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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中，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治史之难莫难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因此，只有经过较长时间沉淀后作出的历史评价才有可能是科学或客观的。然而，历史发展常常容不得时间沉淀，当有些人物或事件一成为历史，就要求立即作出评说，并把它看作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历史评价变得十分沉重和紧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四人帮”搞的一套东西如何评价？建国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如何评价？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并领导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学上讲，它所阐明的基本结论，对于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混乱，拨乱反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加强凝聚力，使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完成两个不同时期的过渡转换，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上讲，它所提出的评价原则，对于研究近现代史、国史和中共党史，对研究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构建学理的方法论意义。
一、向前看的原则
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由于离现实较近，难以拉开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所应保持的“评价距离”。利益的关联性、特殊的情感因素、现实的心理定势都会影响甚至干扰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评价，以至出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近者讳的现象。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开展，人们的思想日益解放，但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有人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犯错误的事实，认为即使有缺点也是微不足道的，应该为尊者讳；有人则出于自己的不公平遭遇，情绪偏激，将建国以来出现的所有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
如何从这两种评价误区中走出来，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①a]。分清是非、作出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算谁的账，不是为了摆平谁的恩怨。“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②a]，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团结的需要。只有向前看才能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分清是非功过，澄清“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对犯错误的同志适当的处理，对冤假错案予以纠正，才能使大家认识一致，消除恩怨，尽弃前嫌，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投身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要做到真正向前看，必须首先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当前最大的利益在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③a]，“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④a]，引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上面来，引到安定团结、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上面来。针对评价毛泽东中出现的一些片面过激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⑤a]，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要做到真正向前看，还必须学会从个人的情感纠葛中走出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恩怨。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⑥a]。他再三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⑦a]要从大局出发，多考虑人民利益，这样才会有坦荡的胸怀，才能出以公心，才能在处理历史问题特别是人的问题时，不为个人利益和情感所左右，才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把功劳统统归于自己、错误统统归于别人。邓小平以自己为例说：评价建国以来历史，“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①b]。
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问题千头万绪，是否要对所有问题都追根究底、分清毫末？针对这一点，邓小平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②b]。他一再强调：“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③b]
“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历史问题的“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人类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千差万别的具体人的活动使历史呈现为多彩多姿的生动画卷。但过分纠缠细节只会使历史显得杂乱无章而难辨面目。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人们对建国以来某些事件的是与非、某些人的功与过，认识上并不是一致的，有的甚至还有较大分歧。有些重大问题一时还难以论证清楚，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进行周密的分析，才能逐步加深认识。
二是“要从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历史评价的重点总是放在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是非功过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些重大问题搞清楚了，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就“能使大家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①c]。
三是“干脆利落的解决，不要拖泥带水”。邓小平强调，对历史问题的解决和评价，态度要明确坚定，不能拖泥带水。一下子还认识不清的可以留待以后继续认识，但认识清楚的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对的东西要肯定要坚持，错的东西要批评要纠正。对毛泽东的功绩，对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②c]。关于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特别指出：“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③c]他还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④c]
“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从方法论上看至少具有三方面功能：一是抓住历史上的重大人物和重要事件，有利于分清大是大非，不被枝节问题、个人得失所迷惑，“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⑤c]。二是有利于迅速使人们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取得一致。每一个人历史的角度不同，历史的遭遇不同，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感受和理解也不同，只有在整个历史的面前，在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面前，人们才可能达到对历史的共识。三是有利于为进一步的评述留下空间。要想在短时间里把刚刚过去的所有历史问题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勉强解决还可能造成新的错案，对有些问题贸然作出结论不如不作结论，不如留待以后逐步加以解决。因为“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⑥c]。
三、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恰如其分地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到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上，有两个基本思路。
一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键之所在。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且也在于正确地处理了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不可能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对建国后17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重新作出评价，对建国28年来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重新作出评价，对反右、“大跃进”、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重新作出评价，对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作出评价。“路线斗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①d]。
二是要忠于史实。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②d]针对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邓小平说，这两次会议，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错误的，但组织上是合法的。“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③d]。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④d]。对毛泽东的分析，也要忠于事实。对他的功绩要充分肯定，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批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⑤d]。
实事求是地分析是进行科学历史研究的最起码职能，但是还要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和评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历史事实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不能偏颇的两个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必然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在一些人中间出现了对毛泽东错误估计过重，甚至完全否定其历史功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强调“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恰如其分地评价”相结合。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⑥d]。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指出，首先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⑦d]。因为“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①e]。邓小平明确地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②e]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和全党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③e]
其次要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说：“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④e]
再次，要公正地认识毛泽东的错误的性质，这是能否做到恰如其分评价的关键。邓小平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⑤e]他还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⑥e]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科学的，这有三方面的依据和理由，从中也展示了邓小平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方法。
第一，伟大的历史人物、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我党最有权威性的领袖，他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毛泽东有领袖的才华品质，也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他也会有缺点和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还说：“正确认识革命领袖也会犯错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①f]
第二，要全面地分析、比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的关系。一方面不能只谈功绩、讳言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能只谈错误、否认功绩，而应该全面比较他在历史舞台上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其不平凡的一生中犯过错误，特别是他在晚年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一生同我们党的历史、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说：“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②f]因此，邓小平作出结论说：“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③f]不作这种全面地分析和比较，就可能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太重，写过头，甚至给毛泽东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所以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④f]
第三，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毛泽东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⑤f]邓小平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的责任和背景：一是不能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推在毛泽东一人身上。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⑥f]邓小平就主动承担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及未能有效制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部分责任。二是要看到毛泽东犯错误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脱离党的集体领导，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他自己原来所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甚至破坏。这样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甚至“文化大革命”那种失误。三是要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⑦f]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坚持从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历史人物，从当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分析社会历史原因，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去理解毛泽东这位革命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才能避免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某些现象的重演，才能真正地尊重历史。
四、历史方法论意义
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本精神，贯彻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它是我党的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对中国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具有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意义。
基于这一点，从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人们看到更多的当然是它的政治意味。但由于这些思想的阐述与当代中国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历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史、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具有的历史方法论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思索和体味的。
关于“向前看”，实际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基本价值向度问题。人类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审视过去，而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烛古照今、鉴往知来。人类是为了走向未来而认识过去，为了理解现实而评价历史的。现在、未来并不影响过去，不能改变过去是什么和怎么样这一事实。但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人类意识的多向度和超越性，使现实和未来也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积极地作用于过去，从而影响到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观念的确认、诠释和评价。这种“着眼未来”的价值向度，能够内化为一个真正史学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今天的史学家来说，要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认识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的具体性。但过于凝注于历史的具体性，不从历史的总体联系中去把握这些具体性，历史将会变成一团无法清疏的乱麻。历史研究应该从这些具体性中走向“稀薄的抽象”，从而揭示出历史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并以此去深刻而又真实地再现出具有丰富多样性内容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就有利于我们从历史“具体的表象”而走向“稀薄的抽象”。这一原则强调关注重大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不拘泥于具体细节，不纠缠个人恩怨，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去把握和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趋势。
“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是史学家反复思索的两个艰深难题。唯物史观认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识而存在，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依据与凭证，离开它历史学就丧失了科学性。但是，历史科学不能只收集事实。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没有历史事实，历史学就丧失了立足之地；没有历史评价，历史事实就丧失了深刻性，因而也就丧失了历史意义。
注释：
①a⑤a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308页。
②a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
③a④a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277页。
⑥a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4页。
⑦a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①b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
②b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148页。
③b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①c②c③c④c⑤c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293、301、291、305—306、298页。
⑥c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①d③d④d⑥d⑦d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308、305、308、309、297页。
②d⑤d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4、334页。
①e④e⑤e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345、344页。
②e③e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8—149页。
⑥e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
①f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
②f⑤f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③f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④f⑥f⑦f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9、296、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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