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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2－0004－18
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三大理论范式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否认这三大范式的理论价值，但是也没有必要对其亦步亦趋：其一，这三大范式自身都具有一定的问题，它们相互之间的批评即表明了这一点。其二，这三大范式都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总结，适合西方但未必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应把它们从普遍化的研究范式还原成西方特色的理论范式。
一 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简约化理解①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但最有影响的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范式“构成了解释国际事务和跨国界互动行为的三种最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②
(一)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范式或结构现实主义范式
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无政府结构、安全、权力分配、均势，其理论逻辑是：首先，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体系各部分的排序，排序原则、单位功能分工、单位本身的相对力量三个因素对结构产生影响。但第一个因素排序是无政府的，单元无法改变结构成国内等级制，无政府状态只存在由于力量对比产生的微弱的等级，结构不变则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本质不变，结构具有持久性，影响结构中的国家；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变的，即国际体系的每一个国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质功能的单元，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对外防御和对内治理的功能；只有第三个因素即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在变化，因此，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和实力对比形成单极、两极和多极结构，它对无政府体系起决定性的作用，国际体系结构就是指主要国家的物质力量(军事、经济、权力、利益等)分配状态。所以，个人层次和国家层次可以不予考虑，只需考虑国际体系层次，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说，“我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之所以忽略国家和政治家的行为和实践，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在体系结构之内”。③其次，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的生存，追求安全是其最优先的考虑，权力只是生存的手段。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等目标。最后，国家是自利的，均势政治是一个国家确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选择，只要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结构中，自助是唯一的选择，均势政治便会盛行。
(二)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范式
新自由主义认同新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但认为权力分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提出了国际机制、相互依赖、国际合作的核心概念，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于现实主义的霸权以权力提供稳定的观点，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提出了霸权之后，国际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其理论逻辑是：首先，国家之间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其次，这种相互信赖关系产生影响的控制性安排即国际机制，就是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④最后，国际机制作为结构层面的干预变量将减轻无政府结构的消极影响，它为国家提供信息以促进协议的达成，在降低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缺陷而发生选择的错误的基础上，国家更倾向于合作，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也是可能的。国际机制虽然是霸权国家创建的，但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得这一机制可以继续。合作是目标，更是一种手段。权力分配只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
(三)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范式批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心论、权力—利益决定论、体系决定论，以观念结构、身份认同、相互建构作为核心概念；认为观念在国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仅仅是观念本身就可以导致国际冲突或合作，国家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其理论的逻辑是：首先，人类关系结构不仅仅是物质力量(权力、利益等)，而且也是由共有观念、共有知识、集体知识组成和构建出来的社会观念结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物质结构(权力、利益、国际机构等)，建构主义则是观念结构，是人类社会在其中施加影响并进行实践活动的产物，物质结构通过观念结构起作用。其次，共有观念建构与其施动者成员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观念结构影响、制约施动者，决定它们的身份和利益；另一方面，观念结构也是由施动者之间的互动而构建起来的，施动者之间不同的构建产生了不同质的观念结构，因此无政府状态有友好、竞争、敌对的不同，“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⑤通过主权实体的演变、渐进式合作和集体认同构建社会关系。最后，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主张从整体出发观察个体，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通过个体(即主权国家为基础)来认识国际体系，把国家等同于公司，国际政治体系不过是公司活动其间的市场。⑥
二 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批评
对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学术批评，国内外都已经有许多成果，这些批评用英国学者归纳的话来说，主要有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偏好、国家中心主义等五大弊端。⑦笔者的一些补充意见是：
第一，无政府状态假设是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逻辑起点，但所谓没有等级权威的无政府，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一个软性的等级结构。
在新现实主义以权力为基础的结构中，这个等级是由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从来不是均匀和等质的，因此从权力上国家分成了强国、中等国家和小国三个层次。霸权国似乎一直都存在，它也是一个无中心的中心；这个等级虽然大大不如国内等级，但也绝不是如新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由于其影响微弱而可以忽略。
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中，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也是有等级的，从来不是平等的机制，比如，在联合国体系中，就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普通会员国三等，这种情况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也同样存在。另外，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即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西方创建的国际制度、国际机构、国际机制是国际社会的中心观念、中心制度。当然，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也指出，除了没有中央政府的状态外，还存在一个等级结构，两者共同组成了“深层结构”。⑧
建构主义提出的无政府状态可以有不同性质、不同情况，是西方无政府研究的一大成果。在建构主义的观念世界中，似乎不存在等级，但所谓共有知识、共有观念以及认同，首先是西方国家或中心国家的知识、观念和认同，存在文化霸权、观念霸权、认同霸权，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观念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都是很不相同的。
所以，“国际体系是一个没有上层的权威政府管束的无政府的结构”，这一基本立论就是似是而非的。的确，人类自有社会以来，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权威机构，但这其实什么也不能说明。在政治领域，权威是多种形式的，政府只是权威的一种，其他的权威还有个人、组织、团体等；在现代社会，政府通常是最有权威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的权威也是有限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到，阿富汗政府是一个权威，但它的权威极其有限，超出首都喀布尔这一权威可能就不管用了；同样，无政府不等于无权威，尽管这个非政府的权威的范围和影响会有限，但它也是不可以忽视的，例如，非洲不少国家中实际上存在无政府状态，虽然有政府，但其权威有限，比如索马里，那里的海盗猖獗，在背后起作用的是部族长老、宗族组织等，它们的作用在局部地区可能比政府还管用。
即使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很大，掌握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源和力量，可以使用其巨大的资源处理各种问题，但我们在金融危机过程中看到，美国政府对实际掌握着美国金融资源的那些无形的权威(如掌握着美国最大的资金的那些投资机构)在危机状态下，一样可以为其管理者发放巨额的红利，尽管它们的经营使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众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但它首先是在有中央政府、有权威的美国发生的一种无政府危机，是马克思曾经深刻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危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和美国国内金融领域的无政府导致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在无政府和权威之间，既存在无政府的无权威、混乱、平等，也存在无政府的权威、秩序、等级；存在有政府的权威、秩序，也存在有政府的无权威、混乱、无序，而且二者经常交叉混合，试图把无政府作为区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特征局限很大。
第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都是理性主义的，但科学理性范式都存在自身的问题。
首先，科学理性范式的特征是简约、逻辑推理、强调两个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寻找普遍性结论即规律定律、建立严谨和演绎性的体系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的三大理论范式为了研究的需要，都采取简约化的方式，致力于建立所谓的科学理论，试图在两个变量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并以这种单一的联系来解释其他相类似的问题，追求寻找一个带普遍性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如果在某两个关系中找到了其内在的联系，就会认为发现了所谓的普遍性真理。用某种简约化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有其长处，但其适应性有限，解释能力也有限；因为人类世界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多数情况下不是只用一两个简约化的因素就能解释得了的。
新现实主义试图把国际关系学打造成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真正的“科学”。建构主义虽然强调观念、建构等因素，有一些反思主义的特征，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科学理性主义范式的特点也很浓。这些理论为了简约，都去掉了国内政治这一最重要的因素。为了寻找一个单一的逻辑、变量和单一的结论，三大理论范式都对国内层次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基本上都是离开国内结构谈国际体系。
华尔兹指出，“我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之所以忽略国家和政治家的行为和实践，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在体系结构之内”，“只观察国家的内部情况，是不可能认识国际政治的”。⑨在华尔兹看来，国际关系只有两个变量，即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行为，基本结论只有一个：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也基本认同华尔兹的简约化的科学范式，也承认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联系的重要性，但两者都研究或者提供两者整合的理论太困难了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虽然反对国际体系决定论，提出单位层次的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但他的国家对体系的影响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对体系的影响。而是国家的观念和身份对体系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11)也是一种体系论。
但反过来也是一样，只讲国际体系，不讲国内政治，是不可能认识国际政治的。事实上，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最核心动力和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国内结构，特别是大国的国内结构，离开了国内政治结构，我们几乎无法解释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其实，基欧汉已经谈到，“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活动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现代社会中很少有政治活动是不与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反之亦然”。(12)他只要遵循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从政治—经济领域走到国际—国内领域，就会非常自然地得出相似的结论：试图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开，是徒劳和失败的。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国际政治不与国内政治联系在一起，反之亦然，尤其是大国政治。
按照华尔兹的理论，引起体系结构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这一因素不变，体系结构也不变。不过，冷战结束时，大国的权力分配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构却瓦解了。我们离开了苏联的国内政治，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的结束；简约了不可能被简约的东西，理论研究虽然简单多了，但离实践却是越来越远。新现实主义理论没能经受得住冷战结束的检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国内结构与国际结构是分不开的，国家能否实现生存、安全的目标离不开国家领导人的能力。(13)
新自由主义有理由高兴的是，冷战结束前的机制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这似乎证明了“制度主义观点的正确性”，(14)但实际上这个“有幸”其实也不准确，因为这些冷战后的国际机制的发展与霸权无关，苏联解体丝毫不影响这些机制，因为这些机制基本上都是美国这个霸权国家创建的，而冷战后美国不但仍然是霸权，而且是唯一的霸权，这些机制当然会得到发展，所以，这不是霸权之后的国际机制，而依然是霸权之下的合作；相反，冷战结束也说明“霸权后合作”的理论有一半是错误的。因为冷战的霸权不止一个，是两个；国际合作也不止一个，有两个，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合作，另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合作。在苏联霸权之后，苏联霸权创建的那些苏联东欧的国际合作机制(如经济互助委员会会、华沙条约组织)没有一个保留下来。所以不能说冷战的结束已经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正确，它的理论检验要看美国霸权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最后，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国际合作，是暗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是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者说是按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的国际合作。但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国际合作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虽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原则，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造和革新现行国际合作机制，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原则的一种认同，也是对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一种挑战。
大体上，一个真正大国的兴起和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几乎都在于大国的内部：这个大国的政治、领袖、经济、道德和意识形态等，而外部的原因在大国的兴亡过程中只起辅助性的作用。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是很有道理的，但在论证中，为了强调观念，又似乎走过头了，所谓“无政府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权力、利益等物质性因素，就成了只要这些国家想怎么做，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很值得怀疑。
冷战的结束似乎也同样挑战了建构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概念虽然出现在20世纪末，但它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论，也应对冷战结束有所解释。建构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冷战结束，比如人们可以把冷战的结束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观念的变化。国际体系肯定推动了苏联国内观念的变化，但这种体系与国家的观念的互构并不是如建构主义理论所说的，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苏联国内对西方体系观念的认同变成了一种单向的力量，它不是在建构苏联与体系的关系，而是在解构这种关系。苏联认同西方体系的观念与身份，没有带来西方体系对苏联的宽容、接纳、承认、尊重、友谊，西方体系既没有承认苏联的民主自由国家的身份，也没有承认苏联的利益和存在，反而促进了苏联的解体，成了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而苏联的解体又导致了体系的瓦解。苏联的身份和观念的国际认同，先是解构了苏联，然后通过苏联的解构，又解构了冷战体系本身。就是说，身份和观念的认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同样，建构主义也无法解释这种外部的身份和观念的认同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一理论无法说明苏联国内的情况与外部的观念认同结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分别强调了政治或观念的东西，都忽视了金融的作用，但国际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忽视和简约掉的。三大范式对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都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样式，是国际社会与看不见的国际金融垄断机构、炒家、幕后黑手的较量，也是多数无权无势的国家与美国、欧洲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滥发国际货币之间的战争。
其次，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以研究国际社会的规律为任务，但这些理论的作者们大多有意简约了非西方的历史文化，对西方的历史文化之外的世界视而不见，没有研究过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并对现实世界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非西方世界，但他们却都在大言不惭地大谈所谓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仿佛非西方世界根本不曾存在过。
其实，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人们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三大理论范式都以西方的历史和国际关系为其本色。但它们的局限性也在这里。比如，新现实主义认为，均势政治是一个国家确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选择，自助是唯一的选择。这用来说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尤其是近代欧洲的均势政治有帮助，或者现实主义正是根据近代欧洲的均势政治的历史来创立的理论，因此，这一范式当然与西方的历史吻合。比如，近代欧洲法国拿破仑的帝国称霸欧洲后，很快就碰到了英国、德意志各邦、奥地利、俄罗斯等国的共同反对和抵抗，它们组成的反法同盟最后战胜了拿破仑帝国，之后，英国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还是让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大国，以平衡其他欧洲列强。这一历史似乎论证了新现实主义的均势政治观点：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是能够制衡一个强大的力量的。
但逻辑理性还是会考问：拿破仑帝国真的是失败于力量比它更强大的反法同盟吗？还是失败于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反法同盟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打败了法国，但如果这一同盟持续时间更长，结果还会同样出现吗？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力量超强，却没有出现一个要来均衡美国强权的国际联盟？所以，即使新现实主义能解释一些现象，但并不能解释所有相同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新现实主义以为，从三大理性假设(国家中心、利益效用最大化、追求权力)出发，就有可能推测出国家行为，但“不幸的是，这些推测常常是错误的。人们从先验的假定出发，难以有效地衡量权力概念”。(15)
建构主义批评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一个静态的结构，它强调变化和历史的方法，认为结构与结构内的国家有互动关系，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些都是它的理论贡献；但它的这种变化又是机械式的，比如温特认为，无政府结构存在敌人、对手、朋友三类不同的性质，但它又把这三种变化说成是递进的关系，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是由低到高的不断升级，洛克文化不可能倒退回霍布斯文化，而实际上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有可能是交替出现的，并非单向的线性变化。强调结构的变化没有错，但把这个变化的原因过多地归于观念变化所致，也是过于机械的。难道物质的变化(如核武器的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能导致结构的变化？
最后，建构主义还强调方法上的整体观念，这也是它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更有活力的一个原因。正如建构主义批评的那样，新现实主义是从个体即国家的特性来描述结构，看不到结构整体对个体国家的影响。华尔兹的结构主义是不完整的结构和整体，国家先于体系和结构而存在，使单元对结构产生控制性的单向影响。正如华尔兹所说，“结构充当了选择器的作用，自由形成的市场经济和国际政治结构是选择器，但不是力量。结构不是直接原因，并不直接发生作用，作为整体的系统却不能，结构本身并不导致某种结果”，“国际政治体系，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不是有意的”。(16)
建构主义是从宏观的结构整体来看结构内的国家，强调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同时，它的整体观念还表现在强调国家的文化历史观念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相对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虽然不否认物质因素，但更强调观念因素的作用；同时，在强调结构整体的作用时，它也不否认国家的作用。不过，如果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建构主义的“整体”还是不够全面，它们的理论建构还是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当它使用体系、世界、观念时，多半还是指西方为中心的体系、世界和观念。它强调结构是观念的，但实际上这个结构既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是分不开的，不存在所谓单一的见物不见人的物质结构，也不存在所谓的见人不见物的观念结构。为了理论研究而把它简约，只强调某一方面是一回事，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
第三，与这三大范式科学理性的缺陷相连，三大范式存在的另一个同样的问题是见物不见人。
这是把研究自然科学的特点照搬到人类社会研究领域。在自然领域，只要具备相同的条件，一般来说就会有相同的结果。但人类情况不同，在同等条件下，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情况，在那个人身上不一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这个时候发生作用，在另一个时候不一定起作用；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情况，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发生；在这类国家发生的情况，在另一类国家不可能发生。人类的历史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三大理论的科学理性范式的错误在于其“解释和预测具有普遍性”，它们“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17)但西方学者通常所说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认识，只有部分得到验证。所谓普遍性的真理，其实只是西方的特色，只在解释和说明西方的历史文化方面具有比较自洽的合理性和解释性，但这种合理性和解释性一旦挪到非西方世界就未必如此。在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中，我们都只见到抽象的权力、利益、合作、机制、观念、身份等概念，看到的都是理性人，见不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存在。建构主义虽然与其他两个范式不同，反对物质主义，比较强调人的观念和身份等，人的因素多一些，但似乎又从物质主义走向了观念主义。
那么国际关系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国际关系是权力与权力、利益与利益、观念与观念、身份与身份关系。但又不完全是这些抽象的概念的关系。国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也即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关系，是这国人与那国人的关系，国与国、政府与政府的关系最终还得落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如被西方称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家中最伟大者”的康德所说，国际政治的本质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人类个体间跨国的社会契约，是人与人的关系，或如美国学者所说，“国际关系是隶属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关系”。(18)对国家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取代对人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理论逻辑再怎么清晰，也还是不能代替对具体的政治家、阶层、群体等进行的具体分析。而只要涉及具体的人，被简约处理化之后的理论范式再严整、再精细，也不足以能说明和论证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人是有想法、会进行各种理性和非理性选择的政治动物。即使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权力、利益、观念、身份等观念武装起来，我们还是会看到同样的国家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多个因素决定了对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单位、组织、国家、国际社会的行为进行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的研究，最后基本上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其一，影响人的行为的是多个因素。其二，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是多维的，不是平面的。其三，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这三大因素决定了对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的研究不可能得出普遍性的“科学规律”和“科学结论”。
相较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更重视人的因素，它是三大理论范式中这一缺陷最小的理论。首先，提出了国家也是人的观念，强调人的观念这些软性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具有人格的，其行为估测实际上比人更简单和更容易预测，它似乎倾向于认为，个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而国家的行为可以预测，人们看不清人在想什么，但可以看清国家在“想”什么，(19)但温特仍然把复杂的国家行为简单化了。其次，“人”也是“西方的人”，“观念”是“西方的观念”，比如温特所说的，有500件核武器的英国和只有5件核武器的朝鲜，哪个威胁大？在西方的观念中，当然是朝鲜的威胁大。它指出了观念对物质力量的影响，因为朝鲜的体制不是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体制。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用反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知识、观念、身份都不是中立的，都是权力造成的，都是依附于权力基础之上的。(20)西方建构主义者很难想象身份和观念相同的欧洲国家之间会违反非暴力原则，但却不谈西方国家为什么单凭身份、观念不同就可以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暴力。
不同体制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就一定是威胁吗？非西方人和非西方的观念就可能说出不一样的答案。把人的丰富性排除掉了，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当是打折扣的。排除得越多，折扣也应打得越大。
三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与华夏体系历史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个共性是，对长期在国际社会中占有较大影响的华夏体系以及之后的东亚体系的历史鲜有研究，而且它们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因此它们想要说明和解释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时，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华夏体系是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221年在东亚大地上存在过的以华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这一体系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国际体系。如果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来解释这一体系，虽然有一部分可以相通，但其中主要的内容是这三大范式解释不了的。
首先，对现实主义的范式而言，华夏体系的挑战在于：
其一，华夏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但这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特别明显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通常存在霸权国家，比如齐桓公时的齐国、楚庄王时的楚国、魏文侯时的魏国、齐威王时的齐国，这是一个有权威的实体，霸权国的存在对其他中小国家构成一个很强的上层权威；第二层次是非霸权的大国，比如不称霸时的齐国、秦国、楚国等，它们不承认霸权国的支配，霸权国也承认它们的自主性；第三层次是中等国家，比如郑国、卫国、宋国、鲁国等；第四层次是附属于中小国的实体，它们受制于身边的国家，比如鲁国有邾国、莒国等小国的存在。这是与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结构有很大不同的特点。
其二，秦国的强大和崛起以及赵国的强大等的确与当时面临的安全相关。比如，秦国长期面临西戎和义渠的侵扰，尤其是魏文侯时的魏国很强大，不断东侵，将秦国的河东地完全侵占。这时的秦国如果不奋起抗争，就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而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又与强秦的威胁相关。所以，用安全来解释秦国等国的强大和崛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春秋战国时华夏体系中出现的霸权国家(比如管仲时的齐国、魏文侯时的魏国、齐威王时的齐国)的发展和强大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存在，其发展动力也不由安全问题激发起来。
其三，战国后期的反秦联盟，也可以用新现实主义的均势来解释，当其他国家面临强大的秦国的威胁时，不得不结成反秦联盟来共同对付秦国的威胁，这里有新现实主义所谓的均势与自助；但在华夏体系其他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如管仲时的齐国、晋文公时的晋国、魏文侯时的魏国、齐威王时的齐国强大时，就没有发现这种均势政治的影子，没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强大的国家的兴起。反而不少国家欢迎和积极参加齐桓公时主导下的联盟，接受齐国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晋国、魏国的霸权也没有遭遇均势联盟的反对。
均势是西方现实主义者特别重视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均势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古代至18世纪的人类一直实践着的理论。(21)但这一理论似乎特别不适合华夏体系中秦国战胜六国联盟的历史以及秦统一中国后所形成的东亚体系的历史。在这两个体系中，均势的特征都特别不明显，一直存在一个超强的力量支配中心，但显然不存在所谓的均势体系。
其四，即使是反秦的合纵联盟，也难以完全用新现实主义的逻辑来解释，虽然反秦联盟与欧洲的反法联盟一样，有均势政治的观念，但其结果却与欧洲反法联盟大不一样。在欧洲，拿破仑帝国被反法联盟打败了，但在华夏体系的反秦联盟中，秦国虽然也有不少失败，反秦联盟也有暂时的成功，但泰国每一次都能重新恢复实力东山再起，最后，是秦国以一国之力，打败了六国的反秦联盟。它提供了一个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所不同的例子。
其五，华夏体系国家的统一的动力问题。如果用华尔兹解释欧洲联合的原因来解释就很勉强。华尔兹认为，在欧洲国家没有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世界大国时，当欧洲国家本身就是世界大国时，欧洲国家的联合便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美国和苏联的强大，欧洲国家才会联合。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对外来的强大的威胁和影响时，会对区域的整合产生强大的影响。(22)但这仅仅是说欧洲，不能用于解释华夏体系国家的统一。当时的华夏国家并不面对一个体系外的强大的实体，当时的夷狄国家以及后来出现的匈奴等虽然曾经都是华夏国家的主要威胁，但它并不是华夏国家统一的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华夏国家体系内部，来自于历史上夏、商、周朝曾经有过的统一的文化历史的华夏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华夏体系的历史对新现实主义的均势和自助形成很大的挑战，它表明，均势这一来自欧洲历史的概念无法解释华夏体系的历史，均势的能力是有限的。面对秦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能力的国家，均势是软弱无力的，要有很多条件才能成立，并且需要很多附加的条件才能维持，否则它并不能改变局势的发展趋势。
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对于华夏体系国家间关系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公元前546年由小国宋国向戎发起并促成的华夏体系时期最大规模的弭兵和会，也是国际合作在霸权期间能存在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次和会虽然没有完全制止战争，但对晋楚两霸之间的大战有一定的缓解和制约作用。
另外，我们发现，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体系各国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各国有共同的外部威胁，都面临非华夏民族(戎狄蛮夷)的威胁和进攻侵扰；在内部，都有较高的共同意识形态的认同，都以夏、商、周的文化遗产为共同的精神财富，人员、商品、思想的流动、开放程度都很高，也通过频繁的盟会产生了一些共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在防御戎狄蛮夷入侵上有一定的合作。
但这种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和一定程度的合作又是十分有限的，并不自动地导致国际机制的形成；华夏体系中的国际机制和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某些国家的意愿或某些国家的个别统治者的才能。即使这种合作建立起来了，也并不使它们之间的战争减少、合作更多、更紧密。比如，反秦联盟有过九次合作，也建立了某些合作机制，还有如苏秦、楚怀王这样的纵长(秘书长)，但反秦联盟中的内部矛盾太大，使得反秦联盟难以长期维持。
综观整个华夏体系的演变史，基本结论就是国际合作是有限的、不可靠的，齐国霸权、晋国霸权、魏国霸权之后，这种合作都没能持续下去，虽然新自由主义可以辩解说这些合作不是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合作，因此可以不承认它们的国际合作性质，但不管何种合作，总有相同的东西。这可能对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构成相当大的挑战，使人们对这一范式的乐观有理由提出怀疑。
在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关系时，建构主义的范式似乎也好不了太多。华夏体系中的那些华夏国家也的确有一个身份问题：是华夏国家，还是夷狄国家？夷夏之辨在华夏体系期间都是起作用的。但这也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身份的认同，同样的身份或者不同的身份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齐桓公称霸的原因之一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因为齐桓公帮助华夏国家对付夷狄国家的侵略和进攻，所以华夏国家愿意联合起来对付夷狄。
但更多的情况是华夏国家与夷狄国家勾结起来，对付另一个华夏国家。更有主导意义的是，华夏国家在面对着共同的外部威胁时，华夏国家之间的联合、合作并不一定就比华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或者比华夏国家与非华夏国家的联合更多；甚至是像华夏体系中的三晋国家韩、赵、魏，按理说同属原来的晋国，都是兄弟国家，曾长期在一个国家中共同生活，它们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观念，其意识形态、生活习惯、历史文化都相同，似乎它们应当注定成为盟友，而且它们在战国前期也的确保持了盟友的关系。但这种共同观念所维系的共同利益也是很脆弱的，很快就会被物质的利益矛盾所压倒。所以，从整个战国时期来看，三晋国家相互之间联盟的次数最多，但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敌对也相当频繁，这种共同观念似乎也起不到什么特殊的作用。华夏国家之间的战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和主题。华夏国家的共同身份并没有建构出华夏国家的共同利益，或者建构出的这种共同利益被华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淹没。
从所谓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来看，华夏体系的发展进程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春秋时期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并存，在大国与小国关系上、在华夏国家与夷狄国家关系上，是霍布斯文化多一些，而在华夏国家之间，尤其是秦、齐、晋、楚等大国之间，洛克文化似乎多一些，相互承认的关系多一些。而且春秋时期还存在相互帮助的、单向友好型的康德文化(当然不是康德所说的建立在共和制基础上的，而是指温特所说国家共同体内部之间不用武力解决和面对外部国家侵略时相互帮助的两大特征)，比如，齐国和华夏国家联合帮助燕国击败北方山戎国的攻击、齐国帮助卫国和邢国恢复国家等，齐国不仅为它们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甚至还以国土相赠给燕国，仅仅是因为燕国国君相送齐桓公过了国境线到了齐国的土地上；另外，秦国曾经两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敌对的晋国无偿提供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以缓解晋国饥荒。
但到战国时期，洛克文化最后被消灭了，康德文化也没有了，霍布斯文化成了唯一的形态。这种状态与温特所说的霍布斯文化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康德文化是将来的僵硬范式很不一样，它们之间并没有前后的阶段之分，而是交替出现的；同样，对新现实主义所谓的霍布斯式的单一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同，春秋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是多种形态并存。
另外，华夏体系虽然也是一种无政府的体系，但它与三大范式假设的无政府状态有很大的不同，它有一个东周的存在。东周名义上是上层结构，但与普通国家没有两样；它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忽有忽无，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华夏体系的国家不能怎么样，但其文化影响力却很大，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建构了整个华夏国家的意识形态，但东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又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华夏国家削弱掉了。
大部分美国学者不熟悉中国文化，所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都没有正面的叙述。江忆恩(Iain Johnston)1995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算是一个例外。他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的兵书和明代的对外关系史进行了建构主义角度的分析，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是少数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者。但他也受三大范式的局限的影响。
首先，该书有把中国历史文化往西方模式中硬套的倾向，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典型的三大范式特征的，认为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国大战略文化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实际上一种导向“进攻性”的战略文化或好战文化。(23)而实际上最能代表中国的战略文化的，不是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家，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商子和管子四大学派，兵家只是以战争为主要论述对象的一个流派，他们要回答的是如何作战、如何打赢战争，并不主要反映为什么要打仗、如何对待战争。在兵家的上一层，有一个更高的战略文化影响和制约它们，兵家中的战争的思想并不反映中国战略文化对于战争的全局和总体观念。
因此，要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就要研究老子、孔子、商子和管子四大学派。例如，老子讲哲学，也讲政治和军事。如果光看《老子》一书中的军事和战争的部分，那么你会感觉到老子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与一般的兵家没有两样。但你把这些内容放进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来看，才能感觉到老子的主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是无事取天下，在这种战略文化指导下的战争观才是全面的。因此，对兵家的思想分析再深刻，都是形而下的，真正反映中国战略文化精华并且起主导作用的是老子、孔子、商子、管子的思想。
其次，中国的历史是大历史，从有文献的春秋战国开始也有2 800多年，有太长的历史，太多的朝代，选择明代为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明朝是不是如江忆恩所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文化支配下的王朝，这一观点本身就会有争论，(24)即使明朝的确如此，也不能反映中国历史的全部，而只是局部。比如，如果研究西汉王朝前70年，你会得出汉朝很弱、很被动、完全是防御性的结论；但如果你选取汉武帝时期，则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汉朝是进攻性的、主动性的、扩张性的。以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一种战略文化起作用，是很成问题的，这可能就是江忆恩研究中国历史中最大的问题。不仅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战略文化起作用，而且在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战略文化。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注意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多种情况，至少认为“中国有双重的战略文化：一是孔孟之道，反对冲突、重视防御；二是现实主义政治，倾向于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具有进攻精神。这两种思想都在发挥作用，都在产生影响，并辩证地结合起来。因此，中国的战略趋向不能确切地用反战或好战来描绘”。(25)
所以，以美国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来解释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体系的历史，小部分可以适用，但大部分不好解释，根本原因就在于三大范式都产生于欧洲体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只是一个西方的范式，是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华夏体系的历史情况和条件有重大不同。
四 结论
美国的三大理论范式代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学者理解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三大范式的局限而完全否定它们；但在三大范式在中国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的今天，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些范式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美国的三大范式只是有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而非普遍性的理论范式，它们是以西方的历史文化为支撑的、具有很强的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人们理解和观察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的国际社会有帮助；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即使用这些有西方特色的理论来观察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也会发现它们对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变化，比如冷战体系的解体、对当今国际社会影响很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过程中的移民现象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重大现象，几乎都不能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或自洽力较差。
所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界的学者在借鉴和引进西方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对它们具有的局限和弊端持自觉的批判态度，尤其在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大可不必亦步亦趋跟在西方的特色理论之后，奉之为圭臬。
最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西方理论研究的思路是：正如西方的理论大多建立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一样，中国的学者也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华夏体系的历史具有十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在这一体系中产生的华夏主义，包含了具有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要素的四大范式，它们就是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范式和管子范式。它们不仅对我们理解以华夏国家为中心的华夏体系以及后来以中国中央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体系有帮助，而且由于华夏体系的惊人的早熟性和超越历史的现实性，这四大范式对我们理解当下整个国际体系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不了的那些重大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和现象，可能在华夏主义四大范式的视角下，人们会找到新的感觉和新的思路。(26)
注释：
①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范式的归纳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郭树勇关于西方三大流派的内容的归纳和介绍，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是一种西方主要的理论范式。它们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大理论。
②朱锋：《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4页。这种结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范围的认同。本文也将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作为三大范式的代表。
③引自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310页。
④［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⑤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第31－33页。
⑥关于建构主义的介绍可参见秦亚青、［美］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第8－12页；［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7－62页；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19－231页。
⑦［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译序，第5页。另可参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178－186页。
⑧［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⑨［美］肯尼思·华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⑩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文版前言，第22页。
(11)秦亚青、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第9页。
(12)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25页。
(13)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4页。
(14)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文版前言，第22页。
(15)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52、177页。
(16)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6、108页。
(17)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斯的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53、17页。
(18)参见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第60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1页。
(1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18－219页。
(20)参见秦亚青、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第11页；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14页。
(2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44页。
(22)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1页。
(23)关于江忆恩的著作的评论，参见朱中博、周云亨：《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36－51页；陈向阳：《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4－27页；李晓燕：《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33－39页；［美］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73页；门洪华：《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63页。
(24)李晓燕的论文认为，明代的战略文化是儒家文化，参见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66－76页。这种观点可能同样值得商榷。
(25)转引自门洪华：《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9页。
(26)关于华夏体系的历史，可参考笔者即将出版的新著：《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关于华夏主义的解释，可参考笔者即将出版的新著：《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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