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参加科举考试史事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科举论文,考试论文,史事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02(2004)02-0086-04
鲁迅作为20世纪索诸中国第一位反传统的精神界战士，他的业绩不仅体现在他的著述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行为实践中；不仅体现在他步入社会后的生命历程中，也体现在他的青少年时段。综观鲁迅一生的反传统战斗，最初的有明确意识的行为，应该是他于1898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P3)
所谓“走异路”即走一条当时一般读书人不走的路。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废除科举制度，参加科举考试是当时读书人的首选之路，是“正路”。除了这条“正路”之外，还有几条可走的路：一是做塾师，像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二是做医师，当时的所谓医师大部分是庸医，像给鲁迅父亲治病的医师一样；三是学做幕友，即到地方官署中谋一没有职位名份的佐助差使，亦即当时习惯上说的“师爷”；四是学做商人，当时的商人最好也就是做钱业和典当业两种生意，然而鲁迅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几种读书人所走的路，哪一条也没有选择，偏偏选择了进洋学堂学洋务这条路。学洋务者，在当时人的眼里，“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1](P3)
所谓“逃异地”即离开绍兴。鲁迅要进洋学堂，当时的绍兴本来也有洋学堂，叫绍兴中西学堂。鲁迅其所以没有留在绍兴学洋务，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父亲的病和祖父下狱的家庭变故，他看够了他所接触到的绍兴社会“世人的真面目”；二是绍兴中西学堂将“中学”与“西学”并提作为校名，表示了改革与维新倾向，但学校只开汉文、算学、英文、法文而不开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不能满足鲁迅谋求革新的愿望；三是绍兴和杭州等地的新学堂都收费很高，而鲁迅家则因祖父下狱，父亲病故等原因而破产，再无经济力量支付鲁迅的读书费用。故鲁迅通过本家叔祖联系，进了不收学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所谓“寻求别样的人们”，即指他要进新学堂，寻求那些主张革新的人们。1898年，正是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社会上不乏主张革新的新派人物，特别是在新学堂里。
鲁迅到南京读书，鲁迅的母亲依依不舍地哭了，鲁迅的本家人也竭力反对，甚至斥责说：“这乃是当兵”。但鲁迅自己却毅然决然，终于将自己的学籍列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半年以后，鲁迅又回家参加了一次县考。《周作人回忆录》中说：“日记里记戊戌年(1898)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往应县试，但是以后便不再记”。[2](P47)此事在鲁迅数百万字的著作中只字未提，可是在后来出版的比较权威的鲁迅系年著作中大多都有所提及，根据却均来自周作人日记中的此句记载，再很少有更详尽的叙述。
那么，鲁迅既然已经进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为什么还要参加县考?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颇为令人困惑的谜。本文不揣浅陋，试将鲁迅参加县考史事考述如下。
1898年5月3日，即周作人日记中的闰三月十二日，鲁迅从家乡绍兴来到杭州，向正在杭州被清政府关押的祖父和侍伴祖父的二弟周作人作别，前往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到了水师学堂，首先去找在该校担任监督的叔祖周椒生，暂住在他的后房。周椒生虽然在这个新学堂里担任监督，但他的思想却显然有些守旧，他像鲁迅本家中其他长辈一样，觉得本家的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报名。于是鲁迅刚到南京，便在周椒生的主持下改了名字，取“百年树人”之典，改周樟寿为周树人，至于号“豫才”正与“树人”可以互映，便不再更改。
鲁迅报名后，很快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入三班。所谓三班者，指学堂的学制为9年，分作三段，称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级，从三班到二班以至头班，鲁迅初进去只能做三班生。
鲁迅入水师学堂的时候，正是光绪皇帝下令变法维新的时候。后来变法维新的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新政理想却强烈地影响着追求进步的人士，也包括鲁迅这样急于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青年学子。江南水师学堂其实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到维新运动时期，它早年的办学思想已经显出了种种落伍的迹象，因此鲁迅逐渐对这所学校感到有些不满了：第一点是课程设置。江南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很简单，每礼拜6天中，有4整天学英文，剩余两天一天读汉文，主要读《左传》等上古文献，一天作汉文，题目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等，从两天学汉文的内容看，与读“四书五经”没什么两样。第二点是学校的风气。学校当局对低班生待遇苛刻，对高班生则比较优厚。这种做法无形中助张了歪风邪气，高班生时时处处都要压制低班生。另外，学校每到一定时间，要组织师生集体敬神，还要请和尚念经。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鲁迅对这所学校“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直到1926年鲁迅写《朝花夕拾》回忆这段生活时才说：“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3](P6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对鲁迅影响颇大。一个新来学校的职员，势派很大，神态傲然，可是他却把一个名叫沈钊的同学叫作沈钧，引起学生们的哄笑，鲁迅等同学背地里便把“沈钧”的名字送给他，叫他沈钧。此事触犯了学校当局，认为这是犯上作乱，在两天内对鲁迅等十多名同学接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只差一个小过没有被开除。这使得鲁迅很尴尬，一时对自己的前途也颇感迷惘。恰好这时，同在南京的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招生，乘此机会，鲁迅投考了矿路学堂。[4](P131)
矿路学堂招考的时间是1898年农历9月，9月底学校发榜，鲁迅获悉已经考取，但得等外籍教师到校后才开课。故于同年农历10月中，鲁迅便回家探亲去了。在这次探亲期间，正好赶上了每年一度的县考时间。
所谓县考，又叫县试，是考“秀才”的初级考试。在清代，“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民间俗称为秀才，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和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为童试。”[5](P32)县试由各县的知县主持，府试由各府的知府主持，院试则由各省的学政主持。虽然说考取生员资格须三考定榜，但县试和府试均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预考”，院试才是将童生身份变为生员或秀才的关键一考。从县试到院试，考试内容主要根据《四书》、《五经》的内容来作八股文和试帖诗。
实际上，鲁迅在入学堂前对参加科举考试是有所准备的。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早些时候，鲁迅在三味书屋由于勤奋好学，不自满足，比其他同学多读过几部书。他说：“我明了的记得的有一部《尔雅》，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训古书，经过清朝学者们的研究，至今还不容易读，此外似有《周礼》、《仪礼》，因为说《丧礼》一部分免读，所以仿佛还有点记忆。……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笨拙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至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因此，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指四书五经)之外至少多读了三部经书。”[6](150)
按照常规，经书读完后，就得“开笔”学八股文，准备去应考。鲁迅天生聪慧，不喜约束，故在未入学堂之前，就从心底里厌恶学八股文，但在当时的环境里，还只得奉命学习。又由于塾师寿镜吾先生也不喜欢学八股，赶科举，所以教八股文的任务就交给他的儿子寿洙邻来完成。据《鲁迅在绍兴活动简表》载：“1896年：奉祖父之命，从寿镜吾之子寿洙邻读八股文集《曲园课孙草》(按：系当时江浙名流俞曲园写给他的孙子俞陛云去看的八股示范文教材，浅显清新，很少有滥调恶套)”。“1897年：奉塾师之命，在家做八股文，试帖诗，送寿洙邻批改，后寄杭州，送祖父审阅。”[4](P68)另据寿洙邻回忆说：鲁迅“乃从我学作八股，授以《曲园课孙草》一册，鲁迅即能成篇，将我所改文呈其祖父介孚公阅览。但鲁迅并不喜欢八股，以为此等描头画角不能启发心灵。”[6](P278)关于鲁迅学做八股文和试贴诗的事，周作人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中也有一条较详细的记载：“24日(即1898年2月24日)：晴，接绍23日函(即鲁迅2月23日发自绍兴的信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7](P244)“20日(即1898年3月20日)：晴，下午接绍函(同上)并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临夜风》(得风字)。”[7](P248)这说明鲁迅确实为应付科举考试作过准备。
绍兴每年的县考时间是农历11月6日，鲁迅在回绍探亲期间，准备赶考的本家族叔周仲翔和周伯文便拉他一起去赶考。正为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怀有不满情绪的鲁迅也就随他们参加了这次县考，随去参加县考的还有周作人。
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县考作为初级考试，共“分四场或五场，第一场为正场，第二场为招复，亦称初复，第三场为再复，第四、五场为连复。每场一天，黎明前点名入场，限当日交卷”。“初试及四次复试之后，再将总应考的人数计算一遍，出一总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应府试，再经过院试，就决定名额，算是合格的秀才了。”[5](P32)“总榜”又称“大案”，大案是按考试名次以50人为一个图案排列的。绍兴当时还称会稽县，全县五百多名考生共分十一图。县考结果是凡周家参加的四人都已及格，而且鲁迅的成绩还很不错，虽然只考了一次，并未复试，名次已列为三图三十七。但初考刚完，鲁迅的四弟椿寿患急性肺炎去世。鲁迅料理丧事后，因心情不好，当即便回了南京。周作人回忆说：“27日(即指农历11月27日)项下云：‘晚接豫才兄自杭寓发函，云于25日抵杭，现已下舟矣。’由此可知鲁迅那一年于11月24日离家回南京去，26日从杭州城内坐驳船至拱宸桥，改趁小火轮拖船往上海，所以说是下舟，这时鲁迅已经脱离水师学堂，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查12月25日项下云：‘得豫庭兄17日函，功课单一纸，’可以证明在戊戌年内已经考进学校了。”[2](P48)
县考之后，接着就是府试，时间相差只有一个多月。仲翔、伯文因鲁迅走了，不能参加，深为惋惜，他们劝鲁迅的母亲不妨找人代替府试，在大案上保留一个名额，第二年去应院试，博得一个秀才的头衔也不枉了十年寒窗。鲁老太太最初不同意，因为找“枪手”(即代人考试者)要花钱，而且鲁迅已经进了学堂，秀才也就不必再要了，经再三劝说鲁老太太才答应了。被请的人是仲翔的妻弟，费用两元。同年12月24日府试榜文出来，代替鲁迅应试的人，显然不如鲁迅的成绩好，但也过关，在大案上保留了鲁迅的名额。院试则在次年10月，这时鲁迅早已转到矿路学堂安下了心，根本没有理会参加院试的事。鲁老太太本不愿出资的“枪手”费，终于白出了。最后是周姓三人前去，只有仲翔考中末名秀才。
县考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全部目的所在，但对鲁迅来说，他却看得很淡，甚至在他一生数百万字的著述中，从未提到过自己参加县考一事。然而我们通过别人的忆述看出，鲁迅如果不“走异路”，在科举道路上也一样可以获取功名。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见出鲁迅作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价值。
不过，鲁迅作为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价值并非本文考察的全部目的，而对鲁迅研究界来说，让人更为关注也令人不解的是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县考?为什么参加一场考试之后成绩还很不错的情况下，又放弃了继续考下去的资格?
关于第一个问题，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戊戌年鲁迅已往南京进学堂，十月中曾回家一趟，十一月初六日县考，本家叔辈拉他一同去，初八日四弟病殇，便不赴复试。”[7](P123)周建人也在《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中回忆说：“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县试。第一次投考便考中了，名次还较高。……但是，鲁迅并未去参加复试。……他为什么参加了第一次考试呢?那是被本家叔辈硬拉去的。”[6](109)根据鲁迅两位弟弟的回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参加县考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他的叔辈们的强拉硬劝。
但根据前面对鲁迅参加县考史事过程的叙述，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的感受和境遇，即他所向往的新学堂竟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而他在这个学堂里刚入学不久，就因一个小小的原因便连续记了两大过两小过，差点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而他新考取的江南陆师学堂则又迟迟不能开课。这对出门在外求学的青年鲁迅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并对美好的前途产生了怅惘情绪。正是这种心理方面的因素，使得鲁迅从内心深处不免会泛起不妨试试科举考试的念头。这样，已经泛起了这种心理意向，再有本家叔辈强拉硬劝的外部因素推动，鲁迅参加县考应该说是情理中事。
关于第二个问题，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往应县考，还与前记的诗文是有关系的(指前面所说周作人在杭州接到鲁迅从绍兴寄的试贴诗和八股文)，考试的成绩并不差。但因四弟之丧，无心去复试，旋即回南京去了。”[7](P249)对此，周建人提出异议说：“鲁迅拒绝参加第二次考试，表明他是厌恶科举制度的。”[6](P109)鲁迅厌恶科举制度，是由鲁迅的性格和当时的时势决定的，这无疑是鲁迅放弃参加后来的考试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是来自性格和思想方面的内因。周作人的“四弟之丧”说应该是一个外因，像鲁迅这样重亲情的人，四弟少年夭折，对他的打击不能说不大。
另外，根据以上史事考述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我们还可有这样一种推断：四弟去世后，鲁迅为换一种心情，离家去南京。而到南京后未过一个月，就给周作人寄来了成绩单，这说明鲁迅刚到南京，学校已经在预备开课了。况且，矿路学堂的课程设置，有大量鲁迅从未接触过的格致、算学等自然科学，学堂总办俞明震也是一个当时著名的新派人物，学校风气远比水师学堂好得多。这样，鲁迅当时的基本愿望已经满足，再不回去应府试、院试，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
收稿日期：2003-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