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如何认识“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是什么？拉美国家是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T·莱维特（Theodre Levitt）于1985年在其《市场的全球化》[①]一文中提出的。他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期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全球化”一词的概念似乎尚无定论。确实，这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辨识、探讨和认知的概念，不存在惟一的正确说法。而且，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表示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化的含义应该是指经济现象。
然而，即使在“全球化”之前加上“经济”这样的限定词，其含义仍然是广泛的。例如，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合组织等组织先后问世这样一种经济一体化趋势；有人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南—北之间或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活跃这一事实。[③]
一些马来西亚学者对“全球化”概念提出的观点颇有见地。例如，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网络”驻日内瓦代表C·拉贾文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全球化”的含义很广。它指一种新出现的不对称的国际劳动分工。在这一分工中，生产活动的扩散由跨国公司的战略性计划操纵，而不是由政府的计划决定。他进而指出，“全球化”似乎还被用来描述当前的世界形势，即战后美国垄断世界经济的能力因西欧、日本竞争力的上升以及地区性势力范围的出现而受到削弱。从中央计划经济“垮台”和资本主义体制控制大部分世界这个角度看，“全球化”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此外，它也被当作“自由化”和“更大的经济开放”的同义词。[④]
拉贾文还认为，如同跨国公司这一叫法掩盖了跨国公司的本质一样，“全球化”一词也未能反映出当前跨国公司的活动所处阶段的本质。这一本质就是，跨国公司试图使世界实现跨国公司化，尤其要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跨国公司化。因此，如何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经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指跨国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扩展其活动。[⑤]
综上所述，我认为，全球化应该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国际分工中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让位于水平分工，资本、商品、技术和信息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迅速，资源的配置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加快。
除了“全球化”这一说法以外，我们还能见到“国际化”和“跨国化”等提法。美国杜克大学教授G·吉利弗等人认为，“国际化”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穿越国境线的现象。就此而言，“国际化”不是一种新现象，至少从17世纪起，它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特点。那时，殖民帝国为寻找自然资源和制成品出口市场而瓜分世界。他们认为，“全球化”较之“国际化”而言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它是指分散在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功能性整合。“全球化”需要三种国际资本的活动：一是工业资本，即垂直型一体化的跨国公司通过其海外子公司的活动建立了国际性的生产和贸易网络；二是商业资本，即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名牌商品的销售商和贸易公司，建立并控制了全球性的商品交换网络，并在半外围地点（即新兴工业化经济）协调这一网络的运转，使商品的生产集中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外围；三是金融资本，即商业银行、官方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间接投资者为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提供短期资本。[⑥]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全球化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网络”主任许国平认为，“全球化”与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涉及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构成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许多方面：建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方式不平等；贸易条件、金融、投资和技术转移不平等；“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损失的分配也不平等，即强国受益最多，其他国家受益不多或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他还认为，“全球化”是形成殖民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后殖民主义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加快。由于全球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不平等，北方国家通过贸易、放债和投资等形式，每年从南方国家那里获取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这是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的主要原因之一。[⑦]
许国平进而指出，“全球化”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全球化”。首先，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经济引力的影响。其次，原来由发展中国家政府自己控制的决策进程，不断受到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的制约。例如，发达国家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控制世界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当前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代，这种经济主权的丧失必将进一步加快。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团结起来，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⑧]
马来西亚学者的上述观点有力地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来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这一做法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因此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指出，作为国际分工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世界各国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资源的配置，并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本、市场份额和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创造的机遇，以推动自身的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事实上，东亚的“经济奇迹”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有益于经济的发展。而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1996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报告，则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⑨]这个报告认为，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国际联系的扩大和深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如在1985～1994年，世界贸易额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幅度，比此前10年高出3倍，比60年代高出2倍。此外，在1985～1994年，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扩大了1倍。
该报告指出，在上述增长趋势中，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幅度，大于工业国的这一增长幅度；它们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已从1／5上升到2／5。但是该报告又指出，发展中国家参与一体化的程度各不相同。根据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四个指标（即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外国直接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投资者资信的等级以及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的变化，该报告列出了“参与一体化的指数”。根据这一指数，该报告将发展中国家分为四组。大多数东亚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摩洛哥、加纳、毛里求斯、捷克、匈牙利、波兰和土耳其属于“快速参与一体化”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和拉美的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属于“慢速参与一体化”的国家。
该报告认为，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开放度大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度，前者的外贸额和外资流入量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后者。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约2／3集中在8个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而一半左右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国家）却获得很少或根本没有获得。可以预料，这一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开放的国家与封闭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
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还指出，一方面，参与一体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有助于配置资源、扩大竞争、加快技术转移和获得外部资金。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促进这个国家更好地参与一体化。这一点在东亚和非洲能得到最好的证明。前者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因而能更好地参与一体化；而后者因缺乏增长而在世界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越来越趋向边缘化。
总之，发展中国家只有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积极的姿态迎合全球化，才能在这一大潮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在参与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并非十全十美。“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500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是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⑩]。
还应该指出的是，正如马来西亚学者所言，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者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和好处也是不均等的。此外，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也是不均衡的。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口在生产中所占比重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东亚国家以及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进入发展中地区的外国资本，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据统计，在1990～1993年期间，墨西哥、中国、阿根廷、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五国获得的外资占流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的将近一半；拉美有5个国家（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和智利）跻身于20个获得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92年，这5个国家加上哥伦比亚所引进的外资，占整个拉美地区引进外资总量的95%(11)。因此，可以断言，全球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说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受益较多。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小国家受益则很少。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全球化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许多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而不得不解雇工人。其结果是，在发达国家，“有增长而无就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同样变得愈益严重。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减少其消极影响？美国波斯顿大学教授P·斯特里滕认为：第一，应组建跨国性的机构，以实施全球性的反托拉斯和反卡特尔法律；第二，发达国家要实施培训和教育计划，为低收入工人提供帮助，制定有助于扩大就业机会的税收政策；第三，发展中国家要改变那种抬高劳动力价格、压低资本价格和高估汇率的政策；第四，为了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必须增强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用于消除贫困和增加在人力资本开发中的投资。(12)
拉美国家是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的
从理论上说，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遇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以及受其影响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美国学者G·吉里弗等人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或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归纳为三种(13)：一是民族工业国际化，即本国工业企业有力地拓展国际市场，以获取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二是生产国际化，即利用跨国公司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将跨国公司纳入本国生产体系，以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三是闭关自守。
拉美显然没有选择闭关自守这一“死胡同”。但是，与东亚相比，80年代以前拉美参与全球化的力度是有限的，参与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尤其在六七十年代，两者的差异尤为明显。例如，当东亚有力地拓展海外市场时，拉美却依然在“出口悲观主义”阴影的笼罩下，奉行一种内向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在70年代，东亚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9%，而拉美只有0.9%。(14)
总之，正如G·吉里弗等人所说的那样，“拉美仅仅利用了全球化提供的一部分机遇，因此，该地区向全球生产结构所具有的高附加值的顶端过渡的能力受到了限制。”(15)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拉美与东亚在这一方面的差异，也是80年代期间拉美、东亚在经济发展业绩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可喜的是，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已深刻地认识到，拉美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否进一步介入全球化进程。因此，自80年代后期起，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拉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力度不断增强。
首先，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强化出口能力，拉美国家开始有力地介入市场国际化。虽然进口的增长幅度大于出口的增长幅度，但自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国家的出口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出口额已从1986年的874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约2270亿美元。(16)
在扩大出口方面，不少拉美国家越来越注重非传统出口部门的发展。如在智利，尽管铜依然是主要的传统出口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1/3），但三大类非传统出口产品（水果、鱼产品和木材制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目前已占30%以上。哥斯达黎加在发展非传统出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84年，非传统出口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12%，90年代初期已接近50%。(17)
其次，开放市场。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非仅仅是扩大出口。相反，开放市场，通过引进外国商品的竞争机制以激励本国企业提高效益，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自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国家在开放市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美洲开发银行认为，“尽管世界各地都在实行（贸易）自由化，但就改革的深度和保护的水平而言，不同地区之间仍有显著的差别。而拉美则是自由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平均最高关税率从1985～1990年的83.7%下降到1990～1993年的41%。在改革之前，半数以上的拉美国家的最高关税率超过100%；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对少数进口商品实施100%以上的关税。(18)
第三，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许多拉美国家先后修改了宪法、外资法或外资条例，删除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在一些国家，外资不得入内的“禁区”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或很少。如在阿根廷，外资基本上可以进入除大众媒体以外的所有部门。而在秘鲁，1993年通过的宪法则允许外资进入所有部门。在墨西哥，虽然尚有17个部门不准外资涉足，但1989年制定的外资政策已经允许外资在其他部门中拥有100%的股权。此外，在行政审批、利润汇出和股权分配比例等方面，外资也能获得不少刺激性优惠。拉美经委会指出，目前拉美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松。其结果是，至90年代初，进入拉美地区的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已超过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给拉美的信贷，成为拉美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
第四，重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各国参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方式。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愿望在增强。例如，构成南方共同市场法律基础的《亚松森条约》明确指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是缔约国对“国际事态的变化”、尤其是对“大经济区的加强”所作的“合适反应”，也是它们“适当地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去”的体现。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则认为，南方共同市场能使其成员国团结起来，在新的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因为在这个全球市场上，贸易集团的力量已变得比单个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
必须指出的是，拉美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方面也面临着一些不利之处。例如，拉美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很低，因为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依然以初级产品和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为主。只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汽车工业和电脑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拥有有限的一席之地。相比之下，东亚的初级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则从1970年的90%减少到1995年的2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拉美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50年代为12.5%，1990年下降到3.5%，为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几年虽有所上升，但尚未超过70年代后期的5%。(19)
此外，拉美的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虽然拉美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但一些国家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依然不多。以巴西为例，1991年，用于基础科研的费用只有人均0.8美元（发达国家为45美元），国家科技发展基金的预算从1976年的1.5亿美元减少到1991年的2000万美元。另一项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期，巴西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而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是2.7%。(20)
余论
在探讨全球化对拉美经济的影响时，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重新认识依附论。
依附论是60～70年代期间在拉美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思潮之一。它认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摆脱贫穷落后，就是因为它们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一些依附论者甚至认为，拉美的工业部门与跨国公司的生产国际化进程结合得愈密切，拉美的对外依附性就愈重。其结果是，被外资控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增强拉美的经济独立性，反而加剧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为了摆脱这种依附性，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脱钩”。
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依附论能在拉美产生并在那里盛极一时？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与拉美地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不无关系，因为依附论的观点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正如英国学者C·凯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情感对依附论分析有吸引力；这种情感将不发达（尤其是拉美工业化的缺陷）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外国资本。”(21)无怪乎拉美的许多著名依附论者也被视为民族主义者。
如同民族主义那样，依附论也有其可取的一面。例如，它指出了南－北关系的本质（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后者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是，依附论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外部根源，并提出了脱离现实和不合历史潮流的“脱钩”。尤其在全球化趋势汹涌而来之时，“脱钩”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事实上，“90年代的拉美已演变到这样一个地步：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和多元化，以致于‘依附’这个术语的含义必须被重新界定。……现在，‘依附’这个词在拉美不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因为政府、企业、职业人员组织和行业组织以及普通公民都认为，增长与富庶是与工业化国家保持更密切关系的结果。”(22)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12月，依附论的鼻祖A.G.弗兰克也承认：“事实已迫使我改变我提出的观点。我将不再说‘脱钩’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拉美来说，摆脱依附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23)
二、不能忽视外国资本的双重影响。
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标志之一，就是国际资本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国际资本活动的活跃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部资金扩大了机会。事实上，对于国内储蓄率较低的拉美来说，经济增长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流入量的大小。如在1976～1982年，外资净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3.7%。债务危机爆发后，外资流入量大幅度减少。在1983～1990年，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到1%，其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降低到1.5%。在1991～1994年，外资再次“青睐”拉美。外资流入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到5.1%，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增长到3.5%。(24)最近几年的情况也不例外。墨西哥金融危机后，由于大量外资逃离拉美，1995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4%。1996年，拉美国家获得的外资从1995年的224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左右。其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接近3%。(25)
但是，外资的流入也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副作用。
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上升。国际资本的活动方式不外乎采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直接投资的载体是跨国公司。据统计，截至90年代初，全世界共有3.7万家跨国公司，拥有2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26)如前所述，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拉美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它们无疑为拉美国家带来了资本和较为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但是，跨国公司在拉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如在墨西哥，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墨西哥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为66%，在汽车出口中的比重则高达90%。巴西的六大汽车装配厂几乎全部为美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跨国公司所拥有，而在750家汽车配件生产厂中，尽管3/4的工厂为本国资本所有，但其他工厂则为设备和技术更为先进的跨国公司所有。(27)
其次，跨国公司也从拉美获取了大量利润。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1994年，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利润率为10.6%，在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的利润率分别为9.6%、7.8%和6.8%，在拉美则为14%，在巴西和墨西哥甚至高达25%和16%。(28)
第三，投机性资本的活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风险。据估计，在纽约、东京和伦敦这三个国际金融中心，24小时的外汇交易额高达6500亿美元。其中只有18%是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所需，另外的82%与投机活动有关，因而其流动性极强。对于这种所谓“飞燕式”的资本，发展中国家如不加提防，很有可能酿成大祸。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子。它至少说明：其一，“并非所有的钱都是好钱”；其二，要对外资（尤其是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加以适时的宏观调控。
三、必须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护的关系。
如前所述，对外开放是拉美参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拉美的民族工业也面临着跨国公司或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等国，民族企业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就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开放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首先，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产业政策不同以及民族工业中各个部门的竞争力不同，对如何保护民族工业以及保护的程度，很难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式。其次，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必然会陷入困境。这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来说，保护民族工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拒外来竞争于门外，而是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三，发展民族经济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巩固政治独立的需要。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必须牢记的大目标。参与全球化趋势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大目标，而适当的保护则有利于参与全球化趋势，因而也是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这个大目标的。可见，开放与保护并不矛盾。第四，保护民族工业不等于保护落后。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部门，必须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而且，这种保护不应该是无限制的绝对保护，而应该是在面临外来竞争的压力之下实施的一种适度的相对保护。
最近几年拉美国家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与它们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时采取的保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第一，过去的保护“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过度的，而且，除了试图向任何一个希望得到保护的部门提供保护以外，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言。”(29)现在的保护程度则大大降低。第二，过去的保护涉及面广，在不少国家，几乎整个民族工业都得到保护。而现在的保护则是有重点的选择性保护。
综观最近几年拉美国家对民族经济的保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对本国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部门以及技术密集型部门给予较少的保护。其二，鼓励外资与民族资本兴建合资企业，以便利用外资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带动民族企业的升级。其三，对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拥有100%股权的外资独资企业）采用“市场保留”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外资企业必须将东道国的一部分市场“保留”给民族企业。换言之，外资企业不能将自己的所有产品全部在东道国市场销售。其四，利用关税的调节作用，控制进口商品的流入量，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对一些进口商品课以反倾销税。
注释：
①载A.M.坎特罗主编：《日出日落：向工业废弃的神话发起挑战》，纽约，John Wiley & Sons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3～68页。
②③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⑤C·拉贾文：《什么是全球化？》，载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的复兴》杂志，1996年10月，第11～14页。
⑥G·吉利弗等：《全球经济中的拉丁美洲》，载美国《NACLA报道》，1996年1～2月，第19页。
⑦许国平：《全球化对发展政策的影响》，载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的复兴》杂志，1996年10月，第15～21页。
⑧同⑦。
⑨这里所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显然是指经济全球化。
⑩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第3～4页。
（11）D·亨伍德：《自由流动的资本》，载《NACLA报道》，1996年1～2月，第14页。
（12）《美洲开发银行通讯》，1996年12月，第6～7页。
（13）同⑥，第25页。
（14）（15）⑤同⑥，第20、19页。
（16）美洲开发银行：《拉美经济与社会进步——1996年报告》，第382页。
（17）同⑥，第21页。
（18）同①⑥，第98页。
（19）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杂志，1995年7～8月，第57页。
（20）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7页。
（21）C·凯：《拉丁美洲人的发展与不发达理论》，英国罗特里奇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页。
（22）M·克里扎内克：《拉美的变革与挑战》，美国哈珀－科林斯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3）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拉美加勒比研究中心：《LACC新闻》，1993年秋季号。
（24）美洲开发银行：《从宏观经济角度评价拉美》，1995年3月；转引自美国《外交》杂志，1995年7～8月，第51页。
（25）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96年拉美经济全景》。
（26）同（11），第13页。
（27）同⑥，第25页。
（28）美国《商业现况》杂志，转引自《NACLA报道》，1996年1～2月，第15页。
（29）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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