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接受了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为“现代化研究”。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代化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出20世纪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
一
中国的新史学在19至20世纪之交产生。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败、民族危机和种种复兴努力所作的初步探讨，可以看做现代化研究的起始阶段。
最早以进化史观系统地观察、研究中国发展与变革的，应推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1898年变法甫败，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他把鸦片战争以后60年的历史分为“四界”，即变法图强依次深入的四个阶段，认为魏源倡师夷长技，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变法之事，于是筚辂开山矣”；此后又历经挫折，甲午战败，新政废止，然而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已经大开了。从1901年起，梁启超高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新史学和近代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923年，梁启超又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变动，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除此以外，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和《新民说》诸篇中，或剖析中国衰弱落后的历史原因，或提出在相率而来的西方威胁面前“博考各国自主之道”，造就新思想新精神的迫切需要。他还明了“‘西方化’（西方器物有他的来历）与‘东方化’（自家遗传的教化）大有冲突之点”（《惟识述义》）。但他还是要求“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可以看出，这些思想都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自由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他的“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的预言，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评为“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文化思想界中领先群伦的真知灼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概述，对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确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
思想遗产。
“新史学”所张扬的以进化、进步、学习西方等为标识的现代意识，在世纪之初滥觞，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武器。而史书编撰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真正开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30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所以，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即已在关注东亚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亚洲的另一端，这可以梁启超写《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为证。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统览全书，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第337页）。柳氏提出的“现代化”概念，可能受土耳其文献的影响。例如，土耳其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在1917年就已提出“现代化”，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现代化与欧化完全是两回事，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决不能等同起来”(Ziya Gakalp,Turkish Nationalism and Western Ciuilization,Selected Essays,London,1959,p.180)。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反映了在“中体西用”论之后，主张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所达到的一般认识程度。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曾进行过反复论辩。30年代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讨论，还将此前的有关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由此而被推广。参与历次讨论的学者当中，不乏历史学家。许多史学专著论及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从史学领域出发参加了讨论，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例如，吕思勉在193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提出，秦汉以来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这已经不止于进化史观对循环史观的冲击与反叛，而是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了。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已大体取得共识。史学家虽然思想方法、政治倾向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和延续则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如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1933年)、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1937年)、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等有关的论文中，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1940年)中对中国现代化最初阶段——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分析，都已超过了梁启超“烟消云散殆为昨梦”或者“无一成效可睹”的评价。对此，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和黄逸峰、姜铎的《重评洋务运动》文章（分别刊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1979年第2期）均有详细的评论，本文不再赘述。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一开始就以学西方为标识，实则长期以东邻日本为样板。为了介绍和学习日本，黄遵宪曾用10年功夫写《日本国志》(1887年)；康有为则以《日本变政记》(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仅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便有数十部日本近代史著作（包括译著）问世（详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与此同时，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这方面可以胡适为代表。1929年，胡适发表英文短论《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主张“一心一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第368页）。此后，他又写了《中国与日本的西化运动》等文，后来还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总结，写成《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提交美国历史学会1993年的会议。文中指出了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差别：日本式的现代化是在统治阶级集权控制下的，它的优势是有秩序、精打细算、连续性、稳定和有效率的；中国则由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复存在和社会结构完全民主化，其现代化是缓慢的、断断续续的、不经济的，常常是由极少数人发动，慢慢地有人追随，直到足够多的人相信新思想和新举措确有道理，才会产生更大的变革。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重大的不利之处。国家和皇朝对人民的控制、穷兵黩武等“不少具有原始性的东西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C.F.Ware ed.,The Culture Approach to History,New York,1940,pp.243-251.)。胡适在这里道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二
随着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标志的时期，革命史学也随之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方面把如何推动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矛盾和变革的探索和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
本世纪30年代前后，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量涌现，这些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做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追求与探索的继续，看做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例如，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等和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李达指出，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造成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造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因此，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的结论是：“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0、392-394、495页）。关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起点，李达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慢慢走上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正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一班封建官僚，率先挣扎起来，讲求自强之策，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他们“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同上书，第643页）。对于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开端的洋务运动，吕振羽也认为，它还只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然而“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研究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何干之《转变期的中国》（1936年初版）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两书均收入《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前文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对于这大转变期中的社会现象，必须加以有系统的解剖”，而“想明白现在的大转变，同时也必须求过去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八九十年来，中国社会所有的一切动乱和变迁，都以鸦片战争为出发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像龟步爬行了二三千年。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的结果。太平天国失败后，封建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眼看着非效法西洋，就不能活命了，于是有洋务新政。甲午战后，中国经济渐渐沦落为列强的附庸。一次大战及战后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因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压抑而一度蓬勃成长，但很快又陷入危机。该书以相当详尽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工业如何从“黄金时期”转入停滞、衰微和凋落，旨在说明，相信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下可以一帆风顺地完成工业化过程的“殖民地脱化说”是十分荒谬的。所有这些，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相当深刻的论述。《转变期的中国》主要是讲经济和政治的转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则重点论述思想变革。书中提出，思想的停滞是社会停滞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之后，停滞状况被打破，客观上中国开始“近代化”。“鸦片战争以来，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都是与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机构、政治形态，与中国的资本主义互相适应的”。其中，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洋务派鼓吹新政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然而在社会激变中，看出自己的弱点，要人们了解变法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与反对变法自强的顽固派“作一对照，真有天渊的悬隔”。但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运动，都只是士大夫由上而下的运动，没有物质的基础，领导主体只是几个绅士，因而算不得真正的启蒙运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其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而这是从“五四”才开始的。
所有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著都反映并紧密配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富有革命色彩，也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作出了比较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本世纪40年代以后，革命史观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青年时代就酷爱历史并且强调“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的毛泽东，在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以后，以革命史观为指导解读中国历史，并且大力推动中国史学从主体到客体全面地革命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了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号召。在延安整风中又提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毛泽东多次讲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明确地提出历史研究要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当前的革命任务。评价史学著作的首要标准，要看它的革命性。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一大批革命史学家投入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重新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大框架中来看，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清末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导致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都没有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相反，由清王朝中央统治的衰败为开端，外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的加剧和内部地方军阀势力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战争、国家分裂，直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仍有增无已。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国家重新统一和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史学密切结合，呼应当时的历史任务，自然居于史学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把对革命史的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一提研究现代化，就会否定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同样也应该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对革命史的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深入和加强。关于革命史学，已经有并且今后还会有专门的研究、回顾，这里不再赘述。
简要地说，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应看到，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只是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史学家观察的局限难免造成认识失误。从今天来看，一些历史论著的明显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古今中外的一切历史（包括哲学、思想史）都成了阵线分明、线索和向度单一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史。丰富多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变化，只是在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背景时，才被简略地提及。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真实基础即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其作用和地位则相应下降甚至隐而不见了。这样，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历史，就不可能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些缺点有的在革命胜利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被提出，史学家就此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3页）。但随着本世纪5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的逐渐上升，在“史学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史学最终实质上演变为毫无科学性的、实用主义的与政治化的史学，演变为“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揪斗“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和主体部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一大批党政领导部门内的知识分子，被“估计”为“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被扣上各种羞辱性的帽子，以“革命”的名义打入另册。这样一来，“科学”与“民主”——中国现代化两大动力与目标——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和重要载体便被倾覆，“现代化”这一历史研究以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基本主题更被远远弃置一边了。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63年、1971年又一再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历史性任务，但史学界却对“现代化”一词讳莫如深，或视之如怪物，如寇仇，偶尔提到，也只有批判的份。与此相应，因为要“打倒帝修反”，所以，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 程与最新发展，也就一概勿论，一概免谈。
恰在此时，伴随着席卷世界的第三次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现代化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包括史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一个跨学科且各种思潮学派林立的新的研究领域。
三
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1979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史学家开始抛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法，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发展的动力等许多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许多新老史学课题被提出或重新提出。“现代化研究”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新时期史学有组织地参与现代化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一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两个项目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已出专著和论文集十多种，另有译著数种。其中，罗荣渠教授的两部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凝聚了罗先生晚年在这一新的领域辛勤开拓的全部心血，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编辑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也已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专著和文集近十种。这些著作侧重于“由中国看世界”，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层面重新给以探讨，确实大大开阔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围和人们的视野。
十多年来，现代化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仅从史学领域来看，除了上述两套丛书，先后出版的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论著，依研究的范围划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例如《从闭关到开放》（李时岳、胡滨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传时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吴承明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丁日初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周积明著）、《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主编）、《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等。
研究中国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现代化的专著，如《台湾三十年》（茅如琦主编）、《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史全生著）、收入《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的《彼岸的起飞——台湾战后四十年发展历程》（刘明著）、《苏南现代化》（胡福明等著）、《中国近代海军史》（吴杰章等主编）、《中国城市化之路》（王春光等著）、《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田慧生主编）、《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著）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通史、通论性著作如《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等著）、《中国现代化问题》（汪熙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高力克著），以及收入《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孙代尧、王文章著）等。
研究其他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著作，如《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王觉非编）、《第一个工业化社会》（钱乘旦著）、《现代化第一基石》（侯建新著）、《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陈勇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钱乘旦、陈意新著）、《日本近代化研究》（吴廷璆主编）、《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徐平著）、《日本现代化研究》（金明善主编）、《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严立贤著）、《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张旅平著）、《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洪朝晖著）、《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道路》（李庆余等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江时学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曾昭耀著）、《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农民学丛书》之一，金雁，卞悟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谷源洋等著）、《韩国为什么成功》（尹保云著）、《新加坡研究》（李一平著）、《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江立华、杨燕树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彭树智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张振国主编），等等。
除了专著和文集以外，有关现代化的史学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著名史学家黎澍1979年的两篇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两文均收入《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应当被看做是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特别是对现代化研究有开拓性意义的文献。翻检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的分类或综合性论文题录，可以发现：“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作为史学论文的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明显地在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现代化研究”专栏。还有一些专事研究与讨论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刊物相继问世。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在这里将这些刊物和论文一一胪列。
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应当是新时期现代化研究逐渐走向兴旺的另一重要表现。这些会议中，较早的是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部分高校系、所主办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道路与特点”讨论会（1983年于郑州）、“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讨论会（1986年于黄山）。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则先后主办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和“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除此以外，1989年4-5月分别于上海和北京举行的两个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均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同期召开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年会和此前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于南京），以及1993年的美国史学会年会，1995年的拉丁美洲史学会年会，也都围绕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据本文作者截止发稿时的粗略统计，较大规模的这类史学讨论会仅1990年以来就有十多次。这些会议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还有：“周学熙实业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秦皇岛—天津）、两次“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上海，1993年5月于南京—九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5月于复旦大学）、“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于北京）、“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1994年10月于北京）、“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8月于北京）、“1860-1960亚洲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3月于北京）等等。据了解，1998-1999年还有一系列这类的讨论会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长期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乍一提出研究“现代化”，难免有人不解，以为它和“革命”是对立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2月春季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有识者并不这么认为。例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在谈及“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时就讲到：“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大年先生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提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刘先生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由此可知，他这里所说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四
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研究，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现代”、“现代化”以科学定位
研究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现代”，因为“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孟森语）。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以及“现代化”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现代即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或者干脆以现代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同义语，从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有的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把“现代”定位为资本主义走向没落腐朽的时代，从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称得上现代化；还有人以“现代”为不定之名，向前向后都可以无限延伸；“三代为古则汉为今，魏晋为古则唐宋为今”，“现代”与“非现代”的区分完全是相对意义上的。这样一来，“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便无法界定，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更难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罗荣渠教授在他的两部现代化研究专著中，首先指出了“现代”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时代精神与特征）两层含义。他给“现代”的定位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或特征，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过渡。“现代”即“发达的工业文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特定阶段。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则可以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改造的方式等方面的差别，而有各自的特点。这样按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将它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李怀印先生在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中，也首先辨析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保。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关键变量”角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不是其他因素（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0页）。吴承明先生则根据“导致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的史实，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二）确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8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曾经发生过热烈的讨论。在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突破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罗荣渠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开拓与探索中用力最勤的一个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力图在史学研究中正本清源，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有关现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问题在国内外均属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具体内容看，本书至少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
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2.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提出了编写世界史的新思路。
3.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对现代化思潮演变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
在《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思想被具体化并有新的发展。例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等篇章中，罗先生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反复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1)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清帝国末代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这一过程或趋势被称为“衰败化”；(2)西方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并将中国强行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3)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走向“革命化”，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历次革命都充当了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加速器；(4)第四个过程或趋势是“现代化”亦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旧王朝体制下的“自强”和变法都未成其功，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这是第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但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近四十年的大动荡，是半边缘化与革命化继续同步发展。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49年革命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到此结束，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中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后，1979年以来发生了第三次模式转换，这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改革与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但将近二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和正在引起世人瞩目。与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相对应，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也经历了从朦胧的“富强”价值观到“西化”价值观再到“苏式社会主义”价值观，最后达到现代发展价值观这样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其中，第一次发展变化都包括了对其前者的部分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由以上概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展示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着重分析经济与社会内部变革的基础上的，但它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着重探讨现代化即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这一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理论上是对“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的重大突破。此外，罗荣渠教授的研究还展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点。其一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势头、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等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从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观为指导，强调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多向度即“多线性”。“这样，对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都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55页）。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实际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线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之内。
（三）现代化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中，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性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钱乘旦、陈意新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区别，辨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另一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本书的特点在于：强调各国选择不同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倾向；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唯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例如：曾昭耀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分析了拉美国家不同于欧美的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满足这个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墨西哥能够保持60多年的政治稳定，说明其并非恪守西方“权力平衡”原则的政治模式，而是“本国历史所选择的、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个需要的模式”。严立贤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即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去寻找。作者认为，“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使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中，许多著述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政权作用的关系。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早期现代化是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杆，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然而，国家在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殖民地等许多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作用重大。东亚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国家宏观调控性的引导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两者的结合。这一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有代表性的如金明善、徐平合著的《日本：走向现代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考察了战后日本政府独特的宏观调节职能，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决策体制。尹保云探讨了韩国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并从其“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和以军人政权干预经济的道路，从经济计划的制定与推行、分配与教育、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以及农业政策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朴正熙政府所建立的新经济程序的特征（《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伊朗失败的“白色革命”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化的中断”问题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关系的关注。张振国主编的《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指出，本来，巴列维推行土地改革和加速工业建设，正是抓住了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同时他还握有三张王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和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并得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本世纪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图大略，曾令世人为之侧目，但结果却引起一场来势凶猛的伊斯兰革命和神权政治制度的建立。巴列维及其政权则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之中，最后本人遁逃异国客死他乡。究其原因，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触动地主和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又因为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贫民的基本要求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王权的专制腐败、挥霍浪费终于激起众怒。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割裂、对立，注定了他的“白色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该书作者总结了巴列维失败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一国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必须重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情民意；在社会转变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要处理好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保证政权清正廉洁、清除腐朽丑恶现象和保持社会公正等问题。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一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辑录了1983-1986年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索引，所选仅四年间论文就已在150篇以上。
章开沅先生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作者提出了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的西欧与东方两种类型，指出发生在俄、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从总体上来说这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其中，既有顽固派守旧复古的倒退倾向，也有包含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的回归。面对周而复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两难抉择，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该书结论部分强调，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传统文化的惰力终究难以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一切社会变革的巨大驱动作用；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耿云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该文提出新文化运动既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其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持，在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统治压迫下，新文化运动屡受攻击和剿禁，倡导进步文化者遭迫害。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现代化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头上。王富仁的文章《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提出从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发展，但洋务派、维新派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旧民主主义革命派也没有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全面完整的独立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肯定现实变革合理性的进化论者，新文化运动不是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追求目标的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王瑶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意义，认为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现代化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评判的标准则是“人”的觉醒和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在于，“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多有涉及。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大体可分三大派别，即19世纪60至90年代的“体用”派，经康有为、严复过渡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再经吴宓、梅光迪等人过渡到“新儒家”。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生证。“体用派”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主张文化的缓变、渐变、变与不变的统一。康有为据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其系于儒学的变革观也是变用不变体。“国粹”派摒弃了体用模式，新儒家又进一步，企图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同时更自觉地以“保守”自居。何文批判“体用”说的貌似公允和浅陋，同时肯定“体用”派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且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文章指出了从“体用”派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四组共同特征：其一，民族立场与优患意识，通过浓烈的忧患意识宣泄出盼望国家强盛的情感；其二，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主张在坚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本主义传统基础上，引进西方科技，反对科学至上、科学万能；其三，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将道德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其四，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保守”并非墨守陈规，而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牟宗三语）。文章最后提出应从文化保守主义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其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
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两章专论传统文化问题，在论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一上来就谈到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学批判的反批判，分析了批判与反批判双方的得失。他指出，传统的儒家文化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历代积淀下来的“道统”观、“夷夏”观等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使得现代化只能在维护皇权正统与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这一启动发端于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但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应归咎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同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口号，朝鲜有“东道西器”口号。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原因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去探寻。针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罗先生提出一个“改革儒学”概念。他认为从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发展也说明，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内涵，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推陈出新，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式企业发展的契机；儒家重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强力开发；“行仁政”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注意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改造和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对未来东亚及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化有史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这两个题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世纪30年代前后，围绕东西文化比较、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当时讨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反响。这说明文化思想变迁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说明文化问题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层的问题。但今天的讨论不能是当年争论的简单重复。今天，像洋务运动时代“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但以“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者，以及对西学“饥不择食活剥生吞”者，仍时有出现。在今日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五）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的研究，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晚清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二是新型工商社团的兴起。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中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是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的发展。其中，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从1980年起，李时岳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向下沉沦（半殖民地并向演化）与向上发展（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两个过程”说（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3.12），由此而引起热烈的争论。有关的论文很多已结集出版。近年以来，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姜铎先生早在60年代初就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1996年又撰文回顾有关的论争。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同时，洋务运动有反动消极一面，也不宜全面肯定（《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文章评价这一段长达35年的历史，持两点论观点似较平稳。由于该文是“回顾”，论述并未展开，诸多概念如“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反动消极一面”等还有待进一步厘定。洋务运动从总体上说，应当是地主阶级中的一翼为挽救专制王朝而推行的保守的自救、自强运动，虽然它有现代化的取向，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恐怕还有一定距离。另外，洋务运动始兴于同顽固守旧派的论辩，终溃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封杀。简单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所允许或者反动消极似亦难成定论。例如，陈向阳就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晚清三次变革是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化过程（《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陈文此论与先前黎澍、李时岳先生等提出的有关论点有同有异（参见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把洋务运动置于一个互相联系、依次上升的历史进步过程；不同于李著以辛亥革命为后继者，陈文则视清末新政为晚清第三次变革且规模和影响都最大。但陈文认为变革的内容包括多样化的民主化运动，似有将“新
政”与同时期的民主运动混为一谈之嫌。因为尽管有君主立宪的趋向，毕竟专制王朝主持下的新政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所代表的民主潮流是两个双向对立的运动。历史在这里不应当是单线的，而应当是多线的合力推动的进程。
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新的进展。虞和平在《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追溯了晚清政府和官员经济思想的变化并指出，迨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总算明白了“恤商惠工为本源”的道理。到筹备新政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奏朝廷，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清廷也随即宣谕，明示推行讲究工商的国策。文章认为，晚清民初的工商立国政策具有社会动员意义并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朱英的专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考察。该书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奖掖工商、振兴实业的政策，指出了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积极作用。本书通过对清末新政的分析，论证了作者关于新政是“有清一代最具深度和广度，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一次重要改革”的观点（《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本书确为填补空白之作，定会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启动与阶段性推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在现代性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别无二致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的最初发动。这样一个双重涵义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命意所在。作者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现代化是多模式而非单一模式；不能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不能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科学研究不允许无法自圆其说的概念上的混乱。这样的讨论对于统一学术概念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性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此之前，罗荣渠先生也已经多次对“近代化”概念提出批评（参见《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8页等处的有关论述）。
同对晚清自上而下变革的研究相呼应，对于来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的研究在近年也有新的拓展，表现之一是对近代以来工商社团（主要是商会）的研究正在从兴起走向高潮并将会很快蔚为大观。其意义诚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商会研究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兴的领域（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朱英的另一部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代表了这一新领域的成果。虞著认为，商会随早期现代化的兴起应运而生，是清政府厉行新政劝办商会和资产阶级自身要求双重动因的产物。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社团，因其组织规模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主角，在促进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和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两个方面显示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被动性、重合性、非自主性、非统一性等特点，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商会自身软弱与政治文化素质低下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等内外原因，商会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的承担者。朱英在他著作的“绪论”中，回顾了本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和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并给本书提出了“从新角度提出新见解”的任务。新角度就是回应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热烈讨论，“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否出现脱离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分析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作者承认清政府鼓励倡导了商会的建立并予以扶植保护，但显然不同意视新型商会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半官方组织的观点，而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型工商社团均为民间性质的独立自治组织，是以契约性规章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的、工商业者自愿合作并依据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团体（参见前引《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民族工商业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国家新型关系的产生，确是中国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重要迹象。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已经开始被注意，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产生兴趣。
（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这一领域的突出成就，是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73年，当时选择了九个沿海、沿江省区，分别研究它们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遭受的外力冲击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做好这项研究，一些学者多次亲赴各省区访问、观察、收集史料。到1995年，已有《湖北省(1860-1916)》（苏云峰著）、《山东省(1860-1916)》（张玉法著）、《闽浙台地区(1860-1916)》（李国祁著）、《湖南省(1860-1916)》（张朋园著）、《江苏省(1860-1916)》（王树槐著）、《安徽省(1860-1937)》（谢国兴著）、《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朱浤源著）等7部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体例相同，但各具特色。如《从变乱到军省》探讨了地理位置特殊的广西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面向上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变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主持者之一张明园先生，对该项研究已有成果从所采取的现代化概念、研究的架构等诸方面，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检讨，指出了开展区域性研究的意义在于：1.中国有广大的幅员，传统背景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在甲地某种传统是助力，在乙地则可能变成了阻力；由于区域的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区别，从而“民族性”也非如有人认为的全然不利于现代化，而是无绝对的是非得先。2.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而且必须及时求变，但西方文化和外商、外国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尽相同。张朋园认为区域研究的共同新发现主要有：1.领导阶层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自强运动成就微小，原因是其领导阶层非常传统。1905年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中国的领导阶层才为之一变。2.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置疑。立宪运动中各省设咨议局，相当于今天的省议会，这是中国政治参与的起点。然而对此史家向少重视者。3.中国19世纪的工业化努力，犯了策略错误，误蹈重工业的陷阱，白白浪费了三四十年时间。4.清朝最后十年试图从改革入手挽救其衰亡命运，虽然人心已去，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但其改革内涵颇有现代化的意义。5.社会变迁的迟滞。6.各地发展程度不一，社会发展只有教育建设略可比较。7.人口压力、帝国主义和天灾人祸等等造成动乱，近代最大的一次动乱当数太平天国之役，发生于中国受西方冲击趋向转变的年代，其有益影响是战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减轻；不利影响，一是田亩增多推迟了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化，二是动
乱造成“前途未卜”的心理。概括地说是动乱与现代化两不相容。但也有学者对上述一些结论诸如领导层对现代化的态度与所受教育的关系、工业化政策等等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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