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分析上的得失
——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例
李风华，张 丹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410081）
【摘 要】 阶级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探讨值得重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重点阐述了私有制条件下产品分配所决定的各阶级的收入和命运，其基本框架承袭李嘉图，但蕴含着对劳动阶级的同情与期望。其阶级分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各个领域中的贯彻对一些“次阶级”群体的分析、对非劳动所得的限制以及对工人合伙经营的鼓励都值得当代政治经济学借鉴。由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扩展至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来看，其阶级分析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不能真正触及私有制的立场缺陷。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穆勒；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马克思在其理论研究的进程中，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的阶级问题。《资本论》的框架设想中，就有《阶级》一章。在国外经济学研究中，阶级研究也仍然是一个重要领域。笔者以“political economy+class”为题在JSTOR数据库检索，共有168篇文章。这些论文的主要倾向偏重从学科发展角度探讨各种与阶级相关的理论问题，说明阶级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相当突出。2017年11月13日，以“class”为题，并限定economic类的杂志检索论文，则获得1 949条结果。这说明，阶级分析已经深入到经济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与此同时，在中国知网以“政治经济学+阶级”检索，却在数以千万计的中文文献中仅得52条检索结果，这其中多数讨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个一般性的学科发展研究，而非实质性地探讨阶级问题。排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类文献，全部讨论阶级问题且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文献不足10篇。可见，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外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分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可惜的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阶级分析受到了严重的忽视。吴宣恭教授2011年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了《阶级分析在我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呼吁政治经济学重视阶级分析。该文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中的这一缺陷切中肯綮，但仍然反响寂寥。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分析，仍然是一个有待大力研究的课题。
与后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阶级分析。李嘉图对产品的最终归宿的分析，就是一种基于收入的阶级分析。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下简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承袭李嘉图框架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并且还关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当时工人合作社的实践，其有关阶级分析的看法堪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尽管穆勒的基本立场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但相比较一些完全沦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经济学家，其观点与看法仍有可取之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级收入差距与分配正义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着重探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分析的基本内容、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分析上的成就与不足。
1 穆勒政治经济学中阶级分析的主要内容
穆勒根据生产的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将产业社会划分为地主、资本家和生产性劳工三个阶级[1]202，相比较前人，穆勒的阶级分析中，农业和农民得到特别关注与研究。这使得其阶级观点呈现出一个相对更为宽广的视野。
（1）基于产品的市场分配来观察不同阶级的地位与归宿，丰富了阶级收入的微观分析。穆勒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分配分开讨论。在农业产品的分配中，不讨论奴隶制的情况下，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分配会出现两类不同的情形。一类情形是自耕农同时拥有三种要素时，产品归个人所有，不与他人进行分享。第二类情形是，当同一个人不同时拥有三种要素，产品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地主占有土地和资金，产品在地主和劳工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另外一种情况是，劳工只拥有少量资金，不拥有土地，产品也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总的来说，农民想要完全独占产品是很困难的，因为资金很少掌握在农民的手中，即使在自耕农制度下，许多农民也是要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资金，这种“借来的资金”注定要拿农业产品的一部分去“还”于他人。反之，地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至少掌握了两种生产要素，不劳动也能从产品分配中分一杯羹，这就使得农民的地位远远不及地主，生活境遇相距甚远。而在工业产品的分配中，穆勒假设参与分配的只有劳工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产品只能由这两个阶级共享，产品就被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工人获得了劳动所得（工资），资本家拿走的是资本带来的利润。遗憾的是，工人的工资由劳工阶级的相对人数所决定，这就使得他们的报酬不再取决于自己的劳动，各种难以掌控的因素使得他们处于分配的劣势和社会的最底层。
总而言之，穆勒的看法是，在市场条件下，占有生产要素的多少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决定阶级的地位。由于只占有劳动这一要素的雇工在产品分配中处于弱势，所以导致雇工的地位最低；拥有土地的劳工阶级能够和地主分割自己的劳动产品，就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占有资金、土地的资本家和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可以“不劳而获”，所以资本家和地主的地位在劳工阶级之上。穆勒的观点当然没有达到剩余价值理论的高度，但这种对于市场分配的直观分析也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其注重市场价格波动、竞争程度以及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不同阶级的收入分配的微观分析。
（3）穆勒对决定工人工资的竞争因素详尽分析，探讨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别，从理论上描述出市场经济下不同工人的现状。穆勒对工人阶级的分析着重放在影响工资的基本因素和不同行业工资之间的差别。考察前者时，穆勒假定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劳动，只有不熟练劳动，他指出，“工资是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竞争是工资的主要调节因素，习俗与个人特征只能发挥修正作用”[1]306。他这里的论述就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工资由资本和人口的相对数量所决定（物价和粮食的价格都不会对工资起决定作用），二是竞争对工资的影响只有调节作用，即使是粮食价格的升降最终也是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来影响工资的。也就是在这种工资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工资不再是劳动的报酬，他们即使付出再多的劳动也摆脱不了贫困的现实，除非这个非理性的阶级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欲望大大增强，从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按系统示意图将实物图连接好，通过动态信号采集仪的系统界面输出一正弦信号于激振器，激振器所产生的力将激励压电发电模块为电流变弹性体提供电场。减振器将安装在大刚度的基座上，激振头和减振器压杆顶端之间连接压力传感器，将实时的测取之间的压力，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一个安装在减振器的压杆上随着其一起振动，测取减振前的加速度数据，一个安装在减振器与基座连接处，测取减振后加速度数据，三个传感器通过电荷适配器连接到DH5299动态信号采集仪上实时采取数据，图4为减振器安装基座和实验系统实物图。
（2）穆勒对于不同耕作制度下农民阶层的收入与命运的研究细致深入，实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高度综合。大抵而言，穆勒将现代农业耕作制度区分为自耕农、分益佃农和投标佃农三种制度。自耕农制度下，生产要素和产品都归自耕农所有，风险也由自己承担。自耕农采取花园式的耕作，实行农作物轮作和合理施肥，让每位家庭成员都参加劳动，收获的产品能够使全家过上相对美好的生活，但这一前提是：土地能够供养耕地的人口[1]204。穆勒对自耕农的制度给予了充分赞扬，认为它不仅有助于农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热情，提高土地产量，提升道德修养，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从而不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而且它还能够对人口的增长起抑制作用。分益佃农制度下，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通过承担租约来耕种土地，也就是说农民需支付一定比例的剩余产品来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可由于地租是按照惯例来规定的，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半土地所有者[1]281，对土地改良和劳动有较高的积极性（分益佃农的这种积极性没有自耕农高），同样地，分益佃农制度也能使人们在生育方面更为审慎。而在投标佃农制度下，农民通过签订由竞争决定的租约来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耕种出来的产品被划分为地租与劳动报酬两部分，劳动报酬取决于地租，地租取决于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所以，他们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投标佃农的数量。穆勒认为，这种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投标佃农是一种糟糕的制度，应当予以废除。
（4）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合伙经营等抱以热情的期待，表明其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穆勒对劳动阶级抱有相当的同情态度，他认为通过教育和合伙经营，工人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前景。穆勒描述了当时民众自发的教育运动，包括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认为未来工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得他们未来更理性、更自由，在精神上，他们将要求自己掌控自己的行为与生活；在生活上，他们将要求法律对于与他们相关的各种问题做出规定（能够利用法律当自己的武器）；在对待知识方面，他们会更尊重知识和人才。总之，未来变得更理性的劳动阶级能够自觉控制人口，从而提高就业率。更重要的是，理性的劳工阶级还积极参与合伙经营，共同拥有资本、参与管理、依据劳动进行分配，从而最终促进生产发展。这种模式下，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本和劳动的宿怨将被消除，从而劳工能够摆脱雇佣关系。
留学生使用间接请求策略的频率和中国学生基本一致，但受自身文化等因素影响，选择请求策略时倾向于间接化，对直接请求策略的使用有待提高；
由前文可见，国内目前对养老服务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对于养老服务的评价研究大多集中在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及机构养老服务等方面，缺乏针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第二，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指标体系的构建，而缺乏实证分析。
按目前蚌埠市开采中深层地下水位，取其最大水位埋深10.5 m为降深值，附加应力为102.9 kPa。对于固镇GZ01-C孔，A1层自重与附加累积应力可达到420.9 kPa，略低于其先期固结压力值，对于A3层，则超过其先期固结压力值97.9 kPa。因此从理论上，目前A1层不会发生压缩沉降，A3层将会发生压缩沉降。对于五河WH-B孔，A7黏性土层附加应力与自重应力和明显大于先期固结压力，理论上A7黏性土层也会发生压缩沉降。
在阶级分析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一次将经济研究深入到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对阶级进行了划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弗朗斯瓦·魁奈的“纯产品”理论根据社会成员在“纯产品”生产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将他们分为生产者、不生产者、土地所有者；亚当·斯密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基础，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三个基本的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李嘉图对阶级的划分基本沿用了斯密的划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根据生产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要素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三个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劳工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进行的阶级划分，这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划分正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划分中诞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10]22离开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既有经济范畴”（如生产、资本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划分理论便很难成为“科学”的理论。
穆勒对“自然垄断”所导致的阶层固化现象的分析是深刻的。当代中国的阶层固化已初见端倪，“二代现象”“拼爹现象”层出不穷，“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广泛关注。2017年颁布的中国胡润百富榜名单100强中有57个家族及夫妇企业，也就是说，中国富人的下一代极有可能通过“先赋因素”轻而易举地成为“精英阶层”。根据中国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和赶集网研究院联合撰写的《中国就业主力军就业趋势研究报告》（2015年）中的数据可知，父辈职业往往影响其子女的平均薪资，这预示着：穷人的下一代逆袭的可能性日益降低，而富人的下一代却更可能是富人。穆勒所描述和分析的这种弱势阶层上行流动通道的封闭现象值得当代学者深入研究。
据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始建于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经多次大学演变于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改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穆勒对投标佃农的分析已经触及后来小农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过密化”问题。比如，他认为自耕农制度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耕作制度，而投标佃农的命运最差。爱尔兰投标佃农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是“由竞争来确定农民的地租”这一制度[1]275。穆勒对于市场竞争制度的批评已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此外，穆勒对于人口与土地关系的分析也值得重视，虽然其基本思想源于马尔萨斯，但他综合这一体系，指出控制人口数量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并将它与“土地生产能力递减”等规律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严谨的理论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新的次阶级群体陆续出现，“老板群体”“农民工群体”“公务员群体”，等等。要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达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目标，就必须对这些次阶级群体的利益得失做深入分析。但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并不将这些经济群体看作一个阶级，如此，阶级分析自然就空洞化，从而失去其实践价值。穆勒对次阶级群体的分析值得当代政治经济学重视。
2 穆勒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分析的当代价值
穆勒的阶级分析虽然其总体框架并未突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方法，但其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1）坚持阶级分析并将它扩展至交换和政府干预等各个经济领域。许多阶级分析往往着重于生产与分配领域，而穆勒的阶级分析贯穿《政治经济学原理》全篇，在交换、再分配以及政府干预领域都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甚至在价值、货币、信用、国际贸易这些交换问题上，穆勒的阶级分析也仍然贯穿始终。比如，他将“那些将其资本以贷款的方式用作投资的人”称为“有钱阶级”[1]453，在关于信用的讨论中，则区分了“信用”对“银行家阶级”“商人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不同影响。很明显地，穆勒在分析“交换”时，根据社会成员在交换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团体，并且将这些小团体当作阶级来看待，从交换过程中去把握他们的经济得失。在政府干预领域，穆勒主要从税收的角度探讨不同税制对于各个阶级的影响，比如他推崇地租税，认为“地主不劳动、不冒险、不节俭、整日无所事事，但却会变得越来越富有。依据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长的财富？”[1]718这种对阶级不平等的道德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是值得肯定的。
“以写促读”策略在阅读教学中常常用于阅读能力提升的某一个拐点，而学生恰恰需要教师在这个拐点给予他们帮助。另外，在运用“以写促读”策略时，教师还要有文体意识，因为阅读是一种文体思维，教师应在此基础上思考搭建的方式、搭建的时机和搭建的效果。
将阶级分析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的研究思路，对当代经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有着积极的方法论意义。以房地产税改革为例，由于房产的分化，市场中存在着各种“房奴”“租客”“房东”等群体，而其中就有“无所事事却越来越富裕”的“剥削者”。那些靠收房租过着“奢侈生活”的“房二代”，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长”的财富？若以阶级分析的视角对房产税征税对象作考虑，可能会使房地产税的再分配功能得以真正地实现，从而实现居住问题上的分配正义。
（2）将阶级分析深入到各个次级的阶级群体，而不仅仅停留在基本阶级层面。穆勒的阶级分析是比较细致的。如前所述，在农业产品的分配中，他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分益佃农、投标佃农等三种类型分别考察，在讨论劳工的收入时，特别关注不同职业的工资差别。除了这些次阶级的阶层之外，他还根据不同劳动方式将社会成员划为“工匠阶级”“经销阶级”等阶级；从对“价值”的讨论中，不仅衍生出“生产阶级”“中产阶级”“商人阶级”“富裕有闲阶级”“顾客阶级”等等的说法，还更是探讨了货币价值的变化对不同阶级的影响；而且在考察产品“交换”时，穆勒往往将“专业人员”“制造商”“银行家”等等一切具有经济意义的群体也都视为一种阶级主体，并探讨了他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得失。
穆勒对劳动阶级的未来的探讨，说明了穆勒对于工人阶级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因此，有作者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密尔“思想的中心支柱”[2]201。但是，穆勒仅仅只是在面对资本家阶级和雇工阶级的利益冲突时，主张“通过改革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通过合作制来最终解决阶级冲突”[3]13-17，这种对合伙制的过度乐观既不能断定他属于社会主义派别，也不足以像有些学者所断定的那样，穆勒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4]61-68，穆勒只是在探索如何使社会更加“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思想（如社会主义）的有益方面来完善自身的理论。不管该理论如何开放，他仍然不敢触及私有制，他眼中工人阶级的最佳归宿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合伙经营，而不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和无产阶级掌权”，正如温迪·萨维斯（Wendy Sarvasy）说的那样，“穆勒所宣称社会主义的承诺与他成熟的民主理论中明显的反工人阶级性质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哪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工人阶级获得政治利益的呢”[5]568。总之，穆勒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立场使得相比较同时代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披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外衣，但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仍然存在本质性的差距。
（3）穆勒对不劳而获的批判与制度建议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这突出表现在他有关遗产税和地租税的主张上。在讨论继承巨额遗产的非劳动阶级时，穆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虽然包括馈赠权，但不包括继承权。父母留给子女的一个合理数额的财产即可，如果还有超出部分，正确的做法是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并据此提出遗产继承的原则：“第一，如果遗赠人的后代生活尚不能自立，则应为其保留一部分遗产，数额应该与当他必须由国家供养时国家所提供的抚养费相当；第二，任何人所获得的遗产均不应该超过维持中等水平的自立生活所需要的数额。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全部财产应该归于国家所有。”[1]826不仅如此，穆勒还强调对遗产进行征税时宜采用累进原则（就是对较高的数额征以比例较高的税）。在对另一种因占有土地而“不劳而获”的有产阶级的态度上，他也同样如此。在谈到这个阶级的收入时，穆勒说道：“有这样一种收入，其所有者无须花费任何气力，也无须做出任何牺牲，就会不断增长；这种收入的所有者构成社会的某一阶层，这一阶层的人采取完全消极被动的姿态，凭借事态的自然发展，就会变得愈益富有。”[1]758为此他提出“国家没收这种收入的全部增长额或者部分增长额”的方法来控制这个阶级的不劳而获。
在今天中国社会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上，穆勒有关遗产税和地租税的观点仍然值得我们重视。我国当前基尼系数曲线远超0.4（2017年的基尼系数为0.467），贫富差距仍然很大，征收所得税的局限性慢慢显露。国家税制的改革引起人们对遗产税的开征的关注，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我国“子承父业”的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及个人财产的评估机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等因素，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遗产税的开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都大力斥责了那些继承巨额遗产的非劳动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容忍那些“不劳而获”的“继承者”呢？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不仅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而且为遗产税的制定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借鉴（比如“遗产继承原则”“累进原则”等），这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而言仍然具有启示价值。
（4）穆勒学说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接近社会主义的立场，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教育价值。早年的穆勒批判劳动者的合作与社会主义。1836年，他发现“合作有利于减少过度竞争的弊病”。1845年，他在《劳工宣言》明确指出合作伙伴思想是社会的必然趋势和奋斗目标[6]。直到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又再一次断言合伙制是实现分配正义的捷径，是工人阶级的最佳归宿。此时的穆勒对私有制持批判态度，认为“当今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当前的目标只能是改进私有制”[1]183，他对劳工阶级摆脱剥削的命运寄予希望，认为“人类不可能永远地划分为两个世袭的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1]702，认为劳动者的联合——即合作制——将消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宿怨，“通过这种或者与这种方式相类似的方式，现存资本最终将正当地、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参与这些资本使用的所有人的共同财产，由此实现的转化将成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便捷的途径。”[1]734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穆勒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接近社会主义的作者之一。正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穆勒受到的广泛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等）使得他的理论具有折衷主义的各种内部矛盾，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更具人道主义和社会的眼光[7]。与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彻底立场相比，穆勒的立场是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加以批判。但对于那些信奉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读者来说，穆勒学说在其理论体系内部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预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其教育价值并不容否定。而且穆勒对于合作制的倡导对于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工来说，也不乏现实的参考意义。
就拿中国来说，这种合作思想对构建（私营企业的）和谐的劳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些年来，民营经济呈蓬勃发展之势，而其中的劳资关系在劳资地位、利益分配等方面还很不和谐，那么这无形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要积极加紧构建新型劳资关系的尝试，可由于民营资本在我国是“相对的弱资本”（相对于国资和外资而言），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拿走“更弱者”（劳工）的部分，由此造成对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压迫和伤害。要想改变当前这种以资方为主导的不平衡、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合作伙伴思想是民营企业改革十分需要的。合作制若实行得当，只会使劳资关系更加和谐、劳工工作积极性和效率更高。
3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分析上的得失
与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拒绝阶级分析的基本取向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十分重视对“阶级”的分析，而且其阶级分析还曾是马克思孕育中的阶级经济学分析与批判的对象，因此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来说，重新解读和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总的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为阶级分析在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阶级分析的内容还深深蕴含着对劳动者的同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情并不能转化为对私有制的否定，更不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永恒性”。因此，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路径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1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阶级分析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对经济群体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分配领域，未曾涉及生产领域，更不用说从生产中去把握阶级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重商主义者不可能从产业资本出发去把握经济现象，而只能考察商业资本的流通及商品所有者的交换[8]。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才能将经济研究深入到生产领域，从所有制出发，较为准确地去把握阶级的划分及对立，从而为阶级分析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奠定基础。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9]376
在“关于不同职业的工资的差别”问题上，穆勒从分析亚当·斯密的论述入手来阐述自己的发现。斯密指出，“这些差别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实行完全自由的政策，部分地是由于各种职业本身的具体情况。”[1]349不同职业工资的差别源于对某些职业的“必要”补偿，它由习俗或其他因素所决定。而穆勒补充了一个重要情形，“各种职业为产生均等的吸引力，必须提供不均等的报酬的情况，他们是自由竞争发挥均衡作用的各种实例”[1]323。即穆勒认为不同职业工资的差别也是竞争的结果，竞争不仅是工资降低的原因，也是提高工资的手段，正如有些“高额报酬”恰巧是缺乏竞争的后果，这种“自然垄断”所带来的“垄断价格”最终造成了劳工阶层的分化和固化。比如“需要经济支撑的自由职业”大多由自由职业者或有闲阶级的儿子从事；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培训的“技术性工作”往往由技术性工人的儿子接任，等等。这种由“自然垄断”带来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使得各阶层的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该阶层的人口增长率，使得工人阶级内部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
此外，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斗争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早期经济学家由于研究领域的局限性，未能对阶级的斗争做出深层次的分析，而直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生产领域去把握阶级之后，才揭示出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根源。在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源方面，威廉·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他得出“阶级对立的原因取决于工资和地租在价值中所占比例的变化”的结论；亚当·斯密将三大阶级的收入分为工资（劳动收入）、利润（资本收入）和地租（土地收入），将雇工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的原因归于工资在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论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当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11]16，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客观对立和斗争。这种从分配中把握阶级斗争原因的思考方法，是把握阶级斗争根源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中，马克思才得以发现劳动的二重性，创立剩余价值论，从而使得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浮出水面。这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对立学说的继承可以从马克思本身对古典政经济学的评论看出来，“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9]938，也可以说，离开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阶级对立”归于“经济的对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看作对“工资所占份额”的争夺）的奠基，马克思揭示阶级斗争根源的道路不会如此“顺畅”。因此，要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应当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理论有深刻的理解。
3.2 古典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承认并同情劳动阶级的悲惨命运并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来对待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对阶级做出分析时，大都探讨了劳工阶级的“悲惨命运”，表达出了对劳动阶级的同情。李嘉图指出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不仅是工资的源泉，也是利润和地租的源泉，在经济学理论中率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地主阶级[12]。但是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表现对劳动阶级的同情。比如马尔萨斯对待劳动人民的观点可以说相当冷酷，在其笔下，劳动人民生活悲惨的命运具有必然性，是人类控制自身人口数量的一个手段。
其中ceil()为向上取整函数，floor()为向下取整函数。按照上述方法即可计算得到位于里程桩之间相隔为C的桩号编码。
穆勒糅合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逻辑，一方面，他通过考察不同耕作方式下农民不同的阶层归宿，把握住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从而得到了“只要土地归地主所有，那么农民就无法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就必须在地主的剥削下生活”的结论，揭示出了农业劳动者受剥削的事实。而且，他还探讨了“水深火热”的工人生活，他认为“受雇者的所有仅仅是他们的每日食品。这些食品常常在数量上不够充足，几乎总是质量低劣”。[1]303甚至于，他认为雇工实际生活在“真实的奴隶制”之下，他们受着贫困与雇主的奴役，失去了精神和道德发展的条件[13]170。穆勒对农民和工人生活的描绘表达了对劳动阶级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指出，劳工阶级如果不能自觉地控制好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他们的工资受损和总体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调节分配与加强教育来使这一阶级变得理性，从而改变这一现状。
后续可以本设计方案为基础，开发列车管供风及不同开度、大小的自动车窗产品，满足不同铁路客车车辆的使用要求。
即使将马尔萨斯这样富有争议的理论家考虑进来，我们也要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优秀品质是，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放置其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来加以关注与探讨。反观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学者们用个体的预算约束、效用函数等等纯粹形式表述代替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命运和穷困生活的实质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形式逻辑更为严密，数学工具更为发达，但这种话语体系整体上忽略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与贫困生活，贫穷仅仅被描述为一个个体事实。可以说，相比较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可谓真正的“良心”，更具有现实意义。
3.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是不敢从根本上触及私有制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尽管具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是他们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做了种种探讨，可总体上仍然维护私有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他们看待各种社会问题的视角显然是静态的、缺乏革命性的。从斯密到穆勒，他们虽然看到劳动阶级的贫困受到整个经济制度与市场的影响，但在对策上，却对于“私有制”这个最大“病因”采取忽视和容忍的立场。如穆勒批评了当时私有制带来“产品的分配几乎与劳动成反比”的现状，甚至断言“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最为艰苦的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报酬甚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看到当时私有制带来的恶果之后，他对于共产主义做了较为中正的评价，认为“如果需要我们在这种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二者做出选择的话，则共产主义所带来的所有困难，无论大小，都是微不足道的”。[1]266-267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穆勒对“共产主义”表达了某一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李嘉图或者穆勒，他们在讨论私有制带来的弊端的同时，并不否认私有制这个制度本身。即使当穆勒看到了当时私有制带来的分配不公、工人阶级受到双重压迫（贫困与雇主的压迫）等社会问题，但他仍然坚信“私有制的最佳状况”会克服这些弊端。
总的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历史时期具有革命性（对于推翻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言），可当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显露，这时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与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理论相比较，对于那些迷信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人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仍然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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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class analysis——A case study of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I Feng-hua,ZHANG Dan
（School of Marx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Class analysi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he stud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spect deserves attention.John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focuses on the income and destiny of all classes determ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under private ownership.Its basic framework inherits Ricardo’s,but contains sympathy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class analysis in various field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the analysis of some“sub-class”groups,the restriction of non-labor income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joint enterprise of workers are all worthy of the referenc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tension of Mill’s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whol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its class analysis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but there are still defects in the position that can’t really touch private ownership.
Key word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John Mill;class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62（2019）01-0066-08
收稿日期： 2018-06-21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项目“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阶层问题研究”（1718ZDAM06）
作者简介： 李风华（1975—），男，湖南安仁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张 丹（1995—），女，湖南桑植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 于 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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