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日本平成30年财政改革之路
徐一睿
(日本专修大学 经济学部，日本 东京 101-0051)
摘 要： 平成30年间，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税收低迷，社会保障支出迅速膨胀。财政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寅吃卯粮”现象。赤字国债的发行数额剧增，国债占比急剧上升，债务危机凸显。由于日本国内储蓄剩余丰厚，债务的外债依存比率较低，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可在国内全部消化。虽然日本不会立刻出现类似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文章回顾平成30年间日本的政府财政状况发生的变化，并对此间日本政府曾经尝试过的几次重大财政改革加以探讨，最后从财政的角度展望“令和”。
关键词： 平成；令和；日本财政改革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于2019年4月1日上午宣布了日本的新年号，从2019年5月1日起，日本正式告别“平成”，步入“令和”。在当今日本，年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清楚，也许年号在当今和天皇制一样，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标志。现今的日本到底是否需要年号的讨论也不为少数。在西历和年号并存的当今，年号的存在确实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众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年号的变更意味着一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另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序幕。那么，就有必要回顾这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展望新的时代。文章主要从日本财政的角度回顾“平成”，展望“令和”。
一、失去的30 年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裕仁崩，平成天皇明仁登基，拉开了长达30年的平成时代。在这30年间，日本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变化。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不良债权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发达国家中鲜有的少子老龄化、国家税收的减少、医疗、社保支出的激增、政府债台高筑等经济社会问题凸现。曾经一度被誉为“Japan as No.1”并大有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日本，在这30年间经济停滞，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10年，20年，30年”。
图1是当今3个主要经济体的中日美经济规模的比较，1994年日本的GDP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7.7%,与美国的26.2%最为接近，而中国占比仅为2.0%。日本经济的停滞与中国经济的腾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从1994年以后，占全球经济总规模比开始不断下降，中日之间经济规模的交差点出现在2010年。平成末年的2018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总规模比已经上升至15.9%,而日本则降为6.0%。从经济总量来看，平成元年的1989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6倍之多，但到了平成末年的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了。
图1 中日美GDP规模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8 Edition(包括预测的)绘制而成
图2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比较
注：本图中所用购买力平价是以2011年美元为标准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9 Edition
再看人均GDP，平成元年的1989年，日本的人均GDP为29 276美元，虽然低于美国的36 473美元及德国的30 914美元，但日本要高出近邻韩国的10 698美元许多。如图2所示，此后，日本的人均GDP和美国以及德国的差距不断扩大，曾经遥遥领先于亚洲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到了2018年，近邻韩国的人均GDP与日本已经基本持平。根据IMF的预测，韩国的人均GDP将于2023年超越日本。事实上，到2018年为止，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人均GDP都已经实现了对日本的赶超，日本已经失去了亚洲老大的地位。从购买力平价来看，日本的人均GDP排名也从1989年全球排名第23名，跌落至2018年的31名。
经济衰退导致政府税收锐减，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2年，日本的税收曾一度攀升至62.5万亿日元，但此后税收总额开始下滑。在经历了2008年的雷曼危机以后，日本国家税收总额在2010年坠入谷底，仅为37.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一般政府公共支出却不断膨胀。如图3所示，平成元年(1989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总额为60.4万亿日元，税收预算总额为51万亿日元，差额为9.4万亿日元。但到2010年的时候，一般政府公共支出总额高达92.3万亿日元，税收和支出的差额高达54.9万亿日元。虽然在2010年以后税收有所改进，但支出依旧高攀不跌。2019年的财政年预算，日本的税收额为62万亿日元[注] 2019年的税收预算额与1992年(62.5万亿)泡沫经济崩溃之初基本持平。但财政支出却是1992年的1.4倍。 ，而支出额则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高达101.5万亿日元。
图3 平成30年日本的税收和财政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相关数据
二、超老龄社会与支出膨胀
这一改革目标虽然给出了具体的数字目标，但在社会保障领域却没有给出详细的执行方案。而且，在制定方针时对于未来的经济走势过于乐观，没有把有可能发生的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进去。从图5中可以看到，虽然在2006年方针制定之初日本的基础财政收支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2008年的雷曼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的衰退导致税收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基础财政收支大幅度恶化。2009年6月23日，麻生太郎内阁通过了《在今后10年以内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2006年决定的到2011年实现的目标被延续到2019年。在经历了此后2009年9月至2012年1月的政权交替(从自民党到民主党)，2012年安倍晋三从民主党手中重新夺回政权，自民党又重新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表1 平成30年一般政府公共支出项目的历史变迁
注：在选择数据的过程中，选择了在平成时期从财政改革的角度来看比较重要的几个结点，2001年小泉政权上台，2006年中长期财政重建方针发表，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
资料来源：1989-2017年财务省发表的《财政决算》，2019年的财务省发表的预算案
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超过7%的社会被称之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的社会被称之为老龄社会。日本内阁府2018年(平成30年)发表的《高龄社会白皮书》中显示，1990年(平成2年)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2.1%。但到2017年(平成29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3 515万人，总人口占比达到27.7%。75岁以上人口达到1 748万人，总人口占比达到13.8%。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平成30年间，由于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税收的衰减(停滞)，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不断扩大。一直以来，日本的债务危机是日本乃至全世界备受瞩目的话题。虽然日本政府“寅吃卯粮”、债台高筑，2018年债务累积总额的GDP比达到236%，在G7各国中拔萃出类。日本的债务积累总额的GDP比的规模要比当年发生了国家债务危机的希腊还要高，排名世界第一[注] 2018年主要国家债务累积总额的GDP比如下：美国108%、英国86.3%、德国59.8%、法国96.3%、意大利129.7%、加拿大86.6%、希腊183.3%。 。那么，日本是否已经到了财政崩盘的地步？答案是否定的。
音乐文化产业，所存在的红利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前沿产业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音乐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只有不足500万，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1500万左右，增长了近300%，实际的用户数量也从9000万人增长到了2.3亿人次，市场规模则达到了近15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17%和19%左右。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文化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在还未充分开发的基础上就获得了如此收益，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存在着更好的发展趋势。
日本的老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极为突出的。根据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做的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26.6%的老龄化比率要远远高出瑞典的19.6%、德国的21.1%、法国的18.9%、英国的18.1%和美国的14.6%，而且这一差距还将不断扩大。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寿命正在不断地延长，以前人们把“活到100岁”作为人生目标，但现在已经步入了“活过100岁”的时代。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止2018年9月1日，日本100岁以上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69 785人。而平成元年(1989年)仅为3 078人。每10万人中100岁以上人口，也从1989年的2.5人，上升到2018年的55.1人。
老龄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费支出的增加。与1989年相比，日本的社会保障费增加了近三倍。社会保障费支出在一般公共支出的占比，也从18.8%上升至33.6%。这意味着日本一年的财政支出中有30%以上是用于社会保障。而且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日本的财政支出向社会保障倾斜成为了一种不可逆的态势。
飞行数据处理结束后，本文作者所在的项目组将以上情况通知了该型飞机的机务维修大队，机务维修大队进行了缓冲器压力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右主起缓冲系统压力不足，起落架缓冲系统发生了漏气故障。
三、 寅吃卯粮与财政改革
税收没有增加，政府支出却不断扩大。如图3所示，平成30年间，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走势就像一只张开了大口的鳄鱼等着喂食。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日本只有通过发行债券来加以填补。如图4所示，日本政府债务在这30年间不断扩大，令和元年的2019年，日本公债累积总额将接近900万亿日元。2019年日本的税收预算约为62万亿日元，公债累积总额几乎相当于日本15年的税收总额。从财政学角度来看，国债又可将其划分为建设国债和赤字国债。建设国债是借钱来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从世代间的公平性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赤字国债的积累必将给未来的世代带来不良影响。在平成的30年间，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特例国债累积极速高攀。到2019年，日本的国债累计额中，特例国债要占到总体的近7成。“寅吃卯粮”一词用来归总平成这30年，可以说是最恰当的。
图4 平成30年日本政府债务累积
注：建设国债是指发债筹借的资金用于建设项目的国债。特例国债是根据财政年度具体需求，按照相应的特例法发债筹借的资金，也可将其称之为赤字国债。在这个特例债中包括了国铁长期债务，国有林野累积债务等相关项目
资料来源:财务省发布的数据
平成30年间，日本政府也曾经尝试过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日本面临的财政困境。1997年11月28日，桥本龙太郎内阁通过了《财政构造改革法》。这是日本第一部针对财政健全问题的法令。这次改革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总为两点。首先对财政赤字问题给予了明确的限制目标。1997年日本国家财政赤字(中央+地方)占GDP比为5.4%，根据改革法规定，到2003年为止，这一指标必须低于3%，赤字国债的发行额降至零。其次，关于公共项目和社会保障等主要支出项目设定明确的削减目标。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1998年5月赤字国债发行限制被迫叫停，改革法不得不做出相应的修改，财政健全化目标也从原来的2003年推迟至2005年。1998年12月重视经济政策的小渊惠三内阁彻底冻结了《财政构造改革法》。
安倍晋三政权上台之后，于2013年8月发表《中期财政计划》，对财政健全化做出了以下的承诺：(1)到2015年度基础财政收支赤字对GDP比要比2010年度减少一半以上;(2)2020年度为止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3)债务累计的GDP比稳定下降。但从图5中可以观察到，日本的基础财政收支情况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是离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财政健全化目标依然有一定的距离。2018年6月15日，安倍晋三内阁通过的最新《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18》(骨太2018)也是平成期发表的最后一次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时间表已经被延迟到了2025年。
在各种脑卒中类型中,急性脑血栓是最常见的一种,急性脑血栓具有三高的特点,即: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又称TIA,它是由于大脑、脊髓和视网膜缺血导致,同时伴有短暂性的神经功能的障碍,因为TIA只有部分神经功能损伤的症状,发作时因为其症状非常不明显[1],往往容易被患者和医护人员忽视,而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并不是小型的血管疾病,TIA是脑卒的征兆,应该引起大家的广泛重视。本次研究主要讨论用阿司匹林搭配氯吡格雷来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效果。
2017年，石柱县石家乡引导全乡有发展意愿的36个贫困户成立了“梦里荷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每户向县扶贫办申请3万元乡村旅游发展基金，由县扶贫办统一注入资金108万元，合作社按照“司法公正、资产抵押、有偿借用”的原则，将政府提供的乡村旅游发展引导基金借给龙头企业石龙山庄，山庄则采取订单收购、劳务用工、股金分红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平成30年间，日本的一般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到，平成元年(1989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公共支出项目的总额为65.9万亿日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地方交付税交付金(15万亿，22.8%)，此外,社会保障费(12.4万亿，18.8%)和国债费(12.1万亿，18.4%)分别排在了第二和第三位。到了令和元年(2019年)，日本的一般政府公共支出项目预算总额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社会保障费(34.1万亿，33.6%)，国债费(23.5万亿，23.2%)和地方交付税交付金(16万亿，15.8%)则分别排在了第二和第三位。
2001年4月26日，小泉纯一郎政权诞生。正如木村(2014)在其文中所提及的，小泉政权的诞生是“日本最大的庆典(日本最大のお祭り)”，当时的内阁支持率曾经一度超过了80%[1]。小泉执政的这一时期是日本对财政结构重组的一个大好时机。但小泉纯一郎拒绝通过增税来改善财政困局，而选择了从减少支出这一块入手。这种不考虑增税的财政重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改革的一种定向思维模式。2006年7月7日，《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06》(俗称：骨太2006)出台。这一方针是小泉纯一郎内阁任期满了之前，留下的财政经济运营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明确日本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同时，对今后10年的经济和财政运营做出了展望，并将此后的10年称之为“新挑战的10年”。这个方针给予了日本今后的财政运营过程几点明确的约束。首先，到2011年为止，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注] 基础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指的是不计政府总体债务的应付利息后，政府整体的净借款额或净放款额。由于日本用于国债的偿还的支出过大，财政赤字很难准确把握公共支出项目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小泉政权以后，基础财政收支平衡这一概念成为日本财政改革的主要指标。 ，并把债务累计额的GDP比的稳步下降也设置为财政健全化的主要目标。其次，为了实现财政健全化目标，方针中给出了到2011年为止财政收支改革的大体框架。方针中指出，大致到2011年为止，需要通过减少支出和增加收入方式完成16.5万亿日元的财税改革，并指出，11.4万亿到14.3万亿日元需要通过削减支出来完成，其余部分则通过税收改革来实现。
图5 平成30年基础财政收支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数据
四、 债务危机是否已经到来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7年(平成29年)做的最新推算，到2050年，日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达到37.7%。与此同时，15岁以下的人口却在不断减少。1990年(平成2年)，日本15岁以下人口有2 249万，总人口占比18.2%。而到2017年15岁以下人口已经降到1 559万，总人口占比12.3%。到2050年，日本的15岁以下人口将减至1 077万，总人口占比也将降至10.5%。
在这里需要关注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经常账户是由货物和服务账户加资本和金融账户构成的。根据支出法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公式如下：
国民生产总值≡ 消费(C) +投资(I) +政府支出(G)+货物和服务收支+ 资本和金融收支
王燕茹告诉重案组37号，自己与黄宇是男女朋友关系，交往7年，一直说要结婚。但她被黄宇殴打后报警才发现，黄宇是已婚状态。
≡ C+I+G+经常账户
(1)
从(1)式和(2)式样中可以得出
国民总生产总值≡C+T+S
(2)
如果把政府的税收设为T,储蓄设为S,从分配层面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写为
对照组12种药材共鉴定正确10种（83.3%），错误2种，常规组12种药材共鉴定正确11种（91.7%），错误1种，观察组中药材鉴定准确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陕西省中小河流治理工作启动实施以来，通过治理沟通水系，提高区域引排能力；着手治理污染，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实施堤防护坡，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治理后的河道，河畅其流，水复其清，取得了显著的引排功能效益和资源环境效益，赢得了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经常账户 ≡( S-I )-(G-T)
(3)
如果经常账户为正(>0)，那么根据(3)式可以得到
( S-I )>( G-T )
(4)
如果第(4)式的两边都为正数，那就意味着左边出现的是储蓄剩余，而右边则意味着出现财政赤字。从以上公式中可以得到，只要经常账户为正数，如果财政赤字在储蓄剩余范围内，那么公债则可以通过国内的储蓄来消化。
如图6所示，日本的经常账户一直处于一种盈余状态。虽然货物和服务账户在2011年至2015年曾经一度陷入负数，但由于资本和金融账户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增长，经常账户的盈余虽有所下滑，但随着日本出口的复苏，近年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增长迅猛。由于日本国内的储蓄完全可以消化政府发行的国债，根本没有必要向其他国家借贷。这一点日本和希腊等依靠外债生存的国家的债务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从2018年日本银行发表的第4季《资金循环》统计中的部门资金循环表中可以看到，2017年，民间非金融法人企业和家庭的资金剩余分别为25.6万亿日元和11.1万亿日元，而资金不足的部门是一般政府和海外，分别为12.5万亿日元和21.5万亿日元。如果日本政府无法偿还债务，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资金剩余完全有能力填补政府部门的空缺。事实上，日本战后就曾经出现过国家运用征税权向企业和老百姓征收财产税来解决国家债务危机的先例[注] 关于日本战后债务偿还和针对民间资本课税的具体内容可以参照《昭和财政史从终站到讲和第11卷政府债务》。在文中详尽的对当时政府作出通过征收财产税的细节。1944年，日本政府国债累积额的GDP比高达266.9%，到1946年这一比例降到73.5%，1950年则降至16.4%。现今日本的国债累积额的GDP比已经非常接近1944年的数值了。 [2]。战争结束之初，日本的国债中99%的国债是日本国内债，而且多数由日本银行和大藏省的预金部[注] 大藏省的预金部是大藏省内部统一管理通过邮局获取的邮政储蓄资金并加以运作的部门。成立于1985年，之前是大藏省的资金运营部。 所持有。2018年年底，日本国债海外持有率为6.4%，国内持有率为93.6%。近来受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影响，日本银行持有率不断上升，2018年日本银行的国债持有率已经高达46%，而平成元年(1989年)日本银行的国债持有率仅为9.8%。国债是由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来获取有偿资金的方式，不管债权人是国外金融资本还是本国的国民，借的钱都是要还的。虽然日本的国债发行不会像希腊等国家那样由于无法偿还外债而导致国家面临破产的问题，但借来的钱总是要还的。至于怎么还，是像战后日本一次性还，还是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通过财税改革一点一点地还，这是日本政府在令和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图6 日本经常账户走势
资料来源：财务省《国际收支状况》
五、 展望令和
如上所述，平成30年间，日本在经历了泡沫经济洗礼之后，经济长期停滞。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导致政府债台高筑，虽然现在的日本还不会像希腊等国家一样即刻出现债务危机，导致国家财政破产。如何开源节流，构筑起一套完善的财税体系，是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随着日本超老龄社会的不断深化，仅仅靠节流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由于小泉纯一郎曾经提出过不增税，仅仅靠压缩支出来实现财税改革的方案。压缩社会保障费、地方交付税交付金和基建等公共项目支出成为了主流。如表1所示，社会保障费不减反增，虽然公共项目关系费(基建等)支出有所下降，但由于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早，包括道路、桥梁、水坝、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的建造年份很多已经超过了60年。2012年12月2日发生在中央高速公路笹子隧道的塌方事故给日本敲响了警钟。根据国土交通省的估算，如果按照2010年的公共项目支出计算，到2030年，日本将没有一分钱可以投入到新的建设项目中去。因为所有的资金用于维修和更新既有项目都不够。仅仅靠节流根本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不要说偿还高筑的债台了。那么留给日本政府的只有从开源方面去考虑了。
当然，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增税总是与主流民意相违背的。老百姓不喜欢增税，因为增税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减少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大多数政治家也不喜欢增税，因为提出增税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受到威胁。事实上，日本在推动消费税增税的过程中，那些推动了增税的政治家，往往都未能善终。如表2所示，回顾平成30年间，日本曾经在开源税收上做出的最大举动莫过于推出了消费税并逐渐提高了消费税的税率。平成元年(1989年)日本导入了消费税，税率为3%，1997年税率从3%提升到了5%，到令和元年(2019年)5月，日本的消费税的税率将从8%提升10%。也许，时间会对表2中的各位首相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但这几位历代首相都因为推动消费税而受到了老百姓的政治审判，不是被迫下台就是被迫取消消费税改革。安倍政权也不例外，2012年6月，当时的野田民主党政权推动的消费税改革在民主党、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支持下，通过了众议院决议。此后，野田首相和安倍自民党总裁(当时)在2012年11月14日国会讨论中做出了切实实施三党约定推动消费税改革的口头协议。野田佳彦首相当政的时候，民主党已经失势。出于顾全大局的考量，明知大选无法获胜，但在和安倍达成协议之后，作为敦促安倍遵守协议的交换条件而解散了众议院。自此民主党逐渐退出了日本政治的历史舞台。但上台后的安倍首相却似乎丝毫没有把和野田定下的协议当回事。出于其自身的政治考虑，当初给出的增税时间表一拖再拖。原本定于2015年消费税税率提升至10%的计划被拖到2019年10月。
表2 日本导入消费税和提高税率的历史变迁
近几年来，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日本实施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在设定诱导通货膨胀目标的同时，税收面出现了复苏。税收总额大致回到了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初的水平，但财政支出额却是当年的1.4倍。平成30年间，日本也曾经推出了多次财政健全化改革方案，但总体来看，效果不佳。“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用来总结平成这30年是最为贴切的。告别平成，进入令和。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但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是否能够在令和年代中得到解决，值得关注。
[参 考 文 献]
[1]木村佳弘.自公連立政権下の財政運営——「構造改革期」からその「転換」まで[M]//小西砂千夫.日本財政の現代史Ⅲ.东京：有斐閣，2014.
[2]大蔵省財政史室.昭和財政史：第11巻[M].东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3.
Looking Back on “Heisei ”30 years :The Trend of Japan ’s Fiscal Reform
XU Yi -rui
(Faculty of Economics, Senshu University, Tokyo, 101-0051，Japan)
Abstract : During the 30 years of the Heisei period, the economy of Japan stagnated, tax revenue slumped, and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expanded rapidly. Since then, Japan’s fiscal situation became extremely serious, the proportion of deficit treasury bonds rose sharply, and the debt crisis became more prominent. Due to its abundant domestic savings, its external debt dependence ratio is low, and the national debt issued can be fully digested in the country. Although Japan did not have an immediate debt crisis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and other countries, such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clearly unsustainabl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s of Japan during the 30 years of Heisei, discusses several major fiscal reform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ri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looks into the new era of Reiw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e.
Key words :Heisei; Reiwa; Japan’s fiscal reform
中图分类号： F13 /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4-0052-09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4 .007
收稿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徐一睿(1978—)，男，上海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财政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 颖]
标签：平成论文; 令和论文; 日本财政改革论文; 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