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侠义小说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侠义论文,唐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03)04-0075-07
滥觞于魏晋的侠义小说，开始如涓涓细流，淹没在大量的神怪小说中。到了唐代，得到了大发展，成了整个唐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后世以重大影响。
一、唐代侠义小说扫描
唐代侠义小说到底有多少篇？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宋初李昉主持编成的《太平广记》，收入“豪侠”四卷(193-6)，共收“豪侠”小说25篇。但其中的《李亭》、《彭闼高瓒》等，只能说是世俗的“豪侠儿”速写，谈不上是什么“侠义小说”。而《太平广记》未收入的《无双传》（薛调）、《柳毅传》（李朝威）、《柳氏传》（许尧佐）、《韦自东》（裴铏）等，却都是相当典型的侠义小说。再则，25篇中，有些出自宋初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等书，更不能算是唐人作品了。唐代小说研究专家程毅中先生在他的专著《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初版）中论及的唐代侠义小说约近30篇，而《太平广记》豪侠卷中收入的那些不涉侠义的篇章他则不遑论及，如此说来，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大约有35篇左右。如果稍加透视，这30多篇小说似乎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唐代中期以前，即在唐代传奇的全盛时期，有影响的优秀传奇大多为爱情题材或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诸如《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柳毅传》、《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秦梦记》等，专门以侠义为题材的小说几乎没有。《柳毅传》虽然可算一篇，但小说的主干仍是洞庭龙女的爱情、婚姻，柳毅的见义勇为只是陪衬。同样，《柳氏传》中虞侯许俊仗义从沙叱利手中夺回柳氏，归还韩翊；《霍小玉传》中黄衫客的怒斥负心郎李益，也都不足以使这两篇小说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侠义小说。沈亚之的《冯燕传》，作为侠义小说，则又比较复杂。根据历史记载，冯燕实有其人，他有浓重的市井无赖气，“专为蹴毬斗鸡戏”，而且是一名杀人逃逸犯。被镇滑相国贾耽收容后，又勾引上了滑将张婴之妻。这时的冯燕，与侠义相去可谓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的人生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质变：当张婴之妻“以刀授燕”，并示意他杀死“醉且暝”的丈夫张婴时，冯燕良心发现了，他一刀杀死了自己的这位心狠手辣的情妇。这一刀，就使他远离了市井无赖而迈向了侠义。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当张婴被误当成杀妻犯即将正法时，冯燕又挺身而出了，他高呼“且无令不辜者死，吾窃妻而杀之，当系我！”这样一来，冯燕的形象顿时高大，真成了过而能改的侠义英雄了。尽管如此，他的“侠义”总是带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作为侠义小说，《冯燕传》也就别具一格了。
唐代中期以后，爱情题材、社会题材的传奇小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基本写实进入基本浪漫、由生活化向神怪化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唐传奇从题材上说向六朝志怪有较大程度的复归。《博异志》、《集异记》、《纂异记》《东阳夜怪录》、《灵应传》、《异闻集》、《独异志》、《传奇》……一看这些小说的名字，人们立刻就会感到它的“志怪”色彩的浓郁。小说创作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极大地促进了侠义小说的创作。在六朝志怪小说中萌芽的侠义小说，在中晚唐志怪小说的新潮中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倒也不愧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文学现象。
至于中晚唐小说为何向六朝志怪复归，自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妨举出显而易见的几点。第一，中晚唐社会比较混乱，政变迭起，皇帝换来换去，藩镇打来打去，不复再有“盛唐气象”。社会的动乱对世道人心造成极大影响。人们必然寻求“世外桃源”，志怪小说不可能不大行其道。第二，中晚唐道教比较盛行，与佛教的竞争也比较激烈，炼丹、服药、辟谷、成仙、长生不老、白日飞升之类广为流行，许多传奇小说正是这种道家思想的文学化。第三，社会越动乱，人们（主要是弱者）越期盼明君、贤相、清官、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以及行侠仗义的侠客，以便解民于倒悬。其中，有正义的呼唤，也充满了幻想，甚至充满了“阿Q主义”。对武艺高强的甚至神通广大的侠客的呼唤，最容易满足人们这种阿Q主义的需要。这也就成了侠义小说大量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唐代侠义小说大致可以分成如下5种类型：
1.侠义气质型。如《韦自东》、《虬髯客传》等；
2.侠客型。作品较多，最著名的如《昆仑奴》、《柳毅传》、《柳氏传》、《霍小玉传》、《谢小娥传》、《荆十三娘》、《宣慈寺门子》、《李龟寿》、《秀州刺客》、《义侠》等；
3.剑仙型。作品亦较多，如《无双传》、《红线传》、《聂隐娘》、《车中女子》、《崔慎思》、《贾人妻》、《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许寂》、《丁秀才》、《潘将军》、《虬须叟》、《韦洵美》等；
4.神技型。如《懒残》、《嘉兴绳技》等；
5.侠盗型。如《田膨郎》、《僧侠》等。
二、侠客型侠义小说
侠义气质型小说为数不多，且其与一般侠客型小说的区别仅在于行侠手段的不同，故仍可统称为侠客型侠义小说。
收入裴毬《传奇》的《韦自东》，类似于《搜神记》中的《李寄》，不过韦自东比李寄更神勇，杀二夜叉，诛巨虺，护道士的炼丹炉，皆非常人可及。他的侠义与李寄一样，表现为与自然界中“恶势力”的斗争。
相传为唐末道士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情况则远为复杂，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虬髯客者，乱世英雄也。隋末群雄混战中，他本想夺取天下。但当他见到李世民之后，感到他“真天子也”。便主动让贤，退出竞争，自己到海上扶余国另谋发展去了。他的退让，表现了不愿中原生灵涂炭的英雄本色，值得充分肯定。《虬髯客传》元代以后被改编成多种戏曲，有一种即《风尘三侠》。所谓“三侠”，指的就是虬髯客和篇中另外两个人物；红拂和李靖。这3个人物的交往、友情和事业，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内容。从人物形象上说，红拂的成功不亚于虬髯客，李靖则稍次之。红拂本是隋朝权臣司空杨素的“执拂妓”，乃“十八九丽人也。”但她见多识广，看清了隋朝必灭的天下大势。见到李靖时，她更感到是一位英雄，因为李靖当面批评了素拥姬妾“踞见大臣”的错误态度。当李靖与杨素对话时，他便“独目靖”，对靖情有独衷。靖离去时，她又向官吏问清了李靖的住处。当夜“五更初”，她便乔装打扮成“杖揭一囊”的“紫衣带帽人”，扣开了李靖的房门。正当李靖“惊拜”不已时，她说出了自己深夜投奔而来的原因：
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罗非独生，原托乔木。故来奔耳。
真是铿锵和鸣，掷地作金石声。一位十八九岁的侍妾，竟有这样的清醒头脑和远见卓识，又有这样的知人之明，红拂的侠女形象一下子便高大起来了。红拂和虬髯客、李靖一样，同样是胸怀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
红拂和李靖“夜奔”后，在赴太原途中“灵右旅邸”，红拂晨起梳头而李靖在院中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这样一位来路不明、流里流气的不速之客，自然引起了李靖的警觉和愤怒。然而，红拂则行若无事，与不速客对答如流，而且还认了同姓兄妹，一场几乎爆发的恶斗变成了友谊。这样一个细节，进一步表现了红拂的胆识和机敏，进一步给人以巾帼英雄之感。而她所周旋的这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正是虬髯客也。
在纯粹侠客型的侠义小说中，最有名的一篇是《昆仑奴》。这是裴铏《传奇》中的又一篇优秀作品。它和盛唐那些爱情小说不同的是，主人公不再是那些佳人才子，而变成了舍己为人、成人之美的奴隶昆仑奴，昆仑奴成了一名亘古未见的、具有侠肝义胆的奴隶的典型，而作为爱情主角的才子佳人在小说中倒变成了配角。昆仑奴名磨勒，“显僚”崔氏之家仆。公子崔生爱上了“盖代之勋臣一品者”家中之红绡妓，但解不开临别时红绡妓的那些“隐语”，更无法得到她。正在他“神迷意夺，语减容沮”之际，磨勒看出了他的心事，不仅帮他猜破了隐语，而且为他设计了周密的“盗妓方案”并成功实施，使红绡妓与崔生得遂心愿，幽居二载。“盗妓”过程中，充分表现了磨勒的“智”与“忠”。而在事情败露、突围逃走时，则充分表现了磨勒的“勇”：
（一品者）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杖，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
象飞鸟一般飞出高垣；“攒矢如鱼”而“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三者居一，即可谓“神勇”，而磨勒三者具备，更令人叹为观止。磨勒的智、忠、勇构成了一个光辉的侠士形象，垂范千古。
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与孙光宪的《荆十三娘》大概是较早出现的刻划“女侠”形象的作品，篇中的谢小娥与十三娘，既不同于《虬髯客传》中的红拂，也不同于即将论及的“女剑仙”红线和聂隐娘，她们是比较生活化的侠女，值得重视。谢小娥与荆十三娘又各有不同，谢小娥是为自己被害的丈夫、父亲报仇，类似于《干将莫邪》中的赤儿，篇中洋溢着浓烈的复仇主义精神。荆十三娘则纯粹是解人急难，行侠仗义。李三十九有爱妓，被“妓之父母夺以与诸葛殷，李怅恨不已”。而诸葛殷是当时一名声势煊赫的贪官污吏，他“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恣行威福”。荆十三娘出于义愤，将李三十九之爱妓由诸葛殷手中夺回，交给李后即“不知所终”了。《谢小娥传》中，首次出现了“猜谜破案’和女扮男装“卧底”仇家等内容，对后世的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都有一定的影响。
较之《谢小娥传》、《荆十三娘》更生活化的侠义小说，当推王定保的《宣慈寺门子》（收入《唐摭言》）。“宣慈寺门子”，即宣慈寺的看门人，属于奴仆之类，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这位“门子”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来。然而，正是这位“门子”，在大庭广众之中做出惊人之举。在一次宴会上，大家正“饮兴方酣”，忽然来了一位骑驴“少年’，“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复以巨箠振桌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显然，这是一位依势欺人的流氓恶少。在他的威势面前，“诸子骇愕”而无敢以制止或申斥者。这时，“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身而堕。于是连加殴击，又夺所执箠，箠之百余”。这位敢于批恶少之颊者，不是别人，正是宣慈寺门子。虽然恶少不过是搅人酒席，并无太大罪恶，但他的蛮横和嚣张理当加以惩罚。宣慈寺门子毫不害怕恶少的嚣张气焰，挺身而出，给以教训，表现了大无畏的侠义精神。尤为可贵的是，当宫中太监们“弛马求救”这一恶少时，门子并未退缩，而是照样“操箠迎击”，太监们也只好知难而退了。这样一来，“门子”的侠义行为又有了一层新的意义，多少涂上了反“权贵”色彩。在封建社会的皇城禁院，“门子”这样的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门子”的形象和气质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侠义小说和武侠小说，至少，在《水浒》英雄鲁智深身上，不难看到这位“门子”的影子。
《李龟寿》（皇甫枚《三水小牍》）中的李龟寿，《秀州刺客》（《剑侠传》）中的刺客，《义侠》（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侠士都是被坏人利用的刺客，但他们明了真相后皆能幡然悔悟，戴罪立功，仍不失其侠客本色。
《李龟寿》中的唐晋公王铎为官清正廉明，“不协于权道，唯公心以宰天下”。公余则退入书斋，“志尚坟典”而“忻忻如也”。不曾想有人买通了刺客，预谋行刺之。幸亏他的爱犬花鹊及时示警，刺客亦为之感动，乃从房梁堕下。叩首谢罪。此人即李龟寿也。他自认：
李龟寿，虔龙塞人也。有人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某罪，愿以余生事公。
王铎宽大为怀，允其所请。直至铎死，龟寿才“尽室亡去”。
《秀州刺客》与《李龟寿》大同小异。刺杀对象为张魏公，刺客乃叛乱份子苗傅、刘正彦所收买及派遣。然而，他一开始便对苗、刘阳奉阴违了：
（张）一夕独坐，从者皆寝。忽一人持刀立烛后。公知为刺客，徐问曰：“岂非苗傅、刘正彦遣汝来杀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则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书，岂肯为贼用？况公忠义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闲不严，有继至者，故来相告耳。”公问：“欲金帛乎？”曰：“杀公何患无财？”“然则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问其姓名，俯而不答，蹑衣跃而登屋，屋瓦无声，时方月明，去如飞。刺客变成了谍报员、卫士。
《义侠》（皇甫氏《原化记》）与上3篇皆不同，行刺中又夹入了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某畿尉曾释放过一名盗贼，贼表示当“奉报有日”。几年后，此“放囚”当了某县公宰，尉“往谒之”，宰甚礼遇，“因留中厅，对榻而寝，欢洽，旬日不入宅”。但后来其妻怂恿他“大恩不报”，意即害尉。此话恰被尉如厕时听到，乃仓皇逃走五六十里，出了该县分界，才“止宿村居”。仆人怪其奔走，乃问其故。尉歇定，乃言此宰负恩之状，言谈吁嗟，仆人亦泣下。忽见一人从床下持匕首出立，尉众悉惊倒。其人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首，适闻说，方知此宰负恩，不然，枉杀义士也！不舍此人矣！公且勿睡，当取宰头，以雪其冤’。尉心惧，愧谢而已。其人捧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返，呼曰：‘贼首至矣！’命火观之，乃宰头也。揖别，不知所之。”
3篇小说塑造了3个良心未泯而性格各异的刺客，他们的行刺与义举，生动反映了晚唐政治斗争的残酷以及世道人心的复杂。这种“刺客型”的侠义之士，几乎也成了一种范式。
比较复杂的是“侠盗型”侠客。既曰“盗”，能“侠”乎？不妨看看《田膨郎》（康骈《剧谈录》）的解释。
唐文宗皇帝忽失国宝白玉枕，“下诏于都城索贼”。但高额悬赏，毫无线索。抓人不少，皆无证据。后幸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之小仆提供线索，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于是设计趁田膨郎不备时，打折了他的左足，才将他抓获。妙在“上喜得贼”，亲自“临轩诘问”，不仅不加严惩，反曰：“此乃任侠之流，盖非常之盗贼。”赦免了。所谓“侠盗”一词，源即自此。从此，侠可以“盗”，盗亦可“侠”矣。这对后世的侠义小说影响亦极大。宋元话本中著名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即被称为“侠盗”小说的代表作，更不要说后来《三侠五义》中的“五鼠闹东京”之类了。
三、剑仙型侠义小说
剑仙型侠义小说是唐传奇中另一道绚丽的彩虹，正好与侠客型小说平分秋色。这些剑仙小说的代表作为《红线传》、《聂隐娘》、《无双传》、《车中女子》、《崔慎思》、《贾人妻》、《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红线传》、《聂隐娘》和《无双传》。
《红线传》（袁郊《甘泽谣》）表现的是唐末藩镇之间的斗争。潞州节度使薛嵩兵力较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兵力较强，田对薛构成了威胁。田扬言：“我若移镇山东（即薛地），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并“恤养”了三千名武勇精兵，号称“外宅男”，积极做好了兵发潞州的准备。“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红线是薛嵩的“内记室”，为嵩“掌笺表”，又是薛的“青衣”，其身份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兼侍妾。她对嵩说：“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当嵩将形势的危险和自己的忧虑告诉她之后，她竟口出大言，让嵩不必担忧：“勿尔。不足劳主忧。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觇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选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在薛嵩的惊讶疑虑中，红线又安慰道：“某之行，无不济者。”表示了绝对的把握。于是，“乃入闺房，饰其行具。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绿屦。胸前配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见。”嵩焦灼地饮酒等待，“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神不知鬼不觉中，她已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盗来了。她向嵩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盗盒”经过：
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廓，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步于庭庑，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见田亲家翁正于帐前，鼓趺酣眠，头枕文犀，譬包黄縠，枕前露一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盒，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盒以归。……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帮，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一句话，神乎其神！且不说她如入无人之境盗来金盒，仅仅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帮，经五六城”，简直就无法想象！显然，红线非比常人，她是一个精通飞行术的半人半神的人物，也就是后来泛滥成灾的那些剑仙、剑侠的始祖！她的装扮和神技，表现了明显的道家色彩。然而，她的思想、行为又浸透了儒家的入世观念（为主分忧，临危不惧）。她可以说是一个侠、道、儒高度结合的人物。“红线盗盒”的故事，千古流传，据以改编的戏剧层出不穷，以致一位粤剧名伶干脆以“红线女”命名了。
神奇不亚红线，但文采稍差的是《聂隐娘》。《聂隐娘》出于《传奇》，应为裴铏之作。但程毅中先生认为它风格上与《传奇》不合，应为袁郊作品。小说的最大特色是它塑造了一个隐身人。聂本大将聂锋之女，但十岁时被乞食老尼“偷”走，5年后送归。这时的隐娘“术已成”，“夜即失踪，及时而返”，迥非常人。她都在干什么？小说并未正面描写。但小说大段追叙了她在山中从老尼学“艺”的经过，构成了小说神奇的内容。
正因为在大段叙述中老尼成了中心人物，隐娘便成了一个被动服从的角色，性格不象红线那样鲜活。而脱离老尼独立行事后，小说写了她3件事：(1)主动要求父母将其嫁于“磨镜少年”；(2)二人骑纸剪黑白二卫（驴）行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并倒戈保护刘、杀精精儿、智败妙手空空儿等；(3)刘死后，在蜀栈道上遇刘子纵，并劝其回洛，不然则有大灾。纵不听，一年后亡故之。第1件事只写了她的婚姻自主要求，这在当时当然不无积极意义，但作为小说，这就太不够了。二人结合后，毫无作为，特别磨镜少年，毫无性格面目，形同傀儡。第3件事表现她的预知“禳灾”本领，与侠义无涉，几似蛇足。写得较生动的是第2件。首先，她的倒戈是因为受到了刘的礼遇，佩服刘的“神明”，“知魏帅之不及刘”。这就有了性格。有了人情味。而杀精精儿、护刘帅却空空儿的描写则是险象环生，不愧为小说最精彩之处：
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碚，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暝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
这段描写可谓中国侠义小说中的第一场女剑仙之战。除了精精儿仅仅扮演牺牲品外，隐娘、刘昌裔、空空儿皆有性格。隐娘的足智多谋，刘的镇定自若、空空儿的潇洒飘逸，皆跃然纸上。有此一段，《聂隐娘》即成不朽名篇矣。
与上2篇大不同的是《无双传》（薛调）。小说本为一个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却巧为调度，将它改造、丰富、发展成了一篇侠义小说。象《昆仑奴》中的才子崔生和佳人红绡妓一样，这里的王仙客和表妹刘无双也降为次要角色，而千方百计成全他们、为他们不惜冒犯宫禁、不惜杀人灭口、更不惜自刎而死的侠客古押衙上升成了主角。古押衙虽不象红线、隐娘有飞行之术，但他可以将刘无双用药吃死再救活转来，其“仙术”之高并不亚于红线、隐娘之辈，这篇小说也只能以剑仙小说目之了。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王仙客对无双爱情的始终不渝，以及无双父刘震的嫌贫爱富，“而废旧约”。与一般嫌贫爱富不同的是，小说穿插上了改朝换代，而在改朝换代中刘震当了伪官，被处极刑，无双也被罚入“掖庭”，成了宫女。宫禁森严，仙客、无双相见无期，谈何婚配？然而小说巧妙地安排了长乐驿的相见、无双褥下传书以及让仙客访求“有心人”古押衙的愿望。至此，小说由爱情向侠义过渡，主角由王仙客变成了古押衙。古押衙正是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物，他对仙客说：“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整个小说后半部，就是古押衙使出浑身解数，打救无双出宫的过程，也就是古押衙实践自己上述诺言的过程。讨来茅山道士死而复生之药，将无双灌醉后救活之，此皆冒死所为。无双救活后，古押衙杀掉了所有知情人，“冤死者十余人”，他自己也自刎而死。他用这样血的代价报答了仙客的知遇之恩，成全了仙客、无双的美满幸福。
另外的那些剑仙小说，情节一般比较简单，人物也比较平面化，稍为复杂一点的是《车中女子》（皇莆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乃代号，不知其何如人也。但她能从七八丈高的屋顶上“如鸟飞下”，又能以绢系上士人及自己，然后“纵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足见其“仙术”之高。遗憾的是，她先连累士人入了狱，然后再施救，这就不是行侠仗义而是恶作剧了。结果害得这位士人“乞食而归”，而且再也“不敢求名西上矣”。车中女子实罪莫大焉。
收入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等，皆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侠义小说，充其量只是剑仙显能而已。《僧侠》中的僧，确有绝技，韦氏之弹子中其后脑而不造成伤害，且又能用手一次“搦”出奉还之。这样的后脑和手术恐天下少有。“京西店老人”可以驾风御电，兰陵老人舞剑将人胡须“剃落寸余”，但却不伤人性命，卢生则可以“忽失所在”，显然这都是有奇能异术的剑仙之辈，这些小说尚未充分展开，可视之为“剑仙小札”。较之它们，《虬须叟》、《韦洵美》等就具有了较完备的侠义小说特征。韦洵美之妻崔素蛾美，被恶霸罗绍威强行买去。韦哀叹中，被寺内行者闻知，乃抱打不平，“至三更，忽掷一皮囊入门，乃贮素蛾而至。”以这样快的速度和手法救人，非剑仙而何？《虬须叟》亦然。权奸吕用之捏造商人刘损罪名，将其下狱，然后夺其美妻。刘献金百两才免于一死。虬须叟知情后，“乃入吕用之家，痛斥吕之胡作非为，将刘妻及百金讨回。他不仅能“言讫，铿然不见所适”，而且能预知吕大限不远，亦剑仙无疑。这里的行者和虬须叟，虽为剑仙，但并不卖弄剑术，而是惩恶扬善，保护弱者，应视为剑仙“正途”。较之他们，《崔慎思》和《贾人妻》二篇就比较复杂了。
《崔慎思》（出《原化记》）写了一个剑仙报仇的故事。剑仙者，即举子崔慎思在京中之女房东也。此少妇“有容色”，崔“求纳为妻”，少妇仅允“为妾”。“纳之”二年余，生一子。数月后，夜半，“忽失其妇，崔惊之。”正忿怒间，“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去而复返，将儿子也杀死了。
《贾人妻》（出《集异记》）故事与《崔》大同小异，不过“妾”换成了“妻”，崔慎思换成了县尉王立，父仇换成了“妾”仇。报仇方式及杀儿离去几无二致。按照成书顺序，《集异记》在前，《原化记》在后，应是《崔》模仿《贾》。然而，在《太平广记》中，却将《崔》置于194卷，将《贾》置于196卷，似乎又是《崔》先《贾》后了。两篇小说的报仇主题无可非议，然而杀子离去的结尾却历来为人诟病。
一些神技型作品，如《懒残》（收《甘泽谣》）、《嘉兴绳技》（收《原化记》）等，现在看来，多为杂技绝活，本与侠义无涉。但从《太平广记》开始，人们便把其纳入了“豪侠”、“侠义”、“剑侠”之中，似乎也就成了侠义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写得最好的是《嘉兴绳技》。
小说一开篇便点明，唐开元中“嘉兴县以百戏与司监竞胜精技”，为了“竞胜”，狱吏甚至向囚犯“推求招引”。于是，一名囚犯便自报奋勇：“吾解绳技”。次日表演，此囚“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于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于笑，初抛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绳虚空，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失，脱身陛犴，在此日焉。”从力学上说，这里描写的绳技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力学上办不到的事，文学可以办到，这就是艺术夸张。这段“绳技”所以精彩，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文字的表现力，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夸张本领，让读者透过描写如亲历了一场难得一遇的精彩表演，得到了极大的美感愉悦。套用一句唐诗：“此技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度闻”。难怪《太平广记》要将其收入“豪侠卷”了。
四、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就与局限
如前所说，侠义小说是唐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要到什么程度？一句话：不可或缺。其重要性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加以申说：
1.它将魏晋侠义小说的萌芽发展成了青枝绿叶的花树，使侠义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家族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了一个重要方面军。正象没有了《任氏传》、《枕中记》、《莺莺传》、《长恨歌传》，人们会感到遗憾一样，没有《红线传》、《聂隐娘》、《虬髯客传》、《无双传》人们同样会感到遗憾。也正象那些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寓言小说、神魔小说……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一样，唐代蔚为大观的侠义小说后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也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有些侠义小说（特别是剑仙小说）后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然而，那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唐代侠义小说实在有重要的开辟之功。
2.唐代侠义小说展现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色，特别其浪漫主义特征十分突出，有卓越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特别小说）的表现力，功不可没。
3.唐代侠义小说塑造了数十个性格不同、面貌各异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4.唐代侠义小说象整个唐传奇一样，表现了较强的语言功力，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卓越贡献。
5.唐代的侠义小说对后世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皆有极大影响，几乎任何一篇有影响的唐代侠义小说都有不止一个的改编本，侠义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形象，有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展现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唐代侠义小说的不足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受到道家炼丹飞升、长生不老等消极思想的较大影响，不少作品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特别是飞行无踪、化尸无痕、不食人间烟火等描写，大大逸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范畴，而坠入了消极浪漫主义的泥淖。比如，《红线》为了扶危济困，设计了红线两个更次往返七百里、飞跃五六城的飞行记录，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描写和极度夸张，是符合人们的美丽愿望的，也是可以给读者以美感愉悦的。同样，虬髯客和红拂女的闪射着夺目光辉的英雄主义形象，也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可贵成果。《聂隐娘》的隐身术以及化为蠛蠓、钻入刘昌裔腹中的描写也同样不失为美好想象。然而，有些篇中的巫术邪祟描写则就是消极浪漫主义（或曰伪浪漫主义）的劣质赝品了。比如《聂隐娘》篇中的药水化尸无痕术、《无双传》中的吃药假死术、《虬髯客传》中的“望气术”等，皆属此类。这些巫术邪祟描写既不附丽于正义事业，也无法给人以美感愉悦，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可怕的、丑恶的、残忍的。必须指出，真浪漫主义（即理想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在唐代侠义小说中往往是纠结到一起的。
2.程度不等地表现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比如，《红线》即表现了强烈的门第观念。红线对薛嵩说：“某虽贱品，亦能解主忧”。自称“贱品”，自惭形秽，这正是唐代极重门第的反映。《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认为李世民“真天子也”而自愧弗如，主动让贤，诚然有豪侠的一面，然而，保定“真龙天子”的观念，却是最大最愚昧的封建观念。另外，他认为李靖“以英特之材”，“必极人臣”，而红拂“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荣及轩裳”。这也是明显的封建主义的夫荣妻贵思想。《无双传》中，古押衙为了救出无双，上下打点，多行贿赂，虽然表现了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一面，但无形中却歌颂了这种行贿本身。此外，象古押衙的“士为知己者死”，象昆仑奴的“忠仆’（义仆）形象，既有令人景仰的一面，但也有愚昧落后的一面。
3.有些作品歌颂了残忍，或者表现了滥杀无辜的倾向，影响不好。最严重的是《无双传》，为了仙客和无双的幸福，竟然杀掉了十几名无辜，古押衙的这个行为究竟是侠义还是残忍？不能不说已经大成问题。《崔慎思》、《贾人妻》结尾杀子离去的描写，也给人太残忍、缺乏人性之感。而小说还以为是得意之笔！《虬髯客传》中还有用人头佐餐的描写，另外一些篇也动不动割下人头，这些描写都只能认为是作者的思想局限。
4.就整个比重而言，真正贴近生活的侠客型小说太少，而远离现实生活的剑仙型小说太多，这种不恰当的比重，对后世的侠义小说，武陕小说也带来了严重不良的影响。5.整体艺术水准还不够均衡，除《红线》、《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少数佳作外，大多作品还失之简略、粗疏或重大思想局限，让人无法交口称赞。这也就使人们无法对唐代侠义小说作出更高评价。
收稿日期：200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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