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以《史记#183;司马相如列传》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相如论文,史记论文,列传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琴挑回放
历史上的司马相如是一颗文坛巨星。他是“汉赋四大家”之首，创作了大批极有代表性的汉赋。当今社会中司马相如的赋除了仍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外，早已不为绝大多数人欣赏，但是，司马相如依然没有淡出当今人们的视野。原因在于他和卓文君的一段传奇情缘备受时人青睐，司马相如也被今人誉为“情圣”。
历史给了司马相如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位：古代的文圣和当今的情圣。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这段情缘被《史记》、《汉书》、《西京杂记》、《乐府诗集》等文献所载，其中，《史记》、《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大，《西京杂记》、《乐府诗集》的真实性难以确立，所以，本文讨论司马相如的文献基本文献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识是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下世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之后。此前，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作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也在梁孝王手下与邹阳、枚乘等人当过梁孝王的文学侍从。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和《史记》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
就在司马相如生活十分窘迫之时，他的好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出手相助，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于是，司马相如来到临邛，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都亭”里。
一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司马相如到达临邛后，“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王吉有意作出谦恭之态，天天去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天天造访。
“缪为恭敬”是有意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吉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呢？司马相如在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奔王吉，王吉为他提供了一切，王吉是相如的恩公，司马相如此时感恩都无以相报，怎么可能将恩公王吉拒之于门外呢？显然，这里有猫腻，因为司马相如明显是在作秀。
司马相如这种反常的作秀究竟想干什么呢？
临邛县有两位富商，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两位富商听说县令王吉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县令的贵客。于是备下多桌酒宴，准备款待一下这位“贵客”，顺便宴请一下县令。当然，两位富商的美意被县令王吉笑纳了。
宴请这天，王吉先到了卓王孙家。上百宾客已经入席等候，到了中午，卓王孙才派专人去请司马相如。但是，生活都无法自立的司马相如竟然以有病为由，谢绝赴宴。“长卿谢病，不能往。”卓王孙在所有宾客到齐后派专人去请司马相如赴宴，这是隆礼，“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县令不敢吃东西，亲自到相如家诚邀相如。“司马相如不得已，强往”。
有趣的是，记载王吉亲请司马相如的《汉书》和《史记》在此处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汉书》比《史记》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的这一个“为”字揭示了司马相如假装不赴宴的作秀。
《汉书》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访友，或是打秋风，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吉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朝拜，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眼球，让他上钩：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吉将一张琴恭恭敬敬呈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拗不过县令热情相邀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但他的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王吉让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规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让司马相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强项赋琴。
王吉让司马相如在卓王孙的家宴上赋琴，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此句中的“缪”字道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吉的确策划了一个惊天大阴谋。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吉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抚琴一曲，实际上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司马相如排兵布阵多时，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令王吉之邀来临邛之时，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之相如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已经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已风闻，只是无缘相会。司马相如一到卓文孙家酒宴上，他的风采立刻震撼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
司马相如在酒宴上饮酒，弹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文君从门缝里早已看见了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万分仰慕，惟恐自己配不上相如。一支求婚曲更让文君小姐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酒宴结束后，“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这让卓文君幸福得直晕。“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到了司马相如成都的家中，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的家中“家居徒四壁立”。
卓文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人已经离开临邛回成都，气愤填膺。作为大汉帝国的首富自有杀手锏：“不分一钱也”！有人劝卓王孙，文君是自家亲骨肉，何必如此呢？但是，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分钱不投！
两个“恋爱大过天”的年轻人度过蜜月之后，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第一个受不了的是卓文君！“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
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与俱之临邛”。相如变卖了自己的香车宝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店。他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自己穿戴上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
卓文君回临邛开酒店，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身穿大围裙，和佣人一样打杂干活，“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卓王孙又羞又气，无处发泄，毕竟卓文君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卓文君的兄弟和长辈纷纷从中斡旋：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现在已经成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司马相如是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完全可以信赖。再说他还是王县令的贵客，你何必如此制裁他呢？
卓王孙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只好花钱消灾，“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就是名动千古的“琴挑”。
二 质疑神话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在其身后向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是文人的诟病(质疑神话)；二是文学的推崇(构建神话)。
我们先看历代文人的诟病。
第一个对司马相如提出诟病的是稍后于司马相如的另一位汉赋大家扬雄。扬雄在其名作《解嘲》中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於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扬雄批评司马相如“窃赀”。扬雄的《解嘲》名动天下，是扬雄传世名作中的翘楚，因此，扬雄提出的司马相如“窃赀”说得以广泛流传。
什么叫“窃赀”？赀，财也。窃，指以欺诈手段非法获得。扬雄说司马相如从卓王孙手中得到一百万是司马相如以非法手段从卓王孙处窃取的。
这种诟病后人认同吗？
东汉崔駰著《达旨》率先响应扬雄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遗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
魏晋时期葛洪《抱朴子外篇·博喻》在“窃赀”之外又提出了“窃妻”说：“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损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长才。日月挟虫鸟之瑕，不妨丽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浊，不害凌山之流。树塞不可以弃夷吾，夺田不可以薄萧何，窃妻不可以废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陈平。”虽然葛洪意在肯定司马相如的贡献，但“窃妻不可以废相如”一句提出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是司马相如“窃妻”。这等于在“窃赀”之外司马相如又多了“窃妻”一罪。
齐、梁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纵论古今文人之短时也提出司马相如“窃妻”之论：“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
这样，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遭到了两方面的指责：一是相如“琴挑”文君是“窃妻”，二是文君受金是司马相如“窃赀”。
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再次肯定扬雄的“窃赀”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
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也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
唐人刘知几《史通·自序》云：“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卭，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於传，不其愧乎？”
宋人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亦曰：“司马相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闲雅者’不足覆窃赀之丑。”
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卷十二“诸公品藻相如”条，摘录前人多项评论，批评司马相如的三句是：“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
宋人对司马相如批评最激烈的是苏轼。他在《东坡志林》卷四说：“司马相如归蜀，临卭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
苏轼痛骂司马相如为谄媚小人！并且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视临邛县令王吉邀请他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说文解字》释“率”：“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所以，“率”可以讲为“聚集”、“聚敛”。“率钱”即聚钱，“率钱之会”即敛钱之宴。苏轼认为这次赴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敛钱之宴。苏轼尽管在文中怒斥王吉，但司马相如是这次敛钱的元凶。苏轼是第一位将司马相如“窃妻”与“窃赀”两项罪名放在一篇短文中大加挞伐的文人。
明人周是修《芻荛集》卷一《述怀》诗：“相如未得意，偶然遇文君。何因即同载，万里瀼西行。妇德固已失，窃赀名亦成。匪为足素愿，聊以慰羇情。古礼重亲迎，终始犹难凭。所以既荣贵，一朝聘茂陵。”“妇德固已失”是陈腐之言，可不予理会，但此诗同样肯定文君受金是相如“窃赀”。
可见，自西汉扬雄开始，历史代文人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多有微词，指斥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是“窃妻”，让卓文君在临邛“当垆卖酒”迫使卓王孙出钱是“窃赀”。
面对诸多的批判，第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
讨论这一话题，第一个需要讨论的是卓文君是不是美女？为什么要讨论文君的美丑呢？因为它和琴挑太有关系了。如果卓文君是一位丑女，司马相如下这么大的功夫“琴挑”一位全国首富卓王孙的丑女，窃赀的目的岂不是太明白了吗？
《史记》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为国色天香。
《史记》是不是不写一个人的美丑呢？不是。《史记》绝非不写美色。《陈丞相世家》写陈平美貌时，司马迁用了非常明确的五个字：“平人长，美色。”陈平个子高挑(人长)，而且非常漂亮(美色)。
同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是美男子。直接描写相如美貌的文字如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另有一例旁证：“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卓文君自感自己配不上靓丽的司马相如。
文献中记载卓文君美丽的只有《西京杂记》(卷二)：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
如果《西京杂记》的记载可信，那么，卓文君一定是绝色美女。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了与王吉密谋琴挑文君一事。为赢得美人而耍点小计谋，怎么看都是情有可原的吧。
但是，《西京杂记》的可信度远没有《史记》高。
其次，即使卓文君非常漂亮，也只能说明琴挑文君的目的之一是抱得美人归；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窃妻)之后还有“窃赀”之想；如果是先“窃妻”再“窃赀”，以“窃妻”谋“窃赀”，更为人不齿。
因此，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的密谋以及琴挑文君恐怕不一定是为了抱得美人归；至少，这个“美人”在比较可信的正史里看不到。
第二个问题是司马相如回临邛是否为了窃卓王孙的财呢？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家居徒四壁立”的成都，无以生存，最后按照卓文君的建议到临邛开酒店。酒店开在哪儿不行啊？为什么非开在临邛？为了让卓王孙丢人！让卓王孙丢人干什么？让卓王孙出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卓王孙听说文君与相如在临邛开酒店后“闻而耻之”。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店，带着卓文君回成都了。
根据以上两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店，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卓王孙出钱。
所以，从汉代扬雄开始诸多文人都指责司马相如“窃赀”。
三 构建神话
这只是后世有关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故事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还向着另一个方面演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自由爱情与美满婚姻的典范！
这种演变的第一步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婚姻故事的容量增大。始作俑者是《西京杂记》，此书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增添了四个重要情节：
一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成都后因生活无着而算计卓王孙；
二是卓王孙被算计后碍于脸面而厚遗文君；
三是卓文君貌美异常；
四是司马相如后欲纳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讽，相如乃止。
《西京杂记》没有记录《白头吟》诗的具体内容。《宋书·乐志》称此诗为《白头吟》，梁人编纂的《玉台新咏》收录此诗名为《山上雪》，但未指出它的作者是谁。南朝宋、齐时期的王僧虔《技录》明确指出《白头吟》的作者是卓文君；但是，此时《白头吟》诗的名称是《皑皑山上雪》。王僧虔上距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时代已有五六百年之久，且王氏未提供史源，所以，王僧虔的话难以为学界认同。我们不相信今传《白头吟》就是文君当年所作《白头吟》，最有力的证据是文君生活的西汉中期不可能产生这样成熟的五言诗。
宋人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又收录了这两首诗，名之曰“古辞”：
皑如山上雪，皓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儿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两首《白头吟》的内容和卓文君的身世、心路历程非常相似。所以，被附会为卓文君所作。
与《白头吟》一样广泛流传的是《凤求凰》，它被附会为当年司马相如赋曲琴挑文君所唱之曲：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加进了这些后人附会的元素之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发生了根本转变，卓文君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第一奔！这种转变之中最大的变化是删掉了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谋划卓王孙、卓文君的细节。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删去了司马相如和王吉密谋卓王孙、卓文君的细节，这个故事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宋元话本《警世通言》的《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一篇中。
此期，更多的戏剧作品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突出了卓文君不以穷富选夫君，终成连理的故事。
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已有《相如文君》剧目，元代戏剧中出现了《卓文君夜奔相如》，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人孙仲章《卓文君白头吟》(剧本佚)，《太和正音谱》、《元曲简目》著录元人范居中、施惠、黄天泽、沈珙四人合作《鹔鹴裘》(剧本佚)。元末明初佚名作者作有《卓文君驾车》。这说明，宋元俗文学中的戏剧、小说已开始演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明代演绎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的剧目更盛。明人佚名氏《汉相如献赋题桥》杂剧的题目正名是：王令尹敬贤有礼，蜀富家择婿无骄；卓文君当垆卖酒，汉相如献赋题桥。全剧四折。剧写汉武帝年间，临邛县令王吉与成都司马相如为友，司马相如宦游失意，王吉请他前往临邛。临邛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既有姿色，又好音乐，王吉有撮合之意，便命卓王孙及当地富商宴请司马相如。席间，相如纵谈古今，一座倾倒，又鼓琴《风求凰》，屏风后的文君大为所动。此时相如听到环佩之声，隐约看到文君衣裙，但无由见面，便借醉酒留宿卓家。卓王孙夜梦月下老人为相如作媒，醒来和夫人商量，愿将女儿嫁与相如。司马相如醒来，思美人之心更加强烈，托人提亲，竟然一拍即合，二人择吉日成婚。相如新婚后淡于进取，卓王孙便将供帐、僮仆收回。相如一怒之下移居他所，与妻子卖酒度日。卓王孙感觉颜面无光，又送金钱资助。此时王吉劝相如进京献赋，相如起程，文君送至升仙桥，相如题桥柱云：“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相如至朝廷献赋，武帝激赏，授以中郎，赐黄金多多，并派他持节安抚蜀地百姓。相如吩咐驿丞准备宝马香车，送凤冠霞帔给文君，与夫人卓文君乘车同过升仙桥。新任太守王吉和父老代表卓王孙前来拜见，相如摆酒谢岳丈、挚友，并宣诏安民。
此剧中，司马相如密谋卓王孙、卓文君的历史完全被阉割，倒成了县令王吉撮合二人成婚，卓王孙也由反对文君婚姻变为夜梦月老托梦，主动成全二人婚姻。
明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简名《私奔相如》，又名《卓文君》。《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略作《私奔相如》。此剧写成都司马相如少有大志，听说汉武帝招贤，赶往长安求仕，路经升仙桥，发誓不成功名，不过此桥。至富户卓王孙家投宿，因听说卓家有一女，色艺俱佳，席间弹奏《凤求凰》曲；卓文君久闻司马相如才情，躲在屏风后窥视相如，顿生倾慕之心。夜间相如再弹《凤求凰》，二人双双私奔。文君和相如逃到临邛市上卖酒。此时皇上因读司马相如《子虚赋》，又得狗监杨得意举荐，派人征聘相如。陈皇后失宠，千金买相如一赋，由是司马相如平步青云，夫贵妻荣，衣锦还乡，遇茂陵女，司马相如欲聘为妾，文君作《白头吟》，相如作罢。过升仙桥，见了卓王孙，王孙与他僮仆百人，锦帛百万。二人凤凰双飞，荣华富贵。
明陈玉蟾《凤求凰》，写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应梁孝王之召；拜访临邛县令王吉，赴卓王孙家宴；琴挑文君，留宿卓园，挟卓文君私奔，解裘买醉；长门买赋，杨得意荐举；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赠金；相如题桥，献《上林赋》；唐蒙扰民，相如驰檄谕蜀，诸夷向风纳款；文君遥寄《白头吟》等。
明孙柚《琴心记》，取相如以琴曲挑文君名《琴心》。全剧叙述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应朋友临邛县令王吉约请来到临邛。当地富人程郑、卓王孙拜访，盛请王吉和司马相如。相如托病辞宴，后来听书童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漂亮、通音乐，未嫁而寡，便应邀赴宴。相如知道文君对自己有意，假醉借宿西斋，晚，相如奏《凤求凰》曲挑动文君。文君派人约相如，次日与相如私奔，星夜逃回成都。相如家贫如洗，文君与相如重归临邛。向弟兄借钱，都不响应。幸赖文君乳母资助，买下一个酒店，文君卖酒，相如涤器。王吉、程郑劝卓王孙帮助司马相如夫妇，卓王孙勉强给了房资，让相如回成都。不料途中遭劫，文君染病。相如向严君平卜卦，在升仙桥柱题誓：“若今生不乘驷马高车，誓不过此桥！”适逢故人杨得意举荐，相如奉诏入京，作《上林赋》，大得皇上喜爱，授著作郎。边将唐蒙处理不当激起西蜀变乱，相如上书论事，拜中郎将，持节出使西蜀。县令王吉郊迎，卓王孙备牛酒示好，并接回文君。唐蒙忌恨司马相如之功，假传相如受宫刑，卓王孙逼文君改嫁，文君出家为尼。唐蒙又遗人在京城散布谣言，相如被诬，入狱三年。适逢王吉升任大廷尉为相如平反，并处死唐蒙。相如在茂陵养病，拒绝东邻女的好意，并代陈皇后作《长门赋》。文君误认为相如别娶，写《白头吟》送相如。相如迎归文君，剖白衷情，夫妇重归于好。
清代司马相如、文君故事有增无减，但基本内容与宋代以来的剧情大致相同。
清舒位杂剧《卓女当垆》，此剧写文君私奔相如后无以为生，返临邛开酒店，男涤器，女当垆，羞辱卓王孙。临邛县富商程郑闲游到相如酒店，欲唤当垆的标致女子侑酒，认出是卓文君，大吃一惊，赶忙去告知卓王孙。杨狗监告假还乡，因皇上雅好词赋，而相如此体最工，想取几篇旧作，携呈御览，从成都寻到临邛，找到相如，要走《子虚赋》。相如好友，临邛县令王吉出来迎接杨狗监，经相如店前，了解到相如、文君的生活窘状；愤卓王孙欺贫爱富，因拿办重治卓王孙，程郑得报告相如拟分给家产，请他们早日离开。卓王孙表示只要相如关闭酒店，愿将家业平分。相如夫妻心满意足，返回成都。
清代传奇中袁于今《鹔鹴裘》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取鹔鹴裘换酒而取名。此剧以正史为纲，综合小说、戏曲材料而成。写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为孝景帝武骑常侍，非其所好，辞官归蜀。梁孝王刘武慕其名，罗致藩邸，与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分韵吟诗，游赏梁苑。孝王死去，宾客云散，临邛县令王吉派人到梁园请司马相如回到蜀郡临邛，待之甚厚。当地富商卓王孙、程郑为了讨好王吉，宴请王吉与司马相如。卓王孙女儿文君年十八，未嫁而寡，相如知其知音，席间弹《凤求凰》一曲。文君于帘内窃听，不觉魂销。恰卓王孙留相如居于园中。文君因使侍女洗砚，拜访相如。相如早慕文君之才，席间又从帘内见其丽色，即请侍女转达爱慕之情。侍女回闺中与文君商议，当夜即奔相如处共拜天地，并于当夜逃离临邛，随相如私奔成都。相如家徒四壁，无以为食。一日，相如解鹔鹴裘当酒与文君解愁。成都无法生活，二人重回到临邛，卓王孙恼恨文君越礼，不予接济，文君向兄弟借贷，未果。夫妻二人只好在临邛租一家酒店，卖酒为生。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此时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惊叹其文采华美，以为是古人之作，恨不能与相如同时。狗监杨得意荐举相如。武帝大喜，遣枚乘入蜀，召相如入朝。相如入宫，武帝当日拜他为郎，称赞《子虚赋》。相如说《子虚》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武帝命霍去病、李广领军到上林出猎，然后四部尚书奉旨给相如送笔札，请作赋。相如成《上林赋》，拜为著作郎，荣极一时。前被武帝打入长门宫中的陈皇后听说武帝极喜司马相如辞赋，密召杨得意赍黄金、綵币请相如作《长门赋》，武帝读之，很伤感，陈皇后得以重幸。武帝遣中郎将唐蒙巡视夜郎，路过蜀地，一路征发吏卒，苦役百姓，作威作福，至杀蜀中主帅，全蜀震惊，百姓逃亡。朝廷闻报，遣司马相如至蜀安抚百姓。回报朝廷的时候，司马相如又奏请通使西域邛、笮等国。武帝准奏，命他出使西域。相如途经成都，卓王孙置酒求见，翁婿修好。相如两次出使，四经成都，竟未曾至临邛探望文君。相如出使西域成功，回到京城，一日闲游，偶入茂陵人家，见一少女，心甚喜之，欲聘为妾。文君闻之作《白头吟》，相如读诗，决然罢聘，到临邛与文君修好如初。
清人许树裳《鹔鹴裘》，二卷二十四
，与袁于今的《鹔鹴裘》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从司马相如赴京求取功名，升仙桥题句始到陈皇后因《长门赋》重获武帝宠爱，为相如加官赐赏，晋升官阶一品止，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文学阐释的经典陈套。
近代以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契合了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时代潮流，成为宣传忠贞爱情的古代精华。比如乐少川、秋潮的京剧剧目《文君私奔》，写卓文君新寡有意再嫁。父王孙劝其守节，文君不愿，王孙答应代为寻觅佳偶，并转托友人程郑。程郑得知相如为当世才子，劝王孙结交相如。文君游园，闻隔墙馆舍琴声优雅，使丫环探听，得知为相如鼓琴，文君思慕不已。恰与相如相遇，一见钟情。夜，相如与县令王吉畅饮，忽闻隔壁琴声，王吉言鼓琴者为王孙之女。相如请王吉代为说合。次日。王孙摆设筵席，款待相如，程郑、王吉均来作陪。众知相如善操琴，请即席赋琴。相如窥见文君偷听，乃奏《凤求凰》曲以挑其心，王吉借机向王孙提亲，程郑极力撮合，王孙当即应允。事后王孙得知相如一贫如洗，于是悔婚。文君再三相求，王孙不允。文君乃使丫环与相如相约，偕同逃走。相如如期迎接，逃至成都。
著名作家李准编剧的京剧剧目《文君当垆》演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金少梅曾演出于上海。尚小云演出本的京剧《卓文君》(又名《当垆艳》)在地方戏之川剧、评剧、越剧均有剧目。当代敷演司马相如、卓文君最为著名者尚有吴祖光编剧的京剧剧目《凤求凰》，剧情大致同前。
宋元话本，元代杂剧，至明清传奇，近代京剧及种种地方戏的推波助澜，使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成为中国老百姓了解相如、文君故事的基本途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亦因此成为定式，即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案可查，但在民间只有戏剧、小说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是真实的，至于《史记》的记载几近无人知晓。
四 “历史”的层次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惟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恋历史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返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再现那段历史。因此，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真实再现”一词值得我们重新斟酌。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可靠吗？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知道历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
旁观者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有时候恰恰是当事者清旁观者迷。因为当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旁观者只凭自己的见闻了解历史事件，而获得见闻的五观常常会欺骗我们。并非所有眼见都是真实，并非所有耳闻都是真实。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历史文献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
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差距，至于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已经无从考评了。有时候，“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竟然会截然相反。
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个是才子，一个是才女；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二人的结合方式又是私奔。这些潜在的因素可以解读成一见钟情的自由爱情、不以贫富定终身的理想婚姻。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
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话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
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丑化和神化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化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袭，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
因此，从“接受的历史”看，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已经定型为民间流传的经典范式，按照“记录的历史”来传播这一故事，尽力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但不少观众、读者不愿接受，历代文人对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质疑更不为中国广大观众所知晓。
可见，人们“接受的历史”不一定是“记录的历史”，更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传播”。历代文人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很少为人所知，文艺作品(戏剧、小说)的阐释由于充满戏剧色彩，符合民族的审美需求，反而为多数百姓所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对历史的阐释有时会大大超过“历史”对历史的阐释。“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不一定会为人信服，“传播的历史”反倒大受追捧，某些曲意“传播的历史”甚至可以成为“接受的历史”的惟一模式！特别是当下，利用大众传媒的工具，电影、电视剧对历史的传播力量更为强大。
“接受的历史”有很强的排他性。一种思维成为定式，一个故事成为模式，人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个故事的其他阐释。“记录的历史”与“接受的历史”的尖锐对立，恰恰说明“记录的历史”与“接受的历史”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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