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革命论文,互动论文,三大论文,政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注：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序言。）邹谠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注：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然而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在三大党派的大力宣导下，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到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
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即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与此同时，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即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该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有关这一段革命历史的书写，不能只让一个党派发声，而遮蔽其他党派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尽力“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党派“众声喧哗”的状态。本文试图脱逸“国共合作”的传统框架，将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放回到国、共、青三大政党党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侧重对三党各自所表述的“革命”话语予以比较分析，（注：近年来，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革命”话语之学术性讨论，主要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2期（2003年12月）；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中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王思睿、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网站“思想的境界”，2002年2月）。此外，尚有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该书大体属于非学术研究性的随感录。）尝试从观念史的层面来重行检讨这场革命的开展，冀能对以往史学界有关此段历史的书写因党派立场所导致的偏执和专断有所修补。因本题所涉面过广，本文的讨论仅是举证式的粗疏描述和分析。至于各党内部之细密爬梳，尚待另作专文探讨。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抵达神户时，见当地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消息。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但此事不见于孙中山本人记述。冯氏之事后忆述未必可信。据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记载。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02页。）
据金观涛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在1894-1898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注：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2期。）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注：吕芳上在《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一文中提出：从今天来看当时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我们不禁要追问：接受“革命”这一口号的心理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使革命成为一种强势言论，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桑兵即注意到，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注：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绪论，第14-15页。）
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注：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然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惟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注：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9)，1985年，第39页。）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五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并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注：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1919年10月8日，《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委员会，1973年，第382页。）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注：《不可测》（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10日。）《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注：如有一位名为“化鲁”的作者即在《东方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呼吁革命：“政治建设也唯有经过大革命与破坏后才能成功。再说得彻底些，平和是不能无代价得来的，平和的代价就只是鲜红的血”。“现在该不是爱平和的时候了，政局已弄得走投无路，便要忍耐也无可忍耐了。暴力虽不能驱除暴力，但正规的力是可以驱除暴力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民的正规的力。”“现在的中国非经过武力的革命，不能收拾。武力革命的结果，必不免趋入极端。”，见化鲁《“爱平和的”的中国人》、《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19号（1923年6、10月）。）
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出这样的轨迹：
“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1/10，不及“革命”的1/20。（注：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不对称问题，金观涛、刘青峰曾有专文予以析论。据金、刘统计，《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只是“科学”出现频度的1/4强。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也不到“科学”一词出现频度的一小半。参见氏著《〈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12月号。）
“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窜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历年出现频度统计
注：本表语词频度，是语词出现次数与各期文章总篇数之比，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1998年出版的《新青年》电子版统计得出。但该电子版有少量误录，统计结果亦难免有一点误差。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成立和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自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页。）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注：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其后，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注：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
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是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注：据考证，“国民革命”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但此后16年间未见再使用，直到1922年中共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参见金冲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载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116页。）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孙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中山看来，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患贫。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外间舆论传言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发表“辟谣”声明，声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注：《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注：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章。）不过，所谓“主义不变”，其实并非完全未变。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注：1919年俄共党章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9-600页。江田宪治认为，1924年国民党党章是以1922年俄共党章为样本（江田宪治：《1920年代的民主主义——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载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的中国》，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04页）。其说不确。）后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2-345、412页。）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批评“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87页。）换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权利，端视反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定。
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示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注：参见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
中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认同。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即申言，此次国民党要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注：《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宣言》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442、447页。）依此，“国民革命”的涵义实际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民族的革命扩大为世界的革命；“国民”的革命转化成了阶级的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正是针对国、共两党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而发。中国青年党在其建党宣言中，首先批评了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符合国情，认为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强，以如此少数的工人实行专政，万不可能。况且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压迫，独倡一阶级专政，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注：《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5-96页。）其次，青年党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不甚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争斗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压迫的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注：《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17-118页。）
青年党自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注：李璜：《谈谈我们》，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而青年党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对内为民主革命，对外为民族革命”。（注：曾琦：《答穆济波书》，《醒狮》第6号（1924年11月15日）。）具体的进行方法，则“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先求‘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而不偏于任何阶级”。（注：《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1924年11月22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青年党看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称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国共“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二是国共“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前者指联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后者指联苏俄。在中国青年党人眼中，冯、唐固然是旧军阀，苏俄也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青年党人自认其革命主张比国、共两党更激进，更鲜明，更彻底。因为他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也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主张“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不妥协，外不亲善”。（注：《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及简章》、《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2-123、126-136页。）
自“军阀”与“帝国主义”被国、共两党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后，“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很快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但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一般民众心目中固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使在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亦带有浓厚的任意性。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由军阀一变而为“革命将军”，几乎是旦夕之间的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誉之为“中央革命”，其实，冯的倒戈行为不仅有悖北洋体系的传统行事准则，在操守上亦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注：《冯玉祥辞职原因》，《申报》1924年11月13日。）北伐出师后，唐生智等一大批旧军人相继归附到国民革命军行列，被国民革命军委以要职。青年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考此辈军阀，来助革命军北伐，不外两种心理：或系师出无名而欲借名义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穷，而欲得点钱财以自保。此种人而欲其了解主义，以始终从事革命，实行救国，岂不是大笑话！在南方政府之意或不过暂时利用之以张声势，以图进展。殊不知此辈为投机利用而来者！一旦稍有利可图，有地可据，则群起争赃；争之不平，则破裂随之，或内哄或倒戈，而大局因以瓦解！”（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32-133页。）青年党在北伐初期的这一预言，在北伐以后大体为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所证实。
近年来大量前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19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即就共产国际所领导的世界革命而论，联合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苏俄。但在当时联俄师俄的气氛下，国、共两党几乎都不曾警觉苏俄援助中国革命背后所隐含的终极关怀，即或有所怀疑，亦出于党派当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运用。
当时中国知识界亲俄的风气亦相当盛。青年党指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注：一卒：《新俄祸》，《醒狮》第40号（1925年7月11日）。）1925年，北方的《晨报》和《京报》副刊围绕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应该“联俄”还是应该“仇俄”，曾组织过一场大论辩。参与论辩的大都是知识人，意见则正反两分，主张“亲俄”与主张“仇俄”几乎难决胜负。（注：论辩双方的文章，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中。该书原拟出版上、下两册，但只见上册。）当时，胡适的“许多朋友”也邀请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而胡适表示：“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注：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76-77页。）言下之意，“亲俄”的多是年轻一辈的学生，“仇俄”的多是年长一些的学者。在胡适看来，“亲俄”与“仇俄”的两极化，双方均有“盲从”和“武断”的成分，而他似乎更同情于“亲俄”一方。国、共两党的“亲俄”与青年党的“仇俄”，实际均是当时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两极化的反映。中国青年党反对与苏俄亲善，认为共产国际由苏俄发起，受苏俄操纵，以苏俄利益为中心，是苏俄藉以称霸世界之利器。（注：李琯卿：《论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之关系并忠告蒋介石》，《醒狮》第92号（1926年7月18日）；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1926年9月11日）。）青年党还指责苏俄“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9页。）这些指责中，既有主观武断的成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事实基础。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的论述中，乃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几乎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代名词，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青年党沿用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而拒绝采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意在警觉“帝国主义”概念背后的世界革命观。青年党认为，苏俄主张的“世界革命”，其实质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注：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故青年党对国、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颇不以为然。在青年党看来，世界革命的目标，是要把全世界压迫弱小民族侵略弱小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起打倒，不仅渺不可期，从策略上讲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相互之间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只有利用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化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注：《中国青年党暨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15页。）而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党的最大错误，在于“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注：（陈）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青年党则认为：“打倒帝国主义为一事，排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又为一事。前者为世界革命（即共产革命）之口号，后者为国民革命（即全民革命）之职志。吾人主张‘外抗强权’，即属于后者而非前者。”（注：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
除青年党外，当时中国社会及知识界，其实亦有不少人视“打倒帝国主义”为苏俄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梁启超即明确指出：“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注：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735页。）《国闻周报》社评亦称：“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非二十世纪之时髦名词耶。然此时髦名词苏俄可用之，中国则不宜。”（注：天生：《呜呼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国闻周报》笫1卷第6期（1924年）。）
实际上，无论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都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至于说某一党派比另一党派更具民族主义，其实很难落到实处。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注：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自序。）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中国三个以“革命”为主旨的党派之间，实际经历了多次分合互动的过程。粗线条的描述大致是：先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而出，同属五四一代的共、青两党十分一致地视辛亥一代的国民党为“落伍”。继而是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形成国共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局面。在北伐前后，以中国青年党为一方，以国、共两党为另一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互为论敌，形成激烈的“主义之争”，导致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青年党一面继续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国民党则在武力“清共”的同时，亦强力钳制青年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两手出击，将主要矛头对准国民党的同时，也不忘兼顾青年党。于是形成国、共、青三个党派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
中共创建之初，本无意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决定对现有各政党采取独立、攻击和排他的态度。（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国民党而发，但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中，国民党显然是最具历史和影响的。
当共产国际表示要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中共党内最初几乎是一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注：《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依照中共的这一说法，似乎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已得青年社会之信仰，而加入国民党则会失去这一信仰群体的支持。这反映了早期中共的过于乐观和自信。
孙中山愿意“容共”与其“联俄”策略密切相关。孙知道，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想要得到苏俄的帮助，自有必要理顺与中共的关系。苏俄方面亦暗示，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79页。）对孙中山而言，党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何况他此时正处于事业严重受挫时期，急需外援和外力相助。中共党人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其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老大的国民党所缺乏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可间接汲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治党办法。另一方面，孙中山感到年轻的中共党人有意独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对其加以约束，至少要比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在孙中山眼中，中共是一班“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的少年学生。（注：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458页。）孙中山曾私下里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注：《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5页。）言词间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睥睨之态。孙自然不愿与“毫无凭藉”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余万党员，而中共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但中共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孙中山固然轻视中共弱小而不愿与之对等合作，而中共实际上更瞧不起国民党。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老朽不堪”的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注：《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孙中山容纳共产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团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46-47页。）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心态。而这种心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中国青年党自1923年12月成立后，至1929年8月才公开党名。在此期间，青年党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面目出现。（注：1925年冬，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由巴黎移至上海，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则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发表宣言。）该党最初的计划是：“先行办报，从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12-115页。）1924年10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党不仅自称“革命党”，而且以“新革命党”自诩。称“新”是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之“旧”。（注：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1924年7月27日日记载：是日开党员大会，“拭泪演说新革命党之精神及党员应有之修养，约一小时”（《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929年8月《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称：“同与北洋派立于相反地位之国民党，亦以分子复杂之故，日演其火并之剧，所表现于国民之前者，无非矛盾滑稽之事：忽而讨段（祺瑞），忽而联段，忽而护法，忽而违法，行为日趋腐化，信用亦已荡然。旧革命党既失国人之望，新革命党自应运而生，征诸各国，莫不皆然。此本党诞生之一般原因也。”见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219页。）与中共党人的心态一样，在青年党人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过去人物”，“早失信用”，“既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亦充分流露出对国民党的藐视之态。他们还批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种依赖行为，“与过去人物同为一丘之貉”，有失革命党的独立精神。（注：《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96页。）
如以代际来划分，老大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和青年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共、青两党中不少人原来同属少年中国学会，最初为了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而聚集在一起，最后又因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分道扬镳。青年党在建党初期，曾经一度提议与中共建立“神圣联合”，而中共却无意于此。1924年11月，该党党魁曾琦在致郑伯奇的一封信中谈道：“国内共产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国民党而实行‘国民革命’，在理宜与吾辈无冲突，故不佞在欧尝倡‘神圣联合’之说，盖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敌在前，即军阀与列强是也，乃彼等对于国家主义仍日肆攻击，竭力诋诬，一若军阀可恕，官僚可赦，政客可逭，而爱国派不容稍宽者。呜呼！匹夫无罪，爱国其罪，党见如此，奈之何哉！亦惟有‘各行其是’而已。”（注：《通信（曾琦致郑伯奇）》，《醒狮》第7号。）
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国青年党又向国民党提出“神圣联合”的建议，申言“凡主义不同、主张不合之党，皆可各保其组织，特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各党协商一共同之意见，而各竭其全力以相助。如此，则既无妨于各党鲜明之旗帜，又可以救共同托命之祖国。时至今日，外患已迫，吾人极愿仿法国政党之所为，与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团体实行‘神圣联合’以‘一致对外’。苟该党能放弃其联军阀之政策，则对内亦可一致进行革命。盖吾人虽不赞成‘各党混合’，却极主张‘新党联合’也。”（注：曾琦：《神圣联合与一致对外》，《醒狮》第35号（1925年6月6日）。）但国、共两党没有回应青年党的提议。
中共对青年党的态度，实际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尚承认它是一个谋求中国独立的革命党派，只是觉得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太重，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因而批评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是“士大夫救国论”、“秀才造反论”。虽语含讥讽，但“救国”、“造反”仍多少含有肯定的意味。当青年党公开发表批评中共和苏俄的言论后，中共开始指责青年党“把革命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注：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此后，两党彼此以对方为主要论敌，笔战愈来愈猛。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于是径称青年党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像走狗”也升级为正式“走狗”。同样，青年党亦称中共为苏俄的“走狗”，将中共与军阀、官僚、奸商、卖国贼等归为同类，后来又将“反革命”的头衔回敬给中共。
北伐前后，青年党以《醒狮》周刊为“喉舌”，共产党以《中国青年》和《向导》周刊为阵地。这个时期的“主义之争”实际主要在共产党和青年党之间展开。国、共、青三党相比，国民党实际最不擅长理论宣传。北伐前后，国民党几乎没有一个堪与《向导》、《醒狮》相匹敌的理论“喉舌”。国民党虽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党的《醒狮》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注：《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6年，第412页。）国民党人甚至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注：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出版者不详］，1927年，第3编第1章。）其时有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注：丽婉女士：《告国民党青年》，朱节山：《对现代青年的要求》，《现代青年》第19、25期（1927年1月18、26日）。）一位国民党青年感叹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注：格孚：《一封信》，《现代青年》第69期（1927年4月4日）。）国共之间，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共产党不时发表一点批评国民党的言论，虽然也会引起国民党人的不快和反感，但除偶尔表示抗议外（如对陈独秀反对北伐的言论），国民党基本上不予回应。而且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度由共产党人毛泽东代理。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注：武：《对青年军人所说的一席话》，《清党实录》，第468页。）这个时期中共的几位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向导》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有时整个一期全是他的文章。（注：初步统计，《向导》上仅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26篇，此外，还有“寸铁”短文402篇。1984年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中，收录陈独秀在1924年1月至1927年4月间所发文章438篇。既是“选编”，实际发表的当不止此数。）而国民党方面，自孙中山去世后，几乎无人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堪与中共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相抗衡。惟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对垒。但戴的小册子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尚未来得及回击便销声匿迹。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
青年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堪称是中共的论战对手。青年党党魁曾琦亲自主编《醒狮》周刊，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文字宣传。如陈独秀之于《向导》一样，《醒狮》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曾琦的文字。曾琦甚至模仿陈独秀在《向导》发表的“寸铁”，亦在《醒狮》开辟一个“笔枪墨剑”专栏。《向导》于1922年9月创刊，到1925年11月，印数已达3万份，到1926年7月，自称销数达5万份。（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6页；《新青年》第5号（1926年7月25日）封底广告。）《醒狮》于1924年10月创刊，半年后销数达到8000-9000份，一年后增至2万份以上。（注：左舜生：《记曾慕韩》；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均见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05、113页。）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向导》，但以当时中国报刊的出版销售行情论，也是相当可观。因两刊均以青年学生为对象，青年党显然对中共构成了潜在威胁。（注：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65号党内通告：“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见《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76页。）国、共、青三党的党员构成虽各有侧重，但青年学生均是他们竞相吸纳的对象（国、共两党基本上以青年学生为骨干，同时大量吸收工、农分子，而青年党则完全偏重青年学生）。
青年党对国民党，远不如青、共关系之剑拔弩张。尽管青年党睥视国民党为“旧革命党”，亦不时对国民党加以批评，但在青年党看来，国家主义的全民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理论尚有相通之处，不像与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那样水火不容。1926年1月，曾琦明确指出：“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无往而不冲突，故吾人对于共产党，实无调和之可能……若夫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依孙中山先生原有之解释，与吾人实无何等冲突，予已屡次言之。惟其政纲当有待于商榷，而策略则尤不敢苟同：容许共产党跨党，一也；亲俄，二也；联军阀以制军阀，三也。此三者，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有害而无利。”（注：曾琦：《国家主义者与国民党》，《醒狮》第66号（1926年1月9日）。）
国民党对青年党，虽不如中共那样花大力气去攻击，但毕竟没有好感，加之受中共的影响，视青年党人为“思想落后之徒”，有时亦不能不摆出敌对的姿态。如1926年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训令各级党部、党报对“甘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豢养”的国家主义派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53-54页。）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曾通饬广东各地禁止《醒狮》报销售，广州中山大学的国家主义派教授也被迫辞职。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两党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青年党在粤、湘、鄂、赣、皖、川等省份的处境也日趋艰难。青年党手中没有武力，在北伐军所到之处难免受到打压，学校被关闭，报纸被禁止，人员被拘禁，言论与活动受钳制，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注：李璜：《谈谈我们》，1929年；陈启天等：《近代国家主义运动史》，1929年。均见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12、63页。）
当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同时，两党的关系也随着北伐的推进而日趋紧张。在北伐以前，西山会议派已先行分共反共，继而又有蒋介石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南昌与武汉之间发生“迁都之争”，继而演变为“四一二”和“七一五”清党反共，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国、共两党决裂后，青年党曾有意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因反共而立即改变对青年党的排斥态度。1927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多数主张继续在夹攻中奋斗，一面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反对国民党的“党治”。（注：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1-152页。）国民党亦在武力清共的同时，对青年党人加以钳制。对南京当局而言，除了在绝俄反共这一点上与青年党有所相似外，青年党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的立场，以及它在中国各地所进行的党务组织活动，对主张“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党”的南京新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故国、青两党的敌对和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
“革命”与“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国、共、青三党的政治理念并非如它们相互关系那样水火难容或分合诡变。如在胡适的印象中，“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与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注：《胡适在英宣言》，《大公报》1926年11月11日。）事实上，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也无论是国民革命、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各自都获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注：到1927年国民党清党前夕，中共有党员近6万人，团员约3万人；国民党号称有数十万党员，甚至有百万党员之说；青年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未见具体统计，但自称直接受其影响的青年至少有10万人。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9-30、39-40、85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59页；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第66页。）胡适还认为，以1923年为界标，中国现代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思想倾向于个人主义，之后思想倾向于集团主义。“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国、共、青三党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强调集团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三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
然而富有吊诡意味的是，1920年代三个以“革命”为共同诉求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是争多而合少。与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之争相比，这个时期同聚在“革命”大旗下的三大党派，其争斗反显得更为激烈，也更为严酷。一方面，“革命”一词已异化为至高无上的符咒，（注：1926年冬，一位英国记者特地来华观察正在进行中的国民革命。当他在汉口与国民政府要人谈话时，惊讶地发现：“不到5分钟就要受他们提醒，这政府是革命的。‘革命’两字在他们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见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北新书局，1929年，第47页。）“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革命，是的，我们要革命！”（注：张闻天：《青春的梦（三幕剧）》，《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这种对革命的美好遐想和顶礼膜拜，使革命与自由、翻身、解放等字眼紧密相连。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一般人如果批评、质疑或亵渎革命，可能会同时得罪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胡适发表时评说是“一种革命”，即遭到国民党人的痛诋。（注：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26页。）1924年段祺瑞声称以“革命”的名义，集总统和总理之权于一身，出任北京中央政府之“临时执政”，即遭到国、共、青三党的同声谴责（注：如青年党曾琦即直接质疑段祺瑞“不足以言革命”。见曾琦《异哉段祺瑞之革命》，《醒狮》第12号（1924年12月27日）。）。革命在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无人敢于公开标示、揭举“反对革命”的旗帜。（注：少数如梁启超者，仍一如既往地公开表示反对暴力革命（1927年初）：“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梁启超：《北海谈话记》，《梁启超论文集》，第683页）在北伐前后的知识界，像梁启超这样公开表示反对革命者已极为少见（私下反对者又另当别论）。）杨荫杭在1921年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孙文反对北方，则曰“革命”；而北方反对孙文，则曰“共弃”。（注：杨荫杭：《说革》，《申报》1921年5月2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其后，南方国民革命军举兵北伐，北方军阀则以“反赤化”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正名。（注：张季鸾当时曾就“赤化”下过一个定义：“赤化云者，简言之，赤俄化之谓也。何谓赤俄化，即受第三国际之指导，与赤俄同其主义与政策之谓也。”见张季鸾《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军阀一方不以“反革命”为名，而以“反赤化”相号召，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当时普通社会对国民党的最大异议是“赤化”而非“革命”，（注：北伐初期，《大公报》即明言：“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见《时局杂感》（社评），《大公报》1926年9月13日。）而国民党方面亦极力辩白自己是“革命”而非“赤化”。（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多次发表“赤化”辟谣声明，参见《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
《向导》周刊(1922-1927)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革命”是该刊出现最频的中心词语。（注：“革命”一词在《每周评论》中出现190次，出现频度为0.0812%；在《少年中国》中出现738次，出现频度为0.0490%；在《新潮》中出现397次，出现频度为0.0481%；在《新青年》中出现5526次，出现频度为0.2043%；在《向导》中出现10691次，出现频度为0.7818%。此处字词频度是语词出现次数与全刊总字数之比。统计结果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1998-1999年出版的《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向导》之电子版得出。但该电子版有少量误录，统计结果亦难免有一点误差。）依类别而言，该刊以“革命”为冠称的语词几乎涉及一切领域。“革命的”（或“革命之”）成为最常用的修饰词。“革命”的含义被极度泛化，并被建构为一种神圣的、进步的、正义的，同时蕴含理想与抱负、解放与自由、毁灭与新生的代码符号。与之相随，“革命化”、“革命性”、“很革命”、“最革命”、“更革命”、“真革命”、“半革命”、“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概念也应运而生。可以说，1920年代是大量与革命相关的新词汇进入中国语言的时代。1950-197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各类“革命”语词，几乎都能在这个时期的《向导》周刊中找到。革命中各种命名的变化，预示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乃至同一政党的不同派系和人物之间，对“革命”的定义和阐释时有差异，而且变动不居。1923年1月，陈独秀撰写专文论述“革命与反革命”。陈氏虽然发表过大量涉论革命的文字，但专门从学理上阐发“革命”则不多见。陈独秀强调，对“革命”的定义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兵争之祸有四：一是外患，二是内乱，三是革命，四是反革命。这四者都以武力暴动为手段。而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后者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现象。革命是一种神圣事业，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又认为，革命既以“进化”为准则，则判断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革命与否，其标准不是绝对的和静止不变的。“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换言之，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有可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属性。“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陈独秀举例说，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的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则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便是反革命的了。（注：（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页。）由于毛泽东不是专门从学理上阐释“革命”，自然不能脱离这一论断的语境而断章取义。不过，毛泽东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和暴力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蒋介石对“革命”则有宽泛得多的演绎：“人类应为的工作，不单关于政治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科学也要革命。政治不革命，政治不能进步；社会不革命，社会不能进步；科学不革命，科学也不能进步。多一番革命，便多一番进步，便多一番改良；不革命即不能进步，不会改良。所以革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界若各做各的事情，不同向革命的路上走，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的潮流，已成为革命的潮流，无论何事都要革命。政府不良，人民要革政府的命；学校不良，学生要革学校的命；个人自身不良，自己也要革自己的命，这才可免归于退化之列……能革自己的命，才能革他人的命。”（注：蒋介石：《在广东第六次全省教育大会代表讲话》，1926年5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459-460页。）像蒋介石这样对“革命”之宽泛无边的解义，说明“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理想和道德正义化的同时，也潜伏着粗疏、浮泛和任意化的趋势。
正是这种神圣化与任意化的两极悖论，导致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国民党一再自称是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容共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担心中共“独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直接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惟一指挥者”，宣称“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92-593页。）但在共产党和青年党看来，国民党已经是“腐化”、“落伍”的“旧革命党”，自己才是“新革命党”。中共还按照社会人群的经济地位，分别划分出反革命、半反革命、中立、革命和最革命等不同阶级，坚信自己是最革命、最先进阶级的代表。革命直接与阶级结缘。革命被解释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被视为革命的直接动因。于是一些阶级被认定为革命的动力，一些阶级被认定是革命的对象。即使自己并未意识到属于什么阶级，也被不容分说地予以归类；在自己公开表明对革命的真实态度以前，早已被先天性地归入到了不同的政治阵营。（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称：“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本是政治态度的不同抉择，最初并无善恶或对错之分，然而当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诉求之后，当革命成为各方竟逐的神圣符码之后，当革命成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从此再没有人愿意被污名或被标签为“反革命”。1922年，杨荫杭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电报与文告中，攻击他党之辞，“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骂人卖国”尤为各派之通用手段，“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注：杨荫杭：《解决时局谈》，《申报》1922年2月24-26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说明“卖国”在当时是一种人所共弃的政治污名。而是时“反革命”一词刚刚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尚未成为流行语。查五四前后出版的几种流行刊物，《每周评论》（1918年12月—1919年8月）中未见出现“反革命”、“不革命”等词。《新潮》（1919年1月—1922年3月）中出现“反革命”、“不革命”各一次。《少年中国》（1919年7月—1924年5月）中出现“反革命”一词2次，“不革命”一词3次。《新青年》杂志第1-7卷（1915年9月—1920年5月）中未见“反革命”和“不革命”，第8卷（1920年9月—1921年4月）开始出现“反革命”20次。《向导》周刊（1922年9月—1927年7月）出现“反革命”一词899次，“不革命”一词45次。由此推断，“反革命”一词大约在1919年前后才出现于中国人的言说中，开始流行大概是1924年以后的事。
“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党指责中共说：“共产党人动辄自炫新奇而以复古讥人，自诩进步而以反动骂人，自夸革命而以反革命诬人。国人之怯懦者往往为其气焰所慑，屏息而不敢辩。”（注：曾琦：《共产党之复古反动与反革命》，《醒狮》第68号（1926年1月23日）。）中共话语的这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国民党人更深有体会：“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注：王季文：《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第3编第1章。）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注：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4月，《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258页。）胡汉民在清党反共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注：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395页。）富有煽动性的名词口号能产生如此巨大之威力，早期中共宣传造势和动员群众之能量，恐怕尚超乎既有认知之上。
不过，一个口号或一个名词之能否产生威力，亦当视时空语境而定。如“反革命”之名只有赐封给那些认同革命的人，才会有被污或受侮之感，而对那些本来就不认同革命的人来说，“反革命”话语的威慑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1927年2月7日，国共合作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定了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该条例刚刚制定，尚待审议，2月10日，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即初试牛刀，运用该条例审讯数月前在武昌城顽强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北军将领刘玉春和陈嘉谟，控告他们犯有“残害人民”、“占据城池”及“反革命”等罪状。当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指责刘玉春为“反革命”时，刘玉春反驳说：“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注：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出版者不详］，1930年，第23页。）
刘氏言下之意，只有革命的人才有反革命的资格，而本来就不革命的人，也无所谓反革命。这是一个颇堪注意的论理，被认为“反革命”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反革命”。而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如蒋介石训诫黄埔学生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不为革命，便为叛逆。”“所以不革命这句话，简直就是说反革命罢了。没有不革命的人，而不做反革命的。”（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48、549页。）
毛泽东与彭述之当时分别担任国、共两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毛为代理），主掌两党的意识形态诠释与宣导。两人的下列表述大体相似。彭氏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最坚决的时期了：不革命，便要反革命。”（注：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向导》第185期（1927年1月27日）。）毛氏也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注：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第3期（1926年1月）。）毛泽东还进一步将这种两极分化理论运用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擎著，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擎著，号召全世界反革命份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
不仅社会人群被不容分说地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对立阵营，连文学也被一分为二：一类是“革命的文学”，一类是“反革命的文学”。1920年代末，当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时，即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创作“革命的文学”，就必定创作“反革命的文学”。（注：《革命与文学》，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5-134页。）
国、共两党精英的革命话语内涵虽大有出入，但其内在逻辑理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革命”与“反革命”被构建为非白即黑、非圣即魔、不是即非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中立派”、“中间派”、“骑墙派”、“第三种人”或难于自存，或备受谴责和排斥，甚至认为“不革命”比“反革命”更可恶，更危险，因为“不革命则真意未可知，尚有反复余地，至反革命斯无复能反复矣。”（注：《罪等》（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2日。）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而且“反革命”是一个极为灵活的概念，可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含括许多不同的敌对阶层。如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和定性即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将右派、左派都划在革命阵营之内，后来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不革命派，再后来则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反革命派。
1927年1月，《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名为《甚么是反革命》的文章，林林总总、虚虚实实罗列了32项反革命罪名，随后不久，作者觉得尚遗落不少，又列举出21项，总计多达53项，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领域，更泛化到伦理道德和个人私生活、性格、品行等层面，如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固属“反革命”之正宗，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甚至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亦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普化、激化到几乎令人动辄得咎的地步。（注：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革命”与“反革命”被想像成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的对立较量。当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决议后，《国闻周报》即发表评论说：“‘官吏豪绅’四字尚有范围，‘一切反革命者’六字颇难解释。”（注：前溪：《农民问题案评论》，《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1927年4月10日）。）颇难解释，实指其内涵宽泛无边也。其时《大公报》亦发表社评曰：“国人喜言革命，而不革命者实居多数……乃今之言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注：《罪等》（社评），《大公报》1927年6月2日。）
北伐进程中，随着国共斗争和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加剧，“反革命”也成为对立各方互相攻讦的武器。当宁汉分裂时，即有舆论指出：“今武汉与沪宁二派，同是国民党，向来同一主张，谁主谁客，举世莫辨，乃武汉以沪宁派为反革命，而大张挞伐，沪宁又以武汉派为反革命，而极口诋諆。”（注：《反革命》（社评），《大公报》1927年5月5日。）当时人还注意到：“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注：大不韪：《党军治下之江西》，《醒狮》第118号（1927年1月7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指责蒋介石的做法“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而蒋介石正色厉声反驳说：“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总理之主张废除约法与余之主张修正党代表制，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3页。）到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更声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注：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19日，《清党运动》，清党运动急进会编印，1927年，第4页。）蒋显然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谁就可以封任何人为“反革命”，就可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1927年下半年国共分裂后，南京国民政府取得正统地位。这时国民党试图建构一元的论述体系，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遵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才是真革命，否则便是反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话语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注：关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专断性和任意性，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一文做过很好的个案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置身于革命之外的北方舆论界对南方国、共两党的“革命”话语之任意性与专断性，给予了高度敏锐的观察。1927年5月5月天津《大公报》曾发表题为《反革命》的社评，对南方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详加评议说：
近来所传各种口号中，有所谓打倒一切反革命者。反革命当指反对革命之行动言。或曰：非也。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然何不云打倒一切不革命，而必曰打倒一切反革命？知反革命与不革命异义。或曰：苟非反革命，何以不革命？不革命是果，反革命是因。既云打倒一切反革命，则不革命者自在应行打倒之列可知。今即假定反革命兼积极、消极两面而言，试问今之所谓革命者，性质何属？易言之，即是社会革命或是单纯政治革命。而主张社会革命者，反对单纯的政治革命；主张单纯的政治革命者，反对社会革命。二者当然同时具有革命与反革命两重资格。即同时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者，或主张由政治革命以推行其社会革命，或主张由社会革命以完成其政治革命，其所取径，完全相反，是亦可互斥为反革命。即同是主张社会革命者，或以启世界改造之绪，或以奠中国改造之基，此其根柢，亦绝对相反，是亦可互斥为反革命。凡此所云，皆革命而非不革命者也。主客不同，正反立异……然则同是革命，所遇之人，主张不同，我之所谓革命，即彼之所谓反革命；同是一种革命，所遇之人，主张忽变，是彼前之所谓革命，又即彼今之所谓反革命，如是欲求客观的为反革命下一明确之定义，必革命先限定一种主张……谁革命谁反革命，本已不易辨识，主张革命者，既不一其类，一类之主张，又时有反复，尽中国皆革命之人，亦尽中国皆反革命之人……今之言打倒一切反革命者，纯是主观的，直率言之，别人皆不足言革命，我乃是革命，反对我即是反对革命……如此革命，何怪于人之不革命。微特不革命，恐真正反革命者，将由是而起矣。
时人注意到“谁革命谁反革命”之不易辨识，不同的革命主张、不同的革命目标、不同的革命取径和不同的革命手段，均相互隐含着“反革命”的因子，或同时具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属性。而“革命”与“反革命”之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更令人感叹“革命”与“反革命”毫无客观准则之可言。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毫无客观准则的情势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法律条文贵在严谨，将一个极度泛化和不确定性的政治概念“绳之以法”，本身即隐含着浓烈的吊诡意味。查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条例》，内中共列举11项“反革命”行为，（且多处极刑），其中包括言论、文字的“反革命罪”和“反革命未遂罪”等具有相当主观任意性的条文。（注：《反革命罪条例》，1927年3月30日，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第167-168页。）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共分家后，两党的很多政策法规都作了相应调整，而对反革命治罪法，两党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始称《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其后易名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注：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959-962页。）镇压对象主要是共产党，但也波及青年党及其他党内外“异议份子”。鲁迅曾就此写过一篇杂文，文中这样写道：“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注：鲁迅：《可恶罪》，《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
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的提案，内中要求法院可以毋须审问，径凭国民党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刑。这一做法无疑是“反革命”罪无限上纲和无限滥化的极致表征，其根源实际又是1920年代盲目揄扬“革命”所导致的结果。
结语
自清末至1920年代，随着革命在中国的潮涨潮落，革命话语亦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声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惟己独革、惟已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在这一过程中，截然两分的“革命”与“反革命”，却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令那些置身时局之外的人感到“难以辨识”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文之作，仅是粗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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