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的 教育经验及启示
孙晓芸 栗洪武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陕甘宁边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模范根据地。为了使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深入开展社会改造活动就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必要途径。为此，边区政府通过持久而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其中包括对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改造，革除了社会中的恶习，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构建起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加快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建设的步伐。总结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教育经验，对于当前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改造“二流子”；教育经验
引 言
我国在近年实施“精准扶贫”项目过程中，经常出现“干部干，群众看”“认穷命”“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现象，这就导致扶贫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习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将扶贫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即“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所谓的扶志，就是摆正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信心，指引贫困群众树立主动脱贫的志气；而扶智，则是扶持老百姓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与创造思维，指导贫困群众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因此，各级部门在扶贫过程中，不仅要提供物质支持以帮助广大群众脱贫，更重要的是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起主动脱贫的志气，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
1.进入黑名单的条件。根据该标准，税收管辖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才不会进入黑名单。一是签署CRS协议。2017年底之前，与欧盟所有成员国签署CRS协议，包括CRS MCAA或CRS BCAA，并自2018年起被全球税收论坛评为“基本遵从”。二是依请求之情报交换(EOIR)方面被全球税收论坛评为“基本遵从”。三是签署加入《协定公约》或者与欧盟所有成员国签署协议，为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和依请求之税收情报交换提供法律基础。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深入细致地开展社会教育改造“二流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但边区处于特殊的环境状况，实施过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照搬陕甘宁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政策法令，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把曾经的“二流子”之名硬套在人民群众的头上，这是万不可取的。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是辛勤劳作、为国奉献的好公民，我们要坚决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有个别思想懒惰、游手好闲的贫困群众，在广大基层干部的耐心说服和精准帮助下，一定会取得显著的脱贫成效。因此，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过程中，可以从当年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吸取和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根据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因地制宜地创建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方法。特别是完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素养，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中注意“扶智和扶志教育”，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边区开展社会教育的基本概况
陕甘宁边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交通的闭塞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物资交换困难，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技术落后，并且这一地区长期被动乱、暴动和暴力所困扰。在这种环境中，边区的文教组织如同荒漠，人们思想观念落后，对识字、卫生、医疗等毫不重视，妇女流产、儿童失学、青年游手好闲的现象屡见不鲜。边区的社会教育就是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以“扫除文盲”为重点，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因地制宜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
萧飞羽笑了，他扼腕道：“想起来了，原来你就是那傲慢得要命的丫头。”他起身出卧室取来一件宝蓝色罩袍塞进罗帐。
(一)通过建立系统的管理机制动员民众参与社会教育
首先，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社会教育，边区政府建立了系统的管理机制。在教育厅里面设立社教科来负责社教工作的计划、进度、调查、统计等工作，各县的社教工作则由第三科(专管教育)兼管。在1938年的10月，各县开始设一名专职社会教育指导委员，其职责是巡回检查、指导、督促该县区、乡两级的社教工作；帮助基层社教单位解决办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教学辅导；定期总结社教工作，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与县三科共同制定全县的社教计划和工作总结。为了使边区社教政策由上而下贯彻执行，边区政府还在各县、区、乡建立了冬学委员会。这种系统的管理机制，打破了传统的、固定的、长期政府管理的模式，将固定与流动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群众与政府相结合，多层次地开展了社会教育，使边区的社教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The sky looks white with autumn-snow,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s heavy snow.
1939年，“二流子”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延安报刊中。在此之前，陕北群众把 “地痞、流氓、爬鬼、二流答瓜”等不务正业之人称为“二流子”。据我们推测，“二流子”这个称呼很有可能就是由“二流答瓜”引申出来的。在革命政权没有建立之前，边区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地痞、流氓，他们主要以抢劫、敲诈、勒索、欺压良善百姓为谋生手段。1937年后，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这些旧恶势力不断被推翻。然而，边区社会却涌现出了新的地痞、流氓，他们逃避生产劳动、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搬弄是非、抽大烟、赌博、当巫神等，但这些人与旧恶势力中的地痞、流氓相比，显然没有那么阴险恶毒，对边区的危害程度也相对较弱，为了将当时的坏分子与曾经的旧恶势力相区分开来，边区政府就称这些坏分子为“二流子”[2]。概言之，所谓“二流子”，就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些懒惰无赖、游手好闲的男女，因为没有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为逃脱劳动义务，或成为巫神骗取财物，或抽大烟逃避世事，或小偷小摸不务正业，等等。当时，在边区有这样一支歌谣唱道“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是洋烟鬼”[3]，这些“二流子”萎靡不振，一眼就可以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穿着也是破烂不堪，鼻孔看起来就像是发了霉的谷子。
(二)采取符合群众实际需要的方式开展社会教育
由于边区社会教育受教群众的特殊性，给贫困的农民即使分得了土地，他们由于忙于照料农田和劳动力不足等原因，不能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社会教育之中。因此，边区开展社会教育便结合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分为比较正规的社会教育和非正规的社会教育两种方式。
3．把整个“二流子村”改造成为模范村
表 1 1937年— 1941年边区接受社会教育的人数统计表 [1]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在边区教育厅与各部门的积极努力下，不断地扩大其规模，学校数量逐年增加，受教育的群众也日益增多。到1940年，参加冬学学习的群众人数达21 689人，与1937年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仅得到了提高，而且对整个边区的建设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非正规教育中，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提倡正当娱乐，加强群众思想教育，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具体来说，如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设有黑板报，主办单位成立编辑委员会，通过征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墙报、黑板报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对政府方针政策的分析、评论和贯彻落实情况的介绍；有国内外政治军事消息的报道；有对边区农业生产计划、生产动态、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介绍；有对群众中模范人物的表扬和不良倾向的批评等。板报中常常引用一些插图、漫画，简单明了，让群众看了很容易理解、接受。这些内容不仅符合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模范人物的宣传对边区人民的鼓舞很大，人们走街串巷都在夸赞、学习劳模的精神，反之，都在唾弃黑板报中揭露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行为。
新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依旧延续一审时确定的起征点和税率结构，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专项附加扣除尽管提升了公平性，但也面临如何解决效率以及税制竞争力的难题，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其内容与形式上，都体现了一种民生教育，强调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坚持群众自愿、按边区实际情况办学等原则。在这种特殊而又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下，边区社会教育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把一个字也不认识的“睁眼瞎”变得能读报、写信、记账、编秧歌；加强了群众的政治思想，起到了讲究卫生，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积极影响。
他家窗户糊的是桃花纸。这种纸，薄且韧，涂上水油，被雨雪打湿，也不会破。在我记忆中，窗纸早旧了，可现在竟换上了新的窗纸。我一看就明白了，村子里像我这样想来偷窥的人不少，也不知在窗纸上捅了多少个洞，别呦呦没办法，只好又糊上一层窗户纸。
二、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教育活动及其成效
边区政府通过开展社会教育，不仅让老百姓学得了科学文化知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逐渐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身上沾染了抽大烟、扮巫神、讲迷信、好吃懒做、逃避劳动等一些旧社会的陋习，严重影响了边区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这一部分人在边区被称为“二流子”。
(一)边区产生“二流子”的历史根源及其改造的必要性
其次，边区开展社会教育还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尤其注重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尽可能地动员广大民众投入到社会教育中。为此，边区政府特别拟定了冬学标语，如“冬学是大众的学校，大众都进冬学去”“人人要劳动、人人要识字、人人要抗战”“与其在家里闲着坐炕，不如进冬学识字念书”“不分男女都要识字，大家一同进冬学”，[注]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全宗号10,案卷号348. 发给各县三科作为各地宣传社会教育的材料，再由第三科督促各区各乡各小学大量用纸条抄写这些标语，张贴在人烟密集的村镇，使各个村落里的群众可以真正地了解社会教育的意义及消灭文盲的迫切，这就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教工作者动员群众入学的效率。
甲状腺癌的VI值(2.36±0.77)明显大于甲状腺腺瘤(0.86±0.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7.628,P=0.000)。
“二流子”的形成主要源于旧社会遗留的不良风气和由于战争产生的移民、难民群体，社会又无法为这些人提供正当职业。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来自剥削阶级，鄙视劳动，游手好闲，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来自于社会下层，颠沛流离，无衣无食，为了生存而欺骗讹诈。根据边区政府统计，1937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延安县约有3万人口，其中“二流子”就有1692人。以此推算，边区150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万人左右，虽然这只是一个推算的大致数字，而且边区的人口也分布不均，但从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看出边区“二流子”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作为旧社会的牺牲品，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流子”不仅自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逃避生产劳动，他们还常常煽动群众抵制政府号召，向自食其力的农民说：“你们生产自己一年吃的粮食就够了，多余的还不是被政府征收了。”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二流子”的言行不但不符合边区政府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甚至危及了边区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改造这种不安定的社会隐患是很有必要的，边区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帮助“二流子”改造，更要扶正他们的志气，从思想上、观念上教育他们彻底转变。
此外，为了保障农田水利能够进行大面积的喷射，应在喷灌机的上面安装喷头，确保喷灌机能够大面积的喷灌，克服局限性的影响。在设计农田灌溉路线的过程中，可对其自由设计，如自动的移动喷灌机，通过不断移动喷灌机使农田水利的各个方位和方向达到灌溉的效果。
1) IOI 2) stack [stæk] n. 3) pretend [prɪ'tend] v.电影中的反派公司的名称 堆叠 假装
(二)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活动与方法
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对“二流子”的教育问题。边区政府及其教育厅为了做好改造“二流子”的教育工作，以“把‘二流子’变成好劳动”为口号，实行了全社会的教育运动，不仅让“二流子”到冬学中学习文化知识，还实行了半军事化教育，一方面为他们普及军事常识，另一方面增强他们的体质，以适应正常的劳动生活。同时，在群体生活中发扬集体精神，培养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优秀品质，克服以往落后散漫的“二流子”意识。此外，还鼓励“二流子”参加集会宣传、破除迷信、抓烟灯、放哨、送粮、锄奸等抗战工作。这些活动和方法对“二流子”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政府说服教育与群众监督改造相结合
边区板报、歌谣的宣传教育也为改造“二流子”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如李彦明的婆姨家里经常聚集很多闲人吸大烟，不务正业。今年三月的一个晚上，被检查站的人发现，就写了“二流子婆姨半夜不睡觉”的稿子，准备在黑板上登出来给群众看，她怕乡亲们看到了嘲讽她、鄙视她，恳求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自己宁愿接受政府的批评和改造，也不要被登报，这就营造了很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在戏剧、秧歌教育方面，米脂县提倡新秧歌运动，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秧歌内容中“讲迷信”的陋习，学起了鲁艺秧歌队。新年的时候，学校的教员组织学校小孩配合乡政府干部仿照鲁艺秧歌队的形式，依据身边的真人真事创作节目，如有关“减租”“放哨”“二流子转变”为内容的节目，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其中，“二流子”演的就是本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吕云修，由乡政府感化，参加生产变成好人的故事。故事里的吕云修在现实中本来很难改变，村里的人都看不起他，但经过节目演出后，群众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让他参加了变工队，一点也不歧视他了。
改造“二流子”工作取得如此进步，除了政府的说服教育，更离不开群众的监督帮助。对于边区政府宣传的改造“二流子”运动，群众都十分支持，积极配合政府完成这一改造工作。在赤水，许多乡村都决定对“二流子”实行“经济封锁”，这就使得“二流子”无法再进行不良的活动，而后通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规劝促使其转变。如西区一个“二流子”，平日里不仅啥活也不干，还沾染了爱赌博的坏习惯，全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婆姨纺线维持。为了赌博他就偷卖家里的锅子，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好吃懒做的“赌鬼”，谁也不愿意买他的锅子，“二流子”只好放弃变卖锅子去赌博的行为。在清涧县，工作人员向广大群众揭露了“二流子”的恶行，营造了人人厌恶“二流子”的社会氛围。当地的小学生见了“二流子”都要问：“你的生产计划完成了吗？”“二流子”听后羞愧地低下头。在这样的经济封锁与舆论压力下就逼得“二流子”不得不参加生产。
2．加大教育宣传并营造社会舆论
借助群众的力量制造社会舆论，限制、批评、嘲讽“二流子”，也是改造“二流子”的重要方式之一。“二流子”臭名昭彰，在乡间四邻中抬不起头，群众人人反感“二流子”，就连小孩子们见了“二流子”都唱：“鸡娃子叫，狗娃子咬，你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在各乡各区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二流子”要站在讲台最前面，接受底下群众的批评、嘲笑，只有下决心改过自新的才可以下台。一些顽固的“二流子”要被挂上“二流子”牌，并规定他们不可擅自摘去，必须要踏踏实实接受改造，参加劳动才可以摆脱“二流子”之名，这些措施收效很好，吓得很多“二流子”都改掉陋习拿起了锄头。
边区政府在1941年的“五一施政纲领”中指出：“应给予边区社会中的移民、难民分子以土地耕种，帮助其获得职业与参与教育的机会，纠正工作人员及各行业中对移民、难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4]因此，地方上在改造“二流子”时，要感化、说服“二流子”，不能因为厌恶他们就采取蛮横、歧视的态度，要有耐心地进行调查、谈话、走访。同时，一些干部还要给每个“二流子”确定一名保人，要求他们也负起责任来，积极大胆地教育、督促“二流子”，自卫军干部则长期、不间断地配合检查。除了个别的顽固派以外，“二流子”毕竟不是铁石心肠，他们是由一定的社会原因而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边区政府既然解决了土地问题，只要能够耐心地规劝他们好好生产，多打粮食，过好光景，“二流子”的转变定会有成效的。规劝的办法主要有：通过政府专员、劳模、小先生等人把村子里一些“二流子”积极转变过上好日子的事例讲给他们听，再让近亲好友进一步劝导，用劳动模范的光荣事迹激励他们。经过教育，一些不太顽固的“二流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政府座谈会上宣布一定要改掉恶习，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生产，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还要用自己的改变精神影响其他“二流子”转变。
The correctness of logic switching can be verified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fault mode.
3．采取社会和家庭双向教育
边区政府还开展家庭教育改造“二流子”，动员“二流子”的婆姨、儿女、父母劝导、督促他。对于顽固不改的，就采取亲友隔离他，与他断绝联系的办法，迫使“二流子”孤独无靠，最终选择接受改造，参加劳动。如清涧县王村有一个嗜好抽大烟的“二流子”，他的儿子一看到他抽大烟就跪在他面前，求他戒掉大烟，直到他答应才肯起来。延安姚店的谢明旺，平日里好吃懒做，村里的人都叫他“二流子”。他婆姨劝他转变，他不但听不进去，还怪他婆姨多管闲事，他婆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他这才立下保证要转变。清涧城区有个名叫王玉凡的“二流子”，他孙子跑来政府里哭着求工作人员摘掉王玉凡“二流子”的布条，也不让身边的乡亲们叫王玉凡“二流子”，王玉凡得知后，十分感动，决心要摘掉“二流子”之名，踏实参加生产劳动。这些“二流子”在家人的感化和劝说下接受了政府的改造，戒掉了不良的嗜好，积极参加生产养活家人，村里人也不再用“怪眼神”看他们，婆姨和孩子也回到身边，一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创新性思维是以新颖独特、具有价值的精神或物质成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但教者在训练初期要提供给学生思维的范式，学生运用变式，由一个创意激发另一个创意，一种思维点燃另一种思维。先来看这个教学例子：
除了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即动员“二流子”去冬学上课。但是，“二流子”游手好闲惯了怎么可能接受学校的教育呢？这项工作是极为困难的。为此，边区教育厅派教员到各村的“二流子”家中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教育改造带来的好处。如学文识字，可以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生产技术，可以提高农产量；普及卫生常识，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与死亡率等，这些都与“二流子”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拟定社教宣传标语张贴在各个村镇，营造出人人受教育的好氛围。社会教育开展后，对“二流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识字教育的开展，各个村里都有了大变样，四邻和睦，不正派的人越来越少，群众识字水平提高，开始注意了解卫生、农耕生产、手工技术、时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到1943年，全边区仅有“二流子”9554人，不断有“二流子”改过自新，甚至有很多“二流子”经过教育改造成了劳动模范。
4．通过政府帮助促使其自食其力
开春了，照大家议定的全村今年都要劳动开荒，没有地和种子的老百姓，保管处就借给土地和种子，并帮他制订劳动计划。保管处的战士还提议要和老百姓一起劳动，帮助身体不便的群众生产，这就大大促进了老百姓的劳动热情，都说道：“咱要上劲啦，人家八路军可是公家人，劳动起来可厉害哩！”战士们也说：“咱们可要加油啦，老百姓不劳动还行，劳动起来可不怕咱哩！”紧张的工作开始了，老百姓和战士们的劳动热情都十分高涨，本来习惯晚起的村民们也不知不觉中随着战士们的早号声慢慢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不仅如此，在生产中大家疲乏了，保管处的劳动英雄陈天臣就给大家唱歌、讲故事，大家乐了，情绪也就提高了。他还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读报，帮助老百姓和保管处的战士识字，甚至一个月内教会一个老乡三十多个字。在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及群众的努力下，整个村子的面目真是焕然一新，今年村里多开了六十亩荒地，多打了七十担粗粮，全村能收粮二百四十石左右，足够全村各户一年吃的，而且出了四个劳动英雄、五个劳模，人人过上了好光景，原来没有吃粮搬出去的三家村民，现在有两家又搬回村里来了。
边区政府还为“二流子”提供了购置农具、种子的贷款，很多“二流子”都开了荒、种了地，全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也有一些改变不彻底的“二流子”，如蟠龙区的井保成，在政府的说服教育和物质支持下，表示决心转变。几个月后，眼看劳动果实到手，他却“二流子”习性复发，用估计能打一石粮食的熟种子去换别人的熟玉米。边区政府知道后，立即制定了对转变不彻底的“二流子”采取代其保存粮食的政策，阻止其任意糟蹋粮食，以备明年再进行生产。在解决了“二流子”的土地耕种问题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开办了生产训练班，对“二流子”进行技术培训。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捐钱赠物”的活动，把村子里的“二流子”都送到训练班来学习，之后再把这些“二流子”编成木工、铁工、皮工等合作小组进行生产，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二流子”的生产自给、生活困难问题。针对一些“二流子”在生产时装病、找借口等现象，边区政府讨论制定了《二流子生产公约》，规定“不准随便请假、不准耍无赖、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服从组长领导、反对到街上乱跑”[5]等条约。
(三)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教育成效
在边区政府帮助指导下，一些“二流子”经过学习与改造，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都有了彻底的转变，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树立起了摆脱贫困的斗志和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接受社会教育，增长了知识，学习了技术，明确了劳动致富的信念和道理。甚至有些“二流子”通过自己努力和别人帮助，变成了劳动模范，受到了政府表彰，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人人唾弃的寄生虫转变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者，提高了边区的生产总量，稳定了社会安定的秩序，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
1．由“二流子”转变成劳动英雄的丁存仁
丁存仁过去在旧社会里干了许多年事，既没有做出一番事业，也没有为自己讨下个老婆，心里越想越难受。他认为，这世上的事也就这个样子了，只有“胡作非为”才能痛快。于是，他每天串门子、吃好的、不务正业、胡花钱，没法维持开销了，就把家里的牛给偷出来卖了。村里的人都不待见他，小娃娃们见了他就唱“二流子”歌，让他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十月，他被边区政府组织到甘泉县去开群众大会，会上他看到劳动英雄们胸前都带着表彰的红布条，而他带的却是被斗争的黄布条，羞得坐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听科长在会上说，三边有“二流子”转变了，还当上了边区的劳动英雄。他心想：“咱为啥不能转变呢？公家把咱请来开会，天天给咱白面馍馍、猪肉菜，还不是为了让咱学好吗？”他的脑子里经过斗争后，决心要转变自己。会后，他立马就给自己订下了生产计划，并向大家说道：“咱今年种四亩熟地，掏三亩荒，保证完成。这次要不转变就不是人，你们看着，不但我完成计划，也要向别的‘二流子’宣传，让他们也转变呢。”
从会上回来刚好遇到自卫军训练，他知道训练班里也有“二流子”。于是，就向他们说：“‘二流子’当不成了，咱过去是最调皮的‘二流子’，此刻都要转变了，难道你们还不转变吗？”经过他的劝说，“二流子”张伯仁、张生秀都改过自新，积极参加生产，各掏了两亩荒地。他还和“二流子”高铁匠拉闲话，提出今年大家都要转变参加生产，并约定要互相监视，要是看见谁不劳动，今年就在大会上斗争谁。在丁存仁的带领下，每天清晨大伙儿听到鸡叫就起床生产，看到月亮出来才回家，心中始终牢记着“努力掏荒，争当劳动英雄”的信念。今年秋天，丁存仁共打了七石谷子，这足够他一个人两年的吃粮了。村里人见了他都说他转变了，还在群众大会上选他做了劳动模范。他心里暗暗想，明年一定要更努力生产。[6]
边区政府对女“二流子”的改造不仅增加了边区的劳动力数量，还转变了边区妇女的传统角色，形成了新妇女形象，确定了妇女的劳动价值，对边区妇女解放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2．过去好吃懒做的任老婆一年务正纺织五十斤
②患者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总分为100分,>90分视为满意、89-60分视为较满意、<60分视为不满意。满意度=100%*(满意+较满意)/75。
经过边区政府的教育改造，不仅男“二流子”转变当上了劳模，女“二流子”也不甘落后。在妇女干部的领导和鼓励下，女“二流子”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妇女角色，走出家门，干出了一番成绩。瓦市二乡任宁全的娘原是个女“二流子”，好吃懒做，家里整年整月吃不上饭、穿不暖衣。1942年秋后，乡长劝她改正，又发动她娘家人、她婆婆和她的儿子都来劝她，经过劝导，任宁全的娘慢慢感到过去那种懒惰的生活确实不好。1943年“三八”节时，妇联召集瓦市妇女开会，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纺织生产，她听了很受鼓舞，下决心要务正业，就马上到合作社报名领了纺棉。因为怕晚上点灯费油，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把饭做好吃了就开始纺织。七月时，合作社因农具不好，弹的棉花不好纺织，她怕误了工期，就召集了几个妇女由她负责向合作社领了三十多斤生棉花，回来自己找人弹了再纺。她从“三八”以后到年底共纺线四十九斤，三分之二还是头等线子，另外还抽时间织了全家需用的布，挣得工资五千元。
今年新年大家都在休息，她大年初一就开始纺线，现在一家人吃粮、穿衣全靠她挣钱维持。在她的努力下，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又给儿媳妇买了一对手镯，还给自己的公公、婆婆补贴了一些吃喝。她还经常劝说别的妇女努力生产，离她家院子不远的徐家老婆和樊亮的娘，过去也都是不务正业的女“二流子”，她劝导她们参加生产过好光景，不要让别人瞧不起。经过她耐心说服，徐家老婆和樊亮的娘都和她一起参加了纺织生产。[7]
丁存仁从“二流子”转变成劳动英雄，只是很多“二流子”转变中的一个事例，还有很多这样令人鼓舞的事迹天天在边区发生着，如“甘泉县曹生秀的光荣转变”“延川城区‘二流子’杨福梧转变成为新发户”“葭县李书春当了三十多年的‘二流子’生产一年变成劳动英雄”等事迹。
在正规教育中，是以当地小学为主体，开办的半日班、夜校、冬学、识字组、俱乐部等形式的补习学校，把忙于耕种的农民群众在他们空闲时间里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中起来，开展“学文识字”“加减算术”“生产常识”和“军事训练”等课程。师资方面，由于社教教师极缺困难，普遍推行“小先生制”“就近识字组”等教学形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甚至常常出现一些“模范识字组”供大家学习，有名的“任逢华家庭识字组”是吴堡庙岔村小学教师任逢华，在完成学校工作之余，动员学生办起了家庭识字组，并以自己所在的村为中心，在附近村庄组织了6个识字组，采取每三天去送二至四个字条的办法教字，无论刮风下雨，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五年后，以他们村为中心发展了85个村识字组，接受识字教育的人数达1701人。正是有了边区政府因地制宜的办学政策和群众的积极配合，社会教育工作才能取得如此成绩。
人们只听说过有个别的“二流子”，殊不知竟有整个的“二流子村”；人们只听说过政府改造了个别的“二流子”转变，殊不知竟有改造了整个“二流子村”转变的事。安塞有一个村庄，那里曾住着十四户人家，基本每一家都是“二流子”。村里的人大都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家里没有吃的了就到别处打工，赚了点钱回来便又一下子吃完了，其中三家实在无法维持生活，便搬到附近村子依靠亲戚过活。当时，保管局第二保管处就驻在这个村子里，处主任王建邦同志是一位模范工作者，他找到村主任商量今年一定要改造这个“二流子”村，带领村民开荒种地，过上好光景。正值过年，他们决定用“闹秧歌”的形式入手改造，保管局的战士、村子里的青年人一共四十人的秧歌队组织起来了，首先到本村上各家拜年，完了又到附近别的村子去拜年，说几句吉祥的话，大家凑起来十分欢喜。这样闹了五天，又新鲜又红火，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件好事：今年过新年，村里没有一个赌钱的人。
“二流子”懒惰无赖、游手好闲，且没有正当职业，往往依靠违法行为维持生活。要想改变他们的行为，边区政府除了扶正他们的志气，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外，还要给予“二流子”实际的帮助以解决他们的生产、生计问题。如制订具体的生产计划，组织集体开荒种地等。农民是以土地为本，边区政府就把解决“二流子”的土地问题作为首要任务，给失去土地的“二流子”分配一定的土地，并提供农具、种子、技术等支持。赤水的两个“二流子”，因为好吃懒做，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边区政府为了帮助他们转变过上好日子，就发动当地群众调剂了十余亩地供他们耕种，还帮助他们通过揽工，挣钱购买所需的农具、种子等。赵生岐是环县一乡的“二流子”，政府给他调剂了土地、种子和农具，有牛的人家又和他变工，最终收获五十多亩地。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于1984年筹建，1987年12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并在民政部注册正式成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
通过边区政府、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的帮助、教育，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二流子”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且转变好的“二流子”也几乎没有人再回到昔日的堕落生活里。特别是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群众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社会正气得到彰显，边区面貌焕然一新，再也没有人甘愿成为被人唾弃的“二流子”，转变的人数不断增加。表2是部分分区经过1943年一年的改造成果：
表 2改造“二流子”人数统计表 [8]
据统计，各分区原共有“二流子”9554名，已被改造了5587名，成绩斐然，近58%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转变成了边区有效的劳动力。
三、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教育经验及启示
我国在近年实施“精准扶贫”项目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的现象，导致扶贫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原则，不难发现总结边区社会教育中改造“二流子”的教育经验，对于当前实施“精准扶贫”攻坚战略中的“扶志”教育具有启示意义。如要求广大干部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过程中，除了要完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注意对好吃懒做、不愿意主动脱贫的群众进行“扶志与扶智”教育。根据不同群众类型，开展深入、细致地走访调查，不仅要帮助贫困群众树立主动脱贫的志气，还要指导贫困群众学习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以提升他们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
(一)从民众的实际诉求出发办群众需要的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在革命使命下为广大人民群众开办的特殊模式的教育，具有典型的创造性、灵活性、普及性。边区政府针对农民群众居住分散不易集中，又忙于照料农田，不能花费多余时间投入教育的特点，改变了过去相对固定的旧学制，开展了识字组、冬学、夜校、俱乐部、民教馆等特殊形式的教育，采用课堂教、家庭教、地头教、作坊教、集中教、分散教、教师教、小先生教、互相教等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农民群众做到生产、教育两不误。教学内容上也是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实际生活服务出发，做到了学以致用、急用先学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群众到社会教育中来。
我国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都存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欠缺，并流行着这样一种落后的教育观念，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脱离生产，改头换面”；还有人在长期的贫困中认为“读书无用”，对教育的投入不能立马看到成效；更有一些人认为“读书还不如打工、做生意”，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小利，不懂得提升自己。一方面，出现这些观念是因为受历史影响，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些教育内容和措施与贫困人口实际需要不符合，最终导致就业难、生活苦。要想改变群众的传统观念，可以借鉴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经验，开办适合贫困人口的教育。具体做法主要有：加强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突出技能的实用性，实现贫困地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其次，打破常规的学制，缩短修业年限，制定与人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集中村上闲余劳动力，开办职业技能培训班，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分班学习，如厨师培训班、美容美发培训班、果木种植培训班、牲畜饲养培训班等，营造继续学习的好风气。这样才能让他们走出农村，适应社会的发展，真正做到提高其知识水平、训练其生产技术、摆正就业思路、解决生计问题。
(二)对困难群众实行精神教育与物质支持相结合
边区政府为了能够更加持久深入地普及社会教育，不仅开展正规的社会教育形式，还举办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如支持文艺团搞创作，有新秧歌、新民歌、新平剧等形式，反映了边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情境，宣传了新思想和新风俗，吸引众多老百姓前来观看；边区政府还鼓励老百姓自己也参与到文艺活动中来，以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其次，通过墙报这种最简单、直观的教育方式，向群众普及生活和生产常识，营造积极学习、努力生产的社会舆论氛围，以督促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改掉自身的恶习。在实际生产中，边区政府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对困难群众给予农具、种子等物质扶持，以促进其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还举办了生产培训班，为没有土地的群众提供学习手艺活的地方，打破了农民只能依靠土地谋生的局限；边区政府还帮助群众在合作社入股，到年终有了好收入，农民群众就能分到红利，这些措施都帮助边区贫困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难，树立了摆脱贫困的信心。
近年来，国家为实现“精准扶贫”项目，在贫困地区举办了各类文化夜校和农村科技培训班、散发农业科技资料、修建希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聘请专家到贫困村授课、建立科技示范户等多种扶贫活动。以实用的教育扶持贫困户，不仅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再教育的可能，还根据当地资源条件与市场需要，扶持了大批农村创业项目，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开启了贫困地区人口的智慧。如帮助当地村民以自己的特色资源吸引外来资金投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帮助解决闲散劳动力生计的实际困难，如推广产业订单帮扶模式。贫困群众在接受培训后，当地政府可根据他们的专长，帮助他们寻找适合的工作，还可以与周边企业签订一对一培养的劳动合同，为家庭手工业对接适当的销售市场，开拓网络销售平台，让老百姓尝到学习、劳动所带来的甜头，以影响更多的闲散劳动力主动参加学习与劳动。
不仅如此，针对贫困地区凸显的各种封建迷信猖獗、赌博成风、好吃懒做的不良现象，国家要加大财政力度，完善农村文化设施，丰富贫困地区人口的精神生活。如提倡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娱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向广大群众积极倡导爱国守法、勤劳自强、团结友善的道德精神。具体措施有帮助贫困地区建设社区文化活动室、图书馆、教育博物馆等，组织群众开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讲座，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还要盘活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让送文化变成“种文化”。
(三)党政加强组织领导与群众监督帮助相配合
边区社会教育得以顺利开展，主要在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采取了一套新的执政方略，即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为出发点，通过建立系统的管理机制，保证了各级社教干部和教员的组织、动员工作能够井然有序地开展，充分发挥其工作职能，提高了社教工作的效率；颁布了正确的、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法令，提出社会教育不仅要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还要加强政治素养，以巩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在各类教育中，边区政府把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出色的基层干部是边区民众学习的标杆和榜样，在群众心中树立了不可逾越的正义感，让边区民众逐渐在思想意识和行动上向党和干部看齐。
企业审美文化理论是企业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创新理论，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现实发展的结果。企业审美文化使企业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产品、培育人才、服务社会、促进发展，这样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创造美的实体。
因此，当今开展的“精准扶贫”在实施管理方面，广大基层干部要拿出时代担当，无论是宣传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指令，还是具体实践，每一步骤都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做好带头引领的榜样作用。其次，作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对于扶贫工作，要始终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一颗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真心。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走出办公室，实地深入农村，认真、负责地调查每户家庭的文化水平和经济状况，落实好“扶贫扶志”教育的宣传工作。对于只等待政府救助、不配合主动脱贫的家庭，工作人员要采取耐心的劝说，反复强调教育扶贫带来的好处，并通过讲述一些凭借自己努力过上小康生活的群众的实际例子，来帮助其摆正主动脱贫的思想观念和信心；个别顽固家庭可以采取全村通报批评的方式促使其配合脱贫；对经济确实困难的家庭要做特别标注，以给予更多实际帮助；对有决心脱贫的家庭应给予当众表扬与鼓励，并积极构建多方协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群众需要的扶贫措施，以帮助更多贫困人口主动脱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引入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人民群众等共同参与监督工作，让精准扶贫项目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通过弘扬社会正气开展“扶志”教育
边区政府通过开展社会教育，不仅在生活实际中给予贫困群众帮助，还注重从内培养贫困对象的内生能力，彻底拔掉了致贫的穷根。贫困百姓经过社会教育的改造，在思想上、观念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明确了劳动致富的信念，这使得边区的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了主动脱贫、永久脱贫，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好日子。
因此，当前的“精准扶贫”不仅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更要做到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中总书记提到的“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扶正贫困人口的志气，扶持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树立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志向。具体措施上，首先深入调查贫困群众的具体情况，利用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活动、墙报秧歌等形式加大教育宣传，让当地群众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改变以往落后的教育观念，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唤醒民智与觉悟，在整个乡村中营造出“人人学文化，个个争脱贫”的好风气。对于一些游手好闲且顽固不愿意脱贫的人，政府要负起责任来调查其实际情况，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他们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转变贫困人口的“破罐子破摔”的老旧思想。说服办法可以采取在贫困人口中宣传主动脱贫的先进典例，弘扬身边劳动模范自尊、自爱、自强的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号召更多贫困人口树立起主动脱贫的斗志与勇气，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幸福感、安全感。除此之外，基层干部要加大力度向广大贫困人口宣传党和国家提出的各项创业政策，并督促大家在各项政策中寻找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机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国家描绘的宏伟蓝图中去奋斗、拼搏！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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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子长任老婆过去好吃懒做，去年务正纺线五十斤[N].解放日报,1944-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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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lding Loafers in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SUN Xiao-yun, LI Hong-wu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062,Shaanxi )
Abstract :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 model base area,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went through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To achieve a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it was essential to carry out social reform activities in depth to consolidate the region. To this e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had conducted social education in a sustained and extensive way, including the reform of the lazy loafers. This had removed the pernicious customs, promot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stablished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social order, and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remoulding loafers in the border region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social education; remoulding loafer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087( 2019) 02-0025-09
收稿日期： 2018-12-16
作者简介： 孙晓芸，女，青海西宁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栗洪武，男，陕西榆林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向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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