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省级论文,收入差距论文,面板论文,农村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过去十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0.4，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之多。金融机构的趋利性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分配时对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实行数量配给、成本配给和风险配给，导致农村地区受到严重的金融排斥。[1]
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收入不平等中的贡献最大，而经典的“库兹涅茨”假说认为，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富人比穷人更易获得金融服务，因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2]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直接或间接导致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此，本文致力于回答两个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降的原因究竟何在？长期以来，大量文献一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李实、钟甫宁等人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3][4]蔡昉、陈斌开等人则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5][6]陆铭和陈钊以及周云波则注意到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的重要影响因素。[7][8]然而劳动力流动、制度框架和城市化本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伴生现象，且这些因素具有时滞效应。换言之，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归结于这些因素，还不能解释收入差距出现的真正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和机制做进一步研究。
麦金龙(McKinnon)和肖(Shaw)首次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使得经济增长放慢。麦金龙认为，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经济不发达导致金融资源短缺，形成信贷配给两极分化，最终制约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加重收入差距。[9][10]盖尔比斯(Galbis)、斯蒂格利茨(Stiglitz)、格林伍德和加瓦诺维克(Greenwood and Javanovic)均证明了相似观点，为揭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奠定了基础。[11][12][13]
本文从金融排斥视角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的原因。事实上，国家长期实施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将大量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输送给城市地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行为。这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金融必然延伸到农村，强制性地使农村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控制下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农业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从未超过15%，这直接造成城乡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1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金融改革全面启动，逐渐暴露出资本的趋利性和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本性。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殊性成本与风险和非生产性融资四大基本问题，金融机构纷纷将农村地区的基层网点撤并，导致农村金融几乎处于完全贫血状态，甚至农村分配到的金融资源也被地方官员引向收益率不高甚至为负的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排斥状况。[15][16]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很可能成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克拉森和佩罗蒂(Claessens and Perotti)通过构建一个分析金融与收入分配的新框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部人为设置的障碍，弱势家庭和小企业从银行获取的信贷比率过低，这种限制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7]尹希果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融资不仅面临着进入成本上的约束，同时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置上对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歧视使得我国扭曲的金融发展中，金融排斥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18]刘渝琳和白艳兰论证了由于金融深化的“门槛效应”，使得许多农村低收入居民没有动力、兴趣和能力去运用更多的金融资源，“不均衡效应”进一步使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王修华和邱兆祥的实证研究显示，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减贫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通过“门槛效应”和“排斥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0]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与非均衡效应实质上是在金融排斥的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产生所谓的“门槛”，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21]由此，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来实现的。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笔者认为农村金融排斥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水平，然后作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22]
(一)地理排斥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据数据统计，地理排斥程度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分布密集状况。金融机构在一个地区撤出金融服务一般是因为低经济增长、社会问题和衰落的环境，而一个地区缺少金融服务则可能遏制中小企业的起步和内向投资，抑制该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产生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23]2011年年末，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仅占全国机构网点总量的3%，全国未设立金融机构网点的“空白乡镇”有2 312个，这些农村地区连最基本的金融服务都无法获取，形成“区域金融荒漠化”。这种金融地域的长期割裂，直接造成金融和经济的滞后，而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使得劳动力由农村地区逐步向城市地区流动。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是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生产力低下，生产效率不高，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服务逐步向虚拟化发展，大有减轻地理排斥之势，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形势，农村地区通过电话和网络申请金融服务的比例还很少，因而不影响这一机理效应。
(二)条件排斥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需要信贷资源的支持，但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严重错位，农村资源的配置与农村经济的作用不协调。[24]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11年，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而同期农、林、牧、渔业国内贷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内贷款比例不到1%，可见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程度。而造成这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原因是金融机构认为农村地区存在财务残缺，缺乏有效抵押品，农业生产风险大等问题，对农业生产活动“惜贷”，甚至将农村资源抽离、输送给经济发达的城市支持房地产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以净存款人的身份为其他经济部门贡献了金融剩余。理论上讲，资本配置效率若能得到提高，则能调剂资金在不同资金需求主体间的有效流动，增加产出，但实际情形却南辕北辙，条件排斥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甚至错位，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因得不到信贷资源的支持而发生增长阻滞，农民收入得不到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扩大。2006-2011年城乡信贷资源供给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城乡信贷资源占有量及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
(三)价格排斥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性金融的发展目标是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取金融服务，因此能够促进机会的公平和激发经济体的潜能；确保基本的金融服务如贷款、储蓄、汇款、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可获得性和质量，能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5]目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太健全，农户储蓄主要是基于预防性需求，存款利率的过低加之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机会较少的现实，对农民的储蓄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而城市地区居民可以基本享有储蓄、汇款、保险、证券交易等资本积累型金融服务。资本的积累可以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价格排斥直接造成城乡资本积累程度的不同，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间接降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营销排斥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更加明显，在扩大整体金融机构服务种类以及服务范围的同时，却不断收缩农村地区的机构网点。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在进行金融服务营销时注重城市大中型企业，排斥乡镇小微企业，注重城市财务稳定的优质客户，排斥农户，农村金融因营销排斥资金短缺，寸步难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仅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进步，同样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农村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是连接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桥梁，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26]农村工业的技术创新需要资金支持，这样才能将成果推广与普及，从而使农业生产缩减成本、获取超额利润。但营销排斥阻断了农村金融的资金来源，即使满足劳动力与资本的积累，农村经济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反观城市工业经济，能够很好地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经济增长无后顾之忧。因此，营销排斥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够，加上其他因素的合力影响，严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农村金融排斥主要通过四大排斥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但由于我国各省级单位之间经济发展各有特色，金融发展差异化显著。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国最常用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等，另一类则是考虑了城乡人口比重的泰尔指数和结构相对系数等。本文选择考虑了城乡人口比重变化的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GAP)。
2.农村金融排斥指标。肯普森(Kempson)和威利(Whyley)认为金融排斥包含六大维度：地理排斥(physical access exclusion)、评估排斥(assessing exclusion)、条件排斥(condition exclusion)、价格排斥(price 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和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27]由于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之间有高度的重叠性，且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属于“卖方市场”，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因而自我排斥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农村金融排斥浓缩为“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四个维度。
地理排斥是指被排斥对象由于交通便利性问题而无法顺利获得金融服务甚至完全不能获取金融服务。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人均覆盖度反映了每单位经济主体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数量，即金融服务的地理可获取性。因此，地理排斥可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人均覆盖度衡量。农村万人机构覆盖度(INST)=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10 000/农村人口数。
条件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基于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原则，对金融产品的供给设置准入条件，对经济主体制定准入评估体系，从而将某些经济主体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对我国经济主体而言，最普遍的金融服务和需求最旺盛的金融服务是贷款，人均贷款水平反映了经济主体对于主流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农村人均贷款水平(PLOAN)=农业贷款总额/农村人口数。
价格排斥是指金融产品价格过高或过低，将某些经济主体排斥在外的现象。衡量金融产品的定价是否合适，主要关注金融产品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城镇居民的金融服务选择较多，如基金、保险和证券投资；而农村居民面临的金融服务选择较少，大部分只有储蓄，我国商业银行对农户小额存款收取高比例管理费，而仅支付象征性的利息，使农户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金融品种，从而受到价格排斥。王修华等人以利率指标衡量价格排斥，[28]本文则选择更加直接的指标——农村人均储蓄额来衡量。农村人均储蓄额(PDEP)=农户储蓄总额/农村人口数。
营销排斥是指金融机构的目标营销策略往往将某些经济主体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金融机构的趋利性，使其更愿意为富裕阶层服务，从而针对低收入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被忽略。金融从业人员、机构网点和信息手段是影响金融机构营销水平的三大要素。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拥有情况能较好地反映营销排斥现象。但由于这一指标与金融机构网点数相关性较强，因此，本文地理排斥与营销排斥共用地理排斥的衡量指标。
3.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毫无疑问，经济增长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人口平均后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农村人均GDP来衡量农村经济增长，农村GDP以第一产业总产值替代。(2)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INV)。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关系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间接减少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3)非农业就业比例(EMP)。近年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向城镇，然后将务工所得资金投向农村，因此，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方式。(4)城镇化水平(URBAN)。李宪印和王哲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因此也将其纳入模型，本文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表示城镇化水平。[29][30]
考虑到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减轻数据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指标取对数；同时鉴于城乡收入差距受前期影响较大，本文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二)数据说明
本文计算泰尔指数所使用人口、城乡收入、农村GDP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农村机构网点数和农业贷款来自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农户储蓄来自《中国金融年鉴》；非农业就业比例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西藏部分资料不全面及金融排斥相关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2006-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由于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不长，因此未对数据进行消胀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过程及分析
由于本文设定的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故本文试图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法来估计参数。从表2中GMM的估计结果来看，系数联合显著性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于Sargan检验值一般情况下会拒绝原假设，本文选择Hansen检验值，Hansen检验的p值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AR(2)检验值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基本合理。
说明：DIF1，DIF2分别为差分GMM法一步估计、两步估计；SYS1，SYS2分别为系统GMM法一步估计、两步估计。
在确保模型设定基本合理后，为了保证GMM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滞后阶的稳健性，防止回归方程估计结果出现“伪回归”现象，笔者继续对面板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提高检验功效，小样本应针对数据生成过程的特点联合多种检验法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经典的面板残差平稳性检验方法：Breitung检验(Breitung)，Hadri LM检验(Hadri，K)和HT检验(Harris-Tzavalis)，检验时均不包括时间趋势项，根据AIC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5，检验结果如表3。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模型的面板残差分别有两种方法检验的p值均小于1%，这说明各面板残差均具有平稳性，上述GMM估计结果可信。
确保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合理和工具变量有效后，对表2中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根据表2中4列所汇报的Hansen检验p值可知，差分GMM与系统GMM工具变量均有效；由于本文在用Statall估计时加入了稳健项robust，因此自动修正了异方差问题；AR(2)检验的p值表明差分的误差项存在二阶自相关是不显著的；布朗德尔、邦德和温德麦杰(Blundell，Bond and Windrneijer)通过MonteCarlo模拟实验表明，当因变量一期之后项系数为0.8～0.9时，差分GMM相对于系统GMM存在估计的不准确性，估计结果有一定的偏差。[31]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第3列和第4列的各项检验值，最终选择第4列系统GMM模型的一致有效估计量。
结合理论部分，下面对表2第4列系统GMM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视角。从表2中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在SYS1和SYS2估计下，系数都在0.8以上，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当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前期已形成的差距高度相关，这与我国的现实也非常吻合。虽然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农村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能有效缓解，原因在于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基数过大，导致短期内收效甚微。
2.农村金融排斥视角。从表2中第4列可以看出，农村地区万人机构覆盖度在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而农村地区万人机构覆盖度越低，地理排斥越严重，因此地理及营销排斥显著正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虽然近年来“三农”问题不断得到关注，农村商业银行不断组建，但真正定位“三农”、扎根“三农”、服务“三农”的农村商业银行少之又少，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还有2 312个。在农村金融发展缓慢时，城镇经济一片生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模型中，条件排斥以农村人均贷款余额衡量，表2中的4列回归结果显示，条件排斥系数均在5%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表明条件排斥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目前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资源配置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将支行网点设立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地区，忽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服务“三农”的商业银行，也不断将农村资源输送给城市，支农功能严重边缘化。在此背景下，流向农村的信贷资源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发展，而城镇经济却能够有效依靠金融支持得以发展，形成“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城乡收入差距愈加扩大的情形。
农村人均存款余额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价格排斥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即价格排斥越严重，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看似不合常理，但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吻合的。近年来，各级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屡破新高，但高储蓄似乎并未转化为高贷款，由图1可知，农村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贷款增长速度。由此可推测，农村储蓄可能通过一定渠道向城镇转移，大部分转化为城镇贷款，农村存贷“反馈”机制受阻，而价格排斥能够减少农村储蓄额，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农村资源向城市输送的速度，间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3.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视角。(1)农村经济增长视角。农村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有利于穷人。尤其是城市化偏向政策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收入均等化效应，高增长创造的经济福利并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成果。[32]但经济增长能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其减贫作用不可否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经济增长，今后应推进公平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2)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表2第4列系数来看，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的水平上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0.011 0，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因此，就最终结果而言，可能表现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非农业就业比例。现阶段由于农业发展受到限制，不少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显著增加，一方面可以发挥劳动力的劳动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间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李实和盛来运等人也持相似观点；[3][33]但理浦顿(Lipton)认为，年轻劳动力的流失使留守者可能在收到汇款之后倾向于消费闲暇，由于劳动力的流失，在增加非农收入的同时反而降低了农业收入。[34](4)城镇化水平。在模型中，城镇化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和陈钊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存在“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7]显然本文中前者效应更大。
但是，基于表2的结果，我们不能直接量化金融排斥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借助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方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具体公式如式(1)～式(2)：
表4的分解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地理及营销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农村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非农业就业比例及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这8个变量，平均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97.59%，其中最高年份达到99.8%。这进一步说明模型总体可靠，选取的变量能解释绝大部分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
从表4可以看出，前期城乡收入差距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无效。从分解分析的结果来看，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度是逐渐下降的①，这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改革是一个必要的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的当期因素的贡献度，为总体改革提供初步思路。
从表4还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排斥平均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26.1%，其中地理及营销排斥、条件排斥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解释度分别为1%和10.75%，价格排斥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度为14.35%。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分布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还不够，不能够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村经济发展也未能得到充足的信贷资源，得不到“新鲜血液”，自身“造血”机制自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农村居民应该充分调动自有资金，合理配置自身现有资源，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自身收入水平，若是依靠存款利息壮大自身资本，则很可能沦为城镇经济发展的“输液人”。
非农业就业比例平均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8.17%，对当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实和盛来运的研究表明，非农业就业比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巨大作用，本文的分解结果再次证明了相似观点。[3][33]
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解释度为12.88%，这与卢卡斯(Lucas)、[35]陆铭等人[7]认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显著的观点一致。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目前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改革的进程。但城镇化水平的体现不能仅仅是人口城镇化，还应包括土地城镇化，如此才能使城镇化水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
本文在分析金融排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理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06-2011年30个省级单位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村金融排斥中地理及营销排斥、条件排斥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价格排斥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基于回归方程分解分析，本文将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一一分解，基于各因素的贡献度，本文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轻重缓急的建议。
(一)金融资源配置要“效率”与“公平”并重
本文发现我国信贷资源在配置时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大部分信贷资源被配置到城市，导致农村地区出现金融荒漠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中央金融政策不断向“三农”倾斜，以此为契机，各大商业银行应加大针对“三农”特性的产品创新，将农村资金反哺于农村，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可将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打造成服务社区、服务县域、服务“三农”的金融体系，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
(二)充分调动农村现有资源，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积累
本文发现价格排斥呈现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存款较少用于自身，而是大部分输送给城市，价格排斥的存在，使得这一通道堵塞，间接放慢城镇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农村居民应充分利用各项农业与非农收入，提高现有资金配置效率，增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积累，降低后期农业生产成本，间接提高农民收入；乡镇党委应鼓励农村居民利用地域优势，结合实际情况，宜工则工，宜农则农，拉动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工业化，继续促进农村居民增加收入；同时应加快完善农村居民的保障制度，降低其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成本。
(三)铺设机构网点，增加服务人员数量
本文证明地理及营销排斥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今后加强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首要任务是应加大农村金融机构的铺设力度，规范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信社等支农金融机构的经营与运作，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现有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防止资金外流。同时，还可根据农村地区的具体情况，设置移动村镇银行或增设电子机具等设备。
(四)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涉农收入比重
本文发现非农业就业比例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平均解释度达8.17%，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状况，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且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使农村居民的技术知识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今后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同时，还应该按照我国当前资源禀赋的特点，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契机，大力发展城市人口，推进城市化进程。最后，还应该大力推广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效流动，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由于本文选取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各衡量指标未进行消胀处理，可能使本文回归结果与真实结果存在偏差。同时农村金融排斥指标的选择可能有待商榷，若能找到直接衡量农村金融排斥的指标，则结论会更具说服力，这也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本文详细分解了2007-2011年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各因素的解释度，限于篇幅，分年的详细数据未在文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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