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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1)03-0016-04
教育制度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在这里把交易费用界定为获得有关他人的信息、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确保人与人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的费用。根据对交易费用的这种理解，教育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即组织管理学生、教师、教辅人员、校长、教育行政人员、校外教育力量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费用，如激励、使用、培训等方面的费用。(2)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教育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以造成资源的合理流动的教育费用。(3)教育信息成本。即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如学业成绩、学校招生、学生就业分配、学校教育质量、学生升学状况、学校与地区教育差异、教育改革动态等方面信息的费用。此外还有(4)教育活动之间、教育组织之间以及教育组织和其它组织之间的社会协调成本。如教育活动的搭配、学校之间衔接、合作乃至学校与家庭联系、与社会配合等方面的费用。以及(5)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即维护一定教育制度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强制费用。
教育制度既是节约教育中的个人交易费用的装置，也是从总体上节约社会交易费用的装置。首先，教育制度可以节约教育中的人员组织成本。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可以以较低的组织成本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教师教的积极性、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教育管理与行政人员管理教育的积极性和企业家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以学生学的积极性为例，传统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少花心血但就是效果不佳。这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教育没有解决“要我学”和“我要学”的矛盾。它天真地相信知识的价值是普遍的，天真地相信一切科学的知识应该教给一切的人，天真地相信凡是好的东西都可以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因此，尽管他们费尽心思向学生推销“科学的知识”，但由于只是利用而不是尊重学生的情感、兴趣和现有能力，他们很多时候不能成功。而学生的学习如果能建立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以有效的制度激励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其次，好的教育制度可以降低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如教师的合理配置，计划教育体制条件下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这种教师配置方式需要付出高额的配置成本。第一，它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教育人事部门，这些人都需要消耗工资、福利和工作开支。第二，它常常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教师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教学岗位，学校经常得不到自己急需的教师。第三，不开心的教师常常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反抗这种制度性的低效安排。加大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摩擦成本，等等。而在市场教育体制条件下，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避免了资源浪费，减少了相关教育行政费用和摩擦成本，降低了学校对教师进行管理的难度。财和物的配置也是一样，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有着完全不同的成本比例。
再次，教育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教育发展的可控性以及个人把握教育机会的能力，节约教育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一般地，正式教育制度相对于非正式教育制度而言，由于具有更明确、稳定的特性，更利于节约教育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以学校招生制度为例，定期举行的学校招生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入学预期。又如学校的课程设置制度，如果没有明确的课程计划表，学生今天不知明天的事，要带来多少的资源浪费！今天的高考制度之所以如此令人牵肠挂肚，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一会儿文理分科，一会儿"3+1"，一会儿"3+X"，一会儿又“3+综合+X”，就像股市一样难以捉摸。更让人难堪的是教师资格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变化对不少地方教育当局带来的冲击。许多山区原来签有就业合同的师范生历经数年难以就业，真给人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此外，刚性教育制度有利于降低教育制度的维护成本。所谓刚性（也称硬性）教育制度，就是那种有令行禁止之效的教育制度。以教师课堂违纪行为为例，明确、可行并认真执行的课堂纪律比那种含糊、理想化并疏于执行的制度更能节约课堂违纪惩处成本。
教育制度界定教育利益的范围
以往，我们常常把教育问题归结为教育观念问题、人员（包括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家长、社会人士）素质问题、教育技术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教育经费问题、教育规模问题、教育机构问题、教育决策问题、人性问题（如国民劣根性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缺陷问题（如脱离实践）等。库姆斯也认为：“五种校内因素对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效果有着尤其强有力的影响，即目标、课程、教师、教材和教育技术。”[1]这些观点当然不无道理（在某些方面也与教育制度沾了边），但都忽视了对教育制度的直接反思。
而且，通过这些方面的变革获取教育利益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一定的社会制度只能包容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对教育制度而言也是适用的。以教育技术为例，传统教育制度所能包容的教育技术是有限的，真正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只是那些规模化的教育技术。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的一个奇特的教育现象，就是许多学校对教育信息技术持抵触情绪。甚至一些由于某些特殊的机遇而拥有了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学校，也面临着资源闲置的危机。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借口，就是这些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这种成本不仅是指金钱方面的直接支出，还包括教师精力的支出与学生收益的不相称。更为不幸的是这都是一些实际的情况。而且这些事实不单存在于国内。库姆斯也认为在未触动旧有教学过程的情况下，教育电视“使教室变得单调死板，毫无生气，扼杀了对话的可能性，塞给学生的仅仅是要死记硬背的事实，阻碍了他们发展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使得教师无工作可做。”[2]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我们那些难以容纳教育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本身，是已经发生了故障的教学过程，那些难以容纳教育信息技术的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些发生了故障的学校。我们有些人根本就不希望教育信息技术带来教育开放和教育个性，当然也就不希望我们的教育信息技术带来开放的学生和有个性的学生。因此教育信息技术在我们的学校中只能成为摆设，只有那些在升学方面没有太大问题的重点学校才敢于和乐于尝试。
教师队伍的建设也明显受制于教育制度。我国当前教师队伍建设局面的改观，大部分归结为改革开放为我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开了绿灯。想想我们以前教师队伍的状况——“数量少，质量低，队伍不稳定，分布不平衡”，再比较一下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来的变化，就可以发现教育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即使在今天，想通过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来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余地也是不多的。我们一方面在对教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又不能为新一代教师的成长提供宽松的制度条件，使之能够从事有创意的教育教学工作。他们的才华没有用武之地还能自我生长吗？我们的教育制度容得下这样一些有才华的教师吗？当他们迫于无奈而寄人篱下的时候，还能兢兢业业地“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吗？都不能。因此，我们在提倡奉献精神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从教育制度而不是个人品德方面加以考虑。必须有一种激励奉献的可靠机制，否则教师奉献精神的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种奉献将成为对教师素质的单方面的消耗，这是极其危险的。
教育投资的增长更加受到教育制度的制约。当我们在办教育而又捉襟见肘的时候，教育制度的变革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生路。个人、地方和社会教育投资积极性的调动，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总体规模成倍增长。但现在看来鼓励大家往公立教育投资的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就是来自投资回报率的挑战，使教育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潜藏着危机。当前日益引人注目的教育资金外流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什么“有钱人”那么热心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就读？这个问题不能从国家、民族情感方面去考虑，而应当从我们现有教育制度的利益局限方面去考虑。当人们在教育中的投资得不到预期回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考虑自己资金的走向。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外流资金所追求的教育利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世界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和自主创造的意识；(2)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但不限于语言能力，而是一种跨文化生存的能力；(3)高含金量的文凭，这是“镀金者”的普遍心态。而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当前教育制度所难以包容的。我们的教育对国家的、民族的、苦难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现成结论的东西强调得太多，对个人实际需要的东西却考虑得太少。现在虽有素质教育的运动，但它一方面还尚未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先天不足，能否留住这一部分外流资金，实在不容乐观。至于吸引外资，则更为渺茫。
上面列举的其它方面实际上也可以做这种剖析。教育观念是我们所理解的非正式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正式教育制度变革之前，希望出现教育观念的普遍转变是不现实的。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付出高额的变革成本。因此，通过改变观念来提高教育效率的做法其实效是有限的，而且在基本教育制度尚未变动的情况下也是有风险的。如高考制度未变的条件下实施素质教育就可能导致教育失败。课程改革当前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关键。其实课程改革只有包括学科规训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担当这个关键角色。在不触动现有学科规训制度的前提下，课程教材方面的改革力度终将有限。现在扩大大中小学规模乃至整个教育事业规模的尝试也十分流行，希望从中取得一种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是存在的，但把学校当作七巧板一样拆来拼去，对学校本身的打击也相当大。强制性地扩大学校和教育的规模这一体制内的教育发展思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相冲突，所能获得的利益终究有限，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却相当可怕。像今天的一些“大学城”因为盲目求大，结果光是交通开支就成了天文数字。另外，当前教育机构的精简也是一个潮流，而且常常与规模的扩大、学校的合并相并行。可以预见这种措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扩大的规模和精简的人员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缩小和膨胀。只要基本体制不变，就存在这种危险性，而且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这样一类“钟摆现象”。即使这种现象不发生，为此付出的组织管理成本也相当大。
教育的根本变革有赖于教育制度的变革
历史上古代学校向近现代学校的转变，主要来自于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在中国，这一转变过程是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密切相关的。尽管洋务派们借助于技术的力量兴办了一批新式的学堂，但真正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校创立的，不是这样一些藏身于科举制度之中的语言和技术学堂，而是那些与废除功名利禄制度相联系的学堂。这不单纯是技术的变革所能涵盖得了的。如果单纯是技术的变革，近代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工作就不会经历那样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实际上，它扩大了教育制度的利益空间，调整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重塑了人们的需求结构，因而招致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丁伟志和陈崧指出：“历来发生社会改革时，对改革的震撼程度最敏锐的，往往不是改革的支持者，而是改革的反对者，这大约可以算是社会发展中的常情。”[3]这种反对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威力。
而在西方，这一过程则与废除教士与贵族阶层的教育特权相联系。新兴起的国民学校在技术上来说也许还不如以往的贵族学校或教会学校，但它拥有一套有效率的制度。“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每个人都不是去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增加生产，并由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4]新兴起的学校教育制度也具有这些方面的特点，它以对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方面的制度规定的突破为起点，以教育自由、平等为基本理论，以服务于完满生活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并追求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互衔接和沟通。正是这样的一些制度特性使之走出了古代学校的窠臼，为教育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我们还可以联系当前教育改革的实际来谈谈这个问题。教育制度的变革将带来教育增长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入（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向机制转换（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的转变。而就当前所谓的素质教育的核心和关键——创新教育而言，由于存在严重的制度方面的缺陷，期望它成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将是不明智的。当前的创新教育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当然不排斥有属于自主创新范围的创新教育实践，这种创新教育不在我们的剖析之列）。因为有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挑战，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挑衅和长期以来存在的不重视学生创新能力、以致未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流科技人才的教育弊端，所以这种创新教育深得领导和政府的极力提倡。然而创新教育的这种社会背景很可能成为当前创新教育运动的致命伤，它将导致我们只注重科学家的培养，而不是注重社会活动家的培养；只注重“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注重有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和自主能力的“人”的培养。这种创新教育也许充满善意，然而，在不触动现有计划——集权教育体制的条件下，个人没有教育权而只有受教育权，这种创新教育也只能是我们当前广泛盛行的强迫教育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今天探讨创新教育问题仍主要只是考虑教育“应该”怎样，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怎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渗透着计划精神的教育学，完全忽视了教育领域中的公私区分，充斥着由教育精英对个人及其教育进行理性设计的强烈冲动。黄全愈在分析“创造性能不能教”的问题时指出：本来“教”的方式，是点到为止；“教”的内容因为有许多是没有惟一答案、没有对与错之分的（如绘画欣赏），因此只要“传”给对方即达到目的。在许多时候，对方对传授的内容可接受也可不接受。在这种“教”的熏陶下，学生是有可能拥有某种创造性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与“训练”的混淆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地步，而“训练”是要使被训练者掌握某些技能或具有某些特长，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受训者对此是没有选择的，不接受也得接受。因此，期望这种“教”能培养创造性是不现实的。[5]确实，没有一个激励创新的机制／制度，创新教育只能是以往各种教育的翻版。真正的创新教育需要教育制度的创新，没有这种制度创新，不能把教育中的计划体制真正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体制，个人在教育中没有自主权，教育部门在办教育的时候只有官僚式的领导意识而没有服务意识，创新就始终只能是教师、学校、领导们在鼓捣，学生只能是创新的“看客”，学生的创新素质就只能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一项负担。
我们说这么多，不是强调制度不改，就无法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只是强调，在不改变现行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所有的教育变革都只能是“挖潜”（即挖掘现行教育制度的潜在利益），而不可能是“创新”（即开发新的教育市场，开创新的教育局面）。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确实是“制度挂帅”的。库姆斯不无伤感地指出：“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大多数改革的范围和影响都是有局限性的。大多数改革只是涉及到某种课程的变化，或在有限范围内引进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和辅助手段……很少的改革涉及到从根本上变革教育体制及其基础和现行的办学模式。”[6]旧制度教育学在变革要教育制度这一点上是抓住了要害的，问题只在于它力图强制推行在它看来最完善的一整套教育制度，结果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身心控制。新制度教育学强调“制度挂帅”，但并非要推行一套最完善的制度。在它看来，制度的变革要遵循效率原则，有效率的制度终将取得一席之地，并对以往没有效率的制度提出挑战，而这种效率的标准取决于个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成本收益计算。
收稿日期：2001-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