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1]2003年在《文化分歧与文化协同对跨国企业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领域也毫不例外的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在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空间观、和地域疆界之后，作为经济最小组成单位的企业也走向了跨国经营。因为，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才能获得最大的生产力，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承载单位的跨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传统企业的经营环境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的生产经营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的。而各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技术方法、控制程序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其雇员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可以说，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是在一种跨文化的环境下展开的。随着跨国企业的不断涌现，以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的跨文化管理学也应运而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内容，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而在跨文化管理学领域，文化则被定义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人群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他们生活中的特定规则的内容和模式。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文化和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首先，作为一种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等传统及政治制度中的社会职能，管理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工作方式等作为管理的具体内容，无一不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有机成分；其次，管理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西方注重诸如技术、设备、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硬性要素”的管理风格，是由于西方文化模式是在充满了自由竞争精神的海上竞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竞争需要有相当多的规则和专门的技术来保证其实现。东方国家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等“软性要素”的管理风格，则是和这些国家相对封闭、<WP=58>注重宗法、礼教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的。忽略文化因素对管理活动的影响，认为“生意就是生意”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对于在跨文化环境下开展经营活动的跨国企业来说，文化对于管理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即企业来源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协同和分歧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文化协同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吸收的过程。文化协同过程有两种表现形式――文化的主动协同和被动协同。主动协同指的是基于人性的共通而在不同人种、国家和社会之间产生的相互理解，它是人类实现交流的基本前提；文化的被动协同是指不同文化的接触中，文化实力的博奕导致弱势文化承认、接受并且模仿强势文化的各种特点。作为文化协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文化分歧，指的是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文化之间的分歧是从文化的基本定义中推导出来的逻辑前提，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就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得以确立的。地域环境、历史经验、社会制度、教育体制等等都是造成文化分歧的原因。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协同和分歧）会对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而影响管理的民族文化的维度则可以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趋向、以及男性度――女性度取向四个方面进行测量29。对这四个变量的不同赋值就可以在一个假想的管理模式坐标系中确定某个民族文化下的管理文化的具体类型。例如中国属于权力距离大，弱的不确定性避免，集体主义趋向明显并且男性度－女性度取向居中的民族文化类型。因此，中国的管理文化通常具有组织结构层次多，权力差距大，求稳，组织归属感强，较弱的风险意识等特征。实际上，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文化――组织观念――管理模式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的提法。这叁者前后相继，文化模式和组织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化的方式和规律影响着管理模式的发展。<WP=59>在认识到了民族文化――组织观念――管理模式这一演变模式的客观存在之后，本文作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文化协同和文化分歧对跨国企业的影响：文化的协同首先是跨国经营成为可能的前提。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配资源的时候，文化的主动协同使企业组织的经营活动自然地地超越了国界的限制。而在跨国企业创造的跨文化环境下，来源国和东道国文化的实力博奕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取得完全优势的零和博奕以及整合双方优势的正和博奕30。只有后一种情况才能在跨国企业内部实现两种文化优势的整合和协同增效，真正发挥出文化多样性的优势。而跨国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环境中，作为逻辑前提存在的文化分歧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其表现形式纷繁复杂，大致可以归纳为在：人事管理、交际管理、目标和计划管理、决策管理、组织管理、监督管理等六个方面的不同模式之间的矛盾。选取中国、日本、法国和德国作为东西方文化模式和管理模式的代表，并在它们之间进行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比较，可以较为典型的注解对于文化协同和文化分歧对跨国企业影响的理论论述。因为四国文化中，中国与日本两国的?
毛倩倩[2]2015年在《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中央自2000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非洲市场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投资目光聚焦到非洲这片沃土上。中国于1990年与纳米比亚建立外交关系,2009年已成为纳米比亚第叁大贸易伙伴。在纳中资企业从2008年的8家发展到了2013年的40家,但是其属地管理实践正面临着政治制度限制、跨文化管理冲突、劳资纠纷日益严重等方面的挑战。本研究着眼于从管理者视角看在非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帮助充实组织层面对非洲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助力非洲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实践。与Wood&Kamoche等学者一样,本研究也认同“非洲社会多元化特征致使不可能存在适合整个非洲的统一管理模式”的学术观点,因此基于中纳经贸关系密切和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中国企业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实证数据。深度访谈对象为在纳中国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访谈样本量为20。在概述纳米比亚及在纳中国企业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理论论证和实证数据论证,本研究最终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North制度理论的在纳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的影响因素模型。模型共包括叁个影响因子,因子一是属地劳动法规政策,因子二是属地工会职能,因子叁是中纳文化会通(包括中纳文化的趋同性和分歧性),前两个因子属于正式制度因素,第叁个因子属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具体分析叁个因子对在纳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的影响机制及其相关关系基础上,本研究对制度耦合引申出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做了探讨。此外,研究对其他几个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包括西方现代管理实践的影响、中国企业领导者素质的影响和属地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影响。依据研究成果的启示,本研究对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中国企业更好地进行属地员工管理提出五方面对策建议：树立法治管理理念,依法管理员工。加强与属地工会的沟通,处理好与工会及政府的关系。采用符合当地员工特点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的适用性。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纳文化融通。秉承开放包容思维,努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管理水平。
高钰[3]2013年在《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母子公司双向知识转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全球制造网络为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如何更快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进行知识学习与积累,形成自身知识优势,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当前,以利用型知识学习向相对低端国际市场进行跨国扩张,与以探索型知识学习向更高端国际市场进行跨国运营为基本知识流向动机的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如何整合和利用这些跨国知识转移来提升自己的知识创造力,从而实现在全球范围的知识竞争优势,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由于创新范式日益向知识平台化发展,知识跨国转移的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性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更新现有知识以及对新知识的吸收应用,成为我国企业在全球知识网络中实现产业竞争突围和战略角色提升的关键途径。纵观以往的研究,相关的理论或实证探究已经勾勒了知识特性给知识转移的结果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知识的一般特性和嵌入跨国公司情境的知识属性怎样作用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过程,其机理及和应用的研究仍然不足,且相关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性。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为研究样本,围绕“跨国企业内部母子公司间知识距离怎样作用于知识转移程度,进而再影响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题,借鉴知识转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距离—知识转移—转移效果”的跨国企业母子公司间双向知识转移分析架构,遵循“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逻辑,逐级研究了以下叁个逻辑紧密的问题：(1)跨国企业基于母子公司关系情境的知识距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双向的知识转移深度和广度?(2)不同的知识特性对上一问题的作用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3)基于知识转移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的跨国母子公司战略角色如何在识别了知识性质的基础上动态提升?为了解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通过下述研究循序渐进地进行了论述。首先,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厘清基于母子公司关系情境的知识属性,即母子公司间知识距离中知识的兼容程度和知识的适应程度,怎样分别影响知识转移的广度和深度,而这种知识转移的程度又如何作用于母子公司的创新绩效。第二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分析文献资料,引入了知识的一般属性,即知识的缄默性、复杂性和专用性作为调节变量,完善了研究模型,提出了研究假设。通过对188家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形成了跨国企业内部双向知识转移机制模型。第叁,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母公司到子公司正向知识转移与子公司到母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异同之处,进一步探究了基于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框架下,我国跨国企业母子公司所处的位置,以及怎样通过知识学习与应用来创造知识竞争优势,提升战略角色。通过上述研究论证工作,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观点和结论：(1)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距离影响它们之间正向和逆向的知识转移程度,后者进而分别作用于各自的创新绩效。研究的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我国跨国企业母子公司间知识的兼容性对它们之间双向的知识转移范围具有显着影响,而两者间知识的适应性对其双向的知识转移频率和速度具有显着影响。母公司到子公司知识转移的频率对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着,而逆向知识转移过程的深度和广度都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影响显着；子公司的创新绩效只反映了新产品的市场绩效,母公司的创新绩效反映了新产品开发强度和市场绩效。(2)知识特性在跨国企业母子公司间的知识距离与知识转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正向和逆向知识转移过程中具有差异性。本文引入了知识的叁种特性作为调节变量,实证结果表明：知识的缄默性对母子公司间知识的适应和兼容程度上分别与逆向知识转移的频率和范围起调节作用；知识的复杂性对母子公司间知识的兼容程度与正向知识转移的范围起调节作用；知识的专用性对母子公司间知识的适应程度与正向知识转移的速度起调节作用。其中,知识的专用性对于母子公司间知识的兼容性和正向知识转移中起负向的调节作用,而在逆向的知识转移中起正向的调节作用。(3)基于知识转移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差异,我国跨国企业的研发能力主要集中在母公司,子公司主要肩负着知识转移的任务,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着知识管理二元性问题。现阶段我国跨国制造企业的母公司,相比起子公司来说,处于一个拥有较强创新能力但知识传播能力偏弱的角色,即嵌入了母国情境的优势型知识仍然难以有效转移到海外分支机构,所以母公司知识管理中的二元性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知识学习与忘却学习。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的子公司,相比其母公司来说,主要处于知识转移能力相对较强而知识创新能力弱的战略位置,其中所转移的知识主要源自嵌入了东道国情境的知识,所以在子公司知识管理中的二元性问题体现在知识的本地化和全球化、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纵观整个研究,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1)将知识的特性按照其一般属性和嵌入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情境属性加以区分,详细阐释了在知识特性调节作用下,母子公司间知识距离如何影响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为企业内部如何更有效的进行知识分享提供了参考依据。(2)深入剖析了跨国企业母子公司间正向和逆向知识转移的异同,及其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本质过程,为新兴跨国企业母子公司知识管理中的二元性问题提供了建议和策略分析。(3)充分揭示了跨国企业母子公司间知识转移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其对跨国知识管理战略的启示作用,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升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陈娟[4]2008年在《企业跨文化冲突管理》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由国内经营转向全球经营。在此背景下,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日益交融,每个企业要生存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向国际市场横向开拓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文化冲突日益成为企业各项战略决策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变量而备受关注。跨文化冲突管理也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课题。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多样,国际工程承包是国际化经营方式中的一种类型。但在其迅速走向国际市场的同时,由于文化因素导致企业内部和外部矛盾不断加深,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本论文从文化冲突视角,在国内外跨文化管理和冲突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应用了跨文化管理学、企业文化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以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工程承包国有企业在跨文化经营中的冲突形成机制,构建了冲突分析和管理的理论框架,尝试揭示企业内部和外部冲突形成的机理。在此基础上主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一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发展战略向国际市场推进的情况下,探究企业内部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二是从3个层面分析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过程中面临的宏观环境差异、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以及多元文化背景对企业项目实施的影响;叁是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跨文化经营中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进行评价和测量;四是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冲突进行管理的有效策略。论文在上述研究思路下,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目标、方法、技术线路和内容。第二章是国际工程承包国有企业跨文化冲突管理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企业文化理论、跨文化管理理论、冲突管理理论、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等。第叁章和第四章从定性的角度对国际工程承包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内部与外部冲突的成因进行重点分析。企业内部冲突分别从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进行剖析,企业外部冲突成因分析主要分为3个层面,即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过程中面临的宏观环境差异、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多元文化背景对企业项目实施的影响。第五章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模糊层次评判模型对国际工程承包国有企业文化冲突进行评估,确定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第六章从可操作层面提出国际工程总承包国有企业跨文化冲突管理策略。第七章以中材建设有限公司跨文化经营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与展望,归纳了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和研究结论与创新点,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论文取得的研究成果有:①主要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国际工程承包国有企业在跨文化经营中面临的冲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冲突成因分析框架。②在定性分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从定量的角度揭示影响企业跨文化经营的主要冲突因素及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程度。③结合实际课题研究,从实证角度证实了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跨文化冲突分析框架及冲突管理方案的可行性。
杨兴锐[5]2014年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国并购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经济学家钱纳里曾指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因而资源在再配置方面的潜力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企业跻身全球舞台的重要标志。据普华永道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为652亿美元,增幅达54%,创历史新高。2012年12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并购加拿大油砂运营商尼克森公司(Nexen Inc.),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外并购事件。然而,作为新兴市场的后发企业,这种快速展开的海外并购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着名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为这种担忧提供了佐证。例如,2004年,TCL出资5.6亿美元重组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 SA)彩电和DVD业务,导致了企业连续几年的巨额亏损；2004年,上汽集团出资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公司(Ssang Yong Motor Company),结果以双龙的破产而告终。跨国并购是以企业为载体,调整资源存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融合,使我国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方式。作为后发企业,我国企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其跨国并购多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因此,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并不十分显着。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虽然是产业投资式并购却显着的创造了价值。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其影响机制如何?学术界关于跨国并购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国际化、协同和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整合利益,因而可以为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创造价值(Kang,1993; Gubbi et al.,20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一些潜在挑战会阻碍并购目标的实现,对并购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已有的跨国并购样本不多,有关的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也较少,而现有的不多的有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在结论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现有的研究基础看,多数文献集中于单个问题的探讨,如绩效或绩效影响因素,相对缺乏深入的整合研究,跨国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投资活动,必然有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与运行机制,单独研究个别问题固然重要,却容易忽略对其内在的、深层的动因、路径及机制的考察；同时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企业自身或外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较少深入挖掘企业内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无法揭示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过程和深层机制。本文的选题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问题。首先,本文从资产寻求视角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我们以2002-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180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其财富效应。结果发现,在[-10,10]事件窗口中,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显着的正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从并购企业特征、目标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和并购方式四个方面探索影响财富效应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研发强度和跨国并购经验对财富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并购企业的成长速度、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则对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的创新与成熟度对财富效应具有积极作用,纵向并购由于其更易于获得研发、渠道或矿产资源而受到市场的肯定。然后,本文聚焦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问题,引入动态能力视角对影响并购价值创造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通过建构一个感知、获取、转换能力为自变量,研发强度为调节变量,资产规模、行业集中度、并购资产类型和并购经验为控制变量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机制的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感知、获取、转换能力叁个变量对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显着的影响；研发强度对于转换能力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其转换能力较强；行业集中度、资产类型、并购经验也对价值创造有显着影响。最后,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大量的搜集、分析8家样本企业跨国并购的多种数据,构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方面有重要作用,并购过程中动态能力作用的类型主要有叁种：感知、获取和转换,它们各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作用。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获取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方面的异同,发现两种类型并购在感知机制方面并无差别,但企业表现出的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在获取方面,中介投行及合作伙伴的引入易促成自然资源获取型并购获取的成功和降低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产获取与整合重构的风险,而多样化的支付和融资方式可以减少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金压力从而有助于价值创造；转换能力方面两种类型跨国并购方面差异显着,在组织结构、文化、人力资源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中等或较高程度整合的资源型企业容易形成新的资源能力基础并实现价值创造,而在供应链、研发、品牌、渠道等方面进行较高程度整合的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容易实现协同创新和资源能力基础的更新并实现价值创造。本文的研究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投资者对我国企业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证明了“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性。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把握时机,适时收购目标企业有价值的知识资产和重要自然资源,以克服后来者劣势,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其次,我国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以国际化的视野推进战略转型,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积极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关键资产,以加快技术追赶；最后,我国企业应不断在并购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动态能力,以敏锐的战略国际化眼光捕捉跨国并购目标和时机,审慎的进行并购评估和谈判,才能在跨国并购的实践中创造价值。
桑卡雷（MOUMOUNI, SANGARE）[6]2017年在《跨国企业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非洲开展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华为马里分公司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播者与受传者文化属性差异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影响传播流的噪音。为了企业能够长远稳定地发展,中国企业管理者必须科学管理,重视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从而实现有效传播。本文针对华为马里分公司作为中国背景的跨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产生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现象,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从传播角度就内部沟通与外部协调两种方式的差异来分析该公司,辨析和阐明这一现象的根源,从而分析出这一现象之所以在华为马里分公司存在的主要原因,并根据马里的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在该公司实施跨文化传播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围绕企业管理展开,包括:促进合作各方加深对不同文化场下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解,开展跨文化培训以及倡导对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理解和包容等,最终形成一套跨文化整合的方案。本论文创新之处在于,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流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在不同文化场域传播中,跨国企业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合理有效地规避这些因文化冲突而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并充分利用不同文化场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优势,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对其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产生一定意义。
邵津[7]2007年在《BAC公司跨文化冲突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研究的焦点由企业运营的经济因素转向文化因素,注重对跨文化管理的比较研究,“跨文化冲突”概念由此应运而生。中外合资企业从表面、浅层次上看是资本、技术、商品、劳务、管理的融合,而其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壳牌(天津)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AC)是由壳牌控股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和天津港南疆开发公司叁方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资企业。BAC高层管理人员的配备根据控股额采取轮换制度,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形成文化差异,表现在双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制度文化上具有差异。通过对BAC公司的跨文化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得出公司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结合公司现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建立跨文化冲突遇见模型有效地预防公司的显性跨文化冲突,防患于未然;通过选择BAC公司的文化适应模型和跨文化融合模型有效地处理跨文化冲突;通过激发建设性冲突有效的利用冲突。在此基础上,结合BAC公司跨文化冲突体现的几个方面,对BAC公司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冲突、人力资源冲突、激励体系冲突、思想观念冲突、行为方式冲突以及跨文化沟通冲突等提出了应对措施。最后,为了保证方案的有效实施,建议BAC公司认识多元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对公司管理的影响,增强公司高层对跨文化管理的重视,创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在华跨国公司文化,成功运用文化协同战略管理文化多样性,使BAC公司最大程度的减少冲突予以融合。
张娅[8]2017年在《民营企业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分析探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启了国际化征程。然而在其进行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在这些困难中,由于各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无疑是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时最大的障碍。文化冲突不仅仅是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团结协作,也影响到了企业管理模式的正常运作,乃至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因此只有对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才能将文化冲突的负面作用降到最小。本文即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民营企业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将之与国有企业加以区别,包括在其发展动因、现状、面临的问题、优劣势等等,这些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基础。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跨国民资企业的影响,以此提出了分析文化差异的文化维度框架。之后,我们利用中国优秀的民营跨国企业——华为公司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目的是通过华为公司在跨国经营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和跨国投资时面临的困境的分析,为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尤其是在跨文化管理方面上提供一般性的建议。
李远辉[9]2015年在《高管团队特征、市场分割与横向整合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开展横向整合,实施跨区域竞争,是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跨区域竞争过程中,我国横向整合企业受到了来自国内转型期特殊情境的影响:国内市场分割不仅为横向整合企业创造了与跨国企业、地区性企业竞争的相对比较优势,有利于企业价值链的合理布局和积累跨区域经营经验,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各种挑战,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决策风险,延缓了整合速度。因此,企业不仅需要克服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能有效利用其有利的一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掌握各种竞争对手和市场的信息,发挥比较优势,并基于地区制度差异在“追求地方响应与全国整合”、“发展市场能力与非市场能力”之间进行权衡。这种决策环境和决策难度凸显了决策者主体——高管团队的作用。因此,探讨横向整合企业的高管团队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献回顾发现,尽管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仍有以下不足:一是关于跨区域竞争的研究主要基于跨国环境为主,缺少基于一国以内跨区域环境的研究,尤其是基于市场半分割半统一环境的研究。二是关于高管团队的研究主要以人口学特征为主,而一些与制度情境有关的特征被忽视。不仅如此,已有研究往往单独考察某一特征而忽略了多种特征的同时交互作用。叁是现有研究总体上而言还只是从相对独立视角展开,需要进一步加强整合。有鉴于此,本文嵌入市场分割情境来考察高管团队与制度环境有关的特征对横向整合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问题:(1)高管团队的籍贯、地区工作经历和受聘渠道的异质性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有何影响?(2)籍贯、地区工作经历和受聘渠道的同时交互(团队断裂带)作用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又有何影响?(3)高管团队异质性特征和断裂带特征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作用大小是否因企业所处的市场分割程度不同而不同?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管团队特征、市场分割和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并作出了相应假设。同时,选取了2001-2013年空调、汽车和房地产企业294个样本,搜集了相应的跨区域竞争行为和高管团队数据,通过相关性检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假设检验,获得以下结论:第一,籍贯和地区工作经历异质性的高管团队能促使横向整合企业采取更加积极的跨区域竞争行为,体现为采取更多的竞争行动和在更广阔的区域进行竞争。第二,高管团队的断裂强度与企业跨区域竞争行动倾向、竞争的区域范围负相关,即高强度的团队内部分化和冲突会降低企业采取跨区域竞争行动的意愿,缩小企业竞争的区域范围。第叁,市场分割对高管团队籍贯异质性与跨区域竞争行动倾向的关系、对地区工作经历异质性与企业跨区域竞争行动倾向的关系、对籍贯异质性与竞争的区域范围的关系、对地区工作经历异质性与竞争的区域范围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对于那些面临市场分割程度越大的横向整合企业而言,高管团队籍贯和地区异质性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积极作用将更为明显,或者说更加有效。第四,最理想的高管团队应该是“异而不群”的结构,即团队成员既具有差异性,但这些特征又不至于使他们互相“结盟”,形成“圈子”和“山头主义”。本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嵌入了国内市场分割情境,将对企业跨区域竞争的研究从“跨国”延伸至“一国以内的跨区域”,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国内地区间制度差异对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对企业跨区域竞争的研究。第二,本文从高层梯队理论视角切入,基于“跨区域竞争”这一任务情境考察了与任务有关的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跨区域竞争决策的影响,既有从单一特征的单独考察,也有对多种特征同时交互作用的考察,丰富和拓展了高管团队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从实践角度回答了“面对市场分割环境,在开展跨域竞争时,横向整合企业如何组建高管团队”的问题。第叁,本文以横向整合企业为对象,内容上考察了高管团队特征与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关系,丰富和拓展了横向整合的相关研究。第四,本文整合了多个视角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横向整合企业的跨区域竞争行为。
安帅[10]2017年在《中埃ABC公司跨文化管理方式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差异是一个国家、民族及地区存在差异性的重要体现,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从国内走向国际,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随着跨国经营企业的不断增多,如何与存在较大文化差异的供应方、客户、合作方、企业人员及政府工作人员实施有效合作就成为跨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跨国企业的实际经营运行过程中,不但要实现国界地域、民族类型、文化内涵等方面的跨越,而且也可能因为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及价值取向上的差异造成不同程度的文化矛盾与冲突。作为影响跨国企业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双重作用十分明显,既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发展和进步,也可能会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化发展的阻碍。实际上,跨国企业最终的经营效果和企业文化差异的管理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企业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对于文化差异问题的解决和协调是不可忽视的,通过正确、深入地了解与掌握文化的差异性,探寻不同国家、地域、民族的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不但可以促使中国企业占据国际市场的有利地位,也可从中得到更多的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提升与帮助,进而克服与规避企业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冲突与矛盾。因此,针对跨国企业运营管理中所遇到的跨文化管理、干扰因素、管理方式展开系统性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诸多不同管理模式的对比,以便选择出最为合适的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解决跨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冲突,避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经济损失。本论文首先对跨文化的理念做了详细了概述;其次,对中国和埃及两个国家的企业文化特质以及差异进行了分析;再次,对中国跨国企业的管理理念进行了研究;最后,对中国和埃及两国企业的文化管理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两国企业文化管理的异同点和各自的优劣性,以中埃ABC公司为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埃两国跨国企业文化管理的新模式,用于处理两国跨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提高跨国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1]. 文化分歧与文化协同对跨国企业的影响[D]. 李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中国企业属地员工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D]. 毛倩倩. 北京交通大学. 2015
[3]. 中国制造业跨国企业母子公司双向知识转移机制研究[D]. 高钰. 浙江大学. 2013
[4]. 企业跨文化冲突管理[D]. 陈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5].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D]. 杨兴锐. 武汉大学. 2014
[6]. 跨国企业文化传播策略研究[D]. 桑卡雷（MOUMOUNI, SANGARE）.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7]. BAC公司跨文化冲突管理研究[D]. 邵津. 西安理工大学. 2007
[8].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分析探究[D]. 张娅. 天津大学. 2017
[9]. 高管团队特征、市场分割与横向整合企业跨区域竞争行为的关系研究[D]. 李远辉.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10]. 中埃ABC公司跨文化管理方式研究[D]. 安帅. 兰州交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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