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激励机制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励机制论文,党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党内激励机制和社会激励机制同向地发生转换 ，党内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未有过像现今如此的“亢奋”，也从未有过像现今如此 的混乱。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勇敢追求是党内广大成员新觉悟的显著表现。它对共产党事 业及其自身建设的影响深远广大，至今我们也无法予以全面的透彻的描述。然而，党内 成员强烈的物欲冲动和种种混乱，表明党内激励机制转换过程中严重的紊乱和矛盾。这 不仅使党内和人民中产生极大的担忧，也向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共产党人超越 “经济人”的路径的两个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道德体系的真正建立。
一、关于党内利益激励的突起
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用思想教育激发人们的工作驱动力，党内更是依赖精神激励 调动积极性。形象地讲，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排斥市场机制和商品交换，社会成了个“大 工厂”，劳动者成为靠关于维护社会利益的思想说服来调动积极性的“工人”，共产党 员则是精神感召最有效的“模范工人”。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必然要否定这种利益格 局和激励机制。改革20多年来，人们的经济自主权逐渐扩大，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 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追求人们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在社会中的作用逐步扩展 ，日益显示了它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就是在社会的激励机制发生转换的时候 ，党内的利益激励突然勃起。党内成员对自身利益追求表现出空前的强烈，给传统意义 的党的建设带来空前的“冲击”。共产党人从来是讲理想追求的，而且在历史上确实曾 依靠革命理想团结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然而现在思想教育 却显得苍白乏力，形成鲜明反差。对此，不能简单归结为：原因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 “漠视”或“方法陈旧”。这方面问题是存在的，但根本的是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 人们的动力源发生了变化，新的激励机制正在以此为基座和指向重新建构。而我们缺少 自觉认识，难以高屋建瓴地适时地转变党内机制，更缺乏主动运用激励机制的转换加强 党的自身建设。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是否清楚地认识到党内的激励机制正在和社会的激励机制 同向转变，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党内激励机制的转换发生在多方面。
其一，是努力把党员与干部的能力、表现、实绩同其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党内公开 运用党的成员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激励因子，通过满足他们个人利益的需要和对 其个人事业的承认，调动其积极性。党内激励机制这方面的转换不等同于社会在经济转 型中的激励机制变化，但是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即都是用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基本的激 励因子，都要引入平等、自主的竞争杠杆。这种新的激励主要表现在引进竞争机制，改 革干部人事制度。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将干部的考 核与其待遇挂钩联系两种情况。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早在1987年就被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这项改革已广泛开展十多年。把干部的考核和待遇挂 钩，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中也正在逐步推广实行。
其二，是支持鼓励党的成员积极参与到社会的经济生活竞争中，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党 员对其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激励因素，推动党员不耻言私利，敢于在社会竞争的大潮中 奋力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事业的成功，以此来调动党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性、创造性 。从全社会看，由于党员和社会其他成员共同处于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激励机制作用下， 这种党内激励和社会其他成员所受的激励往往难以分辨。但从党内看，由于党员规范的 广泛性和统一性，党内成员的这种激励在党内形成某种特定的氛围，成为党内激励机制 转换的第二个方面，如同计划经济时期全社会实行精神激励，但实际上对党员则要求更 积极地接受思想感召，更主动地感受精神激励而形成党内激励的一个部分一样，经济转 型时期党员在社会范围受到的物质利益激励，也是党内激励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三，是在社会上和党内已逐步形成以党员、党的干部自身发展状况和致富状况来评 价其能力与作用的强大的思维定式和舆论环境。这种思维定式、舆论环境的发展在实际 生活中起着巨大的激励(约束)作用，并且潜移默化地推进激励机制的进一步转换。一个 典型的例证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党员自己成为长期脱贫的对象，也就谈不上带动周 围群众富起来，纵然能够关心群众，做些好事，也不能再被视为党员的楷模。而那些党 员也深感耻辱，越来越重视自身物质利益，力图摆脱贫困。
其四，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以薪养廉的因素开始出现。囿于我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 经济实力，高薪养廉无法做到。但是以薪养廉，即对官员和公务员实行高于其他多数阶 层的收入，从而对官员和公务员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使其感到没有必要去腐败，这在 理念中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现实中国家也在小幅度地但终归是开始迈出步伐。 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党群等系统参照公务员有关制度改革)以来，持续地对官员、 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等上调工资，且幅度逐渐增大，明显体现出以薪养廉的动因。以 薪养廉就是利益激励的凸现，希图通过利益激励(约束)保持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
伴随着党内新的激励机制产生和发展的是勇于面对和善于争取自己正当权益，成为共 产党员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模范先锋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基本要求。这是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一致的，试想一个党员如果不敢和不能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又怎能带领群众 去争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呢?怎能带领群众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勇于竞争呢?
勇于面对和善于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冲破旧体制重重束缚，战胜自然界和社会中的 种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觉悟。这 个新觉悟极大地超越了坐吃大锅饭，将社会主义混同于平均主义的落后观念。“革命是 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 ]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中以及将来转型完成后的完全市场经 济社会中，其革命动力离不开新的物质利益基础，其牺牲精神离不开对物质利益新的认 识水平。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新的社会利益关系与新的激励机制形成的物质利益的 新觉悟基础上，产生并完善新的革命追求，形成和提升新的牺牲精神。
二、关于党内激励机制转换中的混乱和矛盾
我们在充分肯定党内激励机制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精神激励为主转向利益激励 为主的历史性变化的同时，也不能不正视党内激励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混乱和矛 盾。种种混乱和矛盾现象的客观存在，时隐时现遮掩着党内激励机制转换的真实面目和 作用，使人们对有关党内激励机制转换问题的认识产生极大的分歧。种种混乱和矛盾现 象在总体上主要包括负向激励、以权谋(私)利、实际转换和宣传教育的相互脱节，此外 还有具体工作中发生的混乱和矛盾现象。
所谓负向激励，是指党内激励机制的运行及结果和人们在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中为社会 贡献从而得到利益的回报与事业的承认完全背道而驰。党内成员工作好时，得不到应有 的利益回报，甚至利益还有受到削弱或损害的可能。业绩平平者，却可以找出很多理由 为自己开脱，既不承担责任也无利益压力。而少数损公肥私的党员干部，只有很小的概 率被发现，受到利益处罚。负向激励的表现十分普遍，在计划经济体制残存浓厚的地方 处处可见，在消极腐败状况严重的地区，更是存在着是非颠倒、优劣不分的恶劣局面。
负向激励最极端也是对党的建设最有破坏性的典型表现，是一部分党员干部由于违法 乱纪在政治上受处分后，在经济上却暴发起来。虽然政治上失了意，经济上却发了财。 这种负向激励的典型现象出现后，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不仅他们自身财大气粗，十分神气 ，更有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其抱着羡慕、敬佩之心，甚至把纪律上的处分，作为政治的一 种解脱和松绑。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辛辛苦苦为党工作几十年，不如受处分的干部经 商一年”。
所谓以权谋(私)利，是指不是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力为社会贡献而得到的利益回报、事 业承认的利益激励，而是利用手中控制的公共权力谋取团体和个人利益的私利。经济转 型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出现了简单把政治行为(包含执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 政党领导行为)与实施政治行为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和物质利益相联系的观念和做法 ，有意或无意地允许这些执掌和运用公共权力的组织、个人经商，利用权力谋取物质利 益。结果党政机关经商较长时期内普遍存在，直至发展到许多地方部队、武警和政法机 关从事经商活动。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市场竞争，是利用公共权力进行以权谋利的私利追 逐，其实质是消极腐败因素对物质利益原则的侵蚀，它是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非经济活 动，根本不能和利益激励机制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它具有利益追逐的内在动力，加之 其运作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强大力量，必然对党内激励机制造成极其严重的混乱。虽然中 共中央在1998年夏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部队、政 法机关停止经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然而，对部队政法机关经商问题彻底解决尚不能掉 以轻心。况且所有党政机关退出各种经商领域，进而完全切断公共权力运用和物质利益 获取的“通道”，在经济转型时期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以权谋(私)利的现象夹杂在党 内激励机制转换过程导致的混乱会持续很长时间。
所谓实际转换和宣传教育的相脱节，是指党内激励机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但是 有关的宣传教育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水平上。既然党内激励机制正在从 精神激励为主转向利益激励为主，那么有关的宣传教育本应把对党内成员的精神动员树 立在党内成员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宣传教育往往离开人们的物质利 益追求，空谈无私奉献。人们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如此强烈，而我们却讳莫如深， 既缺少现实的正视，更缺少理论的研究。比如经济转型初期，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大政策”不久，党内就开始产生很大困惑。共产党一贯强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 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但“大政策”却要求一部分人先富。敢于追求自己正当 利益，善于运用“大政策”的一些党员通过辛勤努力先富了起来。而大量坚持在党过去 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共产党员却没有 进入先富的行列，究竟前者和后者应该是“谁带动谁”呢?究竟谁来代表共产党员的楷 模呢?矛盾的现象在理论上始终没有予以圆满的解释，困惑一直不能消除。大量活生生 的事实告诉人们，敢于和善于追求自己正当利益的共产党员有的事业先发展起来，有的 生活先富起来，我们的宣传教育总体上却仍然没有跳出“提倡甘做吃亏的老实人”的旧 框架。
在党内激励机制转换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的问题和矛盾的现象，并不是党内利益激励机 制的产物，更不是党内利益激励机制作用的表现。相反，这些问题和现象是背离了党内 利益激励机制的运行规律和内在要求的结果。当然也要承认，由于缺少经验，某些混乱 和矛盾的问题的发生，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党内激励机制转换的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免的。
大面积的、较长时期的混乱和矛盾状态，对党内利益激励机制的转换与完善以及党的 力量的激发与动员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它破坏利益激励机制作用的实现，这集 中表现为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极大地压抑着党内成员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积极 性。第二，它阻挠党内利益激励机制的转换。混乱、矛盾的状况和党内利益激励机制的 有效转换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从根本上改变混乱的状况，党内利益激励的转换就 不可能顺利完成，甚至有脱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危险。第三，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关系人们 切身利益的混乱与矛盾，必然强烈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认识上的很大混乱和逻辑 相悖。这又进一步诱发党内的离心力增长，削弱党的力量。
党内激励机制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混乱和矛盾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从党对激 励机制转换的领导以及党内激励机制转换本身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原因主要集中在以 下两方面。
其一，是党内对人们的自利性估计不足。利己和利他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利己和利 集体又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计划经济时期，把这两个矛盾统一体中的“利己”方面都作 为排斥的方面，使利己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然而，市场 经济充分肯定人们的利己性，利益激励机制就是建立在人们对自身个体利益追求基础上 的。人的自利性又有一定的弱点，即有滑向私欲无限膨胀的可能。由于对人的自利性估 计不足，所以对自利性的积极作用和弱点都必然认识不够。这带来相互联系的两类问题 ，一是不能充分利用党员、干部的自利性激励其积极性，二是对党员、干部的自利性具 有的弱点估计不够，对弱点的遏制和防范不够充分和有效。两类问题表面上相互矛盾， 实际上殊途同归，都是没有看到人的自利性的作用和强大力量。
其二，利益激励和利益约束严重不匹配。计划经济时期精神激励机制伴随的是思想约 束，党内没有利益激励，也就失去了利益约束，脱离了人们利益的约束是软约束。经济 转型20多年来，利益激励首先不断增强，但约束在整体上仍然是“软”的、精神说教的 ，没有根本转变。由于市场竞争的初始阶段和不完善性，以及权力、资源配置的过度集 中和过度分散并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和道德规范还很不完善，同时由于社会存 在的变化和人们的厌恶，精神激励中的“假大空”越来越难于激励人们，传统的约束形 式(批判和斗争)越来越不能发挥原有的作用，从而更加陷入某种“讲不清，理还乱”的 混乱与矛盾状态中。[2]
三、关于引入干部人事制度中的竞争机制
党内激励机制的转换，相对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表现是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 中。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中早已被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党 内绝大多数人也达成了共识，赞成将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因此，专门对 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制度进行分析，有利于在歧义较少的情况下进一步探讨党内激励 机制转换问题。
在革命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对党的干部任免升降，基本要求是完全服从组织需要和 上级决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拧 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这些充满豪情的语句，生动体现出当时在精神激励下党的 干部的心理状态。经济转型开始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起初是鼓励人才流动，提倡人 们主动到更有利于发挥自己能力的地区和单位工作。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 党的干部人事制度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鼓励竞 争”，把竞争机制引入到干部人事制度中，并强调“人尽其才，各展所长，大家都有奔 头，增强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就有了希望”[3]。此后，竞争机制引 入到干部人事制度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 选拔领导干部和在党政机关竞争择优、招考工作人员，二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推行干部竞争上岗。竞争机制的引入，鲜明地体现出利益激励机制的运作。从利益激励原则角度看，把竞争机制引用到干部人事制度中，就是以进入干部岗位或提升到高一级干部岗位及享受相应的职务职级待遇、享有事业成就感和荣誉感，对人们进行激励。
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后，一批批党的干部在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勇敢 地投入到竞争中，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干部被选拔任用，努力工作在竞争到的岗位上。他 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但是有关的宣传舆论却回避人 们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仍然大而化之地宣传党的干部应该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似 乎那些积极参加到竞争中去的干部，没有个人利益的追求，似乎他们只是为了参加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而竞争。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很少涉及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表 象后面，人们深层的利益动因是什么。这样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 ，更难深入揭示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规律。
在竞争机制引入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过程中，优秀人才“毛遂自荐”的现象不断出现 。而“跑官要官”的情景也迅速发展。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不跑就不能当官，官就 是靠‘跑’出来的”。“跑官要官”的现象快速蔓延，直至发展到“买官卖官”的“水 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是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中利益激励机 制突起的过程中，借助权力、收买权力谋取官位的畸形现象，实际上还是以权谋(私)利 。它和“毛遂自荐”现象的混杂，深刻地反映了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激励机制转换的混乱 景象。
竞争机制引入到干部人事制度后，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中，“能上”相对容易解 决，而“能下”难度大，迟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下”的人数远比需要“下”的 人数少，正职比副职“下”的难度大，职务高的干部比职务低的干部“下”的难度大。 不称职和相形见绌的干部下不来，仍然是干部工作中的“瓶颈”。干部能上不能下，使 业绩平平的干部既不承担责任也无利益压力，而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失的干部更是没有受 到应有的处罚。这就是前文中所述的典型的负向激励。
从上述对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制度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具体地看出：党内激励机 制如何转换，转换过程中出现怎样的矛盾和混乱现象，有关宣传教育和激励机制转换如 何相脱节。
四、关于“经济人”能否超越为“党性人”
对党内激励机制转换问题的研究，必然触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能否在经济转型 过程中，从正在发育的“经济人”的行为性向中开出一条内在超越的路径来——在不违 背和市场经济一物两体的“经济人”义理的前提下，将其上升为“党性人”——共产党 人，以坚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理想、宗旨。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原动力机制——利益激励机制，就意味着承认 了“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经济人”的最基本内涵是“人是自利的”，每个人都会 在给他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经济人”的概念，是在最早发展市场经济 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概括出来，成为市场经济学乃至整个现代经济学 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认定的一个基本假设。虽然它是经济学中的范畴，但是直接指向人的 本性，这就对党的建设造成了十分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理论描述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 、理想是实现全人类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的“党性”是为社会奋斗，为人民 服务，而“经济人”的“自利性”却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二者处在对立的矛盾之中 。如果共产党员停留在“经济人”层面上，不能超越，共产党员和市场经济中的普通公 民又有何异?而回避“经济人”问题，又怎样在经济转型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性 质和党员的党性原则?
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如同去掉误加在市场经济上的社会性质属性一样，去掉误加在 “经济人”上的自私自利的丑恶本性，从一个新的视野去分析问题。
首先，“自利”不等于“损人利己”。理性的自利行为把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必要的约 束条件，在法律政策、道德规范约束下的自利行为与违反法律、政策、道德规范，损害 他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毫不相同。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尊重 别人的利益追求的基础上的。因为，在这种经济社会中，个人自由选择是建立在自愿交 换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的，而自愿交换和自愿合作的动力是“互利”，只有当双方都有 利可图时，自由交换才可能发生。市场经济不但使人们自愿合作，而且使人们遵守合作 的规则，使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约束在契约关系中。第三，市场机制给原本为自己谋利的 人以努力工作的激励。人们为了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代价，必须努力把从事的活动做好 ，从而使他们自己实际上在自利的过程中同时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市场机制所提供 的激励，使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正是自利行为在必要的约束条件下 进行，自利和互利的相互统一，为从“经济人”超越到“党性人”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可能性。
提出“经济人”能否提升为“党性人”的“超越”问题，实际上隐含着又一个“超越 ”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从过去历史条件下铸就的“党性人”向新的内涵更丰富、觉悟 更完整的“党性人”超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超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并努力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步向共产主义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这些党性内容一直没有变化。但 是，中国共产党人曾长期敌视市场经济，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而坚决反对 ，把人的自利性作为洪水猛兽而全盘否定。这些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变为通过发展市 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事实上也就确定了通过开发人的自利性去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 些重大变化为共产党人的觉悟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传统的“党性人”正在向新的“党 性人”超越。新“党性人”所谓“新”的特点集中反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把党员个人正 当利益的追求、满足，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利用发展市场经济的机制体制 ，把党员个人利益的追求同为党为人民努力作贡献相结合，同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紧 密联系，这是党性实践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内容。新“党性人”尊重人们包括自己的个人 利益，勇于追求自己的正当权益，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贡献相联 系，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实现同社会主义的进步，同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相统一。如果 仅是承认人们的自利性，把人的自利和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于社会相统一，这还停留在“ 经济人”窠臼中。如果不承认人的自利，不去把人们的自利同社会主义的发展、人民的 共同富裕相结合，那也没有新“党性人”的新时代内容。
中国共产党正是如此地面对实现“经济人”超越为“党性人”，传统的“党性人”超 越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党性人”的双重超越的历史课题。
实行双重超越的途径不能再是单纯的外在说教，而是丰富的内在润泽。要从自利前提 出发，引出自利和利他相容的人们的共同行为规则。在实践这种共同的市场行为规则过 程中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一致，自觉以共同行为规则为准绳，平等待人待己，再承接人 类社会理想之精华：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一步开出价值合理性， 以取党性规范为第一要务，代替以取得某种个人利益为第一要务，从而用共产党人的价 值观念超越单一的个人功利取向。
共同的市场行为规则包含市场经济法律基本规范和市场经济道德基本规范。
市场经济法律基本规范主要有：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规范；合同自由的规范；自己 责任的规范；公平竞争的规范；经济民主的规范；诚实信用的规范；保护弱者的规范； 维护社会正义的规范；违法行为法定的规范；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 不同地区利益的规范；等等。
市场经济道德基本规范主要是围绕道德的核心展开。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一书中指出，道德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等价关系或者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表 现在三个方面：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人们在基本权利上的对等关系；在经济利益 和各项基本权利面前，人人机会均等。道德核心的基础在于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自利权 利。任何人不得用自己的自利侵犯别人的自利；借口集体主义，抹杀个人利益的做法也 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
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是双重超越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环节。共产 党人带头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率先去实践市场经济法律基本规范和道德 基本规范，在实践中掌握市场经济共同行为规则，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其进一步 升华，才能实现超越，形成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新的党性规范内容。没有法治的 完善和道德的构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就失去现实依托；没有必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共产党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就没有最基本的是非标准，更无法完 成转型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理想、宗旨的重任。这就是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对党 的建设重要作用的真谛所在。
而离开实践，离开经济转型实践，离开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一切将 成为空谈。共产党人依靠市场经济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建立与实践向新“党性人”超 越，升华党性内涵，可以说也是一种“补课”。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补市场 经济不发达的课，那么共产党人党性的发展也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补课——补充现代 市场经济中凝聚的人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精华。
当然，切实的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也会增添对转型条件下党性的内在丰 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远大理想不仅不会蜕变，而且和发展市场经 济有机地统一起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