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5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来论文,走向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开始酝酿（以《花城》创刊号所发表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正式开展研究如果从1982年6月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已有15个年头了。15年可谓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中国的华文文学研究，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微观透视到宏观把握的扩展
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从台港两地的作家作品介绍开始的。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台湾诗人12家》、《台湾小说选讲》（上、下册）、《台湾小说作家论》、《台湾现代派小说评析》、《香港新诗（含赏析）》、《隔海说文——台湾散文10家》、《香港作家剪影》等。
这些著作有的是大学教材，对普及台港文学知识，改变台港文学只是通俗文学、声色犬马文学、腐朽颓废文学的看法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选本不少是从台湾出版的带圈子色彩的选本中选出来的（如《台湾诗人12家》），因而所选出的作家代表性不够。也由于资料掌握不全面，有不少在当地根本排不上队的作家被选了进去（如《香港新诗》），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起步者均小心翼翼，生怕不慎踩了“地雷”，因而无论是选的作品还是赏析文字，不少地方均显得拘谨，留下了从冬天雪地中走过来的足迹。
在80年代前期微观研究中，有一定新意的当属封祖盛的《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相对于上面提及的汪景寿次年出版的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台湾小说作家论》来，它已具有综合研究性质；但相对后面出现的王晋民的《台湾当代文学》来，它仍属微观研究。在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封祖盛用力极勤，但这本书以白先勇等三位旅美作家代表台湾现代派小说，是极不全面的。该书重点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共11人，现代派作家3人，这种重乡土派轻现代派的做法， 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早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局限。
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出版远远走在《香港文学史》撰写的前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文学比香港文学成就高，研究的空间大，另方面也因为最早的一批台港文学研究者多为研究台湾文学出身。在这些著作中，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联合了东北、华北、西北十七个院校的教师执笔，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覆盖面上，均超过了公仲、汪义生后出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黄重添等编著的上下册《台湾新文学概观》。正如台湾评论家吕正惠所说，这是一本非常称职的介绍台湾文学概貌的书。（注：吕正惠：《评辽宁大学〈现代台湾文学史〉》，台北，《新地文学》1990年10月。）不仅对大陆，而且对台湾读者了解本地文学状况均有帮助。但该书的框架不像文学史，倒似作家作品评论汇编。个别章节把不同流派的作家放在一起论述，给人不伦不类之感。对写实的乡土文学过分推崇，对七等生等作家的评价停留在浅层次上，使这本书较快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后来刘登翰主编的两巨册《台湾文学史》所取代、所超越。
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刘登翰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他较熟悉的门类虽然是台港现代诗，但他能集合他人的长处补己之短，找一小批志同道合的文友编撰大型文学史，统稿后写出长长的有一定理论分量的导论作为压卷工作。他的短处是史料掌握不够，如把当时只停刊二三年的《蓝星》说成是十多年来未出刊，就曾引起台湾大学张健等人的质疑。（注：张健：《大陆的台湾诗学十象》，台北，《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3月（总第14期）。）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继堂也是最早投入研究台湾文学领域的一位学者。他的写作路向与刘登翰不同。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资料的优越性，独家治史，接连写出三本台湾文学分类史：《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在这三本书中，写得较好的是小说史，争议最多的是新诗史。他一人独立完成三部专史，在海峡两岸均鲜见，有的台湾学者曾用“令人咋舌”四字表示对古继堂勤奋著述的惊讶。古继堂与刘登翰另一不同之处是专攻台湾文学，不似刘登翰台港澳“通吃”。古继堂在贫瘠的台湾文学研究土地上，用汗珠浇灌出来的果实，应充分加以肯定。个别台湾作家将其论著过分贬低，这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在内。但他的三本书仍没有脱离初创期的某些稚嫩和粗糙的现象，尤其是《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带有明显的急就章痕迹，仅此书后面开列的“参考书目”，就有10多本书名有误。此外，他的论述有些地方严峻有余，委婉不足。
饶芃子是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她每次开研讨会均呼吁与会学者注意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但由于她行政工作太忙，没来得及写出这方面的专著，倒是唐山师专的赵朕率先出版了《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另有王淑秧的《海峡两岸小说论评》。在这方面的专著中，杨匡汉领衔主编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尤其值得重视。此书以开阔的宏观视野，对两岸的文学母题、文体风貌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不少论题系首次涉及并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是有关两岸文学比较研究的工作。不足之处是有些章节写得较单薄。
在中国的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中，潘亚暾以起步早、成果多及全面开花引人瞩目。论香港文学研究，他有与汪义生合著有《香港文学史》。对台湾文学，他也写过不少论文，并主编过《台湾文学导论》。他的另一拿手好戏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像他那样和各国华文作家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他前不久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便是他这方面成果的充分展示。但他的短处也非常明显：文章多而不精。评论时过分重情感，有溢美之辞。尤其是他最擅长的香港文学研究，虽远不像戴天讽刺的那样是在写什么《南柯记》（注：戴天：《梦或者其他》，香港《信报》1988年12月30日。），但他的“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和发挥了“领导作用”的观点，的确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在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中，广东还有两位学者的成果值得重视：一是许翼心的《香港文学观察》。许翼心与潘亚暾几乎是同时起步研究香港文学，但他不似潘氏多产。他的特点是理论意识较强，擅长宏观研究，缺点是有些论断随意性较大，如说马华文学已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注：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南京，《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1996年第2期。），就不符合当地实际。 说台港文学这门分支学科在1982年“正式建立”（注：许翼心：《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香港文学观察》，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也言之过早。其实， 当时不是“建立”而是“草创”。二是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有人评价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首部香港文学史，的确不错。以前出的同类著作均没有像这本书那样以通史的面目出现。此书不堆砌材料，写得简洁，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目前写得较有水准的还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笔者是主张像王剑丛那样走私家治史路线的，个人独撰往往比集体编著容易流传（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大兵团作战的方法编写文学史，体例和文字风格很难统一。但集体编写仍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法，且经刘登翰策划与统稿后也还拿得出手，并能在不少地方超越别人。
在香港文学研究中，还有北京袁良骏对香港小说史的研究，上海施建伟对过渡时期香港文学的研究，广州艾晓明、何慧、周文彬对香港写实小说散文的评价，以及福建的林承璜、安徽的王宗法的有关论著等等。
进入90年代后，宏观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笔者也曾写过两部难免粗疏的台港文学分类史，即《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忝列其中）但微观研究仍然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且有一个系列成果出现。仅香港通俗文学研究，就有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专著和钟晓毅与费勇合作的香港几位通俗小说家的“传奇”问世。对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的研究，则有袁良骏的《白先勇论》、王晋民的《白先勇传》。刘以鬯研究，亦有易明善的《刘以鬯传》和周伟民与唐玲玲的《论东方诗化意识流小说》。周伟民和唐玲玲在90年代初还有《日月的双轨——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以此岸夫妻教授评论彼岸夫妻作家，也算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作者不是为评而评，而是在阅读台湾诗作中，常常被罗门诗中迸发的那比岩浆还炽烈的时代激情、蓉子诗中涓涓流出的那比白雪还要圣洁的对人类的爱所激动，故他们的评论和龙彼德的《洛夫评传》虽然不太一样：只着重评而不着重“传”，但对罗门、蓉子的世界仍能探幽索微，写得有一定深度。
相对台港文学研究，澳门文学研究最为薄弱，但也有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不过这本书执笔者除第一章即“导论”为主编所写外，其余均为澳门本地作者所写，因而还不能完全算是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由于范围大、搜集资料不易，因而研究成果不如台港文学突出。但也有三本影响较大的著作，即除上面提及的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外，在他之前还有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前者篇幅小，但论述范围宽。作者选择东南亚华文文学为重点，然后在面上逐步铺开，点面结合，以点带面，以面促点，有一定的学术个性，缺点是线条过粗，有些地方语焉不详。后者作家作品分析较细，在论述时突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为海外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但该书框架老套，给人以陈旧之感，章节安排亦有失调的现象。在海外华文文学微观研究方面，则有上海的王振科、江苏南通的钦鸿、南京的汤淑敏、长沙的李元洛、汕头的胡凌芝、山东的黄万华、泉州的朱立立、广州的陈实等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者。
中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两年开一次国际研讨会，先后从广州开到北京。其中世纪末的最后一次会议即北京会议，十分注意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筹委会负责人张炯在《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综合研究问题》的发言中说得好：“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中，进一步加强分布于五大洲的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华文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认识，比较各地区华文文学的特点、优点和不足，从而更好地相互借鉴扬长避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获得更大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已成为世纪之交海内外华文作家和学者必须共同加以考虑的课题。”
从着重政治功利到注重美学价值的转换
台港澳文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成长发展。这些地区的作家虽然用中文创作，但所呈现的风貌与大陆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在实行改革开放前，台港澳文学一直被列为禁区，既无法接触，当然也谈不上研究。自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对峙长达30年的情况才有了改变；“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地血缘文化，由此得到交流。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正是在停止炮击金门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是政治的解冻带来文化的松动，松动后的文化自然也得报政治之恩，即让文化交流为政治服务，让台湾文学研究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试看1980 年4月、198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部《台湾诗选》， 几乎清一色是怀乡爱国的主题，这就难怪不见经传的“诗人”上了榜，而一些著名的“大牌”诗人由于诗作的内容不符合这个标准而名落孙山。
香港文学研究同样无法超时代。1980年11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所选的差不多都是揭露香港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这和大陆报刊上长期宣传香港是“人间地狱”的观点是一致的。当时的出版社指导思想也是宁左勿右，怕选多了反映香港作为“东方明珠”一面的作品被认为是“美化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观点，后来还贯彻在某些以香港文学史面目出现的论著中。
后期的台港文学研究的重大变化，就在于跳出了为政治服务的框框，使台港文学研究逐步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使这些研究论著具有自己的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一些在这些领域内耕耘的作者，开始以历史的理性眼光进行客观的研究：不但全面系统地考察各种题材、各种流派、社团的创作情况，而且严肃地考究他们在各自文学史上的地位，科学地总结了台港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表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重新实事求是地评价由于种种原因被贬低或被否定的创作流派。如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在80年代普遍是抬乡土文学压低现代派文学，一些文学史或专著，还把乡土文学当作台湾文学发展的主线贯穿到底。如上面提及的白少帆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在理论批评部分完全突出乡土派的叶石涛和尉天骢，而有意遗漏两位大批评家夏济安、颜元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后出的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及其他学者写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史，已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这种偏颇。
过去大陆学者之所以过分推崇乡土文学，是因为乡土文学受过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围剿。依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定律，自然要对乡土文学刮目相看。可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分裂，在统独两派斗争中不少乡土文学作家倒向独派一边，这对有些论者对他们的过高评价来说无异是莫大的讽刺。当然我们不能因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坚持分离主义立场，就反过来否定他们过去的创作成就。我们承认自己研究台湾文学有从政治出发的倾向，亦不能由此反过来认为台湾学者就没有这个倾向。相反，据笔者数次访台观察及读他们论著的感受，他们这一倾向毫不比大陆学者逊色。比如，台湾文坛两次制作的以“炮轰”大陆“二古”（古继堂、古远清）为中心的《大陆的台湾诗学》检讨专辑，就夹杂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注：《台湾诗学季刊》1992年12月（创刊号）、1996年3月（总第14期）。）。本来， 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完全从政治出发的评论，是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的。
这里不妨再以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为例。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大陆学者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迎接香港回归。香港回归祖国确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为米字旗降五星红旗升感到自豪。但配合回归，不应过于直线和简单化。可有的论者，如谢常青的《香港文学简史》，大力强调30年代中期后大量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坛的贡献，不少地方就过了头。何况像茅盾在香港写成的《腐蚀》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否能称为“香港文学”，还是个问题。该书还说“鲁迅1927年2月到香港的演讲， 对香港文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7—18页。），也与历史事实不太相符。因鲁迅当年就说他的演讲被封杀——先是不许见报，后是被大量的“删去和改窜”（注：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卷三，第427页。此处参考了香港王宏志的研究成果。见王宏志、 李小良、陈清侨合著：《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7月版，第105页。）。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内地作家对香港文坛的影响和完全否认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联系。问题是这种影响不能过分夸大，另外还不能光谈正面影响，还要注意负面影响，即如另一位内地香港文学研究家说的“这些30年代的南来作家无暇顾及香港本土文学，以致人来则兴旺，人去则沉寂，并未扎根开花结果。”（注：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或用一位香港评论家的话来说：“抗战之后， 大批的大陆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顿然失色，甚至‘消失’了。”（注：黄维梁：《香港文学再探》，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6页。）可见，南来作家取本土作家而代之，说得好听一点是“起了主导作用”，说得难听一点是“包办”了文坛，缩小了本土作家发展的空间。另方面，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联系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举例时不能过于牵强附会。
后来者研究香港文学，已注意了这个问题。他们以较科学的眼光评价南来作家的作用，并注意区分“香港文学”与“香港的文学”的界限，这无疑是“香港文学”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台湾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观念的确立
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最先称“台港文学研究”，附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之下。还在1979年，北京的《当代》杂志率先发表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当时把白先勇看作是旅美作家，但也有人视其为台湾作家，或两者身分兼而有之。1982年在羊城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重点均是台湾文学，从收入论文集的17篇文章来看，真正论述香港文学的只有《论刘以鬯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与创新》一篇。而后来的香港文学研究，仍扮演着台湾文学的陪衬角色。
可过了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研究者们越来越感到“台港文学”乃至“台港澳文学”的命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1984年，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及次年《华文文学》试刊号的问世，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关于“华文文学”的概念，秦牧在《代发刊词》中指出：“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丰富得多的概念。”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秦牧的文章，还将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西班牙文学并列为一种语文学。同期的《编者的话》，在界定“华文文学”的概念时说：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文学。而华文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非华裔的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创作品可称为华文文学。
秦牧虽然是作家，但由于他不是一般的中国作家，而是一位归侨作家，因而他对“华文文学”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经常思考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到了次年即1986年2月，他在北京出版的1986 年第一期《四海》上，正式打出“世界华文文学”的旗号。在题为《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一文中，他指出：以中国为中坚，华文文学流行范围及于世界，我们应该打开窗口，关心世界华文文学的动向，“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华文文学交流。”但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学术界并没有马上接受。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上，仍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名称，所不同是比上届多了一个“澳”字。一直到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会议上，才正式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称。即使这样，对这个名称仍有争议，这可从《四海》1994年第1 期组织的“热门话题”专栏中的四位作者对“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可看出。在1994年昆明召开的第七届会议上，在小组讨论中对会议名称仍有不同的看法，仍有人主张沿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旧名。理由是无论是六届还是七届会议，都没有把“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中国大陆文学列入研究范畴。
但在台湾、香港，由于没有“大中原”心态的束缚，他们早就使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先是有1991年7 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后有1992年11月在台北成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尽管这个“协会”代表的广泛性严重不足，但他们将“新华文学、马华文学、菲华文学、泰华文学，甚至亚华文学、欧华文学、美华文学”与作为母体的中国文学沟通起来的做法，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台港澳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直至“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使用，标志着从课题性的命名到一门学科的初步确立。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首先是中国大陆以及台港澳文学，可六至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没有一篇论文研讨中国大陆文学，这是跛脚的表现。这一偏颇，到了1997年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会议，已有所改变。当然，为了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加以区别，“世界华文文学”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不以大陆为重点，而以台港澳文学为主体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门学科另一个研究对象是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但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文学”时有交叉的情况。像旅居北美的聂华苓、陈若曦、白先勇、欧阳子、於犁华以及北欧的赵淑侠，他们作品的选材以及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人们容易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台湾文学。至于新加坡的黄孟文、泰国的司马攻、马来西亚的云里风，由于他们落地生根认同了当地文化传统，作品带有浓郁的南洋色彩，因而他们用中文创作的作品，已不属中国文学或侨民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东南亚华文文学。
必须再次强调“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区别。前者是从“语文”、“语种”方面着眼的，不分国籍，即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只要用中文创作的文学，是为“世界华文文学”。后者是从“种族”、“族裔”方向规范的，是专指中国人及其后裔用中文或其他国家的文字创作的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亦不同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即前者的研究范围小于后者，后者是指不用华文写作的文学，作者多为非华裔的外国人。前者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华文，作者亦多为华人。
“世界华文文学”当然更不等同于“中国文学”。前者的地域宽广，使用的语言只有一种，亦可称为“华语文学”或“汉语文学”。后者的地域只限于神州大地，其语种除汉语外，另有许多兄弟民族文学（如藏族文学、白族文学等）。
“世界华文文学”也不等同于“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着眼于世界，后者则从中国本位着眼，容易引起中国以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反感。与此相关的是“世界华文文学”有无中心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心”是客观存在，中国文学就是“中心”。《新加坡作家报》有人撰文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各国华文文学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母体与子媳的关系，如果承认“中心论”，就会出现狂妄自大与妄自菲薄两个极端。也有人认为如果有“中心”，也是多中心，而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关于这种争论，其实意义不大。对中国作家来说，不应以主流自居歧视别的国家的华文文学。别的国家的华文文学作家也不应以本土性为名完全脱离中华文学这个“根”。各国华文文学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命名的科学性及这门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已先后有饶芃子与费勇、许翼心与陈实、赖伯疆等人论述过。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既具有世界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续性，又有交融性。它是一门考察语种文学的学科，是一门探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将“世界华文文学”从别的学科独立出来，不仅扩大了文学学科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和弘扬华族文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科学的草创到寻求突破性的进展
回顾中国15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们有理由为已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同时也预感到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将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性进展。这一预感决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有不少迹象表明：
首先，“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将迈过草创期走向成熟。如果说上述提到的众多台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或类文学史的出版可看作为学科建立打下的基础，那么北京会议所形成的“进一步加强分布于五大洲的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的共识则是一个催化剂，将导致这场变革的发生。一旦真有一批学者能将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重要文学思潮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下功夫作深入研究，并产生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则“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真正建立的日期就将缩短。
其次，新生力量加盟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队伍，也将进一步完成这一变革。老一代的研究者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有些人观念较陈旧，研究方法更新不够，现有一小批博士生、硕士生和其他青年学者加入进来，便改变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事实上，从80年代“入伍”的青年学者如北京的黎湘萍，广东的艾晓明、费勇、钟晓毅，福建的徐学、朱双一，上海的汪义生、钱虹，陕西的沈奇，山东的章亚昕，他们思想活跃，成果不少。他们的审美批评方法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均运用得圆熟和有深度。这些不同方法的综合，有可能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再次，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史的描述已初具雏形。最早有王剑丛、汪景寿、杨正犁、蒋朗朗四人合著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此书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台港文学学科研究的历程及其存在问题，资料丰富，使用起来也方便。可惜此书写得比较早或许受了选题的限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部分未能纳入著者的研究视野。在单篇论文方面，有刘登翰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十年》（注：台北，《台湾文学观察》1990年6月（创刊号）。）。此外，古继堂、林承璜、陈辽也写过类似文章。许翼心的论文则不局限于台港文学研究，而着重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方向。一个学科还未正式建立就有人为它写史，这乍看起来有些超前，其实正说明这门学科正由青涩走向成熟。
第四，史料建设方面也有一定基础。最早有徐乃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后来有王晋民、陈辽、王景山、张超等人主编的各类辞典问世。这里虽然有重复劳动，史料也有不够准确等毛病。但毕竟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今后能有人出资出力编《台港文学研究年鉴》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手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论文及著作总目》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小传》，那我们的资料建设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再过一年多，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站在世纪之交，展望世界华文文学，我们充满了信心：世界华文文学决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走向消亡，而只会是越来越繁荣兴旺。同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决不会因商品大潮的冲击而“缺席”或“失语”，而只会是越来越活跃。让我们以更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1998年6月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