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3-0098-14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学生运动，学界不乏研究成果，但却明显存在两种倾向：大陆学者的研究多重在突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有意无意间回避或淡化了国民党的作用；台湾学者则是突出国共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领导权的争夺，甚少关注二者间的合作①。两种倾向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其实，国民革命的发展既得益于国共的合作推进，作为其中一种重要力量的学生运动的发展，焉能例外？尽管其间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左右派之争，曾影响和制约了它的发展。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拟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进行再考察。 五四时期的学生爱国运动曾掀起洪波巨澜，但是，很快又陷入了沉寂。学生运动最终走出低谷，重归蓬勃发展，是与当时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勃然兴起分不开的。 梁漱溟说，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或革命的发生，说到底，“这完全是人心憋闷之极的夺路而出”。国民党改组前夕，正是全国人心极度憋闷之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到曹锟贿选总统达于极点。与此同时，“五四”后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潮，恰恰“给人心开路”②。他讲得很形象，正确指出了1923年前后中国社会已形成了革命的形势；不过，他强调“五四”以来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为国人革命道路的选择指引方向，虽不失深刻，却不免笼统。应当说，真正“给人心开路”的，当是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虽同情和支持过五四学生运动，但却无力领导这场运动。1919年底，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中说，国人欲救国，惟有两条路：一是助我恢复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制度；二是从头再举革命。我可以提供至少25个师的兵力帮助大家对付北洋军阀③。这说明，当时国民党依然钟情于军事斗争，提不出新的革命目标。事实上，包括学生在内，确有不少人误将孙中山与军阀等量齐观，他不能吸引并领导学生运动，也就事有固然。1924年国民党毅然决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举起了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旗帜。这是个重要的转变点。缘是，不仅国民党获得再生，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目标，为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指出了新方向和新希望，即真正的“给人心开路”。 学生运动最终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实得益于两党的共同努力引导。 其一，引导学生走出“只应读书，不预政事”的思想误区，投身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中的多数学生，实未摆脱学生“只应读书，不预政事”的传统观念。1919年6月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下称“学总”)成立，会长何葆仁在会上讲话：“本会以改良社会，正人心，敦风俗为主旨。”④所强调的是：学生的本职在于读书救国，改良社会，而不应参与政治。翌年，即“五四”一周年之际，《新教育》第2卷第5期开辟“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专栏，发表了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八位名流的七篇文章，其共同的旨趣便是规劝学生回到课堂上去，告别“五四”。蔡元培说：现在学生“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从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⑤。这些言论，无疑进一步对学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这种风气了，弄得许多人离开了革命战线。”⑥ 为消除蔡、胡诸人的影响，引导学生投身国民革命，国共两党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中共方面，分别由恽代英与杨贤江主编的《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在学生界都有广泛的影响。1923年10月，蔡元培对记者表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非经长期教育训练无从革命；故学生不应“口谈革命，而抛荒学业”。对此，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一文，批评说：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不在教育，而在于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中国藉以固结国人的两大要素，即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难以发展的缘故。“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我们发展实业与人民直接参政的仇敌，所以我们必须要革命”。他特别提醒青年学生：“蔡先生的话，是似是而非的。一国的所谓名人前辈，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希望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⑦《学生杂志》以无党派的形象示人，影响更广泛。1923年杨贤江在该刊发表《学生与政治》，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的”。他说：在民主国家，一个青年学生于国事无动于衷是可耻的事情。中国政治腐败到了这种程度，见“而无所感触的，是木偶，是呆子”；见而思躲避的，“是废物，是懦夫”。“那么，该怎样呢？老实说只有去干政治啊!”自然，这不是要去做官，而是要去研究、观察与表示。同时，只有认清了民主政治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就不难确定我们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了”⑧。这就是说，学生不仅应当关心政治，而且其正确的取向就是投身国民革命。《学生杂志》还发起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就包括学生与政治及政党的关系等青年人生切要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参加。国民党的刊物，如《革命青年》、《民国日报》等，宣传也颇得力。例如，1924年11月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鹏程的文章《青年学生与社会运动》，充分肯定学生渐从消极苟安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奋斗的精神，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了“问题之零碎解决”之改良主义不可行，而“注意到中国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即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同时，也因是之故，“更知道暂时的牺牲一部分时间，去作社会的宣传和民众的团结，以冀将压迫之下的同胞从速救出于水深火化之中”，即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乃是学生当有的责任所在。又如，1926年《革命青年》第1期上有《革命青年的读书问题》一文，则指出，读书不限于在校，它是终生的事情。重要在于，青年学生应当以孙中山与廖仲恺先生为榜样，“把革命与读书打成一片，时时刻刻革命，时时刻刻读书”。现在学生的口号已由消极的“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转变到积极的“革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革命”的实际行动上来了。“觉悟的青年，既认定革命是当前的大任”，相信他们是不会屈服退让的⑨。而国共合作共同领导下的学总机关刊物《中国学生》第18期，发表了牧武的《学生与救国运动——敬质蔡孑民先生》，逐条详细驳斥了蔡元培新从海外归来，于旅沪北大同学欢迎会上对当时中国学生救国运动的种种责难。作者最后说：“为使学生救国运动能有更大之进步与发展起见，我们终是希望蔡先生今后不多发表容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的，消极的，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损害的言论。”⑩这自然都反映两党共同的认知。1924年6、7月间，上海、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学生党员大会，参会人数分别达到四百人和二百余人之多，无异于公开宣示：许多学生业已突破了不预闻政治、不入党的禁忌。足见，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二，维护联合战线大局，以保持国民革命对于学生的亲和力。1923年8月，云南第一中学的吕品投书《向导》说：救中国惟有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即是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做他们的后援(督促他们做彻底的真正的平民革命——记者注)，以此将引起稍有觉悟的工学各界”，全体加入国民革命，“可见国民党的最后胜利，中国同胞的真正幸福，不久即将达到目的阿!”(11)这说明，国民革命所以对于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具有亲和力，关键还在于国共合作本身给人以希望。故为引导学生运动走上革命正轨，国民党左派与中共都努力于维护联合战线的大局。同年，北京学生会派代表到广州请孙中山兴师北伐。其中，朱善务曾获单独会见孙的机会，向他报告北京学生会中有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的事情。后者“毫不迟疑的着重声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谁反对共产党，他就不是国民党员’。”朱善务回忆说：“这几句话对于我有很大的感动，我认为孙先生确实不愧为当代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12)朱善务后来在北京学联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鲜明态度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鼓舞力量。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与排斥，中共竭力推崇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强调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旗帜，其维护联合战线大局尤显真诚。陈独秀曾反复强调说：“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13)恽代英也在《中国青年》著文说：一些青年只是一味批评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是国民党已经改组了么”？“我们真肯为中国，今天是该当讨论怎样帮助孙中山先生，改善国民党，不是仍然专去做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为救国，中国需要强大的政党，“所以你想罢!你对国民党应当怎样呢？”(14)中共的宣传对学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一是国民党人常借中共的说法以自重并争取学生。例如，1924年7月姚维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警告青年学生》，先指出许多学生总是抱怨说，当今的中国政府党派林立，主义各异，各是其是，不相为谋，我们想来谈政治，但从何谈起？想来救国，又从何救起？接着，便说，这自然难怪大家感到困惑，但是，国民党及其主义毕竟是最好的。“独秀先生说得好：‘……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所亲见的；至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负重肩巨，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据此可知，国民党本身及其政府与主义，何其伟大与光明!怎能与其他什么政府、党派与主义相提并论呢？“因此，我就要把‘阳春白雪’高声唱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只在改组成功后的中国国民党!’”(15) 二是坚持联合战线的原则，既强调国共两党革命的统一性，又强调二者的区别，这不仅有助于包容不同层次学生的政治诉求，而且首先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1925年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怎样可以加入c.y.——答复表示愿加入c.y.的国民党员》一文，说：“你若不过只愿做一个国民革命的斗士，你尽可以不加入c.y.；你若只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每个人都应当是这种分子”；“你若不仅愿做真正的国民革命分子，而且很坚决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士，你便可以加入c.y.。”(16)来信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共肯定国民党员就是国民革命的斗士，故首先帮助国民党大力发展党员，对于其中一些人要求加入中共，则提出了更高要求。恽的答复符合这一原则，体现了跨党合作的包容性。北大学生罗方中的亲历生动地反映了中共坚持这一政策产生了好的结果。他回忆说：当年自己作为学生，思想趋向革命，但受反动报刊攻击“过激主义”的影响，始终徘徊于歧路。“到1924年1月，我读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知道新三民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很是高兴，觉得今后参加革命，可以加入国民党而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了。”(17)他很快在北大学生中组织起建国团，后又应邀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平执行部，成为坚定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 其三，抓住学总是关键。学总1919年6月成立，不久便陷于消沉，但它毕竟是全国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李剑农在他的名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写道：“我敢大胆的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18)推动学生运动不能不首先举起这面旗帜。国共合作引导学生运动，一开始便抓住了这个关键。 这首先与历史渊源有关。当年学总成立时，孙中山曾应邀多次到会讲演，可以说最初建立起了国民党与学总间的联系。1920年，陈独秀诸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李达、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沈雁冰、杨贤江、黄日葵等人，包括了国民党员与后来中共早期的一些著名党员。特别要提到的是，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归国的留日学生在国民党支持下，更多地参与了学总的工作。邵力子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可以说没有什么力量，有和没有差不多，只是在学生中稍微有点力量。留日学生的救国运动，推动了国民党。国民党对他们是积极帮助的。”“那时我在《民国日报》，和留日归国学生有很多接触，留日归国学生的代表参加全国学生总会，对学生总会起了推动作用。”(19)后来他们分散到各地。这既说明国民党早期即领导了学总，同时也表明，此种领导同时即蕴含了后来国共合作共同推动学生运动的历史机缘。 1923年底，《前锋》有文说：“北京教潮发生，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乘时复活”(20)。“乘时复活”四字，最为传神。从整体看，此种“乘时复活”也同样体现了国共间的合作与默契。在北京中共组织的积极引导下，当年北京学生驱彭挽蔡运动如何成为了学生转向政治运动的重要转变点，学界已有许多论述，这里不拟重复；但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这只是中共整体计划的一个部分而已。人们不难发现，与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北大学生新闻》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引导学生的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也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之相呼应(21)；不仅如此，中共各方面的人士异口同声，都强调指出，学生运动的出路在于复活学总，并全力推进后者的重组。1923年1月24日，张国焘在《学生运动的我见》长文中即明确提出：“全国学生的目前任务，尤其是北京学生的任务：便是如何重新组织一个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便有重新审定该会目标之必要”(22)。时隔一周，即2月2日，青年团员夏曦领导的湖南学联会便发出通电，建议由北京学联会负责筹备和召集学总第四次代表大会，无异于如响应声。3月5日，杨贤志主编的《学生杂志》不仅报道了学总即将召开四大的消息，而且明白预告：“此次会议对于学生与政治的关系一端，必将有所规定。请读者注意下一期本志的记载。”(23)15日，学总四大在沪召开，黄日葵、邓中夏、朱善务等中共北京学运重要领导人不仅与会，且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大会通过的章程等文件果然表明，学生运动的方向开始有了重大转变。很显然，这一系列事态合乎逻辑的发展，都说明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中共学运工作之周延得力，可见一斑。 但是，若据此断言中共势力“插手”学总，排斥国民党，却不免皮相之见。1923年初正是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起革命政府并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的重要时期。学总的复活实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它的发展。邵力子说：改组前的国民党内部对于学总的态度并无分歧，这是因为当时“学生总会活动的性质”并未“涉及社会革命”(24)。换言之，复活前学总的沉寂与此时国民党处于缺乏革命目标、涣散无力的状态，是相一致的。复活学总以引导学生运动走上国民革命的正轨，既为国共合作应有之义，而如前所述，学总最初成立本蕴含着后来国共合作的历史机缘，故中共藉北京学生驱彭挽蔡运动发力于前，复派黄日葵等重返学总于后，其引导和推进学生运动的转变，不仅十分得力，而且顺乎自然。其后，学总于24日遭军阀封闭，4月初则移至广州。朱善务在北京学联会上报告说：“现总会被封，但决定搬到广东去。广东学生组织有革命军，对于我们有十二分同情。”(25)学总之能迅捷移师广州并受到热烈欢迎，自然是得益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为之提供了顺理成章的进一步安排。所以，毫不足奇，8月15日学总五大在广州召开时，国共两党负责人均有到会。除了孙中山亲临演讲，对学生慰勉有加外，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中共负责人谭平山，则在宴请大会代表的会上说：“诸君参加国民革命，应明白有政党方能革命，否则仍属空谈，至加入何政党方能革命？当然是国民党，不用多说矣。”(26)而大会则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并明确宣布：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民治主义，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以达到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目的。”(27)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完成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一批中共党员被选入中央执监委并在中央党部担任职务。国民党各省及地方党部多由中共党员负责筹建并担任领导职务。郑超麟回忆说：“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虽占据小半数，但重大决议都是出于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手。各地方党部则几乎完全操在共产党员手里——除了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28)这固然反映了中共基层工作之扎实有力，但是，必须看到，它并没有改变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和受国民党体制统一整合的事实。要真正理解此期国共合作领导的学生运动，也应当作如是观。 改组后的国民党十分重视青年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便告成立。3月12日中央执委会通过《学生运动政策》，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有明确学生运动政策的开始。它强调：“学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且已在国民革命进行中占得位置”(29)。要想让学生归于党的旗帜之下，必须关心其利益，加强对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在中央青年部统一领导下，各省市国民党执行部也都设有青年部，并力图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垂直的领导系统，尤其到国民党二大，愈形严密。中央青年部的工作，重点抓两头，一是学校党的活动，除要求普遍设立学生会党团外，强调“编制合于党义之教科书”和“对于学校取党化主义”(30)。广州市甚至发布《市校教职员入党训作令》，要求所有教职员均须于一个月内加入国民党，否则退出教职，以后教育局任用教职员当以党员为必备资格(31)。二是对学总的领导。它规定各级学生会党团受所在党部指挥，但全国学生联合会党团则受中央党部直接指挥。足见其高度重视。实际上学总自四大之后，便很快被纳入了国民党体制之内，不仅“其中坚分子都系本党同志，故向受党的指挥”(32)，而且国民党还为学总提供经费与津贴。与此相应，国民党对学总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1926年7月学总八大在广州召开，中央青年部不仅要求成立会议党团干事委员会，人选由部长在部职员、地方代表及学总负责人中指派八人组成，而且要求本党同志的提案，须先经中央青年部审查，党团干事委员会通过，然后才能提交大会。此外，“本部在开会期中，非常注意会内言论”，每会都派出人员轮流参加。这样，最终选出的学总执委会成员自然都出于本党同志。最后，中央青年部要求大会须有总报告交部立案，“学总各省执行委员以后常有报告来本部，藉以决定青年运动的策略”(33)。同年8月，中央青年部又提出《全国学联总会工作计划案》，先经政治会议第八次会议通过，最后才获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批准。需要指出的是，学总的干部在国民党体制内是可以统一调配的。例如，1925年学总代表粟丰(中共党员)到粤负责调解本地学生内部的矛盾，但当他离粤时，《广州民国日报》却报道称：“今日离穗赴梧。该代表除统一学生运动原有使命外，并兼任梧州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主任。”(34)这表明，学总无异于成了国民党体制内的一个部门了。 与此同时，中共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青年学生工作的领导。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通过了《青年运动议决案》，强调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加强领导，并号召青年团根据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积极参加国民革命。随后召开的青年团二大正是据此通过了学生运动的议案，并成立了以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组成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底，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1925年初青年团三大召开，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任总书记，恽代英任宣传部长。至此，以邓中夏、恽代英等为代表，中共领导学运的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经五卅运动后，中共更加重视学生运动，决定从原先完全由团负责指挥，改为由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这有力地保证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需要指出，国共各自领导的学生运动不是简单地互相平行的，而是具有一而二、二而一的性质：两者虽分属于国共两党，但同时又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受国民党体制的统一规范，服从于联合战线。 在国民党改组后不断加强对学生运动领导的过程中，中共参与了重要决策。例如，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设立，不仅是中共支持的，而且它正是脱胎于此前鲍罗廷提出的设立“学界部”的创意(35)；至于后来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政策》、《青年运动大纲》等重要文件获通过，也多体现了中共的意志。在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彼此也多有合作。这在革命势力控制下的广东，更为明显。例如，1924年4月6日，中央青年部召集国民党学生党员大会，宣布新通过的学生运动政策与计划，并提出具体落实的方案。中共方面全力配合，中共团粤区委在报告中说：“是日会议发言的，差不多完全我同志”(36)，以致有个别学生攻击我包办了国民党。反之，国民党中央于中共提出的一些建议，也积极予以回应。1925年1月，团广州地委宣传部报告说，由我们同志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的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计划获通过。最终成立了由中央青年部领导下的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总其成，委员计十人，我同志四人，由教育厅长和市教育局长分任正副主任。下设编辑部与实施部，由我两同志分任。并设平民图书社，出版月刊。所需经费统由国民党中央负责。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动议也是中共人士提出来的，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并任命彭湃同志为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立即着手招生。如此等等。而双方在领导学总的工作中，同样有很好的合作。1923年五大之后的历次学总代表大会，两党负责人都会应邀共同出席并讲演以表示支持。而学总对《醒狮》攻击诬蔑的有力反驳，最能显示内部合作之默契。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醒狮》第77、78两期，连续发表《共产党把持下之全国学生总会》等文章，攻击诬蔑学总为“共产党操纵”“把持”的机关。这些文章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一时颇生影响。1926年3月，学总在《中国学生》第22、23合期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予以有力反驳。文章强调：本会为代表全国学生利益，纯粹无党派之机关，一切言论行动均以学生及国民的利益为前提，只问主张对不对，不问是某党派某个人所提出。历届职员容有政见信仰之不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党员、爱国主义者，也有无党派之青年，兼容并包，惟视其行动能否代表学生利益(37)。这里并不讳言学总是体现包括国共两党党员在内的联合战线组织。但它痛斥对方所谓学总为中共把持的说法无非是恶毒的攻击与诬蔑。文章针对所谓“证据”，一一加以反驳。其中最精彩的一点，是指出：从对方说“全国学生总会中央委员七人”，便可看出纯属造谣，因学总只有一执行委员会，并无“中央委员会”名称；且执委会是九人而非七人。对方断言共产党有四人在内，却连执委会人数是九人还是七人都弄不清，委员会名称是“执行”还是“中央”都不知道，岂非自欺欺人!(38)《中国青年》也发表了求实的文章《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39)，以相配合。结果是，对方无言以答，类似的攻击，从此销声匿迹。这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说明了攻击者显然得不到学总内部的可靠信息，否则不可能徒然自取其辱，由此可见学总内部是统一的。这场风波能很快平息，还说明了虽有外部的挑拨，学总内部的合作一时也难以撼动。 国共的这种合作，不可能不在严峻的现实斗争中显现出来并接受考验。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无疑是此期最震撼人心的学生运动。许多研究都强调了中共在其间的重要地位，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两场学生运动都借重了国民党的体制和存在着国共合作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应被轻忽的。 张国焘曾谈到，国民党对于五卅运动的领导是很脆弱的，因为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自顾不暇。故其领导人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但对于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再在国民党内作形式的决定”(40)。这里所谓“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再在国民党内作形式的决定”，正是指借重国民党的体制。但人们至今恰恰都忽略了张国焘特别加以说明的这一点。 事实证明，张国焘所言是客观的。其时年轻的中共不仅力量弱小，更主要的是除了广东一地外，在各地没有合法的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国民党则不同，在许多地方都可以公开活动，且作为老资格政党，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人脉基础。“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41)，所以中共借重国民党体制主动承担起这场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责任，乃是合理的也是明智之举。顾正红案发生后，上海报纸无敢发声者。中共原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动群众，由于右派的反对，后改用上海学联会的名义。不过，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国民党的体制还是起了重要作用。5月27日，恽代英所根据的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会议决定，正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召集宣传委员会会议作出的。决定第一条就是：以国民党区分部和上海学联会的名义，公开发动全市公私立大中学校全体学生，参加30日的演讲示威(42)。29日安排学生同工人一起到各校进行宣传，但许多学校不让进，“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43)惨案发生后，中共组织上海总工会、全国学总和上海学联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成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领导中心。其中“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商人新组织，它与官式的总商会并立，但较之左倾。“这个组织与国民党老同志有关系，共产党并不能指挥他们”(44)。它之加盟，显然是“国民党老同志”起了作用。它先于总商会答应罢市，后者是在众怒之下不得不答应的。“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三十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45)国民党党部及时通电各省，对于将五卅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国民党中央随即通电谴责帝国主义的罪恶，接着又两次发表宣言，表示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推高了反帝爱国的声浪。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三次国民大会，每次都有十多万人参加，以声援上海。国民党要员李石曾、于右任、顾孟余分别担任各次大会的主席，同样为推动民意竭尽全力。国民党员伯庄在与人信中说：“此次运动，北京实际上都是国民党在指挥，在左派指挥下的运动即我们所主持的学联与雪耻会，在右派指挥下的即各校沪案后援会。”(46) 1926年恽代英在广州做关于五卅运动的讲演，客观地肯定了国民党既有的工作为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他说，学生能如此投入运动，与这些年革命宣传渐次普及关系极大。“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他们在各种群众大会上，对反动的宣传给予了有力反驳，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引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又指出：“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自国民党改组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他尤其肯定了国民党在学生会中成立党团组织发挥了好的作用：“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47) 实际上，许多国民党左派当时也同样投身其中，表现了可贵的爱国热忱。张国焘说：“五卅”之夜八时许，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到他寓所开紧急会议，恽代英刚从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对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48)。沈孟先在回忆中也说到：时国民党二区二分部开会，研究30日参加示威演讲，会上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左派意见完全一致，第二天大家也都到场了(49)。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六百多人，选举李立三为会长，刘少奇为总务长，同时还选了国民党籍的杨剑虹为交际处长。说明一些左派在群众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后在商讨与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的过程中，中共被迫接受了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曾引起强烈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得到了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中共党籍的代表也表示附和，以至于李立三被迫退席，另由张国焘主持会议(50)。可见，左派之愤激，本不在中共之下。 耐人寻味的是，1925年6月18-22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关于五卅惨案的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树人之子、复旦大学学生陈复给他姐姐的信。他在信中对于右派叶楚伧主持的党报《民国日报》面对帝国主义制造的顾案表现得软弱无力深表不满。他说，5月16、27日开两次学生运动委员会党团会议，到会者都群情激昂，最后议决到各校宣传和募捐，并准备参加30日的公共租界演讲。他还对姐姐说：“本校区分部的同志，最令我不满意，口里说句漂亮话都说不出来，天天想争学生会职位，绝不注意去领导这潮(流)的进展，令我不胜其痛心疾首。前信与你说右派之不可靠，如今果然正式叛党。他们毒得很呢，以为拿个反共产的招牌”，便可以骗人(51)。在严酷斗争正在进行之时，《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这样一封信，不仅反映了上海左派的革命真诚，同时也清楚地表达了整个国民党左派的立场。 五卅运动后不到一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期间又发生了三二○事件，国共合作显现严重危机，但中共与国民党左派间的合作，实较五卅运动更显自觉与从容。原因有三：其一，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和后来的北京特别市党部，中共与左派的合作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国民党员程厚之回忆说：李大钊从国民党一大回来，组建联合战线，“在他的领导下，CP(那时共产党的简称)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掌握了北大学生会和学生军的领导权，并进而领导了北京学生总会和以后的各次爱国运动”。从国民党二大归来后，同样由他组建的北京特别市党部，“成了北京此期爱国运动的司令部”。两位国民党左派邓文辉与萧忠贞也都是党部执行委员，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斗争(52)。其二，1924年底和1925年初，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以及国共两党所作的大力宣传，推动了北方革命精神的空前高涨，营造了有利于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1926年1月，中共党员于树德代表国民党北京市执行部在国民党二大上作《北方政治状况报告》，说：“一切的民众运动的指挥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的传单，他们的口号，都是我们国民党的；所有一切方案，也都是合于国民党政策的。总之，北方民众确已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确已感受了国民革命的要求。”(53)报告突出强调的正是国共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其三，自五卅运动以来北京执行部曾主持了一系列群众运动，无异于为后来两党合作应对三一八惨案作了重要铺垫。例如，除了五卅运动期间声援上海的三次大规模集会分别由李石曾、于右任、顾孟余任大会主席外，1925年10月16日的天安门关税自主运动大会、11月28日的包围段祺瑞政府、29日的天安门国民大会，三次大会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便是两党同志朱家骅和于树德。北京市执行部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中说：“党在此三次大会中，均居领导地位；三次运动，青天白日，遍布街市。经过三次大会后，计在北京新加入之党员，迄现在为止，已有百余人。”(54)这里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指北京执行部所体现的国共合作的领导。 张国焘对于国共两党在五卅运动与三一八运动中的作用，分别作了不同的表述。对于前者，他说：“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55)；而于后者，则谓：“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到段政府门前游行示威遭枪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56)。前者突出中共是领导运动的“主角”，后者则是强调国共共同领导了运动。这应该不是信笔所至的随意表述，而是经过斟酌之后的刻意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三一八运动确实有别于五卅运动，它一开始就是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之下。3月16日下午，八国最后通牒消息先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获悉，当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即召集会议，商定明日召开团体联席会议，推丁惟汾任主席。17日会议最终决定18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同时公推徐谦、李石曾、顾孟余、丁惟汾、李大钊、于右任等各方代表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当日出席代表分两组分赴外交部和国务院，每组的带队人均由两党同志组成。18日大会及游行如期举行，但军阀政府最终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综合考察事变的发展，以下几点显然值得重视：其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最初由北京学联会领导，自1925年北京学联会成立党团后，“所有一切北京群众运动，始渐归北京执行部所主持”(57)。李大钊领导下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始终得力，与五卅运动中上海国民党领导机关涣散无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决定了，在五卅运动中，中共“确是主角”，而在三一八运动中，突显的却是国共彼此的密切合作。上述26日至30日一系列会议的安排及决策，以及其间每次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大会主席或主席团人员构成，固然反映了这一点；而徐谦在国民大会演讲中提出五点重要意见，其中第一点便是强调：“帝国主义者，现已联合向我国进攻，八国通牒即为最显明之证据。他们既向我们进攻，我们全体的民众，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自己再不能分什么主义了”(58)，同样反映了这一点。其二，国共两党的负责人始终并肩站在运动的前列，尤其是李大钊与丁惟汾，亲历段政府门前的大屠杀，与群众一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北京市执委会在事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敌对者攻击群众，首领不负责任，临阵脱逃，借以挑拨关系。“殊知是日李大钊、丁惟汾两同志，在惨杀时所受险亦与群众无异，且为群众所共见。”(59)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国共在群众中的声望。其三，国共两党在回应段政府发出的对徐谦、李大钊等五人的所谓“通缉令”时，都公开重申了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正义性。《民国日报》在《北京大惨案评论》中写道：“徐君等五人，信仰各自不同，但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计，都集合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求第一步的成功。段祺瑞却不问三七二十一，一概加以共产党的名称，这种口吻，除洋行买办以及与洋行买办相等的以外，没有领教过。”(60)与此同时，《中国青年》也发表仁静的文章《对北京惨案杂感》，其中说：“若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与群众有不同的目的，才可称为利用。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民众之彻底的解放，他在每次斗争中，总是群众的前锋。共产党岂仅一李大钊，国民党岂仅李石曾、易培基、徐谦、顾孟余四人？据我们所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死于段祺瑞的枪弹之下的，共有四十余人。”(61)这里提供的具体牺牲人数是否准确，尚不易核实，但重要在于，作者以真挚的情感，高度评价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及两党党员的并肩战斗。 如果说，五卅运动是国共合作成功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的重要起点，那么，三一八运动则成了推动北伐的重要力量。换言之，尽管两党在两次运动中的作用不容一概而论，但究其结果，无非都是双赢的。有论者认为：“综观五卅运动，国民党基层主要是中共控制，中共强大的宣传与组织积极介入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从而扩大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成为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受益者，”“由此推动了国民党从广东走向中国政治的中心。”这岂不成了悖论？国民党既非“主角”，却独享其大。实则，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说到底，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借重和依托于国民党的体制。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孙中山去世前后的许多活动都是中共发起和领导的，也都在全国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但这是国民运动，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做的工作”(62)，便是肯定了这一点。国民党的旗帜和体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力量。中共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恽代英在回答有人问，既然国民党有右派，何不自立新的国民党时，就曾说道：国民党团结着数十万拥护三民主义的群众，而“我们是战斗的武士，我们正需要一个用武的地方。所以，国民党越是有左派，我们越是要加入国民党，越是要死守住国民党。”(63)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题为《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的党内文件，在文件提到的这本必读的小册子中，就有这样一句话：“领导这些日常斗争最好的公开组织就是国民党，所以以后各地对于国民党工作当更加注意。”(64) 国共合作推动学生运动，其彼此注意维护学生运动的团结与统一，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学生运动作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虽然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其内部的不团结乃至于分裂的倾向，从一开始便显露了。五卅运动以后愈趋表面化。1926年7月，共青团中央在《学生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全国民众革命势力的高涨，促成阶级分化，反映到学生群众中遂有党派的对峙与不合作的现象，形成一种学生运动分裂的危险趋势。”(65)究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国民党右派的有意制造分裂，以广东为甚。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首任部长邹鲁就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他在任期间，兼广东大学校长及党团负责人，曾秘密组织各校学生，对抗中共的学生组织。尤其以右翼的学生组织民权社、民社对抗青年团的外围新学生社。同时，他主持的“青年部还不断派人加入共党，藉以侦察并防范对方的活动。”(66)青年团广州地委学生部在报告中说：广东学生运动不能统一，需要党的指导，“国民党青年部本负有此种责任，然而该部长不但不能为计划的指导，甚而有意破坏，使运动分裂”。同时，报告还明确指出：“‘广大(广东大学)为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这句话确是不错。因为有反动派的邹鲁在那儿做总指挥，自然容易造成一部分反动势力。”(67)1925年邹鲁调离广东后，情况虽有了很大改观，但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势力依然存在，并分裂了广州与广东学联会(下文将谈到)。其二，国家主义派的破坏性影响。以《醒狮》为标帜的国家主义派，坚持反共与反对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立场，在教育界影响甚大，也对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上述《学生运动决议案》特别指出，国家主义派与上海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基督教、新社会民主党等反动势力联合组成“上海各大学同志会”及“上海各大学学生同志会”，“企图破坏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其他如北京、南京、武汉、安庆、四川各地均有国家主义、国民党右派、基督教等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势力在学生群众中暗中活动与我们对抗。”(68)此外，如前所述，《醒狮》杂志曾发难，连续刊文恶毒攻击学总与上海学联会为中共所把持，试图煽动学生运动分裂，虽遭到有力驳斥，但仍不免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其三，学生群体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存在局限，包括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反对服从，却好出风头；简单偏激，不能包容他人，等等。 面对学生运动存在的严重分裂倾向，国共两党都深表关切并彼此合作，共谋积极扭转这一局面。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左派甘乃光出任中央青年部长，中共党员黄日葵任秘书，使两党在学生运动问题上的此种合作，变得更加顺畅。 首先，双方都能从主观上反省已有学生工作之不足。共青团中央在《学生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学生运动目的在促进联合战线以加强革命力量，但这个目的尚未实现，却出现了内部分裂的危险。这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缺点不容轻忽。它指出了八项缺点，主要有三：其一，“不善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以获得群众，领导群众。在每一次运动中，我们党不能了解群众迫切的需要，好作过高露骨的宣传，常表现政党的色彩”。不能提出适当的口号，致使反动派得以诬为“赤化”，无党派青年望而却步。同时，不注意分析，“动辄以‘反革命’的头衔加诸被反动派影响的一般群众”，结果反失去了群众。其二，“多不了解学生群众的意义”，满足于机关空名，“包办把持”；同时，忽略学校的功课，不注意参加本校学生生活，因而脱离群众，也失去了领导的机会。其三，“忽略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只关注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使学生对政治失去兴趣(69)。此种反省合乎实际，也是深刻的。国民党二大上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也指出了广东青年运动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地；一般青年运动仅在偶发的政治问题中有所结合，缺乏持久性和坚固的组织；尤其是“中央青年部与各地青年部没有发生关系”，“致一切青年运动都零碎而不统一，力量亦不集中”(70)。不过，其反省尚嫌一般化。基层左派的反省就显得深刻而且尖锐多了。例如，1926年《广东青年》第3期刊有《广州学生运动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将学生运动的分裂原因归纳为三：其一，各种反动势力着意破坏学生运动。“最近帝国主义新式工具的国家主义者，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北京是弄这种把戏”。其二，学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浪漫、自由、好出风头。“知识分子做领袖的心理异常深厚，所以往往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团体不能做得领袖，便另谋新的组织，做一派的首领。同时就不能不对于其他派别的组织，加以排拒和攻击”。其三，部分懦弱不革命又好出风头的学生，不见容于革命的学生群众，却又不能不出风头，故往往不惜跑到反革命一边，攻击革命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进而指出，上述是普遍性的原因。广州学生运动之分裂另有特殊原因：第一，广州是革命首区，条件好，压迫少。“所以他们不感觉力量团结的急切，革命战线联合之必要，以致造成过去之分裂”。第二，一些学生犯有“左倾幼稚病”，动辄“便说人家是反革命”，以致发生不少误会，一方以“过激”“共产”相攻击，另一方则以“反革命”“不革命”相指责，“于是又做成分裂的过去”。第三，国民党青年部的错误。“党的青年部在过去各派学生无谓的争斗当中，不能加以正确的指导，使其集中在党的旗帜底下，最可痛心的就是党的青年部过去竟有偏袒一派学生之错误，至增长他们分裂斗争的勇气”，这也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青年部”，自然包括了国民党中央、省、市三级青年部在内。如此明确地指责广东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部，都必须为学生运动的分裂负责，不可谓不尖锐。两党的反省，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都不乏真诚，并有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两党都重申要扩大学生运动的联合战线，加强“统一的学生运动”。“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口号在国共合作伊始便提出来了，最初其内涵主要是强调要引导学生运动归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国民革命。现在两党重申这一口号，更进一步突出了扩大学生运动的联合战线，以巩固内部团结，防止分裂的新的重要内容。1926年9月中共中央在《学生运动议决案》中指出：学生运动要有力量，“必须自身要有学生的联合战线，以集中学生群众的势力”。为此，必须坚持发展“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原则：第一，“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努力宣传‘学生运动统一’的口号，不分主义党派宗教的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第二，这“决不是说要各派学生都联合统一在我们的主义或主张口号之下”，而是说我们要能提出各派学生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号与主张，以统一学生运动；第三，所谓统一，是指“行动上的主张之统一，而不是思想上的主张与统一”(71)，故它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革命理论与策略上的宣传，以影响学生群众。中共还强调，除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外，还须诚恳地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的学生合作，在各类学生组织与活动中，切忌包办。与此同时，国民党的《青年运动大纲》也强调，要借助全党的力量，“做统一学生运动的工作”(72)，只是具体内涵并未展开。但下层左派干部显然也都注意到了扩大学生运动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上述《广东青年》上的文章最后强调说：“我们在民族革命中，各阶级应该是联合战线”，“我们大胆的说一句：‘无论甚么主义之不同——共产与非共产，宗教信仰之不同——基督教与非基督教，都不能拿来做分裂学生运动之理由和藉口!我们大家集中在学生会联合会旗帜底下，为学生本身利益而奋斗，为民族革命而努力!’”(73)学总是国共合作领导的机构，1926年3月它在《中国学生》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同样强调有必要“重复提出‘统一学生运动’的总口号”，并号召大家，“造成学生群众之统一战线——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74)。10月4日，在广州的学总特派员粟丰，应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之约，进谒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汇报学总工作，并当面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报告总会统一全国学生运动的计划”(75)。这无疑都说明，国共两党在扩大学生运动联合战线，发展统一的学生运动问题上，存在很高的共识。 再次，国共合作也阻止了一些地方学生运动的分裂。学生运动分裂，各地多有发生，其中又以上海、北京与广东为甚。北京学生在五卅运动前后的分裂，最终是由学总出面协同各方解决的；而上海与广东，尤其是后者的危机，则是由国共双方高层介入解决的，因而也最能反映两党间的谅解与合作。 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右派喻育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调查部干事)、童理璋(租界巡捕房侦探)等人，在天后宫召集国民大会。他们受安福派军阀的指使，目的是作反直宣传。他们预先布置的大批暴徒，对上台演讲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员、上海大学学生黄仁等人进行围殴，并将他们推下高台，造成学生十多人受伤，其中黄仁不治身亡。这一流血惨剧，是国民党右派公然破坏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向导》第87期在“国民党右派惨杀黄仁案”专栏标题下，刊登了一组文章表示谴责，其中包括陈独秀的《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上海大学生横被帝国主义与军阀走狗的摧残通电》、《国民党员之抗议》、《全国学生总会之紧急通告》等。陈独秀在文中强硬表示：前此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坐视一批右派暴徒殴打邵力子而不予以惩罚，纪律废弛，早已令人担忧。此次又发生杀伤十多个学生的惨剧，“我们现在只十分注意党中负责任的最高党部”，对此如何处置，以及各级党部的公正党员对此持何态度，“然后才可以判断党的价值”。学总则在通告中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径直提出了惩戒凶手并在党报上公开宣布开除喻、童二人党籍的强烈要求(76)。同时，《中国青年》也发表了邓中夏等人的文章，同声谴责。这自然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严重危机。1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的《复新学生社函》，代表中央对事件作出回应：第一，同意在《民国日报》上公开表示本党对此事之严正立场，“声讨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之反革命行动”；第二，抚恤党员之死伤者；第三，将违反纪律之党员开除党籍；第四，调查主使行凶之人。6日，该报又报道了“国民党开除喻育之童理璋党籍”的消息。应当说，国民党中央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基本满足了中共及学总等各方的要求，从而平息了上海的这场学运危机。孙中山与左派显示了诚意。 广东虽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但因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同时也因中共广州区委学生工作存在策略上的失误，故当地学生运动的分裂更显复杂的情状。其集中表现，就是广州与广东两级学联会的选举纷争不已。国民党改组后，因广州学联会为右派把持，中共便着力发展青年团外围新学生社。后者发展迅速，工作有成绩，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但它与学联会对立，终不免脱离广大的学生群众，不利于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团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1926年初，恽代英、夏曦等人先后四次到广州，与当地干部反复讨论，最终说服后者，忍痛割爱，逐渐停顿和取消新学生社，以加强学联会工作，致力于统一的学生运动。适逢左派甘乃光出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黄日葵为秘书长，而省青年部长黎越庭也是中共党员，故负责学运的许多干部便有机会更多转向青年部工作，并加强了与各校学生的联系。他们曾召集广州市统一青年运动大会，请陈公博、恽代英讲演，产生了很好效果。会后，“民权社的领袖们，与我们由形式上敷衍的合作，已进为实际的联合”，“新民社领袖亦已左倾”(77)。但孙文主义学会及其指导下的中国青年同志会，在“三二○”前后，却愈加猖獗，径直制造了学联会的分裂。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不顾三青部的调停(78)，公然宣布于4月11日召集他们的代表大会改选广州学联会。中共与左派被迫决定另行召集自己的代表大会。由是，广州出现了两个学联会，学生运动的分裂公开化了。后经国民党中央纠纷委员会调解，双方同意同时解散各自的学联会，定于6月20日重开代表大会。但事情远未完结，在4月15日召开的广东学联会代表大会上，右派代表又退出会场，宣布另立省学联会。这样，广东省学联会也告分裂了。其间，双方代表都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后又经纠纷委员会调解，双方同意同时解散各自的省学联会，派代表与三青部共同筹备，另开代表大会。但是，右派背着三青部，竟自行宣布定于6月19日召开代表大会。“新任中央青年部长见其如此嚣张，令暂行停止开会，一切无效。终则三青部定二十日开会。”(79)中共与左派预计，因过于匆忙，选举结果肯定对自己不利，但他们都顾全大局，出席了选举大会，最终促成了统一的广东省学联会的产生。团广东区委在报告中说，选举虽不利，但“使学生运动不致分裂，这是好的一点。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在艰难困苦当中，团结左派到底”(80)。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事态的发展，7月17日中常会作出决议，强调当北伐军事之秋，学联会纠纷不绝，与革命前途诸多不便。“即应由中央青年部训令全省代表大会召集大会，以资结束；如再发生任何纠纷，应以破坏军事议处”(81)。这个决议虽未指明双方的是非，但它授权左派力量为主的中央青年部以断然的措施结束了广东学生运动的分裂，显然是符合中共和左派意愿的，同时也有利于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 国共合作推动了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北伐的重要助力。但遗憾的是，国共合作本身的危机也在发展，终至于破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一二”之后，国共反目成仇，原先统一的学生运动，自然也就风消云散了。 [收稿日期]2014-08-10 注释： ①参看吕芳上著：《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②《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③《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④《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纪事》，《申报》，1919年6月17日。 ⑤《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1月。 ⑥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4页。 ⑦《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 ⑧《学生杂志》，第10卷第5号，1923年5月5日。 ⑨邵华：《革命青年的读书问题》，《革命青年》，第1期，1926年8月15日。 ⑩《中国学生》，第18期，1926年3月6日。 (11)《向导》，第36期，“读者之声”，1923年8月1日。 (12)《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13)《国民党与中国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2页。 (14)《造党》，《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15)《民国日报》，1924年7月24日，《觉悟》副刊。陈独秀的这段话曾被国民党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征引过，目的都在藉此让人信服国民党及其主义。参看拙文《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16)《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58页。 (17)罗方中：《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84页。 (18)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再版，第524页。 (19)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03页。 (20)奇峰：《一年来之广东》，《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 (21)陈独秀发表了《北京政变与学生》(《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日)、《读书时代许干政》(《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16日)等文；张国焘则发表了《学生运动的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22)《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23)《将召集全国学生总会》，《学生杂志》，第10卷第3号，1923年3月5日。 (24)《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25)《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26)《宣传委员会宴学生代表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2日。 (27)《第五次全国学生总会开会记》，《学生杂志》，第10卷第10号，1923年10月5日。 (28)《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86页。 (2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次会议记录》，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70页。 (30)陈公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运动报告》，《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北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1981年重印，第21页。 (31)《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日。 (3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页。 (33)《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之经过——中央青年部之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2日。 (34)《学总会代表离穗赴梧》，《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8日。 (35)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70页。 (36)《团粤区委报告(第15号)》，《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一，内部资料，广州：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年运动史研究会编，1986年版，第242、243页。 (37)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一封公开的信致醒狮记者》，《中国学生》，第22、23合期，1926年3月26日。 (38)鉴君：《斥〈醒狮报〉破坏全国学生运动之谬论》，《中国学生》，第22、23合期，1926年3月26日。 (39)《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5月6日。 (40)《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页。 (41)(48)《我的回忆》，第2册，第40、29页。 (42)上海市青运史研究会、共青团上海市青运史研究室编：《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43)(44)(45)(47)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60，906，963，964、965页。 (46)《伯庄给郑榕的报告》，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49)《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663页。 (50)《我的回忆》，第2册，第42页。 (5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8-22日。 (52)《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3页。 (5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54)《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报告书》，《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290页。 (55)(56)《我的回忆》，第2册，第38、99页。 (57)《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报告书》，《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289页。 (58)《徐季龙、顾孟余演说词》，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59)《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95页。 (60)《可笑的通缉令》，《北京大惨案评论》之四，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61)《三一八运动资料》，第418页。 (62)《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第98页。 (63)《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恽代英文集》，上卷，第608页。 (6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65)(68)《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210页。 (66)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自序”，第279页。 (67)《团广州地委学生部报告(第15号)》，附：《报告补遗》，《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一，第492页。 (69)沈宝同：《广州学生运动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211页。 (70)《青年运动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23页。 (7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3，第221、222页。 (72)曾济宽：《青年运动大纲》，《革命青年》，第1期，1926年。 (73)《广东青年》，第3期，1926年3月。 (74)《中国学生》，第22、23合期，1926年3月。 (75)粟丰：《革命政府下之广州》，《中国学生》，第10期，1926年10月31日。 (76)《向导》，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 (77)《团粤区委学运报告》，《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二，第346页。 (78)“三青部”指国民党中央、广东省、广州市的三级青年部。 (79)(80)《团广东区委关于全省学联会代表大会经过报告》，《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二，第530、534页。 (81)《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07页。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国青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国共合作论文; 国民党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恽代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