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新形势下论文,新格局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经济”的迫近，中国即将加入WTO，以及以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生物基因工程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曙光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带来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新的形势对我国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提高”（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我国历史上已有过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屈辱，洋枪洋炮打破我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成了世界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今非昔比，我国主动开放顺应世界潮流、勇敢对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大手笔的明智之举。过去20年，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出口导向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的地方采取逐步推进、试点启动的渐进式开放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国除了必须坚持在过去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战略之外，还必须调整那些过去的实践中有效但面对新情况作用不明显或不起作用的措施，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新的举措。并且按新形势的要求开创新世纪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此，我提出如下设想。
一、以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外贸新格局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拓展对外贸易”（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增加出口创汇，始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2年来，平均每年增长14.2%。其中，出口年均递增14.5%，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以食品、农副产品及原油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53.5%下降到2000年的12.9%；工业制造成品的比重由1978年的46.5%上升到2000年的87.1%。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1%（注：王子先：《以竞争优势为导向——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与外贸长期发展的思考》，《国际贸易》2000年第1期。）。出口结构的优化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快。但另一方面，我国整体商品技术质量低、加工程度浅，附加值小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因此今后应该：
（一）以平衡型战略取代出口导向型战略。从发展中国家看，实现工业化有三种贸易战略可供选择，即出口导向型、进口替代型和平衡型。8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主张进口替代型战略，倾向出口导向战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理论界开始以审慎的目光反思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的利弊得失，发现“1990-1997年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成反向”（注：彭福伟：《怎样看待目前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1期。），“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来自出口导向，继续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很可能在政策上再度重演过度向出口部门和地区倾斜利益的局面，加重宏观经济调整的负担”（注：朱文晖：《中国出口导向的迷失——大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如果中国继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至少会面临以下三方面困难。一是出口贸易基数很高，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以2001-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出口额继续保持1979-2000年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领先5个百分点的强势（1979-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出口额年均增长14.5%，后者比前者高出5个百分点），即年均增长13%测算，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将分别达到24194亿美元和796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将上升至33%，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也背离了大国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要发动机的发展规律，即：“大国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小国，大国在工业化模式上更多地体现出内向化倾向”（注：史东辉：《后起国工业化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6页。）；二是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贸易行为往往受到国际贸易参与方的高度关注，并导致贸易争端显著增加。据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统计资料，1987-1998年中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控诉案件总计为262件，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控诉最多的国家。即使加入WTO，贸易全部放开，各缔约国仍可遵循WTO中“反补价、反倾销原则”对认为危害本国工业发展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同贸易伙伴间的摩擦将趋于频繁化、长期化；三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WTO协议的挑战。东亚式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实质是偏向国外市场销售的一整套奖出限入的措施组合，然而根据WTO协议要求，以补贴为代表的“奖出”和以关税为代表的“限入”都被严格限定在极小范围内，从而使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基础受到削弱。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外需的战略已经表现出局限性，如果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在下一个10年中导致发展的中断”（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三步改革构想——中国下一个10年面临的经济挑战》，《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这表明，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以及WTO协议限制都预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在21世纪初期必须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平衡型贸易战略，即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二）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表象，出口结构的改善必须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上获得支撑。90年代以来优化出口结构的呼吁已喊了多年，但效果很差，原因在于仅在贸易政策上做文章是无法扼制国内产业低水平重复投资的顽症的。因此，必须从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角度入手重新理清出口结构优化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拉紧、拉长出口产业链条，占据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例如，从提高纺织品出口附加价值目标出发重点发展高档纺织面料和高新技术纺织机械，从提高国产家电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目标出发。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工业及相关产业；二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产业定位主要是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新设备、新工艺、新配方的开发和应用，提高食品、化纤、钢铁、交通设备、电子通信等部门的竞争优势；三是规范国内市场竞争秩序，建立以国内统一市场为基础的规模经济产业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出口商品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奠定产业组织基础；四是协调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建立由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牵头，外贸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参与的产业结构升级领导体系。
（三）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中国过去20多年引进外资的教训之一就是以地区利益出发的“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效，多数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占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中国难以通过这种利用外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进入以重化工业结构升级为发展重点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关键技术、重大技术的获得只能依赖于自主技术创新，支柱产业大项目、大企业不可能以优势股权出让换取核心技术，需要在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前提下，适当扩大对外借款规模，支持重大项目的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并根据国际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化灵活调整债务结构和采取有利的融资方式。可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加以消化、模仿和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一项最重要的后发优势，是经济追赶过程中对外开放本质意义所在。21世纪初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重视进口结构的优化，即重视技术引进的管理和规范。一是根据一段时期产业结构高度化目标，制定“技术引进产业指导目录”，对属于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的技改项目和新建项目，在审批、购汇、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并对引进技术模仿、创新业绩突出的企业给予鼓励；二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政府采购，要真正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参照WTO的要求制定《政府采购法》。
（四）改变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方式。由于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通常导致对产业内所有企业（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普惠”，因此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迅速扩张的时代，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常导致东道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失效，不但不能隔开国际竞争，反而导致保护产业赖以成长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瓜分。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刻的21世纪，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必须改变以关税、配额等为主的传统方式，代之以制定技术标准、补贴科研、政府优先采购等符合WTO协议的新方式，并在保护政策设计上体现竞争性、动态性、时间限制性等原则，把由保护而衍生的生产效率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五）改革外贸经营体制。发展贸易、生产、金融、科技、服务相结合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资企业集团，促进规模经营。赋予大多数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权，关停并转资不抵债或亏损严重的专业外贸公司。对继续经营的外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实行彻底改组改革。通过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培育三种类型的外贸公司，一是隶属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大集团的外贸公司；二是隶属于以贸易业（包括内贸和外贸）为核心的“综合商社”的外贸公司；三是经营产品具有很强专业性的小型外贸公司。
（六）实行市场多元化。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多元化，才能增加回旋余地，保持主动地位。要发挥我国优势，在巩固和发展美国、日本、欧洲等市场的同时，多方面地开拓新的市场，包括独联体国家、东欧地区以及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只要注重进出口贸易质量和效益，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就会逐步扩大，对外贸易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二、以提升竞争力为目标的利用外资新格局
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这是必须十分明确的重要方针。尽管我们利用外资已有相当规模，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巨额资金需求相比，还不能说足够了，特别是利用外资更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方面我国还十分迫切。面对国际资本加速流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大引进外资力度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包括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同时，必须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重点建设项目，拥有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能降耗和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的技改项目，能够提高产品档次、扩大出口创汇的项目，能够综合利用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的项目，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国家将适时完善引进外资的产业政策，逐步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包括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金融、保险、贸易、通信等服务业的开放。当然，服务业的开放较之其它产业的开放有较大的风险，必须坚持积极而稳妥的方针。引进外资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而要把重点转到提高成效和水平上。
就直接利用外商投资而言，要把握好以下四点：
（一）将引进技术、促进国内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作为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前些年因受传统国际资本流通理论的影响，利用外资政策往往注重吸引外资的金额和项目数量，以及外资企业的产出对GDP的贡献，实际上这是陷入误区。江总书记提出“要增加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的资源性产品”（注：江泽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7年12月12日。）。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其内涵就是从重点利用资金投入转向重点利用技术、知识等先进要素的投入。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获得技术许可和转让，进而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后一点，已成为影响我国今后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首要因素。因此，面向新世纪利用外资的根本指导思想应该转向“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技术出口”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发展跨越。
（二）把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作为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加入WTO之后，民族工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的唯一的作法就是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协调好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外资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战后日本靠引进技术，迅速建起重化学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高级化，极大地提高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日本得以利用扩大出口推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外向型经济的建立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顺利调整都很难离开跨国公司的技术和收购、兼并等其他要素。电器业是最典型的例子，四小龙通过利用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获得技术转让、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很快提高了电器产业的档次，获得了出口竞争优势，成为世界电器产业最有竞争力的十个国家中的一员。世纪之交，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热潮，我国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遇，有重点、有步骤地利用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突破，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打下基础。正确全面的指导方针应该是，在划定一定范围的保护性行业的前提下，开放性行业引进外资要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为目标，要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育和成长。对一些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如新兴产业和技术空白的行业，对外资可以采取适当放宽或不采取股权比例要求等优惠措施，以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这些产业的成长。
（三）掌握好外资政策，达到内外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但从整体上看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点，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部门与以农业、手工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并存；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先进地区和以乡村为中心的广大落后地区并存。针对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应作出适时的调整。由于行业、地域之间的差距明显，因此外资工作需要有重点、多层次，多种类型地进行，即立足于国家产业政策目标与地区平衡发展，对外资实行有差别的政策。
除此之外，还应把握好利用外资的度，国内资金和技术能够办到、办好的项目，就不必引进外资，避免盲目引进和重复建设，否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容易形成对外国资金技术的依赖，对民族产业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民族产业是开放的，但首先应该是民族的。自力更生才是立国之本。因此，对那些垄断性质的跨国资本，应该通过区别政策来削弱跨国资本的“天生”优势。比如，要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等级，实行差别化的股权制度安排。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的股权控制、技术控制与市场控制是三位一体的（注：王允贵：《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及其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跨国公司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投资与控制》，《管理世界》1998年第2期。），全世界4.4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科技研究开发的80%-90%，国际投资的90%，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直接投资即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注：张昌兵：《当代跨国公司发展的新情况》，《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需要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差别化股权安排。首先，对国内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估，并划分出两种类型的产业，第一类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在这类中，新建企业外资的股权比重不得超过50%，收购国内现存企业，每家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必须在10%以下，全体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或企业，对外资持股的股比限制全部放开。与此同时，要鼓励跨国公司“当地化”，即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样就把跨国公司统一的国际标准生产及售后服务，带进我国。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中国国内企业的进步。总之，应该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将来之不易的外资用在刀刃上，实现国内国外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鼓励跨国公司对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投资。我国要创造竞争优势就必须持续提升其生产要素的品质，特别是致力于先进基础设施、技术型人力资源、大学与研究机构等高级生产要素或专业型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从引资的角度看，21世纪中国分享全球化利益，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最佳产业导向是把跨国公司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大学教育和与国内科研院所建立投资联盟，在这些产业的投资将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而使中国获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并使传统产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三、“引进”与“走出”相结合以鼓励逐步“走出去”为目标的新格局
一个健全的开放经济单纯引进外资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建立一个双向循环机制，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否则，如果长期偏重引进外资，忽视外向投资，势必会造成资金和技术的单向流动，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资金技术的严重依赖，进而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甚至引发债务危机。面对当前国际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趋势，只有加快跨国投资的步伐，以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出口和利用外资，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取得应有的份额。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实践与探索，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参与国际资源合作开发和跨国经营的能力与条件，我国在不少领域也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已经进入可以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到境外合作开发重要资源和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加工工业的阶段，要培养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开辟利用国外资源的新途径。在这方面，我国海尔集团的经验是成功的。80年代，海尔从引进德国利渤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开始，经过不断地消化、吸收和创新，终于使自己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水准。随后，海尔制定了向海外进军的营销战略。目前海尔产品已进入欧美、日本等3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成功的海外战略使海尔得以保持了一流的质量，不断壮大了实力。
在国外开设公司，不需要从本国输出大量资本，可以通过设备、技术、劳务作股等方式来与合作对象合资，通过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以及海外公司自己的积累，获得经营资本。而且，海外企业的利润、专利技术使用费、劳务费等还将成为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海外投资还有利于我们绕过贸易壁垒，开辟国际市场；打破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垄断封锁，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通过转移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并降低调整产业结构的成本；培训海外经营人才；解决资源短缺，等等。
可见，走出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充分利用国际融资和国外资源也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重要的一环。
四、实施以西部大开发为目标的全地域开放的新格局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继续发挥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及其他沿海地区的优势的同时，采取倾斜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全地域开放，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江泽民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注：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11月18日。）。
（一）加大对外开放是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途径。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上，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存在不小的差距。1999年1-11月，中西部地区19个省区市的进出口商品总值210.8亿美元，仅占全国的6.5%；新批合同外资金额51.2亿美元，仅占1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6亿美元，仅占11%（注：石广生：《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促进西部大开发》，《求是》2000年第6期。）。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也有许多比较优势。如第一，中西部地区在能源、矿产、旅游、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如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40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就有120多种，一些稀有金属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第二，中西部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全国人口近1/4居住在中西部，开发空间大，完全可以形成庞大的市场需求和规模；第三，中西部各省区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各有特点，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如云南生物资源丰富，四川加工工业相对发达，陕西高技术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已初步形成优势等等。加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宝贵经验可借鉴，又有中央的鼓励政策和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持，西部大开放是很有希望的。
（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有中西部区域特色的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定要同当地的优势结合起来，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特色。1.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出口优势产业、扩大出口，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如中西部地区具有煤、油、有色金属等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要改变粗放型开发经营矿产资源和盲目扩大出口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做法，更加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商品升级换代，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增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质量和附加值，使资源优势确实转化为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的优势；2.要运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鼓励边疆地区发展同周边国家边境贸易经贸往来，开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3.要利用中西部地区特有的生态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着力发展特色农业、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同时要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旅游资源丰富的突出特点，大力改善交通、通信、住宿等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吸引外国游客，增加旅游外汇收入；4.在开拓国际工程市场、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方面中西部具有相当大的潜力。目前，中西部已有不少企业和设计院所，走出国门，到国外承揽各类工程建设项目。
（三）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不够理想。因此，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工作的突破和更大发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沿海地区的政策，必须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采取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和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尽快按照《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制定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办法，扩大中西部地区享受鼓励类项目各项优惠政策的范围；2.按国家的政策导向，因势利导，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缓解目前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3.办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在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4.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四）加快外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增强各级干部的开放意识。涉外人才的缺乏和开放意识的相对滞后，是制约中西部地区外经贸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要帮助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强对现有涉外干部的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开放意识和整体素质。采取积极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一些优秀外经贸干部到中西部地区工作和挂职锻炼。除从中央国家机关选送部分干部，还应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海外之间进行干部交流，让他们把东部开放开发中好的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经验带到中西部地区去，同时也要为中西部地区的干部到沿海地区吸取经验提供条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五、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目标的国际收支新格局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要求，服务业也要逐步全面对外开放，其中包括证券业、保险业、金融业，要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市场将逐步与世界接轨，面对庞大的国际游资，我国必须提高风险意识，切实做到“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服务业领域”（注：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7年12月12日。）：
（一）资本帐户开放安排在所有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后。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的自由兑换放在一切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后，并体现先易后难，宽入严出的原则。具体措施是先放开对资本流入的控制，然后放开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先放开长期资本的控制，然后放开短期资本的控制；先放开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再放开间接投资的控制；先放开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再放开证券投资的控制；先放宽对设立金融机构的限制，再放宽对居民手持货币的管制；先放开对外汇指定银行的限制，然后放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资本帐户开放时机的选择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
（二）控制经常帐户差额浮动范围。经常帐户适度顺差是保证国际收支平衡最稳固的支柱，是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的基础屏障，经常帐户逆差过大（例如，占GDP的比重超过5%）则预示着国际收支危险的警兆，市场将出现汇率贬值预期，并有可能遭受国际投机者猝不及防的攻击，而经常帐户顺差过大则意味着国内储蓄大量闲置或投资不足，这对资金不足为常态的我国无疑是资金效率损失。因此，从理论和经验角度看，中国保持经常帐户差额占GDP比重在±2%之间浮动范围是较为合理的国际收支调节目标。为保证经常帐户差额的合理浮动，国际收支调控的重点有两个环节，一是保持商品贸易适度顺差，防止进口过度膨胀；二是抓好服务贸易，挖掘远洋运输、国际工程承包和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扭转运输、建筑服务帐户的逆差局面，鼓励外商利润再投资，降低收益帐户逆差的增长速度。
（三）金融帐户重点加强外债规模管理，动态优化外债结构，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举借外债的权力在中央政府不能放权到各地，因此，要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继续实施外债全口径计划管理这一有效办法，对外债规模实行总量控制，严格监管短期外债。要强化外债投向引导，建立“外债投向产业导向目录”，注重外债项目的吸收消化功能；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在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中优先选择安排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加大对项目单位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工作，积极采用成熟的金融工具降低汇率和利率风险。
（四）完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稳定人民币汇率。重点加强短期货币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建设，增加金融交易品种；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人民币购买力的相对稳定。
六、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目标的经济安全新格局
在对外开放中，我国要认真吸取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泰国等国家的教训，防止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之后，西方国家利用金融、信息互联网、电子技术等工具，影响、渗透、操纵我国的经济走向，以实现他们多年来一直期待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既要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能依靠别人进行建设。我们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也要继续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注：邓小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对外开放、经济合作、利用外资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可忘掉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可放弃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既要欢迎跨国经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来华投资，又要防止国民经济命脉和盈利丰厚的行业被它们控制，避免受制于人；既要按国际惯例的要求开放外汇、金融、证券、保险、通讯、邮政等服务业领域，但这方面的开放又要注意积极、稳妥，有区别、有步骤、有控制地进行，决不可贸然行事；既要鼓励外商参与重点经济建设项目和现有骨干企业技术改造，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包括著名商标、品牌）的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既要继续借用外债，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配套能力、偿还能力。显然，现在强调自力更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要放慢更不是停止对外开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搞得更好、更有成效，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强盛的国度必定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开放是民族振兴途径，是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坚固桥梁。以上六方面开放新格局的实现，决定于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洋为我用，我为洋用，应力争洋为我用为主；我有求于人，人有求于我，应力争人有求于我为主。只有这样，才有我国的主动，不为他国左右，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此，我国必须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加强经济实力，提升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开放之路也有风险，但只要我们大胆而稳健地走下去，跨世纪的中国必将以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和更加开放的崭新形象自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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