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创业活动与绩效关系测度体系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大师德鲁克（Drucker，1984）曾经指出,“创业型经济”应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创业并不只是一种天赋，创业是可以组织，并且是需要组织的系统性工作，美国人必须学会管理创业。[1]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一直试图要搞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各层面的创业活动是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
在宏观经济层面，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发起了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经过几年的持续研究和统计检验，他们发现，衡量一国（或地区）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TEA（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GEM报告，2003）。[2]这说明，虽然创业活动并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但一国（或地区）的创业活动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企业组织层面，学者们也很关注企业层面的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公司创业活动的测度体系进行了梳理与比较，进而对公司创业活动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一、公司创业活动的测度体系
国外学者先后提出过三类（四种）评价公司创业活动（EA）的有影响力的测度体系，它们分别是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创业强度（entrepreneurial intensity，EI）、公司创业评估工具（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instrument，CEAI）与创业型管理（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EM）。这三类测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来对公司创业活动进行测度。
1.创业导向（EO）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创业研究，是以创业者的个人特征为研究重点的，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创办企业，而另一些条件相似的人却没有这样做？为了回答这个“为什么”（why）的问题，必须首先回答“谁”（who）的问题，即谁（什么人）开办企业。因为这些人具备某种内在的创业品质。于是，许多研究者发现创业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敢于创新（innovation），勇于承担风险（risk-taking），具有超前认知，采取超前的行动等。
Miller（1983）在一篇经典文献中进行了把这些品质移植到组织身上的尝试。在那篇经典文献中，Miller一改把创业者的个性特征作为分析视角的传统思路，把企业层面的创业活动作为分析基础。其研究的重点不是谁是创业者，而是创业本身的过程以及激发或是阻碍创业活动的组织因素。
Miller以三类企业：简单型企业（simple firm）、计划型企业（planning firm）和有机型企业（organic firm）作为控制变量，发现熊彼特所强调的创业精神不但可以发生在个体企业家身上，而且可以发生在有机组织的各个层面，既包括由高层管理团队倡导的创业行为，也包括发生在研发、工程、市场和生产等各类基层部门的自发创业行为；进而又发现了有机型企业所表现的高度创业精神，并对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与非创业型企业（non-entrepreneurial firm）进行了比较。Miller认为，创业型企业积极从事产品与市场创新，敢于承担适度风险，并经常体现出超前认知与行动的特征，主动向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相反，非创业型企业则被认为是那些其高层管理者倾向于规避风险、缺乏创新精神及消极被动的企业。[3]
Miller的贡献在于不但开辟了一个新的、非常广阔的研究视角，而且向已有企业发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根据权变理论，只要找到正确的组织影响因素，就可以增强企业创业活动的强度，提升企业的创业精神，进而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正是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对创业导向进行了大量的后续研究。
Covin和Sevin（1991）构造了一个公司创业的概念框架，使用了创业态势（entrepreneurial posture，EP）这个概念，并延用Miller（1983）所使用的三个维度：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认知与行动。[4]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通过营造特殊的组织战略、结构、系统和文化可以改变创业行为的观点。因此，创业态势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不是固定不变的。他的第二个贡献就在于重视创业态势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并且率先提出了基于“创业活动—组织绩效—第三方变量”关系的44种理论假设。这些理论假设被诸多后续实证研究作为假设前提来进行证明。
Lumpkin和Dess（1996）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导向所包含的五个维度：（1）自主性（autonomy）；（2）创新性；（3）风险承担程度；（4）超前认知与行动；（5）竞争积极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两人的主要贡献是对创业与创业导向进行了阐释，指出创业（entrepreneurship）与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两者之间的差异：创业强调内容（content），注重应该进入的事业；而创业导向则强调程序（process），注重创业的过程、惯例与决策活动。如果以新进入行为（Burgelman，1983）来定义创业活动，那么创业可用来解释新进入行为的组成（静态）。而创业导向则说明新进入行为的运作方式和逻辑（动态）。[5]
由此可见，创业导向研究其实质是要解决创业活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仍然是基于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等的“态度会影响行为”这一基本理论假设；而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认知与行动等这些态度导向不仅会体现在个体身上，而且也会出现在组织身上。研究创业导向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什么样的创业过程、惯例与决策模式有利于创业行为的发生，什么样的创业过程、惯例与决策模式又会阻碍创业行为的发生，来对创业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
2.创业强度（EI）
Morris等（1996）为了全面描述创业活动，引入了创业强度的概念，强调对创业活动既要考虑创业活动的程度（degree of entrepreneurship，即组织在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认知与行动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程度），也要考虑创业活动的频度（frequency of entrepreneurship，即在一定时间内创业事件的发生次数）。[6]
此后，有学者开始借用这一概念来反映创业活动的实体层面，如Daphne Yiu等（2003）就运用过去3年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以下四个相对指标来描述创业强度：（1）研发投资变化；（2）厂房与设备投资变化；（3）开发成功的新产品数量变化；（4）开拓新市场的支出变化。[7]
由此可见，创业强度的基本命题是针对创业活动的结果而言的。这一理念可以直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熊彼特（1911，1934）对创业活动的论述。熊彼特认为，创业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不但从宏观方面分析了创业活动对经济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作用，而且指出了创业活动所直接体现出来的五种微观创新形式：（1）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新产品的新数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采用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8]
其实，公司创业活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近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公司创业活动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如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Burgelman，1983；Vesper，1985；Covin和Slevin，1991；Guth和Ginsberg，1990；Zahra，1993）、公司内部创业（intern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Schollbammer，1982）、公司冒险（corporate venturing，Von Hippel，1997；Biggadike，1979）、新事业冒险（new business venturing，Stopford和BadenFuller，1994）、战略更新（strategic renewal，Guth和Ginsberg，1990）和内部创业（intrapreneurship，Pinchot，1985）。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对这些定义进行整合，如Sharma和Chris-man（1999）在对以上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将公司层面的创业活动区分为三种：（1）一般性创新活动；（2）在现存组织内创建新事业；（3）重新塑造或改造原来的组织形式。[9]
事实上，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研究目的各异，他们仍在采用不同层面的定义。但对公司创业活动进行实体层面的考察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诸多从创业导向、创业精神层面进行的研究更注重创业倾向，而非实际创业活动。创业活动的实体层面，不但对考察其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实际反映创业精神效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创业活动的考察离不开对创业活动实体层面的研究和测量。
3.公司创业评估工具（CEAI）和创业型管理（EM）评估工具
Kuratko等（1990）运用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 design）的方法，以美国《财富》500强中的一些企业作为样本，开发了一组名为“内部创业评估工具（intrapreneurial assessment instrument，IAI）”的测度方法。IAI是一个包含三个大项（管理支持、组织结构以及报酬与调研经费可获得性）和21个小项的测度体系。Kuratko等通过高层管理人员短期培训项目，对IAI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验证，并且发现员工在接受培训以后对内部创业环境的感知出现明显的改善。[10]此后，Kuratko等又对内部创业环境的评估工具进行了多年研究。
Hornsby、Kuratko和Zahra（2002）基于中层管理者的感知，运用两个更大的样本开发了一组更为全面的公司创业环境评估工具（CEAI）。CEAI包括五个大项：管理支持、工作自由度、报酬制度、时间的可支配性和组织边界，分别解释了22.2％、6.4％、6.0％、5.3％和3.34％的内部创业环境，总解释比例是43.3％。[11]这同时说明，无论IAI还是CEAI，其基本的假设就是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有效管理公司创业活动来促进公司内部的创业活动。
如果说以上各种公司创业活动测度体系的开发是建立在学者们自行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并且与创业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的话，那么以Brown和Davidsson等为代表的瑞典学者则直接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Stevenson（1990）的理论框架为基础，[12]开发了一组创业型管理（EM）测度工具。
创业活动可以被有效管理的思想早已散见于前人的研究，但Stevenson教授一系列著述的发表还是引起了创业学界的极大关注。从Stevenson教授1990年及以后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看，它们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1）明确提出了创业型管理与传统行政管理的差异，并且认为创业型管理与传统行政管理是公司管理方式的两个极端，中间是一个存在许多管理形态的连续体。（2）强调了创业型管理的核心在于捕捉机会。Stevenson教授认为，创业的本质就是在没有资源或是资源很少的情况下，也能把握机会创造价值。他的这一创业定义被许多学者引用，并且与近几年受人关注的创业机会学派的创业观一脉相承。（3）提出了区分创业型管理与传统行政管理的五个维度，为后续的应用和实证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Stevenson的思想并没有被有效地反映在EO框架中。基于Stevenson对创业本质的理解，Brown和Davidsson根据Stevenson先后提出的战略导向、机会承诺、资源承诺、资源控制、管理结构、报酬哲学、创业文化和成长导向等八个维度，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叫做机会商数（opportunity quotient，OQ）的创业型管理测度体系。其最终成果是发表在《战略管理杂志》（Brown、Davidsson和Wiklund，2001）上的《评估体系——创业型管理评估工具》。该评估体系包括六个维度、20个项目。[13]
二、公司创业活动测度体系比较
许多学者对上述三类测度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Brown和Davidsson（1998）对EM与EO（Miller，1983；Covin和Slevin，1986，1989）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发现这两个测度体系具有弱相关性，都是企业成长和公司创业行为的弱预测指标。[14]Eliasson和Davidsson（2003）对EM和CV（corporate venturing，可以看作是EI实体的组成部分）与企业绩效（销售收入感知增长率和利润感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EM会影响公司创业活动，公司创业活动会影响组织绩效，但对变量的解释力较小，EI可以作为EM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15]
从以上文献回顾看，三类创业活动评估工具实质上具有不同的理论背景，也采用了不同的考察视角，就像盲人摸象一般，反映了公司创业活动的某一部分，但没有反映全貌。EO反映了创业态度与行为的混合体，没有全面反映公司层面的创业活动，如非正式创业活动和外部创业活动；也没有反映创业研究的最重要进展，如创业就是识别和利用机会进行创造的这一本质。由于创业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用单一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公司创业往往是不全面的（Zahra、Jennings和Kuratko，1999），需要综合反映。[16]三类公司创业活动测度体系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三类公司创业活动测度体系的差异
测度体系 创业导向
创业强度公司创业评估工具；
创业型管理评估工具
Miller（1983）
Morris和Sexton（1996） Kuralko等（1990）
代表人物 Covin和Slevin（1991）Sharma和Chrisman（1999） Hornsby等（2002）
Lumpkin和Dess（1996） Brown等（2001）
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基于
经济学等，基于熊彼特（1911， 管理学等，基于Stevenson（1990）
理论基础 Miller（1983）的贡献 1934）和德鲁克（1984）等的贡献
等的贡献
创业活动为什么会发生 创业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创业活动是怎样发生的（how），
解决问题 （why） （what） 能否有效管理创业活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迄今为止，还难以整合出一套涵盖各种研究目的的测度体系，但在应用中要注意研究的视角以及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创业导向着重要解决创业活动为什么（why）会发生这一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创业强度主要侧重于解决创业产生了什么样（what）的结果这个问题，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等；而公司创业评估工具和创业型管理评估工具则是要解决创业活动是怎样（how）发生以及能否有效管理的问题。
三、公司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许多学者根据以上三类测度体系，对公司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部分实证的结论见表2），其特点是：主要采用EO体系，只有少数实证研究采用EI、CEAI或EM体系；主要采用财务指标对组织绩效进行考察，对财务指标的分析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下面是从实证角度分析得出的几点初步结论：
1.公司创业活动总体上与组织绩效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公司创业活动可以作为组织绩效的预测指标。这一结论得到了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许多实证研究的验证，但有些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显著或相反的结论。我国学者还应该根据转型期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公司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问的复杂关系是由许多第三方变量的影响所造成的，而它们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的绩效，甚至负效应。针对第三方影响变量与“公司创业活动—组织绩效”关系的影响，Covin和Slevin（1991）提出了完整的概念性框架（参见图1），而后续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这些因素展开。[17]
注：粗实线表示强相关；细实线表示弱相关；虚线表示干扰效应。
图1 公司创业活动—组织绩效—第三方变量概念性框架[17]
3.公司创业活动对组织绩效的长期影响要好于短期预测效果，结构化模型又好于权变模型。从Zahra（1995）[18]以及Wiklund（1999）[19]所采用的纵向研究方法看，长期绩效比短期绩效的回归效果好，这与GEM得出的结论非常类似。因此，创业战略是一种长期战略，而非短期战术行为。Wiklund和Shepherd（2005）采用结构化方法（configurational approach）来验证创业导向与小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而以前的研究不是只把第三方变量看作独立的影响因素或控制变量，就是只根据权变模型（contingency model）两两考察第三方变量对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影响。但结构化方法却同时考虑创业导向以及两个第三方变量对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结构化模型回归效果最好；从总体上看，创业导向与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在环境比较稳定、可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较高程度的创业导向也会提高小企业的绩效。[20]可见，创业导向发挥了一种稀缺资源的作用。[21]
4.公司创业活动—组织绩效关系研究所采用的绩效指标。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提出了两个层面的绩效衡量工具：第一层面是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如销售增长率、投资回报率、资产回报率、每股市价等；第二层面为非财务绩效指标，如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制造周期效果和顾客满意度等。[22]
Covin和Slevin（1991）认为，绩效可分成两个方面：成长性与获利性。他们还列举了一些指标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如销售增长率、资产回报率及单位销售利润率等。不过，这两位学者还是建议以成长性和获利性两方面的结合作为考核绩效的基本指标。[23]
Lumpkin和Dess（1996）建议在绩效的衡量方面除了采用传统的会计指标（如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及获利情况）以外，还针对企业层面的创业导向提出了“全面绩效指标”。他们建议以“利益相关者”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指标。[24]
总之，从众多实证研究看，在探讨公司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方面，学者均以多层面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彼此的关系，因为单一的绩效指标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推论。
表2 公司创业活动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者与年份方法与数据有效样本 统计分析 主要贡献或结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描述性统计、相关
把EO分为高中低三组，发现高分
Smart和Conant 上，提出风险承担程 599个创业者 分研究析、方差分析 组的市场竞争力和绩效要高于低
（1994）度等六个维度 分组
基于Miller和Friesen 多种产业细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创业的有
Zahra和Covin
（1982）的研究成市场的 回归分析 效性增强，特别是在对抗性的环
（1995）果，运用为期7年的
108家企业
境中
一手和二手资料
自己设计的问卷调
创业强度与用工、销售、顾客增
Morris和Sexton 查（高级市场主多个行业的52家企业
多元回归分析加、客户基数等的变化显著相关
（1996）管）、EI
但与利润变化不相关
Becherer和Maurer 创业者主导型企业，
相关分、多元创业者主导型企业的创业导向
（1997）问卷调查、EO
147份有效问卷
回归分析会直接影响企业利润
问卷调查，基于 高绩效群体倾向于采用超前认知
Kotey和Meredith Miller（1983）等 澳大利亚小型家具企业 聚类分析、方与行动策略，并具
（1997）的研究成果 业，224家样本企业
差分析等有体现创业精神的价值观；而
低绩效群体则倾向于采用反应式
策略，并体现出保守的价值观
Wiklund
问卷调查、EO，3年 瑞典小企业，132份有 EO与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长期
（1999） 的纵向研究 效问卷
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大于短期相关性；可利用
资产对创业活动—组织绩效的影
响很大
续表
作者与年份方法与数据有效样本
统计分析主要贡献或结论
问卷调查，EO中的 环境动态性与EO显著相关，但复
Luo 三个维度，基于 中国的63家乡镇企业
多元回归分析杂性与风险承担程度的相关性不
Venkaraman
显著；EO中的创新、超前认知和行
（1999） （1989）的研究成果动与利润和市场地位变化显著相关，
而与风险承担程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半结构化访谈、问卷 结构方程模 在国际化背景下，创业导向能促进
Knight 调查，基于Miller 美国国际化制造为企主 型、相关分 市场战略的实施，进而促进企业绩
（2000）
（1983）EO研究 析、回归分析效的提高
创业导向与资产回报率或营业收入
问卷调查，基于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在产业竞争的
Zahra和Garvis Miller（1983）EO的 美国国际化制造业企相关分析、回归 不利环境下，创业导向程度越高，
（2000） 三个维度事业
业，98份有效问卷 分析等 其资产回报率或营业收入增长率也
越佳
问卷调查（EO中的 超前认各与行动适用于动荡环境下
Lumpkin和Dess 超前认知和行动与
13个行业的94家企 主成分因子分析、产业成长初期的企业；竞争积极
（2001） 竞争积极性）
业多元回归分析性适用于竞争环境恶劣的产业熟期
企业
Yusuf 海湾地区制造业与商EO、竞争不确定性、融资不确定
（2002） 问卷调查
业企业，86份有效问多元回归分析性与绩效显著相关；制造业的企
卷业规模和环境不确定性与EO显著相关
Bruzek餐饮业的522份有效 逐步回归法、感知到的创业文化与工作满意度
（2003） 问卷调查、CEAI 问卷 相关分析正相关；CEAI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EM会影响公司创业活动；创业活动
Eliasson和 瑞典中小私营企业，会影响销售收入增长率和利润率；
Davidsson电话访谈与问卷调
957与574份有效问 层级回归法 公司冒险活动可以是EM与绩效间的
（2003） 查、EM与CV 卷中介变量
Martin和Lumpkin 问卷调查、EO中除 美国家族企业，318份
随着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创业导
（2003）
创新外的四项指标 有效问卷 方差分析向会弱化，而家族导向会强化，这
是富不过三代的主要原因
Arbaugh、Cox 问卷调查、EO五项
17个国家的1045家 因子分析、回创业导向在国际背景下具有一般意
和Camp 指标
企业 归分析 义，与一些绩效指标显著相关
（2003）
Jarna和Kaisu 问卷调查、自制量
芬兰小企业的184名 内部创业环境与顾客满意度、工作
（2003） 表，与CEAI类似 员工
相关分析
满意度等正相关
问卷调查，基于
总体上，EO与绩效正相当；在企业
Wiklund和 Miller（1983）EO的 瑞典413家有效问卷 层级回归分析（ 面对稳定的环境、资本有限的情况
Shepherd 创新等三个维度 （小企业） 三个交互变量） 下，EO创造最好的绩效
（200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和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等众多杂志的相关文献整理而成，恕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