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1]2011年在《英国的大学与社会（1560-1650）》文中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教育领域里发生的变化是显着的、令人震撼的,以致有学者称之为“教育的革命”。作为以培育社会精英群体的高等教育——大学而言,无论从入学人员数量的剧增,入学人员出身由绅士为主体向其他社会阶层子弟扩延等方面,均达到前所未有之势,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令下两个世纪也无法比及的巨大变化。其与社会之互动关系愈益紧密,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作用愈益明显,在英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大学的经济活动是展现大学与社会联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以财政收入为切入点,通过外部性收入和自主性经营活动带来的收益可解读大学的经济状况。社会捐赠是大学外部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捐赠的方式较多有:直接办学;土地、房产捐赠;提供奖学金、研究基金、圣俸的捐赠;用于校舍或图书馆修建的捐赠等等。这些捐赠为大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它使教育的基本设施得到了显着改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员日增的发展需要;社会捐赠对中下层子弟的扶助与对边远地区的关照弥补了教育发展上的不平衡,有益于教育均衡化的发展态势;社会捐赠也促成了大学发展中的地域性、家族性特点,为捐赠者干预大学事务创造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独立性。除战时外,大学的财政状况基本是较好的。这不仅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学自身自营性经济的展开亦是其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6、17世纪大学的经济活动体现着牟利思想,也就是商业精神,具有了现代经济的属性,赋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大学还对地域行业结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与大学相关一系列行业的兴起与盛行,其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某些行业如制造业的发展等。16-17世纪,英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加之大学本身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必然促使政府加大对大学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措施,通过对大学事务的干预来加强维系两者的关系,以强化其社会功效,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干预大学事务管理的出发点是源于宗教目的,力图保护和巩固宗教改革获取的成果。政府采用巡视制度、颁布法令文书等措施实行对大学有关宗教问题的管理。不仅如此,政府的行为日益突破了宗教苑囿,表现出对大学日常事务管理干预的增强,显示出广泛的社会性。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考察应立足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双边互惠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两者关系的维系是因双方存在着彼此利益的契合点。一方面,对于大学来讲既希望王室保护其权益,更希望王室为其提供资助。另一方面,王室则希望牛津剑桥的学者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主张,支持王权的威严。基于此,大学对政府保持着一定的顺从,政府则对其予以支持,以彰显其地位。特别是战争期间两者亲密关系的展现,则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的“皇家化”的政治品格,其政治从属性进一步增强。近代早期,英国大学与社会流动的内容亦即围绕着如下内涵展开:即地域间的人口流动;因新兴职业群体的出现而引发的以身份变化为其属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由大学引发的人口流动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地域人口的增加,这种丰沛的人口资源为地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使地域经济的发展烙上大学的印迹。但同时还应看到,大学自身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攀升造成双方在利益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成为人口流动带来的消极影响。16、17世纪,一部分出身于中下层子弟的大学毕业生们凭藉教育的优势通过对新兴职业的选取进入以教士、律师以及政府职员为主的职业阶层。他们通过对社会财富的积累,秉持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跻身于上层社会,实现了自身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另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则因职业竞争加剧、中下层子弟入学数量渐减,大部分毕业生未能及时参与就业等原因而未能参与到社会阶层流动。由此,造成了有价值的、精英式的、高质量的人才剩余,以致浪费,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在近代早期,英国大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以致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其为英国在过渡时期以较为平稳的状态实现社会转型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加强大学与社会联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转型时期教育的社会功用有所了解。
刘贵华[2]2004年在《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流动异常频繁，本文将这一社会现象与当时大学“扩招”现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意在说明大学教育对英国社会变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大学“扩招”的主要对象是平民，他们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一方面通过获得绅士身份，从非绅士阶层向绅士阶层流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职业身份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大学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之一，有利于英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袁娇[3]2014年在《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教育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尝试将近代早期英国贵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试图以贵族的教育变革为切入点,以小见大,进而窥测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阶层面貌。文章的整体结构大致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近代早期经济社会变迁和近代教育的兴起与英国贵族教育变革。主要是从外部冲击和内部需求两大方面,探究在近代早期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促使贵族教育变革的种种原因,设身处境地了解当时贵族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变革压力。近代早期经济社会变迁、社会流动使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优势面临来自新兴阶层的挑战,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对贵族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凸显对官员政治文化素养的要求。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和贵族教育观念的变革,也改变了贵族以往对教育和追求知识的偏见。此外,宗教改革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和世俗化,贵族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优势也使他们在享受教育资源上更加具有优势。第二部分：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教育的基本模式。近代早期贵族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中世纪式的家庭教育模式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公共精英教育模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的主流。从16世纪开始,贵族子弟逐渐走出家庭接受正规的公共教育,其基本教育模式主要有公学教育、大学教育和大陆游学。这时期接受公共教育的贵族人数越来越多,公学和大学的贵族色彩口益浓重,并且改变了大学在中世纪时期更多地作为“出身卑微者的子女被送入学习,以习得赖以为生的知识”之所的形象。教育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中世纪时期的道德品行和宗教教育,而是更加注重人文教育。最后,本文欲尝试分析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教育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在教育模式变革的影响下,贵族的文化艺术活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贵族的文化素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且成功塑造了英国绅士形象。蓝色血统加上良好的教育,更加巩固了贵族的统治地位,他们依旧控制着英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作为文学艺术的赞助者,贵族们的价值取向引领者英国文化艺术创作,并且形成了向上流社会看齐的价值取向。另外,随着大学贵族人数的激增,贵族的价值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学的诸多方面。英国贵族阶层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变革使其成功应对社会转型危机,不仅提高了整个阶层的教育文化素质,而且有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对社会各个阶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叶[4]2016年在《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慈善捐赠研究（1500-1660）》文中研究表明中世纪时,英国的教育一直受教会控制,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特色。从15世纪末英国开始出现了一股教育捐赠的热潮,除了主教建立和捐赠学校外,国王、绅士、商人、职业者甚至是下层民众等都加入到这股热潮当中,教育开始出现世俗化趋势。16-17世纪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政治上,民族国家正逐步建立,经济上英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大学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国王的手中,英国的教育越来越世俗化。再加上社会阶层流动、英国人口的膨胀、清教主义的影响和民众观念的变化,英国的教育慈善捐赠由此兴起并迅速发展。除了穷人外,各个阶层都对教育慈善捐赠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国王、绅士、商人、职业者乃至平民都投身到这股捐赠潮中,一些富裕的上层女性深入其中,更是为这股捐赠潮增光添彩。他们不仅对初等教育、文法学校、大学(主要是剑桥和牛津)进行捐赠并提供资金使其长远发展,而且为了社会福利建立公共图书馆,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所呈现的人文情怀。这一时期的教育慈善捐赠活动也呈现出它应有的特征：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捐赠侧重点的差异性和捐赠对象的全面性。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慈善捐赠活动,几乎每个阶层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利地促进了英国教育的大众化,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而识字率的提高提升了英国整个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加速了英国社会的转型。虽然这一时期除了贫民外的各个阶层都投入到教育捐赠潮中,但教育环境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慈善的社会功能,然而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发展。
赵红[5]2014年在《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与社会阶层流动》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早期,大学毕业人员通过对教士、法律、政府职员等新兴职业的介入,获取社会财富与声望,实现自身由下而上的社会阶层流动,使英国社会结构的构成出现了更为开放的局面。这种以受教育的方式完成的社会阶层转换,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也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虹吸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业竞争的加剧,甚至造成了人员过剩的严峻局面,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李冬[6]2017年在《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大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都铎王朝(1485-1603)是将英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效连接的重要纽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在都铎时期的社会冲突中完美转型,开创了近代大学的良好开端。探究都铎王朝时期牛桥二校的社会属性,揭示大学与社会、宗教、王权等广泛而又复杂的联系,有哪些主观和客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影响着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大学的变革,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大学的发展是在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冲突中展开的。牛桥二校成为双方努力争取的对象和冲突的战场,并在不断的冲突中完成了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大学的转型。根据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王权与教权的冲突大致可以划分为潜在对立期、冲突公开期和冲突平息期叁个阶段,大学也在这叁个阶段中受到推动、得到发展。都铎王朝时期大学能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冲突中进一步发展,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都铎时期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业繁荣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壮大,世界贸易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牛桥二校的内部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校均有许多学院新建或重建,体现了王室和其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意图借助学院宣传其新教思想,扩大影响力,并培养统治人才和商业专业人才的政治目的。两校的图书馆在中世纪时期的藏书以天主教书籍为主,都铎王朝时期先后经历了严重的冲击和后来的重建。随着捐赠图书的风气日盛,两校图书馆的藏书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也不断丰富。王室在与教会的冲突中,逐步取得了对大学管理的控制权,包括大学的院校两级管理权和财政权。宗教改革后,都铎王室对大学的教学和课程进行了多次改革,大学自身也更具现代大学意味。具体来讲,此时的学院逐渐成为大学教学的中心,讲座与辩论也更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意义;文法神医专业课程在因循旧传统的同时,更多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学位申请制度则愈加完善和严格。教师与学生是大学运作系统的两个主体构成要素。这一时期的大学教师虽然在宗教纷争中艰难生存,但由于收入增多,生活水平和地位有所提高,王室重新确认和增加了教师的一些特权,教师的身份标签也从"上帝的代言人"转变为" '人'的塑造者"。随着学生数量增长,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学生娱乐活动的丰富性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学生则开始从追逐神职到热衷世俗权力。总之,站在现实的高度,透过冲突的视角,以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大学发展为研究脉络,深入理解英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制度、世俗权力与牛桥二校发展变革的内在关系,分析和总结这一时期英国大学发展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孙颖[7]2016年在《近代早期英国教师生存状况初探》文中提出近代初期,英国教育曾经历过一段快速发展和扩张的时期。(1)该时期的广大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主要的实施和组织者,面临着执教环境的种种新的变化与挑战,但其生存状况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谋求教师职位的人们不仅需要满足某些基本要求,获取教会的正式许可,还需要接受教会定期的巡查并经受同行的评议。”(2)分布在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教师们的待遇情况也有所不同。尽管少数职业教师享有某些特权,但是与宗教或法律界的同辈们相比,大多数的执教者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经济收入也是十分微薄。教师职业的不受重视,对后来英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除前言和结语外,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近代早期英国教师执教环境的变化。包括该时期学校教育繁荣的原因及表现,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对该时期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教师的层次划分及其分布情况。该部分将教师划分为初级教师、文法教师、综合性教师以及大学教师四种层次类型,分别对其所分布的学校类型进行说明,并对各类学校中教师的生存状况做一简单描述。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教师的选聘标准。该部分分别从学校、教会的角度分析该时期对教师的选聘标准。学校方面主要包括学校捐赠者、管理者对教师的选拔要求,以及教师同行之间的评议。接着介绍教会方面通过神职人员担任教职,以及对教师的巡查进而对教师的选聘进行干预。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近代早期教师的境遇。本章首先从行业地位、职业保障两个方面论述教师的待遇情况,对各类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以及任期进行详细分析。接着介绍几类特殊教师群体的境遇,如外国教师、清教徒教师以及女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教师的生存状况对近代早期英国教师职业化的影响。这一部分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从对教师行业专业化的影响上,另一方面是从对教师队伍稳定性的影响上进行探讨。指出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尽管少数人愿为教育事业奉献终生,但多数教师只是把教学当作一份临时工作。这些情况都阻碍了教师队伍的职业化发展。同时也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增强,致使一些地区的学校教学活动常常中断,对教育的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王言法[8]2011年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开端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社会,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政治制度腐败,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十分落后。高等教育仍处在古代教育阶段。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左右下,始终以儒家学说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这种教育尽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几乎没有其他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的成分,因而没有培养出大批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教育落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固步自封和落后的重要根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西方引进时,西方英法德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了近200年。高等教育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些国家得以最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先进的高等教育是这些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前提和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清政府内部一批受过经世之学教育和熏陶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个谋西学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为办洋务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仅直接服务和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重要的是它变革了中国传统教育,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同时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在神州大地上衍生了新知识、新人才、新观念,这些新的变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十九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通过创办新学堂等途径,培养和锻炼了维新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壮大了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变革。在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主革命领袖和骨干,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以留学生为先锋和中坚的知识分子们开辟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腐败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中华民国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年巨变。1917年,经教育家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旋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它把新文化、新思想与爱国思想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北京大学的学生培育成为具有新的特点和气质的知识分子,北大由此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1924年,孙中山为了实现叁民主义,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依托黄埔军校师生建立了校军,进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不仅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还统一了中国,巩固了民国新政权。蒋介石还依靠黄埔师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建立和巩固了其军事统治集团。几乎伴随着近代中国始末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二十世纪初,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锋和桥梁,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大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高等教育为共产党早期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们从1927年开始逐渐构成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领导核心和军事统帅,不仅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大发展,由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的大变革,还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人才,他们带动近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并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依靠它所培养的大量现代化人才,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科学等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现代大学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科技、经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就重视革命的人才培养,对于教育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独成体系的高等教育,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得以正确贯彻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广泛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一个世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嬗变的关系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嚆矢。近代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二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叁是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四是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谢晨璐[9]2016年在《迈向巅峰—17-18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1588年英国取得“英西大海战”胜利之后,欧洲岛国英国逐步走上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舞台。殖民主义的扩张,为英国赢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美誉；资本主义制度和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后,英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在这种格局下,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便成了题中之义。17-18世纪,高等教育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群体的前沿阵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学校数量上来说：13世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直至现在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典范。1410年-1582年间,四所苏格兰新式大学的成立,为英国高等教育开辟了新的土壤。1384年-1612年间,赫赫有名的九大公学的相继成立,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一时间英国大学鼎盛,其学术地位占据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从教育家角度来说：直到18世纪,英国知名教育家数量达到20位,超过整个欧洲合计的50%以上。从科学成果来说：英国共有科学家36位,涉及到博物学家、航海家、化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学者、医生、哲学家九类,他们的科研成果约占当时世界科研总数的30%以上。名师荟萃,师生云集,吸引着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市民、职业阶层、教士之子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文学、艺术等发展迅速；社会思想风气大解放；英国皇家学会的出现更是巩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无论是在大学的数量、教育名人数量、学术成就、人才培养还是高等教育辐射力等诸多指标上,英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之林。但历史进程的发展总是有升有降,由盛转衰也是历史的定势。17-18世纪的英国高等教育虽盛极一时,却也隐藏着转衰的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教学内容的僵化；教师质量的下降等原因使得英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活力逐步丧失,而以此作为支点的英国高等教育必然逐渐僵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获得了大量的资本,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与之不匹配的是其教育却走上了下坡路。与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比,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法国科学成就的异军突起引起了英国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中比例的下降。最终,英国丧失其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本文将以17-18世纪作为时间节点,运用历史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全方位描述英国当时高等教育的盛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潘奇[10]2012年在《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研究：1100-1970》文中研究指明人才队伍建设是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设一流的学术人才队伍和建设一流的学科已经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现代大学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及文化引领等使命,所以大学里的学术人才既是国家发展所需“人才”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主要实施者。自主培养和国际人才引进是大学获得人才的两种主要途径,在人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人才引进成为大学获得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学术人才的有效途径。然而大学在国际人才引进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引导学术人才国际流动的潮流,如何处理学术人才国际流动与知识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营造吸引国际人才良好的环境等问题,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学术人才国际流动的规律进行清晰地、全面地认识。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研究正是从历史的维度探索学术人才国际流动规律的研究。学术研究根源于实践问题,在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研究设计中体现出这一点,因此论文主要的核心问题有：(1)参与过国际流动的西方大学教师的群体特征是什么?他们是如何进行国际流动决策的?他们参与国际流动的方式是样的?(2)影响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西方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3)每个历史时期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规模、途径及特征是怎样?(4)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规律是什么?如何从历史规律中获得应对和引导当今大学教师国际流动潮流的启示?回答好这些问题同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试图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传记研究与群体传记研究法以及定量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路径对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进行研究。论文共有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第二部分为论文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对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背景、影响因素、流动规模以及流动特征进行研究；第叁部分为论文的结论部分。第一部分的导论主要涵盖了论文选题缘由陈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评述、核心概念界定以及研究设计介绍等内容,其中着重介绍了大学科学家数据库的建立方法与使用原则。第二部分为论文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五章内容,分别对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规模、途径和时代特征进行研究。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了中世纪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早期形态,分析了影响中世纪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内外环境,总结出中世纪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知识吸引,外力推动”的基本规律。第二章论述了16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情况,分析了在近代大学保守环境中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状况,着重分析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第一次科学革命等因素对近代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影响。第叁章论述了19世纪西方大学教师广泛国际流动的状况,着重分析了现代大学模式与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大学教师的特殊国际流动潮流,分析了引导西方大学教师国际大逃亡的潜在因素。第五章论述了二战后二十年间西方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着重剖析了国家力量和学术劳动力市场力量在推动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中发挥的作用。第叁部分为结论部分,主要分析总结了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叁种类型及其特点,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内外影响因素,知识发展与国际流动中心的关系,以及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历史研究带来的启示等。
参考文献：
[1]. 英国的大学与社会（1560-1650）[D]. 赵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2]. 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D]. 刘贵华. 武汉大学. 2004
[3].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教育变革[D]. 袁娇. 天津师范大学. 2014
[4]. 近代早期英国教育慈善捐赠研究（1500-1660）[D]. 陈叶.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与社会阶层流动[J]. 赵红. 社会科学战线. 2014
[6].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大学发展研究[D]. 李冬.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7]. 近代早期英国教师生存状况初探[D]. 孙颖. 西华师范大学. 2016
[8].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 王言法. 山东大学. 2011
[9]. 迈向巅峰—17-18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D]. 谢晨璐. 浙江师范大学. 2016
[10]. 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研究：1100-1970[D]. 潘奇.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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