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英[1]2003年在《论语言交际与语用推理》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奥斯汀、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语言交际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可分为现实世界语言交际和虚拟世界语言交际，本文探讨现实世界语言交际及其语用推理。语言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所谓语境，指交际过程中语言符号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语言知识及蕴含的非语言知识的总和。语境是阐释语言理解的基础。它有制约和创造两大功能。一切语用行为都是对相关语境的现实操作。语用推理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语境。笔者认为，语用推理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交际中的语用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应探索确定语言交际意义的普遍规律、规则或特征。本文将语用推理分为宏观的与微观的。在宏观语用推理中，提出了单向语境推导模式，揭示了受话者在理解语外信息时可能的语境寻找过程，并指出该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前景。为分析特殊会话含义，本文提出了微观语用推理即临时语用推理，指出它是带有“缺省项”的“缺省推理”，是一种对假设确认的非论证逻辑认知现象。然后，本文回顾了国内语用推理形式化研究，并强调指出人文性是语用推理的基本特征，语用推理是动态的，是不可能形式化的。最后，作者将语用推理与具有静态性的语形推理比较，得出了后者无法企及的叁个特征：前提的宽泛性，推导的拓展性，结论的深刻性。
曾建松[2]2016年在《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外语言学理论被引进国内后是否适用于本土语言事实的研究,这是本土化研究的理论诉求和现实需要。本文按照从理论建构到理论应用的研究路径,系统建构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假设,再对关联理论进行本土化探讨,旨在考察关联理论的汉语本土适用性,从而发展关联理论,并为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学者自主知识产权的语言学理论奠定基础。本文确定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的内涵,指出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理据、目标与研究路径。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的理据来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洪堡特的语言哲学理念以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了达到发展国外语言学理论和建构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语言学理论的目标,本土化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应用与验证、批评的基础上,采用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否定、补充或修正等本土化操作方式。基于上述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假设,本文从认知环境、明示—推理和关联原则这叁个角度探讨关联理论的本土化。首先,本文在深入分析认知语境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指出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不能全面适用汉语交际解释的问题,提出汉语交际的语境要素包括逻辑信息、词汇—语法信息、语用人信息和社会—文化信息;并建构以这些要素为核心的汉语交际的语境整体模式。其次,针对关联理论的推理类型单一问题以及语用推理中的语境问题等不足之处,本文探讨汉语交际中的明示—推理特征,认为汉语交际中语用推理类型除了关联理论提出的演绎推理之外,还有意象推理、映射推理和经验推理等。最后,关于关联原则的本土化表现,本文强调最佳关联与最大关联的互动关系,发现汉语交际中次佳关联与最佳关联的并存现象。在上述关联理论本土化考察中,本文还挖掘出汉语交际与认知的特性动因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人民族心理等土壤中,如悟性文化、中庸文化、大一统哲学观念和谦和的民族心理等。本研究在理论、方法与观点上均具有一定的创新与启示。在理论上,本文从定义、理据、目标与路径等方面系统地建构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假设体系。在方法上,本文将关联理论植入汉语言中细致考察,对所选汉语语篇《蛙》逐句逐段地分析,发现相关语言事实来验证、修正和发展关联理论。在观点上,本文遵循“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和关联原则的总体思想,提出汉语交际与认知的语境整体模式、语用推理类型及扩展式关联原则。
郑科红[3]2008年在《语用逻辑中的语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用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理论,也是关于成功交际的理论。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也就是交际双方对语言的具体运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自然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是人类交际过程中用以传达信息的物质载体。当语言被用来表达某种特定的意义时,又总是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对语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语境,研究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讨论的语用逻辑中的语境,也就是揭示语境与言语交际和语言运用过程的关系。言语交际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只有通过对其语境的研究,交际双方才能在恰当表达自己思想的同时,准确无误的去理解和领会别人所使用的语言所表达的特定含义。也就是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说话者要设法把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正确地表达出来,而听话者要根据各种语言形式及相关因素准确地理解说话者所传递的信息。在整个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是围绕这个具体的言语环境而进行的。本文对语境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先对语用逻辑作了简要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语境的定义,认为所谓语境,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与具体的言语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言语行为过程相始终的诸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共同构成的条件和背景。并通过对语境定义的分析,得出与此定义相对应的语境构成因素,认为语境的因素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本文对语境进行了的不同分类,同时对语境的性质进行了讨论,特别分析了语境具有动态性的这一性质。本文还重点讨论了语用逻辑中的语境,主要是讨论语境在语用逻辑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分别从语境和命题、语用推理的关系,以及语境在言语行为中的作用这叁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最后我们对论文进行了总结。
林大津[4]2006年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互动语用修辞观》文中提出跨文化交际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美国跨入中国外语界。二十多年来，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虽然成果斐然，但大都忙于文化差异的描述，而疏于理论梳理；国外跨文化交际学教材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同样问题，而国外专门探讨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着作从理论到理论，大都没有具体实例，完全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的“象牙塔”雕琢。 跨文化交际学的多学科或交叉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但同时也掩盖着某种负面的因子——学科理论建构显得支离破碎。相比之下，语用学和修辞学对语言使用和理解的研究既具体又兼有理论深度。本文选取语用学和修辞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专门探讨跨文化言语交际，旨在构建(跨文化)言语交际的互动理论框架。 本文从区分语言意义、言语意义和语用意图入手，探讨言语交际的形与质，进而将语用意图划分为言实、言情和言理叁大类，同时区分了日常生活中即时聚焦性意图与文学作品中延时离散性意图。结合语用学和修辞学的相关理论，本文将言语交际成功划分为表达者一方的社交性成功与接受者一方的认知性成功。 迄今为止，国外语用学研究领域就语言使用与理解的研究已总结出叁大模式：代码模式、意图推理模式和明示——推理模式。这叁种模式存在互补关系：交际代码模式提供话语的语言意义：合作原则之意图推理模式提供推断话语关联性的起点准则：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模式提供推断语用意图的关联性桥梁。接受者推断表达者的语用意图离不开交际双方最起码的共享信息。语境和话语关联性既可以是给定的，也可以是在交际过程中创建的。 通过对“修辞技巧论”、“修辞认同说”和“认知修辞学”的分析，本文重新确立了言语交际“效应论”的合理性，并澄清围绕得体原则探讨中的各种观点，最后确认得体原则作为言语交际最高原则的意义。得体原则是抽象的，而言语交际策略是具体的：抽象原则体现于具体的策略，具体策略验证抽象的原则。 言语交际原则体现的是表达者、接受者及其与其它语境因素的互动作用，主要体现于表达者的“互文性”和接受者的“前结构”以及表达者与接受者双方的“互证身份”。
杨元刚[5]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王优[6]2015年在《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何种语言,人类这一工具都必须具有功能强、体构简、耗能少的共性。语言的这一共性促发了熟语这个特殊又极具特点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和完善。熟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所以研究熟语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快捷地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它们的熟语是两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社会环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映射。汉英熟语对比研究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清晰的两族语言文化画卷,更能深化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工作。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是我国汉英熟语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成果颇丰。但据笔者统计,这些成果虽多却不够深入,系统性稍显不足,缺乏将汉英熟语进行整合讨论的论着。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七个维度对汉英熟语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以期系统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总结一些规律,为我国熟语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一点工作,并为熟语翻译和语言教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水文的第一章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阐述,并介绍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本章是全文的基调,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对汉英熟语的界定、特征进行了详述,比较了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以时问为序系统地梳理了汉语和英语熟语研究以及两熟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紧接着,文章进入多维度对比研究部分——即汉英熟语的形成和理解维度、比喻维度、民俗文化维度、伦理道德维度、宗教人性观维度、思维方式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本文的第叁章是从熟语形成和理解维度来对比汉英熟语,主要解析影响它们形成的各个因素。汉语熟语的形成主要受佛教、道教、诸子百家思想、着名文学作品、古代科举制度、农业经济和中医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英语熟语的形成则受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莎翁戏剧以及其他着名文学作品影响居多。在理解层面,汉语熟语重语义理据,英语熟语重语义组构。第四章是比喻维度。本章首先对比了汉英熟语主要比喻类型的差异：汉语有借喻和博喻,英语则无,取而代之的是转喻和提喻。而后,文章对汉英熟语的喻体和喻义展开对比,呈现了部分喻体和喻义完全一致的现象,但重点则放在汉英熟语比喻里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异的语言现象上。接下来是民俗文化维度的对比研究。这一维度的对比主要集中在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民族心理叁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它们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在熟语里的投射。第六章是伦理道德维度。汉族和英语民族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汉族的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汉族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语里无论伦理还是道德都与人际关系无关,仅仅指支配或影响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交集极少的伦理道德观反映在各自的熟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第七章宗教人性观维度是本文的第七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汉族“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人性本善”观点对汉语熟语的影响,再转到分析基督教“人性本恶”人性观在英语熟语里的投射。汉语很多熟语反映了“人性水善,劝人向善,好人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观点,而英语熟语则多表达“人违背上帝意志,生来便有原罪,法律是必须的,权力必须制衡”的思想。第八章从思维方式维度对比分析了汉英熟语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差异的本质是哲学思想的差异,所以本章从讨论汉英哲学思想差异入手,进而从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直觉思维对推理思维、整体综合思维对个体分析思维叁个层面对汉英熟语中呈现出的各种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九章是最后一个维度,审美维度。审美方式、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汉语靠“悟”去体验和创造美,讲求“心领神会”,感性特征显着。英语民族美学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美学范畴界定清晰、概念定义明确,强于逻辑推理和分析,抽象严谨。本章主要分析汉英这两种特点在熟语里的表现：汉语熟语遣词华丽,造句精美,情感丰沛、形式对仗,语音照应,诗情画意。英语熟语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谐,直接在熟语语表上就能得出“形式”的和谐关系。对比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翻译服务,更好地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文章的第十部分专门讨论熟语对比和翻译。本章以传统翻译的两个方法和两个策略为出发点,进而将汉英熟语分为六个类别,提出以“读者反应论”为核心的更为宽广的翻译思路,分别讨论了这六个类别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吕海涛[7]2011年在《浅谈话语理解的语用推理过程》文中研究指明在认知语用学的框架下,语言交际被认为是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研究的重点是话语的理解,其唯一标准就是话语的关联性。明示—推理过程中是以发话者的交际意图作为基础、受话者去推理识别这一交际意图的过程。
赖祎华[8]2012年在《口译动态RDA模型研究》文中指出口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发轫以来，经历了起始与奠基、思考与探索、质疑与调整等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了迅速发展的跨学科时期。口译活动在语言信息处理、心理认知机制、社会文化属性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口译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无论是战略意义上，还是战术应用上，在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领域，“跨学科”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大部分研究还是多趋于思辨规约的视角，对于口译活动自身的思维规律、心理机制、制约因素及其认知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还没有较系统的论述。为从整体上系统梳理口译的过程运用程序，蔡小红（2001）曾将口译的研究模式分类为描写性模式和解释性模式。但是笔者认为，以释意派的叁角模型为代表的描写性模式和以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为代表的解释性模式，在当今口译跨学科多视角的发展趋势下都存在缺陷。释意派的叁角模型只描述了口译这一过程，却未指出译员应如何去有效地实施这一过程；而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虽指出了口译过程中译员认知的负荷，却未指明译员该如何做才能减轻或化解口译过程中不应有的负荷。为此，本研究在借鉴当今口译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现状的基础，从语言哲学、体验哲学、语言心理学、认知语用学及跨文化交际理论等跨学科视角对口译的认知过程进行探索研究。本研究从哲学的视角对口译研究进行思考，认为口译活动具有以下几点哲学特征：语言世界观的立交桥——口译研究的跨文化交际学思考；语言游戏的关联性——口译研究的语用学思考；体验哲学的经典体现——口译研究的认知学思考；并对口译活动提出揭示其独特属性的定义，即：口译活动是以话语为依托，语用为策略，认知为手段和途径，促进有效交流为目的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过程。这应是口译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又一体现，丰富了口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于口译活动的过程体系，本研究借用认知语用学的关联（Relevance）、顺应(Adaptation)理论及口译的释意理论（Deverbalization），将口译研究过程模式的分类，由蔡小红的描写性模式（释意派的叁角模型为代表）和解释性模式（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为代表），拓展出以突出口译技能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模式”，即口译动态RDA模型。在该模型的构建中，运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口译这种特殊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进行有效的解释和指导。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口译的交际特征，指出口译过程中译员对源语的听辨理解是一种“明示——推理行为”。口译场景中的认知语境为译员的语用推理提供了手段和方法，而推理是以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为基础的，因此对口译场景中的在场和不在场语境的把握和分析以及译员自身的知识图式的运用就显得极为重要。而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是各种关系相互顺应的过程。Verschueren认为语境是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总和，是顺应的主要内容。口译中，译员对口译场景中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认知和顺应是实现译语顺应、达到口译目的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因此，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在口译过程中的运用对于源语的听辨理解和译语表达是比较完美的结合。而口译中听辨理解的对象和译语表达的目的都是说话人通过源语所欲阐述的意义和交际意图，这样，释意理论的核心内容“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意义”就自然成了关联听辨理解追求的目标和译语顺应表达服务的对象。口译中，译员所承载的记忆及其方法和技巧就应在尊重口译即时、即席场景的情况下，围绕“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意义”这一对象进行。因此，口译动态RDA模型是从交际、语用和认知的视角对口译过程提出的一个综合性的认知、阐释模式。该模式可直接运用于指导口译教学和实践，它不仅是理论上的认知模式，同时也是可运用于实践的规定性模式，即，既是descriptive,同时又是prescriptive。对于实践性特别强的口译研究来说，口译理论研究的目的，主要还应在于指导口译实践和教学。在此宏观规划的基础上，本研究然后对口译活动具体过程的“听辨”、“记忆”和“表达”这叁个阶段展开具体的微观研究。在口译动态RDA模型之关联听辨（Relevance）阶段，本研究将图式理论与关联语用推理理论综合应用到口译的听辨理解过程中，创造性地指出关联理论的双重语境概念只是为口译的关联听辨理解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而译员大脑中的知识图式则为关联听辨理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同时笔者又提出口译关联听辨理解的认知连通原则，认为可通过概念呼唤、情感协商和意义传承等认知方式，将口译中的各类语境与译员相关的知识图式相互连通互动起来，即可达到高质量的口译听辨理解，又可为口译的记忆和译语表述打良好的基础和铺垫。在口译动态RDA模型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意义记忆（Deverblization）阶段，本研究将口译释意理论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假说进一步拓展深化，探讨记忆机制、口译记忆中的语义表征和“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在口译记忆中的发生机制；然后，再着重从口译记忆特点的视角研究短期记忆容量理论与口译中的记忆单位、短期记忆遗忘曲线与口译笔记，并提出：口译笔记的技巧及其认知理据。解决了“口译动态RDA模型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意义记忆”阶段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的主要问题。在口译动态RDA模型之译语顺应表达（Adaptation）阶段，本研究就译语表达阶段译员该“怎么说”的问题展开探讨，通过讨论顺应理论与口译研究的关系，提出口译中译语表达的动态顺应策略。在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动态的选择状态下，译员为取得较佳的口译效果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意识状态以顺应译语的表达?为此，笔者从译语语境的动态顺应和译语受众心理的动态顺应，以及译语文化的动态顺应来探讨口译中译语表达的动态顺应。在这叁者之间，本研究认为，动态顺应是主旋律，译语语境是译员可资利用的空间舞台，译语受众心理和译语文化则是译员动态调试自己译语表达顺应过程中意识程度的空间资源。在此基础上对语言所作出的选择才能更有效地顺应译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进而成功地实施口译所肩负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任务。口译动态RDA模型既具描述性，又具规定性的特点，决定它不仅是理论上的认知解释性模式，同时也是可用于指导实践的规定性模式。因此，本研究最后还对口译动态RDA模型之实践运用展开探讨。在对口译动态RDA模型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口译教育培训及其在我国发展的认识，梳理出口译技能的认知发展模式，并结合本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将口译动态RDA模型的教育培训的指导原则归纳为：跨学科理论原则、实践体验性原则和技能发展性原则。本研究还对口译过程诸阶段的实践运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解论证和说明，并辅以相应的案例分析，以期为指导口译的教学培训和实际工作开辟新的视野和思路。在口译研究进入跨学科多视角的发展时期，我们更应该强调口译研究策略和方法的综合性，有学者提出我们要合理把握和评定定量研究在口译研究中的应用、对象及效果，甚至呼吁口译研究方法的定性“转向”，以强调口译活动的经验性与社会性对口译研究和教学的启示意义，特别明确了口译研究主题应回归口译活动本体的重要性。本研究“口译动态RDA模型研究：理论与实践运用”权当是关注口译活动本体研究的一次尝试，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口译工作者、口译教师及学员等社会各界相关人士关注这一领域，使其蓬勃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龙翔[9]2010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用失误由来已久,它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之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但真正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提出来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自从英国学者Jenny Thomas1982年在她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一概念以来至今也只有28年的时间。从此,语用失误这一语言现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更是热衷非凡。诚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常常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有的语用失误不伤大雅,有的破坏性极大,有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此对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研究无论要求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标题里含有“语用失误”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且据我们研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至今仍没有哪位学者的博士论文对语用失误进行专题研究。以上便是本文选题的主要缘由。本文试图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框架由五部分组成:首先对本研究主题“是语言交际中语用失误还是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界定。通过研究我们认为verbal communication与“言语交际”应该更对应、更合理,从而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第二,对语用失误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重点讨论了与语用失误研究最密切相关的叁个跨学科内容: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第叁,对国内外语用失误的专门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比了一些跟语用失误十分相关的概念,比如误解、偏误、误导、口误、歧义、语用模糊等等;第四,对六个不同层次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展开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何自然、阎庄于1986年所作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第五,根据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严重性,我们总结了语用失误的10大成因,并对各种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课题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率仍然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本课题的研究发现简单归纳如下:第一、通过对语用失误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了Thomas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四大成就与八个不足,并归纳了国内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叁个阶段中的11个方面的特点。具体参见第4.2.节;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存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特征,即(1)低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率一般都要比高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要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不大,不显着;(2)语言语用失误率总是比社交语用失误率要高;(3)单选题语用失误率总是比多选题语用失误率要低。后两个结果的发现不但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发现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具体参见第5.5节。尽管本文的定位是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对象上,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也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李元胜[10]2014年在《现代汉语不礼貌言语行为研究》文中提出自从布朗和列文森提出礼貌模式以来,语言礼貌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布朗和列文森儿乎成了礼貌的代名词,国内外都是如此。虽然言语不礼貌广泛存在于交际中,却被视为处于人类交际的边缘而一直未受到研究者重视。近年来,礼貌研究领域出现了“不礼貌转向”,这位长期被忽视的“礼貌的穷表弟”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多数研究者会认为不礼貌是对礼貌原则的违反,对社会规范的违背,是礼貌语言的阴暗面。对于不礼貌的研究曾被认为没有必要,从而导致了对言语不礼貌研究的严重失衡。尽管迄今为止已经开始关注汉语中的不礼貌语言现象,但是对汉语口语中的言语不礼貌的专着仍然付之阙如,即便是在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汉语不礼貌的研究中也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澄清。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汉语言语不礼貌到底是什么?言语不礼貌的本质是什么?汉语言语不礼貌如何通过言语表达式表征?人们在听到不礼貌话语后作何回应?有哪些因素影响我们对于言语不礼貌的评价和判断?言语不礼貌除了会产生冲突导致不和谐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功能?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让我们对言语不礼貌有崭新的认识。本文完全跳出现有理论框架的束缚,摆脱面子理论的影响,对言语不礼貌作出重新界定。系统梳理了和礼貌研究及不礼貌研究相关的语用原则,并尝试提出了语用学研究的“利益原则”。基于阿伦德尔的联合共建交际模式,提出意义在于互动协商的意义观。整合“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研究范式,提出从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考察不礼貌言语行为。还考察了已有的极具影响力的礼貌以及不礼貌模式和研究理论,建构了解释性的不礼貌言语行为的社会认知诠释模式。在言语不礼貌社会认知诠释模式框架下,不礼貌话语表现了交际者的语用策略和态度,体现了交际参与者的认知、立场和观点。人际交往中言语不礼貌的引发和国应都存在话语表现及策略选择上的动态特征,并体现为一定的语言范式。研究发现,言语不礼貌有复杂的语言表现形式,且具有不同程度的冒犯性。通过例句分析发现,言语不礼貌的表征形式分为直接不礼貌、问接不礼貌和礼貌缺失。同时,我们发现,言语不礼貌还有真实不礼貌和虚假不礼貌之分。具体交际中,可以分别用来拉大或者缩小双方之间的情感、心理等距离。言语不礼貌不但发生在交际双方之间,也会涉及的叁方。在场和不在场的第叁方既可能是不礼貌言语行为的实施对象,也可能是不礼貌言语行为的实施者。不礼貌话语意义是在互动中建构,我们将研究对象从句子层面扩大到语篇层面,不仅关注言语不礼貌的发生,还考察听话者对言语不礼貌的国应。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汉语口语中言语不礼貌的回应方式如下：保持沉默、逆来顺受、防守反击、以牙还牙。从语用学发展的趋势看,语用学研究日渐体现出对语言使用研究的语用综观论,言语礼貌与不礼貌研究是一个涉及到心理、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复杂的研究领域。不礼貌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日趋突出,言语不礼貌的韵律分析和体态语多模态分析属于语用学与语音学和语用学与非语言交际的界面研究。在言语交际中,韵律及体态语对不礼貌话语意义的建构起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韵律和体态语不但可以触发不礼貌话语意义,更多的时候可以强化言语不礼貌,甚至能使礼貌标记语传达不礼貌言外之力,形成虚假礼貌。或者,完全否定不礼貌的言外之力,形成虚假不礼貌。研究同时证明,不礼貌并不一定与不礼貌言语表达式共生,言语不礼貌可能是由语言形式触发,但更多是语境、体态语、韵律语用干涉的结果。从说话人视角看,言语不礼貌是情感宣泄,也可以被用作策略,以达到特定的目的。从语用效果来看,言语不礼貌是一种评价,其评价主体可以是交际参与者,即说话人与听话人,也可以是在场和不在场的第叁方。不同的人对同一不礼貌言语行为的评价不尽相同。评价的视角可分为：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普通视角与理论视角。通过对不同评价主体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评价主体对于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的不礼貌程度评价没有显着差异。研究者和普通观察者在评价言语不礼貌的时候没有明显差异,男女在评价言语不礼貌的时候也没有显着差异。我们还发现,第一层次不礼貌和第二层次不礼貌具有较大相似性,研究者评价和普通人评价之间未见明显差异。就语用功能而言,言语不礼貌除了情感宣泄的功能之外,还发挥着幽默功能、和谐功能和胁迫功能。因此,言语不礼貌不但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对规范、原则的违背,对面子的威胁,而是应该被看成语用能力的组成部分,正确使用言语不礼貌是语用能力的展示,我们甚至应该探讨是否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不礼貌言语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论语言交际与语用推理[D]. 任俊英.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D]. 曾建松. 黑龙江大学. 2016
[3]. 语用逻辑中的语境研究[D]. 郑科红. 西南大学. 2008
[4]. 跨文化言语交际：互动语用修辞观[D].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5].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D]. 王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浅谈话语理解的语用推理过程[J]. 吕海涛.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8]. 口译动态RDA模型研究[D]. 赖祎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9]. 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D]. 龙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10]. 现代汉语不礼貌言语行为研究[D]. 李元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