民族关系为视角,从历史与现状、区域政治与区域文化、中心与边缘等多个角度透视建国以来新疆北疆民族关系的发展,通过叁个场域内的六大民族关系的表现方面来对北疆基层民族关系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从而对比出北疆民族关系的特点,根据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因素提出相对应的构建模式。全文共计七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做以界定,其次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和基本情况做以说明。第二章主要对北疆田野点进行了概述。第叁章梳理了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内北疆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遇到的问题说起,来共同回忆那段时期里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方法。第四章是借助田野调查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对北疆基层民族关系在农区、牧区、城市叁个不同场域内的构建进行分析,通过对居住格局、语言交往、风俗习惯、宗教禁忌、族际通婚以及交往中的个体行为和态度六大方面的表现来展现北疆民族关系的状况。第五章是站在全球化视角下,对社会转型期影响北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如:人口与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影响民族关系的信息贫困问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要缩小经济的贫富悬殊还应消除民族间知识与信息的鸿沟。第六章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归纳出新疆北疆民族关系的七大特点,其中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北疆民族关系的巩固是互为前提的,北疆民族关系的易修复性特点的形成是由北疆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和良好的民族关系基础所决定。第七章是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模式的探讨,提出了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构想,发展经济促进民生的同时,应培养一种包容并举的开放性多元民族文化,营造良好民族关系的环境。我们认为,对边疆多民族基层地区开展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能够剖析影响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方法。
汪少波[10]2010年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探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步入了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体认下,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崛起理念,具有浓郁的国际理想建构与现实境遇考量。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是民族主义成长与发展的逻辑使然。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利用和发展了民族主义,缔造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开创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新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本研究即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帏幕下,探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源”与“流”,解析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深远历史进程。凸显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内在理路与建构路向。全文主体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文献述评、核心概念辨析和研讨路径、研究范式,以及研究的创新与限制。意在说明研究的具体进展与情况,以及本研究所涉及的具体方面及探索方向。第一章“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进路”。主要内容是:对传统大国兴衰历程进行比较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诠释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理念与建构路径;最后,从国际格局、政治理念、国际认同以及国际可行性和战略构建性诸方面,分析和平崛起的国际体认。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解读”。主要内容为:首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经典视角,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民族主义之体认;在此之后出现了马克思民族观的苏俄范式;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第叁章“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主要阐述的是:中国传统皇权下的民族观、国家观,晚清时局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肇始,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的纵深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现代归路。第四章“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格局的多维透视”。主要阐释的是:自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凝聚整合,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红色外交。第五章“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路向”。主要探讨的是: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调控、建构与推进,当前和谐社会视域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在整合进路,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作为有影响力的中国所要培育的大国风范。本研究的正文部分可分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两大板块。第一、二章立足于解析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向度,第叁、四、五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路。结语部分,意在通过对当前全球化的体认,阐述中国目前的姿态与面向未来的应对策略。中国共产党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渐趋发挥着不同寻常的机制与作用。
参考文献:
[1]. 当代俄罗斯与印度关系研究——从民族心理特征角度[D]. 李渤. 外交学院. 2003
[2].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D]. 施咏.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3].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4]. 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D]. 赵彩燕. 山东大学. 2016
[5]. 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D]. 吕朝辉. 云南大学. 2015
[6]. 从冲突到整合[D]. 严庆.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7].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8]. 司格林及其中国俗文学和民族心理研究[D]. 王菲斐. 南开大学. 2014
[9]. 当前新疆北疆基层民族关系研究[D]. 葛艳玲. 兰州大学. 2012
[10]. 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探究[D]. 汪少波. 合肥工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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